郝春文等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至第十六卷）[※注]，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其中包括很多敦煌古籍。张弓《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注]，从宏观的视野考察了敦煌四部籍的著述、注疏、节辑、保存和流传情况，认为社会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留下诸多“痕迹”，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现出变革时代的某些史相脉络。

一 经部文献

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南朝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注]，简述敦煌九类儒典的概况，重点在于溯清敦煌儒典的三种源流：前朝旧典、唐代官书、外地新籍，进而探讨了敦煌儒典与南朝主流文化、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得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其所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儒学章·儒典篇”[※注]，新增作者整理的敦煌儒典研究成果、种类统计，增加了敦煌儒典与唐五代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探讨。

转型期在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贡献最大者是许建平。他相继发表《〈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注]《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注]《残卷定名正补》[※注]等系列论文，对敦煌本《尚书》《诗经》《毛诗音》《礼记音》《春秋后语》《刘子》等，在定名、断代、缀合、整理、校勘、考释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后于2005年结集而成《敦煌文献丛考》[※注]，在《尚书》《诗经》等文献的收录种类和数量上大大超越了《敦煌古籍叙录》等。次年，同作者《敦煌经籍叙录》[※注]出版，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对群经的排序编排，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卷。每卷首有总述，下分若干小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该书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尽可能地收录藏经洞所出的经籍写卷（收集数量达320号之多）；比定未曾定名的写卷，纠正前人的错误定名（首次定名的写卷有31件，纠正前人定名错误的有5件）；缀合断裂的写卷（将104件写本缀合成35卷）；纠正前人的错误结论；尽可能将有关单个写卷的研究信息备列一处，极便学者研究和利用。正如张涌泉在序言中评价的那样：该书“收集全面、资料丰富；内容丰赡、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

转型期对敦煌经部文献文本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是煌煌十一巨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注]。该书分为“群经类”和“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由许建平撰稿，张涌泉主编、审订，其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除了未收录“经典释文”之外，在分类和排序方面与《敦煌经籍叙录》保持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以同异本的文字校勘为侧重，突出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和校录。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极便读者检索查阅。该合集以搜罗之丰富全面、校勘之细致详尽，颇受学界之称道。[※注]其他散见的论文，以对《周易》《尚书》和《诗经》的探讨居多。

许建平对敦煌本王弼《周易注》的分卷书写形式、《周易释文》是陆德明《经典释文》诸音义的单行本、《周易注》写本的校勘价值、《周易注》与敦煌当地术数文化的关系，以及《周易经典释文》写本所反映的唐代科举及其实用性原则等问题做了简要说明。[※注]王煦华《〈许贞于味青斋所藏敦煌写本今字尚书尧典、舜典残卷〉序》[※注]，将BD14681的抄写年代定于高宗时期。许建平分析了该件避讳字使用情况，推测其抄写时间应在高宗朝之后，玄宗朝之前，作者还指出该件之版本来源是姚方兴本。[※注]他还从隶古定《尚书》文本的发现、《古文尚书》的版本与分卷、《尚书释文》原貌、《尚书》与唐代科举、中原文化西传的实证史料诸方面对《尚书》写本所反映出的中古时期尚书学作了阐述。[※注]郝春文对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论语》做了校录和解说，指出该件《论语》为册子装，共12叶，上钤“木斋真赏”和“合肥孔氏珍藏”印各一颗，应是源自李盛铎、孔宪廷之旧藏。[※注]另外值得关注的新材料还有日本杏雨书屋刊布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论语》残卷。[※注]

转型期对敦煌写本《诗经》的整理和研究，亦以许建平贡献最大。其《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注]，对新刊布的《诗经》进行了考察；《〈毛诗〉文字探源四则》[※注]，尝试利用敦煌《诗经》写本的用字复原汉代《毛诗》原本文字；《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注]，对写卷的21条又音条目做了考订，认为写卷之又音，非作者指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注]和《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注]，主要探讨了P.2729+Дх.01366的写卷情况和文献价值。

许建平比勘了S.10卷背注文与正面文字，认为S.10V字音并非针对正面文字而作，而是另有所本。他推测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据别种《毛诗音》随手注于卷背者，应是一种独立的《毛诗音》，非是与正文文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著作相同。[※注]

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37号敦煌本原文同传世本逐字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从文献学、语言学、汉字构形学及汉字史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考察和辩证，缺点是所收文书释文未能参考以往的校录成果，因而错误较多。

二 史部文献

李锦绣《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史地章”[※注]，分正史、编年、杂史杂传等类别介绍了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包括文书概貌、抄写时间、价值和意义等，还论及敦煌正史文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

张玉春指出敦煌本《史记》（P.2627）是最早的《史记集解》抄本，可据之订正宋代以后刻本的讹误，并对探究《史记》原貌有重要的作用。[※注]张宗品考出未命名的俄藏Дх.04666残片亦为《史记》写本，并可与Дx.02670残片相缀合。[※注]P.2627《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易平推测该件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了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注]

易平通过比对敦煌本《汉书》节抄本残卷对《汉书》原篇的内容取舍和文字删节，认为删节者意在提供一种能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汉书》简易文本。[※注]郭华指出唐抄本《汉书残卷》还可以校正一些大型辞书释义的错误。[※注]

刘涛从书法形态的角度分析敦研0287《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是乃后人伪造。[※注]张涌泉、江学旺从写卷中俗字的具体写法入手，论证了该卷非伪卷。[※注]肖瑜辨析了该卷中的两个疑难俗字的用例和产生原因，亦认为其非伪。[※注]

陆离将S.713与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Дх.11638等号残片缀合，并对照正史有关记载，作了订补校勘，力图恢复俄藏《春秋后语·秦语》原貌。[※注]萧旭参以传世典籍和敦煌其他写卷，对敦煌写卷P.5034V《春秋后语》之《秦语》残卷做了校补。[※注]此外，郭丹披露了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本《春秋后语》残片。[※注]李锦绣《关于斯2506、伯2810、4073、2380文书的再探讨》[※注]，分析了该件的内容体例及所反映的唐后期敦煌地区的史学特点，认为其以帝系为本，乃唐代编年简史，可将其定名为“唐朝年代纪”；并认为其作者是沙州人，文书体现的是敦煌本地人编写的历史，是唐代主流文化与敦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三 子部文献

朱大星主要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分类，结合敦煌文献所存诸子写卷的内容及数量等，对敦煌诸子文献作了界定和分类，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兵家七类。[※注]其后，许建平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为主要依据，参照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经典书目的分类，并根据敦煌文献所存写卷内容的实际情况，将敦煌文献所存子部写卷分成诸子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类书类、艺术类、宗教类七大类，同时对各类所属第三级类目的设置作了说明与解释。[※注]

儒家类典籍即指唐代“经”以外的儒家著作，敦煌本儒家类文献主要是《孔子家语》（S.1891）。敦煌本《孔子家语》的尾题为“家语卷十”，与传世《家语》的分卷明显不同。针对王重民早年认为“卷十”乃“卷七”之误，而非古今分卷有异的观点，宁镇疆推测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卷“十”并非卷“七”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不大，可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别并无实际意义。[※注]张固也、赵灿良考察了敦煌本《孔子家语》的分卷方法，认为今本绝不是王肃重编的伪书。[※注]屈直敏对敦煌本《孔子家语》作了详细校勘，通过比对传世本得出：敦煌本与今本在篇目结构上并无差异，只在文字内容方面有删削改易的痕迹。[※注]王文晖考出Дx.10646亦为《孔子家语》之残卷，并对此残卷进行重新考察，揭示了Дx.10646残卷所蕴含的信息，及其对校勘今本的价值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注]

转型期对敦煌本类书的整理和研究，既有对文本的再整理，也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涌泉以《励忠节钞》为例，阐明类书在传抄翻刻过程中出现的脱衍错乱，导致类书援引典籍与传世本之间存在差异，而《励忠节钞》所摘引之《玄游子》《弈论》《太公金匮》等书均已失传，故其在辑佚和校勘古书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注]屈直敏对王三庆《敦煌类书·励忠节钞》中脱漏或待考的40余条进行校补，同时根据缀合后的俄藏写本增补了八则内容。[※注]在《励忠节钞》的成书年代问题上，屈直敏不同意以往王三庆等人的说法，提出了“武周时期说”[※注]。他还评价了《励忠节钞》对唐王朝知识、道德和政治秩序有维护和重建之功[※注]；在归义军政权重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上述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抄〉研究》[※注]一书中，该书“下篇”为录文校笺。此外，他择取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所引《史记》《三国志》内容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三国志》之有异文者为例，以证敦煌写本校勘传世文献之功用。[※注]许建平在多家校录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本《修文殿御览》重作董理，补正了前人误校和漏校之处，使其内容更臻准确。[※注]刘全波对《修文殿御览》的编纂背景、编纂过程、编纂者以及流传、辑佚等情况做了全面的梳理，旨在展现《修文殿御览》在传世文献中的流传情况。[※注]

郑炳林、李强对敦煌本《籯金》写本特征、抄写时间及相关问题作了探索，将《籯金》写卷分为五种：张球改编的《略出籯金》、阴庭诫改编的《籯金》、佚名改编的《籯金》、李若立《籯金》原本、《籯金》字书。[※注]同作者之《阴庭诫改编〈籯金〉及有关问题》[※注]《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上下）》[※注]《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注]等文，则是分别对各种《籯金》的个案研究。韩博文、郑炳林提出《籯金字书》是根据李若立《籯金》原本编撰，是学童学习《籯金》所用之字书。[※注]屈直敏在诸家著录《籯金》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原卷，对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的9个写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并对关于《籯金》系类书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注]魏迎春解析了S.2053背即李若立《籯金》抄本所收条目的特点。[※注]她还指出S.5604《籯金》虽为学士郎作品，但事例附注却有补缺作用。[※注]高天霞《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整理与研究》[※注]，对敦煌写本的《籯金》系类书进行了整理和录校，并考证了《籯金》系类书的改编者和传抄改编，阐述了这批写本在文献学、语言文学和训蒙教育等方面的价值。

屈直敏提出《兔园策府》或为众手撰成的观点，认为其成文年代最晚不迟于贞观十七年（642）。[※注]王璐援引《杜嗣先墓志》记载杜嗣先在蒋王恽幕府任职的时间，推测《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在高宗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注]葛继勇则据杜嗣先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及流传日本等问题进行梳理，认为《兔园策府》应成书于7世纪中叶，很可能在8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传播。[※注]2016年，屈直敏在诸家探讨《兔园策府》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原卷，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5个写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并对关于《兔园策府》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注]

敦煌小说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转型期最重要的成果是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注]，收入三十余种文献，涉及近百卷号，可谓敦煌小说类作品文本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在敦煌小说范围的界定方面，该书将敦煌小说分为古体小说与通俗小说两部分，其中古体小说又分志人类、志怪类，通俗小说分作传奇类与话本类。并将《启颜录》归入古体小说志人类，《搜神记》《冥报记》归入志怪类，《周秦行纪》归入通俗小说之传奇类。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普遍被认为是类书之一的《事森》于《孝子传》后附入。[※注]罗国威《〈冤魂志〉校注》[※注]，利用了敦煌写本P.3126保存的佚文。王国良以敦煌写本隋唐古体小说中的《冤魂志》《周秦行纪》为中心，对其相关研究成果做了评述。[※注]对敦煌本《启颜录》的笺注有董志翘《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注]伏俊琏、伏麒鹏合著《石室齐谐——敦煌小说选析》[※注]，第一次以小说为专题对相关文本做了介绍，收录了《搜神记》《还冤记》等十一种敦煌小说作品。

敦煌本《刘子》的文本整理和研究在新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转型期的工作只能是拾遗补缺。许建平考出S.10441亦为《刘子》残片。[※注]屈直敏考定敦煌写本S.6029亦为《刘子》之一种，且内容不同于其他。[※注]刘明辑校了刘幼云旧藏敦煌本《刘子》。[※注]

四 集部文献

由于新时期罗国威之《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收集的文本及释文均不完备，所以转型期对敦煌本《文选》图版的刊布和文字的校勘仍是重要工作内容。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注]，全面搜罗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文选》写卷（收得44号，缀合为24件），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收得200多种），总结百年敦煌吐鲁番写本《文选》的研究成果，整理为收集写卷多、考证翔实的集成式汇校本，可称是转型期带有总结性的成果。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注]，对俄藏敦煌本《文选注》、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本《文选注》、日本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三种旧注做了疏证，并附录了三种旧注的清晰图版。

范立新不同意《西京赋》所依据的是薛综和李善两种底本的说法。[※注]金少华通过对《西京赋》写卷正文与注本用字歧异条目的考察，进一步判定永隆本是李善注原本。[※注]有关俄藏本（Φ242）的注本性质及著作年代之判定，范立新[※注]、许云和[※注]、刘明[※注]、黄伟豪[※注]、景浩[※注]等纷纷各抒己见，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金少华对天津艺术博物馆与日本永青文库缀合之《文选注》做了进一步的笺证。[※注]张锡厚认为其与李善注、五臣注均不同，其撰注时所据之《文选》当是一种与今传《文选》各种版本体系不同的写本。[※注]徐真真对P.2833和S.8521《文选音》的抄写时代及其注音特点、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作了探索。[※注]

刘明依据抄写风格和避讳，推测敦煌写本《玉台新咏》并非盛唐写本，应抄写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之前的初唐时期，在编辑体例上体现为不同于后世刻本的特色。[※注]

荣新江、徐俊在2000年后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三、十五册中，又发现了新的《瑶池新咏》残片，其中Дx.6654可与Дx.03861直接缀接，并完整保留了“瑶池新咏”首题；Дx.6722保存了“瑶池集”题笺，Дx.11050提供了新的诗作。[※注]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诗歌的瑰宝：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校读记》，所录增加Дx.3927一件残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