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药文献

转型期敦煌医药文献继续得到学术界关注，包括对文本的再整理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文本整理方面，2008年，段祯《敦煌古医籍校证》[※注]，收录内容与《敦煌中医药全书》大体相似，但去掉了“古藏医药类”及部分“医事杂论类”内容，加入了少量西域其他地区出土的医学残卷。该书的释文注重与传世文献对勘，释文的质量比以前有所提高。李金田、李应存、史证刚《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注]，概述并校录了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王淑民《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注]，是英藏敦煌医药文献的图文对照本。该书分为图影篇和注疏篇，图影篇列有高清敦煌医学文献写卷的彩色图影152幅；注疏篇依据图影篇的文献顺序对它们进行释文、注释、疏证。作者曾在英图核查原卷，又有高清彩色图版，所以其释文质量比以前有很大提高，补入了以往因条件所限而无法识别的文字，纠正了一些以往误识文字，并对残卷进行辑补与缀合。钱超尘《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伤寒论〉校注考证》[※注]，收录了敦煌本《伤寒论》的图版和释文。袁仁智、潘文主编《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注]，以高清敦煌写卷及简牍影像为底本，参考传世医书及前人成果对敦煌医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释录。分别从医经诊法类、本草类、针灸类、医术医方类的角度全面阐释了敦煌医药文献概貌。该书采用图文混排格式，全彩印。但因图版太小，再加很多为黑白图版，实际很多图版上的文字很难辨识，未能达到作者期望的图文对照的效果，释文的质量也没有显著提高。沈澍农主编《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注]，选取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中相对完整的106个卷号，采用图文并行对照的形式进行逐件录写、校勘、注释，并在每个卷子开头处列表记载该卷子的基本信息（内容属性、文件数、占有行数、形制、大小、缺损情况、避讳字、不避讳字、拟抄成年代等）。全书凡120万字，涉及文献200多种。该书亦为全彩印，且法藏、英藏医药文献的图版均为高清彩色图版，除少量图版清晰度不够外，多数图版的文字清晰可辨。该书的校注部分详列以往各家异同及相关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其释文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注]唯一些据彩色图版或原件可以辨识的文字该书均作补文处理，颇令人感到困惑。

敦煌医药文献的文本整理应该说走到了其他类别敦煌文献整理的前面，以《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为代表的全彩印和附有高清彩色图版的整理方式应该是未来其他类别敦煌文献文本整理的样板，这也是转型期出现的新的转变。当然，目前敦煌医药文献的文本整理也还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这就是从事整理工作的都是中医古籍研究者，缺乏敦煌文献学训练，故而释文中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

对敦煌医药文献做概述性的介绍的论著有《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之“医药典”[※注]、李应存《实用敦煌医学》[※注]、鄢卫东、李顺保《甘肃古代医学》[※注]、马继兴《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籍文献备考》[※注]。

各类医药文献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医经类。胡杏林、许建平对S.202《伤寒论》的释文做了再整理。[※注]沈澍农对学界普遍认为是“伤寒论·辨脉法”的S.202提出不同看法，从内容的有无、避讳的异同、文本的出入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推测S.202应属《金匮玉函经》古传本，且从避讳情况推断S.202应抄于南朝陈代。[※注]李应存发现俄藏Дx.01325V为《张仲景五脏论》[※注]，并录校研究[※注]，作者还据写本文字特点初步断定此残卷抄于隋唐至五代时期。至此，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增加至五件。惠宏对俄藏Дx.02869A、Дx.06150、Дx.08644三件敦煌本《平脉略例》残卷进行考释，认为这一文献在应该是和张仲景的《五藏论》《五藏脉侯阴阳乘法》《占五脏声色源候》一起互相传抄的。[※注]田永衍分别对《不知名氏辨脉法之二》与《玄感脉经》记载的“右肾及手心主合三焦”、寸关尺命名与分部等多个医学问题进行考论，梳理其源流、辨析其正误、论述其价值。[※注]沈澍农指出现存敦煌本《平脉略例》有6个卷号，可缀合为5个，并提出《平脉略例》与其所在卷子的文献属性当是医药集成式教本。[※注]

转型期学界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关注较多，包括对古医方源流的探讨、经方分析、组方思想研究等。[※注]张大昌、钱超尘主编《〈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集》[※注]，披露《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看管藏经洞的王道士监守自盗，出售给张偓南的（附：张偓南即《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捐赠者张大昌的祖父，张大昌于1974年将抄本之一捐赠中医研究院）。田永衍从文本形式与文献关系、主体学术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藏经洞遗书。[※注]

本草类。刘永明对羽040R《新修本草》做了校释。[※注]虞舜提出《本草经集注》原有三卷本与七卷本之分，《新修本草》所据底本是七卷本，只是传本之一。两者最初文字原无不同，只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了变异。[※注]叶红璐、余欣认为敦煌本《本草集注》的题记可以作为判断抄写年代的可靠证据。[※注]刘永明以《辅行诀》和《本草经集注》为核心，考察了敦煌道教文献中的医药学贡献。[※注]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S.76）[※注]仅存药26种，约为全书的十分之一，可使人们了解唐朝人对食物疗效认识的水平。相关研究集中于《食疗本草》的饮食疗法思想研究以及《食疗本草》的发展源流等。[※注]

针灸类。张侬全面梳理了敦煌针灸文献，包括《灸经图》《新集备急灸经》《明堂五脏论》《脉经》《吐蕃藏文针灸图》《吐蕃藏文灸法残卷》[※注]，还介绍了敦煌医学灸法特色[※注]。王杏林发现《俄藏敦煌文献》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的Дx.2683、Дx.11074残片，据其抄录内容，当为《针灸甲乙经（阴阳大论、正邪袭内生梦大论）》，并对俄藏敦煌文献收录的《黄帝明堂经》五个残片进行了缀合整理，并将缀合后的写卷与传世医籍《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医心方》以及今人黄龙祥辑校本《黄帝明堂经辑校》对勘。[※注]同作者还对敦煌本《新集备急灸经》三个残片进行整理研究，考证了写卷中的俞穴，并探讨了写卷所保留的俞穴和人神禁忌等内容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注]

医方类。王淑民将S.3347+S.3395+S.9987B₂+S.9987A缀合成一件“备急单验药方卷”[※注]。僧海霞对敦煌本《备急单验药方卷》缀辑本做了考补。[※注]王杏林将缀合后的写卷与传世医书及龙门石窟药方及其他敦煌写卷做比对研究，对部分残缺处进行辑补。[※注]李应存等对敦煌医方中为数不多的儿科医方作了阐述，认为这些医方在治疗腹胀满、痢疾、霍乱、重舌、舌疮、秃疮、夜啼等小儿疾病方面颇具特色。[※注]李应存、柳长华对敦煌医学文献中记载的疗治五劳七伤等钟乳散养生方（Ф356）、治上气咳嗽吐血食疗方（Дх.10298）、赤白痢食疗方（P.2666V）、道家养生升仙方（S.6052）等做了解释，并揭示其与《千金方》在养生食疗上的联系。[※注]僧海霞根据敦煌美容医方制剂的性状和功能，将其分为面膏、面脂、面散、面药四种，成品表现为膏、脂、散、丸，使用方法有洗、涂、口服三种。[※注]同作者《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美发文化透视》[※注]，列举了S.1467、S.4329、P.3378、P.3930、P.2882等分别载有染发、生发、防脱、美发、养发的医方。王凤仪、赵党生考察了具有增白作用的包括可治疗面上黑点的六种古医方，和以祛风药、芳香药、活血药、润肤药及白色药组合成的羊髓面脂方等。[※注]王春艳将敦煌性医方按其功用分为养生补益类、治男性疾病类、治女科杂病类、延嗣优生类、性爱和谐类等。[※注]孙守华探析了性爱和谐医方。[※注]张靖对记载男性病的敦煌本《黑帝要略方》做了分析。[※注]

佛儒道相关医书。《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中医药全书》均将佛道医书列为与医方、医经、针灸等并列的一类。李应存、史证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注]，对写在佛儒道书正背面的医书、佛书中本身包含的医学内容、道教所利用的医书及佛道所共用的医书等分别进行释要，认为这些医书反映了佛、儒、道对中医学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理论研究潜力与临床应用价值。[※注]

转型期中医学界继续尝试敦煌医药文献的应用。王天生将敦煌本《灸经图》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并取得良好成效。[※注]李应存、柳长华介绍了敦煌医学文献中有关疗带方、难产方、产后方的记载，揭示了敦煌医学与《千金方》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上的联系。[※注]张士卿、夏智波等从实验研究中证明敦煌古方神明白膏具有抗炎、止痒作用。[※注]

此外，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经要：译注及研究文集》[※注]，包括6篇敦煌古藏医学文献汉文译文和有关敦煌古藏医文献研究的论文12篇，以及敦煌古藏医文献藏文原文摹写6篇及其相关词语注释和1篇藏文字母转写的象雄语医学文献。

二 天文历法

与医药文献不同，转型期没有人对天文历法文献的文本做再整理，主要工作是利用新时期整理的文本做进一步的研究。

邓文宽考察了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联系。[※注]他还考察了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联系[※注]，验证了自1182—1998年的817年间，中国传统历日用二十八宿注历连绵不断，毫无错误且将继续下去。他还考出P.2663所存两条材料记录的正是834年三月十四日发生的日环食和8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生的日全食，可补史籍未记日食发生时刻之缺。[※注]他还提出将S.3326《全天星图》更名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且将该星图与其后之“云气占”部分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再研究。[※注]

关于敦煌地区所行用的历法，学界存有争议。邓文宽最先提出敦煌历日产生于吐蕃管辖敦煌之后，产生的背景是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法，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遂使用自编的地方性历日。[※注]刘永明认为早在8世纪初敦煌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朝廷颁定的历日略有不同的私编历日。这是敦煌历的源头，同时也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编历日。[※注]公维章通过对敦煌《大历碑》反映的唐代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的探讨，认为至少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敦煌地区已经使用敦煌历。[※注]邓文宽撰文反驳，指出吐蕃管辖前敦煌行用的仍是唐王朝的官颁历日。他还特别强调敦煌历日的研究方法，应该依据出土资料不断修订和完善后人所编的历表，而不可将后人的历表当作检验出土文献纪年资料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注]

赵贞考证了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注]、国家图书馆藏BD16365《具注历日》[※注]所蕴含的信息，对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注]、漏刻标注均有阐发[※注]，并探讨了中古历日的社会文化意义[※注]。晏昌贵关注到敦煌历日中涉及的术数问题，视角新颖。[※注]

邓文宽系统梳理了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概况，兼述敦煌历日中的五代祭祀、节庆和民俗。[※注]他还评价了法国学者在敦煌术数和天文历法两个领域的成绩，指出法国学者的社会学研究角度和国际化视野，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所启迪。[※注]其与刘乐贤合作的《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注]，对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的内容和研究价值做了介绍。

三 算书

郭正忠从《算书》中的丁中制度、仪同制度、步里制度、米粟制度的计量单位，以及反映边地兵戎岁月的背景，考证出其成书年代并非李俨所认为的唐代时期，而是西魏或北魏后期，应不晚于北周后期。[※注]同作者还对该《算书》做了考校和释补。[※注]邓文宽指出敦煌算学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也很难认为具有当时领先性质的算学内容，但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注]金少华介绍了杏雨书屋藏敦煌本《算经》（羽37R），并成功将其与S.19、Дх.03903进行缀合；同时，还缀合了P.3349与P.5859。从缀合后的写本内容看，S.19+Дх.03903→羽37R与P.3349+P.5859的底本相同，甚至有可能其中一卷即另一卷所据之底本。[※注]张小虎指出敦煌算经九九表的句数与排列顺序表明宋朝以前的九九表总体上具有比较稳定的内容与顺序。[※注]

四 纸张印刷

杜伟生以敦煌遗书为调查对象，对古代手工造纸的原材料、技术等做了分析。[※注]李晓岑、贾建威通过外观观察和纤维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图书馆藏19件北魏到唐代敦煌写经纸张进行考察，指出敦煌经卷多为抄纸法生产的古纸，帘纹明显，纤维分布均匀。特别是硬黄纸在敦煌写经中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纸张制作技术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状况。[※注]

邓文宽考证俄藏Дх.2880印本历日残片的年代为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比S.P.2号《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早了34年，是目前经过考证而得知确切年代的最早印刷品[※注]，在印刷史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广锠在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发现四件早期中国印刷品，其中S.11287P印刷经帙为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专门用于装饰的印刷品，S.9498D很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印年画实物。[※注]方晓阳、吴丹彤以唐代敦煌千佛洞针孔漏版佛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与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印刷技艺进行了研究。[※注]魏秀萍认为印章是雕版印刷的萌芽，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注]彭金章全面介绍了敦煌回鹘文木活字发现的次数、数量、收藏以及研究情况，指出敦煌所出回鹘文木活字凡经四次发掘，总数量已达1152枚。[※注]

五 其他科技史资料

王进玉《敦煌学和科技史》[※注]，涉及数学史、敦煌文物与衡制器具、敦煌文物与纺织品尺度计量、古代敦煌对铁矿的开发与应用、敦煌古代的铁器生产与应用、唐宋时期纸的种类与用途、敦煌古代酿酒业的发展、唐宋时期敦煌的皮革加工及其使用、敦煌古代对石油的开发应用、农业生产工具图谱、敦煌文物中的纺织器具、敦煌文物与舟船、军事科技、汉代河西四郡战争中铜弩机的应用。作者积三十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览之功，在对敦煌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发掘出许多新内容。[※注]

农业技艺方面。郝二旭《略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注]，将壁画和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农具按用途分成整地农具（耕犁、耙、耱等）[※注]、播种农具（耧犁）、中耕农具（锄）、灌溉农具（锹、桔槔）、收获农具（镰刀、杈等）、运输农具（禾担、牛车）等。

酿酒业方面。王进玉对榆林窟保存的西夏时期“酿酒图”做了新的探索。[※注]

建筑技术方面。王洁《莫高窟早期建筑图像的记号解读》，通过对158件建筑图像中包含的各种形态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解读，分析敦煌早期建筑的结构和装饰特征。[※注]王洁、陈世钊《敦煌莫高窟隋朝建筑图像解读》，以比较学的视点，从单体建筑、建筑群和院落三个层次，全面解读隋朝莫高窟的建筑图像；从建筑的形态和构成、群体组合以及院落布置三个方面解读隋朝木构技术的进步，建筑组合的成熟以及院落布置的丰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