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
五 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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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2019 \ 上篇 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敦煌学（1909—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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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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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二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目录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实际上是过去五十多年敦煌遗书研究成果的总结，在当时是最完整的敦煌遗书总目录。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敦煌遗书必须查阅的工具书，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设立的“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陆续编辑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的“公文书”“寺院经济”“文学文献”和“道教文献”四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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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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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 敦煌壁画 敦煌 写本 洞窟 敦煌文物 田制 敦煌艺术 敦煌石窟 文书 敦煌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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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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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学者在敦煌变文、曲子词、诗歌、赋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论著。
1.敦煌变文
1954年，周绍良编纂的《敦煌变文汇录》[※注]出版，全书汇辑作者搜集、整理的唐五代变文三十六篇，其中有佛经故事变文，包括押座文、缘起计24篇；说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变文12篇。每篇变文题后都有简要说明，介绍写本原卷所藏之处，有的还有内容简介和考订。此书虽在内容选定和文字释录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国内外第一部整理和研究敦煌变文资料的结集，首创之功仍不可没。次年，该书增订再版，又增收两种变文，增补了一些变文的缺文，并附《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1957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曾毅公参加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注]出版。该书根据王重民、王庆菽等从巴黎、伦敦带回的照片、抄本，以及北京图书馆的原卷及当时所能找到的国内外有关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抄本，共计一百八十七件加以整理、校录，共收录七十八种作品。此书在文字释录方面虽然仍存在不少问题，但比《敦煌变文汇录》前进了一大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对变文进行研究、校勘的工作底本。次年，徐震堮先后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和《〈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注]；1962年，蒋礼鸿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注]。以上文章开启了对《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文本在文字释录、校勘等方面所存问题的研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
文本整理之外，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周叔迦《漫谈变文的起源》，主要运用了“推源溯流”的研究方法，从“渊源论”“文本论”“比较论”三个角度对变文的起源做了论述，从而使我们对变文的渊源、文本特点及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孙楷第《读变文杂识》，对古文中“变”字进行归纳总结，认为“变文”之得名当由文中叙佛菩萨神变及佛典中变异之事。[※注]其说对后来研究影响很大。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则认为“变文”这种文体源于中国传统文学[※注]，这种观点亦对后来研究影响较大。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认为“变文”与“变相”有关，同时也认为“变文”不一定就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可能也存在着中国传统源头，可能受到古代的赋，尤其是杂赋的影响。[※注]这篇文章起初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却被日本学者金冈照光视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读〈中国文学史〉“变文”节书后》，也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变文”之名、特征等问题。[※注]
2.曲子词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王重民所编《敦煌曲子词集》的问世。[※注]该书共收集曲子词213首，以相校补，去其重复，得162首（再版时增至164首）。全书共三卷，上卷为长短句，收108首；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收30首；下卷为词，计24首。这是自敦煌词重现于世以来，当时国内外收集最多的敦煌词集，它的出版拓展了敦煌文学的领域。该书叙录中还分析了曲子词的内容特色，并对曲子词的概念、起源等提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见解。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该书收录的敦煌曲子词尚不够完备，收录范围亦略显狭窄。1954年，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出版[※注]，该书首先对敦煌曲的调名、曲辞等作出统计；其次对敦煌曲与《教坊记》的关系等作出考证；此外还对敦煌曲的起源、名称、时代、内容、作者、体裁、修辞等方面的问题有所探究。该书是对敦煌所出唐、五代乐曲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开创意义。依据以上理论探索，在《敦煌曲子词集》的基础上，任二北还扩充编纂了《敦煌曲校录》[※注]，增录包含敦煌曲子词、民间歌词和大曲在内的歌词共计545首。该书将所收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20首。全书校录共计56调及失名10调，是对《敦煌曲子词集》的一次大规模补充，该书将曲子划分为“杂曲”与“大曲”、“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也是对敦煌曲子词体式分类的重大贡献。
除以上专著外，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敦煌曲的单篇论文。蒋礼鸿《敦煌词校议》着重对敦煌曲词的词汇进行考释。[※注]张次青《敦煌曲校臆补》，对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进行了补校，涉及50余首敦煌曲。[※注]俞平伯《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对王重民先生所编《敦煌曲子词集》中《云谣集杂曲子》之四首《凤归云》的释录和注解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注]
3.敦煌诗歌、赋和话本
王重民《补全唐诗》集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诗，以补《全唐诗》之缺，该文补诗97首，又残者3首，附者4首，共104首；作者50人，31人见于《全唐诗》，19人为《全唐诗》未载。[※注]此文开创了补《全唐诗》工作的先河。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注]，所考论的唐代民歌即王梵志诗，属三卷本系统。作者首次利用历史资料，如府兵制、“中男”“开元通宝”等词汇来判定这批诗的历史时代。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考出此赋的故事原型最先见于干宝的《搜神记》，后来《岭表录异》《太平广记》都引用过，揭示了该赋故事的源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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