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陈铁凡继续致力于敦煌经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三近堂读经札记》[※注]《敦煌本〈易〉、〈书〉、〈诗〉考略》[※注]《敦煌本〈虞夏书〉校证补遗》[※注]《敦煌本礼记、左、穀考略》[※注]《敦煌本〈孝经〉考略》[※注]等系列文章，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孝经》等经籍的敦煌写卷撰写了提要。其《敦煌本〈易〉、〈书〉、〈诗〉考略》一文，收录28种《诗经》写卷，比《敦煌古籍叙录》多出14种。其《敦煌本〈尚书〉十四残卷缀合记》，在王重民所做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已断裂为14件的敦煌本《尚书》重新缀合为五件。[※注]此外，陈氏《法京所藏敦煌〈左传〉两残卷缀合校字记》，将两件敦煌本《左传》缀合为一卷，并与今本进行了校勘[※注]；《〈左传〉节本考》，对敦煌节本《左传》进行了考证[※注]。在改革开放以前，陈氏应该是整理和研究敦煌经部文献贡献最大的中国学者。

潘重规陆续发表多篇有关敦煌《诗经》的论文，其中一部分为《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收录[※注]，这些成果的基本内容是对全部英、法、俄所藏《诗经》外观的介绍和内容的校笺，由于作者查阅过全部写本的原件，所以他的著录精准，释文更加接近文书原貌，解决了很多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注]。他还将敦煌《诗经》卷子的价值概括为：可观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可观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可观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

除陈铁凡、潘重规外，苏莹辉《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认为王重民先生提出的敦煌本中《毛诗》诸卷有“颜氏定本”之说有误，指出从唐初用例以及颜师古考定五经之时间来看，至少写卷释文部分中所谓“定本”是指隋以前之定本。[※注]同作者之《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在日本学者森立夫、内藤湖南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五经正义》相关敦煌写卷以及宋刻本，对原本《五经正义》的行款演变进行了梳理，并认为“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列疏其下”之式最古；该文也通过对相关文献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的系统分析，认为敦煌本未必是原本《正义》，且以为卷中朱墨分书之法，其制不古，盖昉于六朝，盛于李唐。[※注]该文论述全面系统，具有较强说服力。黄彰健《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跋》，对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敦煌本《周易正义》进行了介绍，根据与宋刻单疏本对勘，认为残卷字数较单疏本为繁，并推测孔颖达《周易正义》原本是抄录了《周易正义》全文。[※注]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后来研究者认同。于大成《周易释文校唐记》针对传世本《经典释文》中的错漏，利用敦煌本《周易释文》校勘传世的通志堂刻本，并对其异同和优劣进行了分析。[※注]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注]，以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之经文为底本，对照敦煌写本中的儒家经籍之异文，有字形与《十三经注疏》的字不同者，则侧重于字形变化之考证；排列次序，依《说文》部首，《说文》所没有的字则依《诂林》辅之，故该书实为分辨敦煌写本儒家经籍中之通、俗、别、伪字的专著。该书认为写本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写本保存有古文、小篆、隶书、汉魏六朝通俗文字，若依次排列，可知俗字演变之过程，以及今日简体字之由来；其二，可纠正历代字书之伪；其三，若将写本之字，以科学方法收集而归纳之，可补充字典中俗字之不足，对研究中国俗文字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唐写本《文心雕龙》，自1926年赵万里发表敦煌本与今本的校勘成果以后，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并有影本刊行。潘重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注]，依据原卷详细著录其形态、重核释文；校勘记则遍列诸家之说，附以作者的见解；最后附有清晰的原件照片。属于集大成式的成果。郑良树《春秋后语辑校》对历史佚籍《春秋后语》做了初步辑录[※注]，亦有首创之功。

1949—1978年，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敦煌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我国学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在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和《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陈祚龙对邈真赞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收集尚不完备，释文也都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陷，但都是开启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人循其途径，继续努力，即可取得更为完善更加厚重的成果。而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最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敦煌石窟的修缮和保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敦煌石窟的损害，为维持和延长这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寿命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学者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古籍和科技等敦煌学的各个领域。

这一阶段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与国外同行相比，“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落后于法日等国。“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港台学者的代表是饶宗颐、潘重规和苏莹辉。饶宗颐的特点是博学多能，其成果涉及历史、宗教、曲子词、白画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所取得的业绩都能达到当时的学术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将具体的材料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潘重规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敦煌语言文学方面，其特点是扎实细致，精益求精。他不辞辛劳，多次往返英、法、俄等国查阅原卷。他发表的释文，多数都和原卷做过核对，所以往往能解决一些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很少有人做到，直到今天也还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在人才培养方面，潘重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活跃在台湾的敦煌学者，多数是潘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此外，潘重规还于1974年创办了《敦煌学》，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苏莹辉早年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以后毕生从事敦煌学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史地，也旁及考古、文学和艺术。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二十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注]和《敦煌论集续编》[※注]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以饶、潘、苏等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港台地区及欧日等国均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