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反映大众生活文化的各种资料，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主要对在社交礼仪、社会风俗、教育、衣食住行、体育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社交礼仪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书仪方面，这是新时期开辟的领域，开拓者是周一良。其《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注]，考察了书仪的内容、程式、历史背景等，认为书仪即格式化的书信，包含书札和礼仪，可分为朋友书仪、综合书仪和表状笺启三类；《书仪源流考》，搜罗日本史料中古代中国书札传入的相关记载，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书仪的渊源与流传。[※注]在敦煌写本书仪整理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属赵和平。他对敦煌写本书仪作了全面搜集、校录和整理，并对写本的基本情况作了细致考订，厘清了各卷的关系。其成果结集为《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注]《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注]。

此外，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认为书仪据其文学性质可以分为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类。[※注]王三庆《论敦煌书仪之名义与源流》，认为书仪之名义与源流的考证需从史志目录着手。[※注]陈静《“别纸”考释》，考察了别纸的四种含义，提出别纸源于南北朝时期。[※注]赵和平《〈诸文要集〉性质初探》，将敦煌本《诸文要集》残卷与P.2940、P.2546等卷《斋琬文》的文体和内容进行对比，认为《诸文要集》是《斋琬文》的简本，性质为供僧人参加各种僧俗活动时念诵用的“文范”，不属于书仪类型。[※注]不过，针对赵文的论断，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该文通过探讨《诸文要集》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诸文要集》是8世纪中叶以后，学士郎李英抄写或编辑的关于佛教通俗文章的应用文集，就源流而论应该属于书仪。[※注]

新时期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所做的工作基本属于文献学范畴。只有周一良《敦煌写本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注]、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注]和《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大唐开元礼〉与开元间书仪》[※注]，重点讨论唐礼与敦煌书仪的互动关系，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敦煌书仪做历史学的研究提示了新的路径。

书仪之外，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注]，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

社会风俗方面。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指出敦煌石窟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古最大的民俗博物馆”，几乎所有的民俗事项、活动内容都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珍贵的形象资料，包括居住家居、服饰化妆、婚丧嫁娶、交通工具、体育娱乐、民风节俗等多个部分。[※注]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注]，将有关敦煌资料进行分类排比，结合古代的民俗对敦煌民俗问题做了讨论。全书分作十六个章节，依次是：民间结社风俗、民间生产风俗、民间生育风俗、民间婚姻风俗、民间丧葬风俗、民间七七斋丧俗、民间建筑风俗、民间上梁风俗、民间岁时风俗、神话信仰风俗、巫术信仰风俗、卜卦信仰风俗、符咒信仰风俗、看相信仰风俗、算命信仰风俗、预兆信仰风俗。此书虽具有开创意义，但严谨不足，其内容颇多臆测和脱离史实的解释。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将敦煌书仪所载的婚礼仪式与《大唐开元礼》相比对，认为二者所记载的婚礼程序基本相同，但书仪中反映的唐代婚俗具有民间特色，可补传世文献所载的不足。[※注]

《下女夫词》与唐代婚礼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张鸿勋认为《下女夫词》为唐代民间婚礼中仪式歌的一部分，是民间歌谣中性质比较特殊的一种婚礼仪式歌。[※注]张氏还对新获英藏《下女夫词》的残卷（缀合本）进行校释和研究，认为新本的内容反映了“敦煌民间婚礼仪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注]。李正宇认为《下女夫词》既不是变文，亦不是“迎亲喜歌”，而是礼宾人员编辑的亲迎礼辞手册，并认为此种手册的目的是保证亲迎仪式的质量和水平，而词中的新郎就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某位公子。[※注]谭蝉雪认为《下女夫词》反映了敦煌婚俗的亲迎部分，对古六礼在沿袭中又有变异；谭氏针对李正宇的看法也提出异议，认为词中以“新郎”为“刺史”等的说法是当地流行的“摄盛”之礼，并非实指。[※注]王三庆《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与程序》，对敦煌写本书仪所载的婚礼资料做了详细梳理，并尝试复原当时流行的婚礼程序。[※注]

关于丧葬礼俗，高国藩《古敦煌民间葬俗》，介绍了古代敦煌丧葬仪俗中的过程、仪式以及坟墓风水等内容。[※注]段小强《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古代丧仪》，就敦煌文献所载古代不同形式的葬礼程序和仪俗做了具体考察。[※注]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丧葬民俗》，对壁画丧葬图中举哀吊唁、入殓出殡等丧礼程序和形式做了探讨，认为古代敦煌丧礼仪俗是多民族风俗融合的产物。[※注]谭蝉雪就敦煌丧葬礼俗发表了系列论文：《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从敦煌丧礼的各个环节入手，论述了敦煌丧俗中反映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并将其与中原地区的丧俗作对比，提供了古代敦煌丧俗研究的新思路[※注]；《丧葬用鸡探析》探讨了敦煌丧礼上用鸡的民间习俗的源流[※注]；《“老人入墓”与民俗》是针对敦煌壁画“老人入墓”图的专门研究，并将印度民俗与中国民俗的异同做了比较。[※注]

岁时是民间一年四季的常规性活动，带有浓厚的传统民俗色彩。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敦煌秋冬节俗初探》，较早关注到了敦煌地区的春秋冬季节的民俗活动。[※注]王三庆依据敦煌书仪中保存的节日活动记载探讨了敦煌民间节日、宗教节日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节日活动。[※注]张鸿勋《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诗释证》，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张女郎神相关记载的分析，认为敦煌地区对张女郎神的崇信之俗由来已久。[※注]谭蝉雪《岁末驱傩》是对敦煌岁末驱傩仪式的探讨。[※注]同作者之《敦煌祈赛风俗》，结合祈赛对象、祈赛内容和祈赛仪式，指出敦煌祈赛风俗是传统习俗、自然崇拜及宗教信仰的综合反映，是汉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融的结果。[※注]谭氏的专著《敦煌岁时文化导论》[※注]，通过对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爬梳，系统整理出以唐宋时期为主的敦煌岁时民俗，认为敦煌岁时民俗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相互交融。

对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新时期开拓的重要课题。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等书中，涉及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注]，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注]，最早释录了几件敦煌梦书。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释录了敦煌梦书，该书还探讨了中国古代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不同系统的梦书做了比较研究，可惜释文不够完善。

教育方面，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注]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收集整理并刊布了绝大部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注]，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郑炳林等《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探讨了唐五代敦煌医学教育及医学家、官府医事及外来医学在敦煌地区的影响等问题。[※注]

虽然敦煌蒙书在前两个阶段就不断得到中外学者关注。但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应是第一篇综合讨论敦煌蒙书的论文，他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思想类三种，分别做了介绍，并分析了敦煌蒙书的特质。[※注]汪泛舟《敦煌童蒙读物》，则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36种。[※注]同作者之《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注]，整理汇校了《开蒙要训》《百行章》和《太公家教》三种童蒙教材，每篇包括释文、注解和研究三个部分。至于针对单种蒙书的整理和研究，受到关注最高的是《太公家教》。该书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已得到中外学者关注，新时期继续得到多位学者关注。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是新时期第一篇关于《太公家教》的论文，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注]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注]，校录了《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等家教类文献，并对《太公家教》的内容与《武王家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同时论及成书时代及流传情况。汪泛舟也曾撰文探讨《太公家教》。[※注]朱凤玉《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认为该文本是乡里塾师假以严父的口吻，将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体验所得的实际处世法则与人格规范，以简短易诵的韵文编写成篇，用作童蒙教育的通俗教材。[※注]宋新民《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叙录》，尽可能地著录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开蒙要训》写本。[※注]汪泛舟《〈开蒙要训〉初探》，对《开蒙要训》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注]郑阿财《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女文〉研究》，对《崔氏夫人训女文》重新做了校订，同时探究其产生背景和婚俗价值。[※注]朱凤玉《敦煌写卷〈俗务要名林〉研究》，对《俗务要名林》做了专题研究。[※注]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对写本特征和内容等做了介绍。[※注]邓文宽介绍了敦煌写本《百行章》的情况，并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校释。[※注]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认为敦煌文献中保留的碑传文体夹注是教师教案，碑文、邈真赞抄本随意省略原文内容亦是教材，另外一些书仪属于晚唐五代学校的自编教材。[※注]该文试图从一种新颖的视角来看待这批文本的性质。

体育娱乐方面。易绍武《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体育》，依据敦煌壁画相关资料，将敦煌体育的内容分为古代武术、射箭、举重、摔跤（相扑）、马术、博弈、游戏等。[※注]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注]，对敦煌体育的内容进行了更为完善的分类，分为竞技体育、博弈、武术、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几乎涉及中国古代体育的所有项目。丁玲辉、纪小红《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与唐蕃体育交往初探》，关注到敦煌壁画中还保留了有关藏族体育以及唐蕃体育交往的珍贵资料。[※注]邱剑荣《敦煌壁画与武术文化》，将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分为技击性武术和内功性武术两类。[※注]李金梅等《敦煌传统文化与武术》，指出敦煌武术受到狩猎、祭祀、军事、舞蹈、戏曲、文学、宗教等多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注]暨远志《论唐代打马球——张议潮出行图研究之三》，以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为考察对象，对打马球运动的着装、场地、规则等均有详细考证，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盛行的打马球运动与练兵有关，是壮大军事力量的有效举措。[※注]李重申、田鹤鸣等《敦煌马毬史料探析》，也利用敦煌壁画等材料对马球运动在敦煌颇为盛行的情形进行了考察。[※注]倪怡中《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摔跤》，对莫高窟壁画中的摔跤图做了详细描述和介绍，列举了第290窟的太子摔跤图、第61窟的“公开摔跤比赛”等。[※注]郝春文、许福谦《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对S.5574《棋经》进行了校释，认为该文书提供了以往文献中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原理、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经。[※注]李金梅等《敦煌〈棋经〉考析》，从围棋的行棋技术和规则层面考证了《棋经》的内容，认为敦煌本《棋经》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性和科学性。[※注]李金梅《敦煌古代博弈文化考析》，认为当时擂蒲与饮酒结合，边饮边博，并出现了由博向赌的转化。[※注]

史葆光、史成礼、黄健初《敦煌性文化学》[※注]，对敦煌遗书和壁画中的有关性文化的资料做了介绍和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