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石窟内容的调查与著录

新时期是敦煌石窟内容调查和著录相关成果的收获时期。首先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注]于1982年正式出版。该书著录了莫高窟全部492个洞窟的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内容。所收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较为合理，并编制了索引以供检索，使用方便。对于某些尚无定论的内容，则尽量并列不同看法。十年以后，王惠民在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做了全面校对和修订，并新增了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处的内容总录，完成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注]在此期间，经历多人长时间持续辑录修订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注]一书，也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稿，于1986年出版。该书辑录了莫高窟的全部汉文供养人题记，包括供养人画像题名、事佛发愿文、造窟功德记、窟檐题梁等，以及画工随笔和历代游人漫题。以上两种成果都是经过敦煌研究院几代学人多次调查，反复考证、复查、校勘和增补，是凝结几代人心血的重要成果。它“使敦煌石窟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每个石窟的内容和布局，详细具体，一目了然”[※注]，至今仍是了解和研究敦煌石窟无可替代的基本档案资料。

霍熙亮《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注]、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注]，均对榆林窟的洞窟数量、性质、年代、壁画内容作了介绍。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注]介绍了东千佛洞的位置与地理环境、洞窟分布等，介绍了保存壁画和彩塑的八个洞窟的具体内容，并推断了开凿年代。该文附有石窟内外景照片和洞窟的平剖面示意图，但未记录相关内容的测量数据。后经王惠民进一步考证，第三窟当为清代窟，第七窟属于西夏窟，但在清代重修。[※注]周维平《东千佛洞石窟述论》[※注]将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编为十个，与张文在石窟年代的判定上存在不同认识。《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刊载了霍熙亮整理的“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注]，文中洞窟编号乃霍氏自编窟号。霍氏编号，亦自西向东编次，共编为22窟。上述各家编号，在不同时期对于西千佛洞石窟调查、记录与研究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各家编号不统一，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编号使用混乱的现象。关于五个庙石窟的考察成果，主要有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注]和王惠民《肃北五个庙石窟内容总录》[※注]。因后者晚出，故在内容记录和时代判定上更为详细和准确。孙修身《肃北县一个庙石窟考察简记》[※注]即该窟详细的勘查报告，包括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始凿年代等的分析。

2.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

新时期的莫高窟考古工作主要包括莫高窟南区洞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等。

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的考古发掘，间断性地进行过多次。1979—1980年恢复了60年代中断的莫高窟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此次为给莫高窟南区南段洞窟维修加固工程做准备的考古发掘，清理出第130窟窟前殿堂遗址和第493窟（龛）。在第130窟窟前清出上、下两层建筑遗址及主室地面遗迹，是莫高窟窟前规模最大的铺砖殿堂建筑遗址。[※注]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注]于1985年出版，该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介绍了第61、55、53、130窟前地层堆积；其二，介绍了由南而北第108、100、98、85、61、55、467、53、46、45、44、39、38、35、30—27、22、21等窟窟前殿堂或其他遗址的发掘情况，包括窟前台基、殿基、出土遗物，并对修建与废弃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做了探讨；其三，介绍了新发现的窟龛，即第487—493窟的位置、结构、遗物、时代及相关问题。

从1988年开始，敦煌研究院组织以彭金章为首的考古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科学清理发掘，对现存洞窟逐一进行了编号、照相、测量、绘图。经过了长达数年的科学发掘，在北区石窟发现了大量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遗物。1994年，彭金章首次较为客观和全面地介绍和公布了北区石窟的考古工作成果[※注]，1998年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注]，初步向学界公布了北区石窟的相关资料。后来又陆续公布了北区洞窟编号的有关问题。[※注]

莫高窟南区遗址和北区洞窟的全面清理，既揭示出了莫高窟在漫长的营建过程中外貌景观的变化，也揭示了莫高窟4—14世纪不仅持续不断地修建了众多的礼佛窟，而且还修建了僧众从事修行和生活的石窟。两种不同性质、功能的洞窟既作了分区布局，又组成了统一、完整的石窟寺群。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莫高窟的性质、功能和营建历史等问题。[※注]

3.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

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做分期与排年，是石窟考古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注]宿白是中国石窟考古的开创者，他关于敦煌石窟分期的代表论文主要有《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注]《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注]等。在宿白指导下，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等分工合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分期排年的研究。通过长期的调查分析，采用考古类型学与风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部分有纪年的洞窟为标尺，通过对洞窟的形制、塑像的特征、壁画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包括装饰图案的流行特征等多项要素进行分类排比，对现存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时代作了排年。《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注]将早期36个洞窟分为四期，大体与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朝代相对应。其中第一期3个洞窟（第268、272、275窟）的开凿年代存在北凉说[※注]、北魏说[※注]、西凉说三种观点。李崇峰《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注]对早期第四期的15个洞窟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期排年，找出了这个时期十余个洞窟年代上的先后关系：第432、461、438窟为第一期窟，时代上下限为546—560年；第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窟为第二期窟，560—574年；第299、297、301窟为第三期窟，578—584年。赵青兰则对莫高窟中心塔柱窟作了分期和年代考证，还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探讨此类洞窟的渊源和性质。[※注]《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注]《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注]以相同的方法，分别对莫高窟隋代洞窟、唐前期洞窟、吐蕃管辖时期的洞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樊锦诗《莫高窟唐前期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题材布局——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研究之一》（摘要）[※注]，通过分析探讨唐前期洞窟的形制和题材布局的特点及其变化，以纪年洞窟为标尺，对唐前期洞窟的时代作了更加细致的排年。作者将唐前期134个石窟的洞窟形制分作六型十五式：一型，四壁一龛窟，95个，约占唐前期全部洞窟的五分之四。其下又分为“凸”字形双层龛、浅方龛、浅圆券形佛坛龛、敞口龛、盝顶帐形龛等六式；二型，佛坛窟，下分三式；三型，中心柱窟，下分四式；四型，大像窟，下分二式；五型，四壁三龛窟；六型，佛坛双龛窟。刘玉权将莫高窟和榆林窟等一批过去认为是宋代的洞窟，甄别区分为西夏洞窟，并进一步做了排年和分期，为西夏石窟的确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注]关于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修建年代，传统意见一般认为是西夏时期，沙武田认为该殿堂建筑遗址应为宋时所建；通过分析供养人题记、历代洞窟营建的个人心理因素及曹氏诸节度使大量创建功德窟的事实，推测其为曹氏归义军晚期由曹宗寿所主持兴建。[※注]

杜斗城《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注]、暨远志《酒泉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注]、李国《河西几处中小石窟述论》[※注]均对昌马石窟的洞窟形制、造像和壁画内容等进行介绍，只是详略有所不同，杜、暨侧重考证石窟的创建年代，杜文坚持“北凉说”，暨文判定为490—538年。李文则对大坝石窟的一处窟顶题记做了录文。

除了利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利用传世典籍、洞窟题记和文书探讨洞窟的年代和莫高窟营建史，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在概略论述莫高窟兴衰历程的同时，着重阐发了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背景。[※注]同作者之《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注]，将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资料相结合，主要从佛教艺术角度，对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与考古分期相比较，两者的分期结果基本上一致，如莫高窟北朝洞窟也是分为四期，各期包括的洞窟编号完全一致。贺世哲《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看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注]，依据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并结合历史文献，考订出一批唐五代宋以及西夏时期洞窟的具体修建年代及其窟主。[※注]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注]，以文书题记和石窟题名相结合确定了第428窟为建平公窟。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注]，考出了一批曹氏时期洞窟的窟主和修建年代。王惠民《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注]考出了文书中记载的独煞神与独煞神堂。

马德根据莫高窟崖面的使用情况，将洞窟崖面排列顺序与窟内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和断代排年，结论可与其他成果相互印证。[※注]其论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注]，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他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作者之《敦煌莫高窟“报恩吉祥窟”考》[※注]，认为《报恩吉祥之窟记》创作时间在吐蕃统治敦煌晚期的840年左右，推测僧镇国所造窟可能是莫高窟第361窟。

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现编号为D0671）[※注]是考证莫高窟洞窟营建、洞窟称谓名号、洞窟崖面布局关系等相关历史的重要资料。该卷记述了当时莫高窟崖面上三十多个大中型窟龛名号及燃灯数量，名号分别依窟主、内容、形制而成，目前已有二十多个名号的洞窟得以考证和确认[※注]，如北大像（96窟）、南大像（130窟）、司徒窟（94窟）、张都衙窟（108窟）、翟家窟（85窟）、文殊堂（61窟）、第二层阴家窟（231窟）、令狐社众窟（263窟）、何法师窟（196窟）、刹心佛堂（205窟）、七佛堂（365窟）、阴家窟（138窟）、李家窟（148窟）、张淮深功德窟（94窟）、大王天公主窟（98窟和100窟）、曹元深功德窟（454窟）、三圣龛（282窟）、三圣小龛（244窟）、刹心内龛（332窟）、内龛刹心窟（258、261等窟）、三圣刹心窟（427窟）、灵图寺窟（44窟）、吴和尚窟（16窟）、吴家窟（152、153、154窟一组）等。另有据所记位置进行推测的太保窟（428窟）、杜家窟（76窟）、宋家窟（72窟）、普门窟（288窟）、陈家窟（320窟）、王家窟（143窟）等。

新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分期和年代的研究，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为敦煌石窟各项研究提供了时代的确凿依据，还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

这一阶段的石窟考古在内容调查、登录，石窟遗址和洞窟清理发掘，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等方面均取得长足的进步，有些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窟考古工作的继续，如莫高窟南区石窟的清理发掘等；有些则是进入新时期后首次开展的考古工作，如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清理发掘，属于新的突破。莫高窟之外的其他敦煌石窟，以榆林窟最受关注，东千佛洞次之，其余石窟相对关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