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
三 三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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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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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2019 \ 中篇 敦煌学的腾飞——新时期的中国敦煌学（1978—2000）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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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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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注]依据敦煌文献及其他有关记载全面考察了敦煌地区古代出现过的每座祠庙、佛寺和道观的基本情况，奠定了进一步研究敦煌宗教史的基础。以下分佛教、道教和三夷教依次叙述相关成果。他根据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所署年代论证了该经典的产生背景，指出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具有依托佛教和攀附道教的特点，不可能译自中亚语摩尼教经典，而是在华摩尼教法师为了适应唐代尊道重佛的气氛，直接用汉语撰写的说明其教整体概况的一份解释性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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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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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佛教 寺院 敦煌遗书 敦煌 敦煌文献 文书 僧尼 写本 佛教文献 禅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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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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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三夷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出现过比较重要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时期趋于停滞。新时期这方面的研究亦取得了重要进展。
荣新江对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进行了释读和研究，证明祆教早在4世纪初期就由粟特商人带入中国，北朝隋唐文献中的“天神”即指祆教之神。[※注]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注]，将斯坦因自藏经洞所获Or.821284认作粟特语祆教残经，并以之讨论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但此说遭到质疑。林悟殊从佛教文献中钩稽出祆教内容，证明了敦煌有粟特祆教徒的存在。[※注]张广达等对9—10世纪敦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作了细致考察。[※注]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注]，通过爬梳敦煌文献中的零散记载，说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粟特人不但信仰佛教，还在佛教界具有一定势力。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兼论其与王朝祭礼的关系》[※注]，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载论证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活动中。
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注]，成功地考辨出敦煌白画中的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女神都是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张广达进一步论证这幅敦煌白画上的形象很可能是善恶对立的祆教神祇妲厄娜和妲厄娲。[※注]就神祇的定名而言，将右侧女神比定为妲厄娜，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对于左侧女神的具体身份，上述两家的结论不尽相同。目前来看，将画面左侧女神的解读无论设定哪种方案，都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许仰赖于未来新材料的发现。谭蝉雪《敦煌祈赛风俗》[※注]，简要论及赛祆时要设供、燃灯，还要用数十张画纸来描绘祆神。
张德麟《敦煌景教文献〈尊经〉中的一些问题》[※注]，认为《尊经》与崇拜仪式无关。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注]，将汉文写本的内容和叙利亚文的《荣归上帝颂》一一比较，确认了该经是叙利亚文的汉译。同氏《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注]，就P.3847中出现的法王名称及经目进行了考释，将该等名目在还原中世汉音的基础上，考证其叙利亚文或希伯来文、希腊文之原名。该文在佐伯好郎的基础上将该经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林悟殊《敦煌景教写本伯3847之再研究》[※注]，指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字体一模一样，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虽同属同一写卷，但它们不仅内容和表达形式有别，而且各有本源，前者译自叙利亚文，后者则是直接用汉语撰成；二者均是独立写本，非同一经文。陈增辉对《志玄安乐经》的文本进行了释录和考证，对前人研究多有补充[※注]。翁绍军将《志玄安乐经》作为唐代景教本色化的一个重要论据加以阐发，并认为经文中宣扬的“无”和“安乐”的思想源自道家，而该经是辑录道佛义理撰写而成。[※注]黄夏年则从《志玄安乐经》中举出了数十个佛教术语，指出包括该经在内的很多景教经典都采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认为景教是以佛教为载体，主要通过佛教的教义来宣传自己的教义。[※注]林悟殊对敦煌文书中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做了校录，并论证该经应是西安景教碑作者景净的作品，且撰作年代要早于景教碑。[※注]20世纪40年代末始公布于世的“小岛文书”，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曾在学界引起很大关注。林悟殊和荣新江分别从景教教义和敦煌学两方面进行考证，确定小岛文书为伪[※注]，近年洛阳景教经幢面世，为二人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据。[※注]林悟殊对富冈文书（羽460）和高楠文书（羽459）也提出了质疑，他据两件文书的内容与内涵之矛盾，即文书卷面漂亮整洁、书写认真，但其经文内容存在明显纰缪、次序混乱、题文脱节等现象，怀疑经文是由教外人根据一些杂乱的经文，抄录凑合而成，完全不是当为一部神圣的经典来制作，而是现代人的精抄赝品。[※注]
摩尼教的研究，林悟殊贡献最大。1987年，林悟殊出版了大陆首部关于摩尼教的论文集《摩尼教及其东渐》。[※注]其《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注]，重新讨论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认为摩尼教大约在4世纪初已传入我国，在民间私下流传。《〈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注]，对《摩尼教残经》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这部残经的本名及出于摩尼何典的问题，认为《摩尼教残经》的原名很可能是摩尼本人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可确认二者关系的其他语种译本，尚待新资料的佐证。他根据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所署年代论证了该经典的产生背景，指出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具有依托佛教和攀附道教的特点，不可能译自中亚语摩尼教经典，而是在华摩尼教法师为了适应唐代尊道重佛的气氛，直接用汉语撰写的说明其教整体概况的一份解释性文件。[※注]他还考察了《下部赞》的汉译年代，指出在武后时期，汉文《下部赞》还未流行于世；而其汉译的时间下限不会迟于会昌年间；并指出《下部赞》的汉译流行必定是摩尼教借助回鹘重新入传中国内地的时期，具体为大历三年（768）至会昌二年（84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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