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注]，在总结百年归义军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将近二百年的归义军史。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及三编、四编[※注]，均为有关归义军史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系列论文[※注]，将有关归义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等各类敦煌文献与传统史料爬梳整理，考订排比，以年月系之。但这项工作目前只完成了一部分。

关于张议潮起义的具体时间，李正宇曾推测发生在大中二年（848）三、四月间。[※注]陆离、陆庆夫《张议潮史迹新探》，对李说提出了不同看法。[※注]张延清考证张议潮曾随吐蕃高僧——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学习藏文，因而藏汉文兼通，并认为张议潮有很深的吐蕃情结。[※注]同作者之《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称号问题再探》，推测张淮深在归义军内部并未自称过常侍，而是曾使用与常侍相搭配的宪衔之简称“大夫”作为自己的称号，光启三年（887）五月至九月间开始在归义军内部使用仆射称号；虽然归义军在张承奉时期一度不再使用司徒指代张淮深，但到了曹议金统治时期，张淮深的司徒称号又得以恢复并沿用。[※注]杨宝玉利用法藏敦煌文书P.2913背《张淮深墓志铭》及从《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中相关记述，对张淮深被害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注]郑怡楠《新出〈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推测张孝嵩任北庭节度使在开元六年（718）五月或者开元七年（719）十月之后，开元十二年（724）其迁任太原尹；张议潮之兄张议潭去世当在咸通元年（860）；张议潮在咸通九年（868）七月之后到十三年（872）称司徒。[※注]王庆卫则更加具体地确定张议潭的卒年在咸通元年二月至十二月间，张议潮使用“司空”称号至少至张淮澄去世之时。[※注]李军认为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张淮鼎掌权时间虽然甚短，却是唐末归义军政治动乱之肇端。[※注]李正宇据P.2569背所载三首《儿郎伟》中之线索，推测索勋和张承奉更迭当年岁末。[※注]杨秀清据傅斯年图书馆藏《辛酉年二月刘善通牒》（拟），进一步证实901年唐廷使者到达敦煌授张承奉归义军节度使的史实，并探讨了张承奉时期敦煌归义军政权同灵武（朔方）节度使的关系。[※注]鲍娇、郑炳林依据五德相生、相克的规律，推测金山国建国时间应在天复十年（910）七月末。[※注]而杨宝玉、吴丽娱则认为立国时间是909年。[※注]冯培红对以往诸说作了逐一的评说，也认为唯有“909年说”最为有据。[※注]冯培红还对金山国与楼兰之间战争的发生时间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注]

关于曹氏归义军统治者的族属问题，因P.4638《曹良才邈真赞》言及出自亳州谯郡，这一说法被早期学者所引用，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虽有人对亳州谯郡郡望持疑，如史苇湘认为曹氏归义军统治者“与汉世曹姓恐非出自一系”[※注]，但未曾怀疑其汉族族属。直到2001年，《历史研究》同期刊载了荣新江、冯培红关于曹氏归义军族属的探讨文章。荣新江注意到粟特人在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崛起，联系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于阗之间的通婚史实，以及曹氏归义军政权中的粟特文化要素，提出“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注]。冯培红则立足于汉宋间敦煌汉族、粟特两类曹氏的系统梳理，同时对敦煌文献中所见的曹氏人物族属进行细致甄别，推测曹议金家族极可能是源自中亚的粟特人，曹氏归义军很可能就是以粟特后裔为主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注]但李并成、解梅利用《曹通神道碑》结合《曹良才邈真赞》的相关记载，提出曹议金家族可能源于隋及唐初的曹通家族。[※注]李、解以敦煌石窟中曹议金等族人的供养人画像显现的汉人面貌进行佐证，但对于其“图像证史”的逻辑弊端，沙武田撰有专文予以辨正。[※注]此后，黄京又以正史对曹氏之死称“卒”不称“薨”的现象为线索，通过对比其他同级别的汉官与少数民族官员的死后之称，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礼法，认为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应为少数民族。[※注]

杜海分析了曹议金巩固政权的措施，认为其一方面联合敦煌地区的实力派家族获得支持，同时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响巩固政权，另外还提拔普通家族的子弟以巩固基层统治。[※注]郑炳林、杜海考察了曹议金时期曹元德与天公主之子“尚书”围绕节度使继承权的争夺，认为最终天公主生子“尚书”在政治斗争中被清洗。[※注]杜海考证曹元德在长兴四年（933）以节度副使检校司空，至939年自称司徒，而其太保称号是在其去世后中央王朝诏赠的。[※注]荣新江《敦煌历史上的曹元忠时代》，探讨了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地方官员为历史进步所做的贡献。[※注]杜海提出由于地理、姻亲、政治等因素，导致归义军政权内部形成了瓜州派系，而沙州府衙试图限制瓜州派系势力，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成为曹氏归义军衰亡的重要原因。[※注]

对归义军制度的研究，冯培红分析了敦煌职官文献对唐五代敦煌藩镇官制研究的价值。[※注]他还考察了归义军治所沙州的上佐官制。[※注]赵贞对归义军押衙兼职他官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押衙是归义军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押衙在归义军的军政、民事、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覆盖了归义军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注]冯培红对唐代前期以至归义军时期敦煌营田制度、营田使职官体系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营田的性质进行了考述。[※注]刘进宝认为归义军政权设立了支度营田使、管内营田使、都营田使、营田使和都渠泊使、水官等职官，对土地和水利进行管理。[※注]

关于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与司法等，郑炳林考证了归义军政权管辖的州一级政区设置的情况，考明其设置数量是随着归义军的疆域变化而变化的。[※注]冯培红将归义军镇制放在整个中古时期镇制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以沙、瓜二州为中心，逐一考释归义军管内所置诸镇。[※注]陈菊霞对冯培红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即恢复了唐的县乡里制度，并对从张议潮至10世纪30年代间敦煌县的乡里规划演变进行了梳理。[※注]李正宇对P.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寡妇阿龙诉讼案卷》的原件重新校录，并就案卷在我国法学史、档案史方面的价值做了阐发。[※注]陈永胜则认为此件文书对进一步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刻观察其特征提供了佐证。[※注]李并成介绍了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一批唐宋时期有关民法方面的写卷及其价值。[※注]

关于归义军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杨宝玉和吴丽娱的探讨最为集中，其《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注]，以不同时期归义军面向中原王朝的入奏活动为切入点，探讨了双方往来的具体情况和政治影响，并对一些存在不同理解和解释的材料做了辨析。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具体考察自大中年间至五代整个归义军时期所有重要的入奏活动，下篇是对与入奏相关的重要问题的专题论述。赵贞利用P.2748文书及有关史籍和地理志书，对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考察，勾勒出了使节可能行走的大致路线。[※注]李宗俊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认为李行素单车西使说服张议潮奉笏入朝，实现了唐中央对归义军的羁縻控制，并通过分割凉州而实际削弱了归义军，进而利用嗢末势力实现了牵制归义军的目的。[※注]李军认为自咸通二年（861）至唐亡，凉州在唐政府、归义军、嗢末三种势力之间，存在几次控制权的转换。[※注]他还考察了张淮深与唐中央政府关系演变及其对河陇政局的影响。[※注]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论证了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礼仪职司方面的对等与互接作用。[※注]冯培红《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相关问题》，认为它们均属于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是节度使张议潮、张淮深为唐朝先圣皇帝、皇后忌日举办行香纪念活动的发愿文，并对其在敦煌出现的原因做了推测。[※注]李永《由P.3547号敦煌文书看唐中后期的贺正使》，考出唐代中后期地方政府贺正使团的人员组成，在京城长安的活动情况与活动空间，其所具有的中央与地方两种属性及其在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注]

此外，吴丽娱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讨敦煌书仪的制作与传入问题，认为这些书仪的传入有着特殊的背景和需要，其传入乃至制作都受到西北政局及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的影响。[※注]钟书林认为S.4654《赠悟真等法师诗抄》折射出光复后的敦煌与大唐中央政权的微妙关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