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
二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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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2019 \ 下篇 转型期的敦煌学——21世纪的中国敦煌学（2001—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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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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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盛轩《〈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注]，研究了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中的异文类型、成因和意义。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注]，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小乘律典、大乘律典以及相关佛教文书的文本分析，着重从教制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国际佛学界所关注的律仪制度问题，并对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关于敦煌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郝春文、陈大为《敦煌佛教与社会》[※注]，是第一部通论敦煌佛教与社会的专著，主要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资料和敦煌石窟资料考述了敦煌的佛教概况和僧团、寺院、僧尼、寺院依附人口以及敦煌石窟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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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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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 佛教 道教 敦煌文献 寺院 写本 昇 禅宗 垚 Д 义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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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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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在道教文献整理方面贡献最大者当属王卡。其《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注]和相关系列论文[※注]，比定出了很多道教佚经，所著录的道经数量远远超过了大渊忍尔的目录。在《中华道藏》[※注]中，还收录了很多经王卡录校或审订的敦煌道经释文。叶贵良《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辑校》[※注]《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辑校》[※注]，分别对这两部道经重新做了释录，每件包括提要、录文和校记三个部分，释文比以往有较大提高。结合对道经的整理，叶贵良还对敦煌道经写本语词的来源、系统、构成及其词义的演变做了专题研究，这项工作也有助于敦煌写本道经的整理。[※注]
与其他类别的敦煌文献相比，敦煌道教文献至今未能出现一部囊括全部道教文献的释文集，这是敦煌道教整理的一个缺憾，也是未来应该致力的方向。
窦怀永《敦煌道教文献避讳研究》[※注]，对敦煌道教文献中有明确纪年题记者的避讳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尝试用利用写本上避讳文字对无纪年道教文献进行了断代。张泽洪以敦煌道经写本为中心，讨论了唐代《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撰写及经法传授的问题。[※注]
在对道教经典的研究方面，新时期冒出的几位新锐在转型期继续发力。[※注]转型期万毅研究的重心是《升玄内教经》所体现的道教“三一”思想。[※注]提出《升玄内教经》的“三一”新说反映出南北朝末期道教由注重“炼养身形”的“升仙度世”的昔教目的论，向注重“智慧解脱”的“升玄得道”的“内教”目的论的转变。他还对敦煌本《升玄内教经》与有关佚文进行了讨论，并对文本的顺序进行了排列，考察了该经的南朝道教渊源。[※注]
刘屹则主要关注敦煌本《灵宝经目录》所记录的“旧经”和“新经”两组经典成书的时间先后问题。此前，学界的看法大体一致，即21卷已出“旧经”的成书，要早于11卷“新经”。[※注]刘屹则认为“新经”的成书在整体上要早于“旧经”，并撰写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做了系统论证。[※注]对刘屹的质疑，国内另一位研究古灵宝经的新锐王承文也发表了系列论文回应[※注]，再次从新的方面和角度，论证了传统观点，即“旧经”从东晋隆安（397—401）年间开始出世并由此延续，而“新经”出世则相对较晚，但在刘宋元嘉十四年（437）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则已全部出世。目前看两人的看法各有其依据，难分伯仲，但这样的学术讨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古灵宝经的认识。
刘屹还对《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映的南北道教传统做了探索[※注]，并对《老子化胡经》《老子变化经》《昇玄经》、灵宝经等敦煌道经也做了讨论。[※注]
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注]，以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老子》汉文写卷白文本和注疏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敦煌本《老子》的文本特征、传本系统、注疏、流传及成书等问题。刘昭瑞《〈老子想尔注〉导读与译注》[※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老子、《老子》及《老子想尔注》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子想尔注》做了详尽的注释和现代汉语翻译。
杨富学、李永平重点分析了甘博所藏《十戒经传授盟文》的内容和性质，认为该件属于道教科戒仪轨文献，作者还对神泉观位置提出了新的推断。[※注]吴羽以敦煌写本伯2347号为中心对《十戒经》传授盟文的问题源流及其在传授仪式中的功能进行了考论，认为这些盟文在文体上沿袭了先秦盟誓文的传统，但与先秦盟誓文有重要差别。[※注]朱大星则重点对敦煌本《十戒经》的形成和流传历史进行了论述，认为该件约形成于六朝后期至唐初，其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注]
此外，张鹏《〈敦煌秘笈〉羽673R的缀合及金箓斋仪的再探讨》[※注]，认为敦煌本金箓斋仪是实用斋仪文本，与《无上秘要》的记载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金箓斋仪的创制过程，即综合《金箓简文》《明真科》《三元品戒》等灵宝经而形成。郜同麟认为大渊忍尔所著录的四件《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写卷本为一卷，即该经上卷，全经应有三卷。[※注]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注]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个时期的主要道书的内容、体系、特点、历史地位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解读，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汉晋早期的道教、六朝经教道教、唐朝前期经教道教的发展史。
敦煌道教史在转型期仍然得到关注。以刘永明成果最为突出。其《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道教文献与斋醮法事活动》[※注]和《试论曹延禄的醮祭活动——道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典型》[※注]，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道经和其他道教文献及其时代做了进一步考察，补充了几件王卡未著录的道教文献。然后备列了归义军时期的斋醮法事活动，指出其时道教活动已与民间宗教结合。他还对敦煌占卜文献、历日及镇宅文中的道教因素做了一系列考察[※注]，进一步说明道教的因素已经融合到敦煌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和习俗中。
刘永明之外，杨君《浅论敦煌符箓中的“善鬼护身”观念》[※注]和吴羽《敦煌道经及斋文所见道教事师之礼》[※注]都关注到仪式文献与道教传播之间的关系。李小荣、钟海波则选择了以敦煌文学作品为对象来讨论道教思想和文化问题。[※注]寇凤凯认为《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所反映的道教神仙信仰的长生思想处于肉体成仙向精神超脱的转型过程。[※注]陈于柱从术数文化视角对敦煌道教研究进行了反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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