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
一 经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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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2019 \ 下篇 转型期的敦煌学——21世纪的中国敦煌学（2001—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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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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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等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至第十六卷）[※注]，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其中包括很多敦煌古籍。张弓《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注]，从宏观的视野考察了敦煌四部籍的著述、注疏、节辑、保存和流传情况，认为社会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留下诸多“痕迹”，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现出变革时代的某些史相脉络。针对王重民早年认为“卷十”乃“卷七”之误，而非古今分卷有异的观点，宁镇疆推测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卷“十”并非卷“七”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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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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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 类书 籯金 文选 尚书 敦煌 残卷 主流文化 诗经 周易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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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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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南朝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注]，简述敦煌九类儒典的概况，重点在于溯清敦煌儒典的三种源流：前朝旧典、唐代官书、外地新籍，进而探讨了敦煌儒典与南朝主流文化、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得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其所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儒学章·儒典篇”[※注]，新增作者整理的敦煌儒典研究成果、种类统计，增加了敦煌儒典与唐五代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探讨。
转型期在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贡献最大者是许建平。他相继发表《〈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注]《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注]《残卷定名正补》[※注]等系列论文，对敦煌本《尚书》《诗经》《毛诗音》《礼记音》《春秋后语》《刘子》等，在定名、断代、缀合、整理、校勘、考释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后于2005年结集而成《敦煌文献丛考》[※注]，在《尚书》《诗经》等文献的收录种类和数量上大大超越了《敦煌古籍叙录》等。次年，同作者《敦煌经籍叙录》[※注]出版，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对群经的排序编排，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卷。每卷首有总述，下分若干小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该书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尽可能地收录藏经洞所出的经籍写卷（收集数量达320号之多）；比定未曾定名的写卷，纠正前人的错误定名（首次定名的写卷有31件，纠正前人定名错误的有5件）；缀合断裂的写卷（将104件写本缀合成35卷）；纠正前人的错误结论；尽可能将有关单个写卷的研究信息备列一处，极便学者研究和利用。正如张涌泉在序言中评价的那样：该书“收集全面、资料丰富；内容丰赡、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
转型期对敦煌经部文献文本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是煌煌十一巨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注]。该书分为“群经类”和“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由许建平撰稿，张涌泉主编、审订，其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除了未收录“经典释文”之外，在分类和排序方面与《敦煌经籍叙录》保持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以同异本的文字校勘为侧重，突出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和校录。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极便读者检索查阅。该合集以搜罗之丰富全面、校勘之细致详尽，颇受学界之称道。[※注]其他散见的论文，以对《周易》《尚书》和《诗经》的探讨居多。
许建平对敦煌本王弼《周易注》的分卷书写形式、《周易释文》是陆德明《经典释文》诸音义的单行本、《周易注》写本的校勘价值、《周易注》与敦煌当地术数文化的关系，以及《周易经典释文》写本所反映的唐代科举及其实用性原则等问题做了简要说明。[※注]王煦华《〈许贞于味青斋所藏敦煌写本今字尚书尧典、舜典残卷〉序》[※注]，将BD14681的抄写年代定于高宗时期。许建平分析了该件避讳字使用情况，推测其抄写时间应在高宗朝之后，玄宗朝之前，作者还指出该件之版本来源是姚方兴本。[※注]他还从隶古定《尚书》文本的发现、《古文尚书》的版本与分卷、《尚书释文》原貌、《尚书》与唐代科举、中原文化西传的实证史料诸方面对《尚书》写本所反映出的中古时期尚书学作了阐述。[※注]郝春文对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论语》做了校录和解说，指出该件《论语》为册子装，共12叶，上钤“木斋真赏”和“合肥孔氏珍藏”印各一颗，应是源自李盛铎、孔宪廷之旧藏。[※注]另外值得关注的新材料还有日本杏雨书屋刊布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论语》残卷。[※注]
转型期对敦煌写本《诗经》的整理和研究，亦以许建平贡献最大。其《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注]，对新刊布的《诗经》进行了考察；《〈毛诗〉文字探源四则》[※注]，尝试利用敦煌《诗经》写本的用字复原汉代《毛诗》原本文字；《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注]，对写卷的21条又音条目做了考订，认为写卷之又音，非作者指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注]和《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注]，主要探讨了P.2729+Дх.01366的写卷情况和文献价值。
许建平比勘了S.10卷背注文与正面文字，认为S.10V字音并非针对正面文字而作，而是另有所本。他推测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据别种《毛诗音》随手注于卷背者，应是一种独立的《毛诗音》，非是与正文文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著作相同。[※注]
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37号敦煌本原文同传世本逐字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从文献学、语言学、汉字构形学及汉字史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考察和辩证，缺点是所收文书释文未能参考以往的校录成果，因而错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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