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研究是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尊重妇女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妇女及妇女问题，并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妇女理论的综合性研究。妇女研究的内容包括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中的问题。

家庭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家庭变迁、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制度、养老问题、婚姻问题等，家庭研究有时也被囊括在妇女研究领域之中。

中国的日本妇女与家庭研究是以日本妇女和家庭为研究对象、横跨于日本研究和妇女研究以及家庭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该学科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本文是针对1980—2009年中国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所进行的综述，因资料限制，研究对象仅限于这30年间大陆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以及刊登在相关学术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只评述在中国大陆以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另外，纳入本研究视野的研究成果均为对“二战”后日本妇女和家庭所进行的研究，战前、战时有关日本妇女及家庭的研究暂不涉及。

一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起步阶段（1980—1989年）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兴起

1.改革开放后中日双边交流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培养了人才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两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相互之间缺乏了解。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发展迅猛。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大批留学生和学者走出国门，接触国际社会。与此同时，东亚邻国日本凭借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发展水平引起中国人普遍关注，掀起了赴日留学热潮。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接触、学习、观察和思考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储备了人才。现在活跃在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领域的不少专家、学者，都有80年代在日本学习、生活或访学的经历，有的还是日本教育机构培养的博士、硕士。这批人在日本接触了学科前沿，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学成回国后成长为日本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2.日本研究的全面展开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打下了基础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具有突出的国别性，这就决定了该领域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日本研究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展开，两国人员的交往、学术交往也从无到有开展起来。让更多国人关注日本、了解日本成为这个时代赋予日本研究者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井上清的《日本历史》、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等译著的出版，为中国日本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8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日本学研究的升温，各地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学中心、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关系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多设在大学或科研院所等单位，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研究人员的增加掀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日本研究高潮，也为日本的妇女和家庭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学术杂志大量涌现，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双月刊，1991年后改名为《日本学刊》）、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季刊）、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不定期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论坛》（季刊）、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论丛》（不定期刊，主要刊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提交的优秀硕士论文和由大学日语教师培训班学员提交的优秀结业论文）和《日本学研究》（年刊）、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季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论集》（年刊）等。这些学术杂志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平台。

3.中国妇女研究的兴起推动了日本妇女和家庭的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和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了国外新的理论和学术界动向，了解到国外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方法。与此同时，伴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妇女明显地表现出主体意识、群体意识和性别意识增强的趋势，中国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身的价值和发展，关注妇女和社会的关系，关注妇女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关注两性关系和性别平等政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妇女及家庭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中国学术界对家庭、两性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反思，促使学者们展开研究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妇女和家庭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所占比重开始大幅上升，涌现出一批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民间妇女团体和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女性学研究刊物也大量涌现。由此，妇女学（女性学）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出现在中国。

妇女学（女性学）在中国的诞生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带来了发展契机。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有着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战后日本妇女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日本妇女和家庭领域，并陆续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特征

1.日本妇女就业问题引发学者关注

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高速增长，世界各国研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很快就将目光聚焦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就业压力增大，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妇女就业问题，重新审视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和就业模式。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随着日本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以及日本妇女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走向社会，妇女就业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于是，一批研究日本妇女就业的论文出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荣著《日本女性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外国问题研究》1988年第4期）、张丹著《影响日本就业妇女角色实现的内在因素》（《日本问题》1988年第2期）。这两篇论文均就日本妇女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予以研究和思考。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妇女的就业现状和特征显示出浓厚兴趣，而对日本妇女的就业政策较少关注，直到21世纪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才陆续问世。

2.对日本妇女地位进行了初步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比较关注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吕静萍《战后日本妇女的地位》（《日本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张丹《战后日本妇女地位的变化初谈》（《日本学刊》1989年第3期）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诞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日本婚姻家庭问题的专著，即张萍著《日本的婚姻与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对战后日本婚姻与家庭状况以及日本妇女地位作了综合性的描述和评价，历史跨度较长，视角也较宏观。陈晖《日本妇女意识的变化》（《婚姻与家庭》1987年第11期）是一篇较早涉及日本妇女思想意识的论文。

总体来讲，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妇女地位的研究尚处于奠基阶段，成果多偏重于对日本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中的状况进行描述性研究，选题大多比较泛泛，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还不够。

3.日本家庭方面的论文增多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日本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比率上升、生育率降低、消费功能增强、赡养功能削弱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试图探寻日本社会变迁对家庭、家族制度产生的影响。例如，翟边《日本家庭规模的变化》（《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韩铎《日本的家庭问题》（《日本问题》1985年第1期）等论文均将目光聚焦于日本家庭的变化。何培忠《日本孤独老人超过百万》（《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则较早关注到日本老年问题，特别是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

二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90—1999年）

（一）20世纪90年代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初步发展

1.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性别理论的引进

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的妇女研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同时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妇女问题研究。与此同时，国外众多研究机构与研究者的资助和加盟给妇女研究学科带来了积极影响，其突出表现是：各地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等妇女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妇女学研究与国际合作项目顺利开展；妇女学国际间交流逐步扩大；支持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国际项目增加等。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引入也给妇女研究注入了生命力。

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妇女研究在中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妇女学研究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趋活跃，通过相互访问、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换图书资料、合作研究等形式，中外妇女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加强，以妇女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多次召开，其中包括由中日两国女性学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表现在：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还出现一些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应用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尤其是社会性别这一视角的引入，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相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一些论文一改以往对日本妇女和家庭现状的经验性陈述变为科学性描述，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

2.中日妇女和家庭研究领域学术交流增加

随着两国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一些日本学者和学术机构研究日本妇女和家庭的论文和专著开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例如，东京成城大学森冈清美《当代日本家庭人口的变化》在《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上刊出，该文通过对家庭规模、家庭构成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考察了当代日本家庭的主要变化，进而探索日本家庭在不远将来的可能状态。为当时中国的日本家庭研究提供了较新的参考资料。为配合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1995年10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套外国妇女丛书，其中一册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官房男女共同参与规划室编写的《日本妇女的现状与政策的实施——关于新国内行动计划的报告》[※注]，该报告从家庭、教育、就业、参政、福利、意识等诸多方面，以翔实的统计数字和图表对日本妇女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对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妇女政策大有裨益。石原邦雄《当代日本已婚妇女的生活压力》（《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以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日本不少已婚妇女感到有生活压力，其中丈夫对妻子情感支持的缺乏构成了妻子的主要心理压力。该文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已婚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对日本女性学发展的现状和动态研究比较关注，金少萍《日本女性学研究状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介绍了日本女性学的研究机构及最新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多次举办了由两国妇女问题专家、学者参加的、以妇女和家庭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如：1997年和1998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分别主办了“中日妇女问题研讨会”和“21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两国的妇女研究特别是中日女性史的研究进行了交流。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与日本城西大学于1995 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日女性学比较研讨会”，围绕中日两国的妇女与文化、女权运动与女性文学、妇女与开发、妇女与婚姻、家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98 年双方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中日女性学研讨会”。这些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中国学者扩大了视野，了解了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焦点和最新动态，为学习和引用日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机遇，也为今后中国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创造了契机。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妇女与家庭研究的特征

每当中国改革加大力度、社会结构处于剧烈变动时期，或是中国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时，中国学术界对外国问题的研究都会比较热。1995年以来中国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也不例外，其突出特征就是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结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国学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带着对中国问题的疑问从日本研究中寻求答案的。

1.日本妇女地位问题依然是关注热点

相比80年代有关日本妇女地位的论文，90年代该领域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如禹硕基《当今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浅析》（《日本研究》1991年第1期）、马红娟《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日本学刊》1996年第1期）、李卓《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日本研究》1998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不仅对战后日本女性的地位进行了探讨，还涉及了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参政等方面，有的还对日本妇女地位进行了历史性的描述。马玉珍《战后日本妇女法律地位的变化》（《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4期）关注的是日本妇女法律地位以及日本妇女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的问题。总体来讲，这一阶段日本妇女地位研究大都比较宏观和宽泛，多是基于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的研究。

2.日本家庭研究进步较快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整个社会朝着产业化、城市化方向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给人们的家庭生活及其意识带来极大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日本家庭的研究是日本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日本家庭的形成、演变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日本社会的变化过程。这一阶段涌现的日本家庭研究论文主要有：王炜《战后日本家庭的变化》（《日本问题》1990年第6期）和《日本的老龄化、家庭与有关政策》（《日本学刊》1993年第6期）、禹硕基《战后日本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变化》（《日本研究》1992年第4期）等。韩铎《日本老龄化社会一个棘手问题——“谁养活谁”的问题在日本》（《日本问题》1990年第4期）与《“年龄冲突”与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日本学刊》1991年第2期）是较早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两篇论文。

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同是以家族制度为社会组织基础，同是实行父权家长制，妇女在法律、道德上均处于无权地位。然而，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又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学者在考察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之外，开始从家族制度、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等角度来思考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探求中日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原因，从而揭示两国文化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的家庭与日本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日本学者甚至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归因于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王炜《日本传统家庭制度的形成及特征》（《日本问题》1990年第2期）对日本家庭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进行了一番探讨。尚会鹏《中日传统家庭制度的比较研究》（《日本学刊》1991年第4期）和肖传国《关于中日“家”的历史考察》（《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则从比较的视角对中日家庭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3.日本妇女就业研究的质量有所提高

90年代，日本妇女就业问题依然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研究日本妇女就业的论文，论文总体质量有所提高，研究范围有所扩展。例如，陆震《妇女就业领域诸问题之我见》（《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吕学静《日本女性部分时间劳动特征》（《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4期）、李秋芳《日本妇女传统就业模式正在改变》（《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何燕侠《日本女性劳动权利法律保障的新进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的修改》（《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第3期）、赵儒煜和尹小平《日本女性就业问题浅论》（《人口学刊》1998年第6期）、赵芳和邓智宁《日本妇女就业状况变化与原因分析》（《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4期）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日本妇女就业问题，一些论文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妇女就业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4.女子教育方面

中国学者一直比较关注日本的女子教育。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确立了民主平等的原则，建立了六三三四学制，实行男女同校，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女子教育的发展令人瞩目。设立众多女子大学、女子短期大学是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关注，在研究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的原因时，教育因素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学术界在日本女子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是寻找日本现代化原因之答案的。80年代日本女子教育方面的论文比较少，90年代论文数量有所增加。如：黄育馥《当代日本妇女与教育》（《国外社会科学》1992 年第3期）、张德伟和徐蕾《日本儒教的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观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杜学元《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给我们的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屈书杰《日本高校的女子教育》（《日本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赵叶珠《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原因探析》（《外国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日本女子教育进行了论述，但整体水平依然偏重于介绍和对现状的梳理，在深层挖掘和分析上显得有些薄弱。

三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2000—2009年）

（一）21世纪前10年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稳步发展

1.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较快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学术研究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在日本研究领域，随着早期研究者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理论素养的逐渐提升，日本研究的学术化特征明显增加，学术规范程度逐步加强。一批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日本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不少国内培养的新一代研究者涌现出来，研究队伍的高学历化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特色。这些研究者受过专业训练，实证分析增多，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都进一步丰富。与此同时，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论文质量也愈加精良，水准稳步提升，出现了一些有理论、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2.中日妇女研究界交流频繁

进入21世纪，中日妇女界以及妇女研究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例如，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与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以及上海女性学学会共同举办了“社会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史”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社会性别理论，比较各国妇女问题。2005年大连大学性别中心举办了跨文化女性/性别研究座谈会。这些国际研讨会对中日两国妇女和家庭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妇女研究会议以及东亚妇女论坛、亚洲妇女会议等陆续召开，使中日妇女界的交流已经不仅仅限于两国之间，而是向中日韩三边交流和东亚区域交流扩展。例如，2004年9月，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和亚洲妇女/性别研究国际合作网络KARTINI联合主办召开了“新世纪亚洲妇女、性别研究与教育实践”国际研讨会，来自20个国家、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就亚洲妇女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妇女史、性别歧视、妇女参政、妇女就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006年7月由全国妇联主办的第六届东亚妇女论坛在京拉开帷幕，来自朝鲜、日本、蒙古、韩国和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妇女代表300余人出席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妇女的机遇、挑战和行动”，旨在加强东亚地区妇女及妇女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为期四天的论坛中，与会代表围绕妇女平等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创造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环境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共同谋求对策。这些东亚地区的妇女问题跨国会议将东亚各国的女性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加强了东亚各国妇女界的交流，特别是妇女问题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了相互理解。2007 年，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等合作举办了“全球化、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国际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全球化与市场机制、全球化与人口、全球化与文化、亚洲妇女学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一些翻译和介绍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陆续发表和出版，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也让中国学者了解到日本该学科所关注的前沿问题、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200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望月嵩著《结婚与家庭》一书。2002年4月22日的《中国妇女报》刊登了大滨庆子的文章《透视日本的“新女性主义”》，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女性学理论家上野千鹤子著《赋国家主义以社会性别》[※注]一书，以及上野千鹤子关于国民国家与社会性别、慰安妇问题、“记忆的政治学”等主要观点。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其中包括上野千鹤子著《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江原由美子著《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两部著作。2007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女性教育会馆编写的《日本的女性与男性——男女平等统计2006》，这是一部关于日本两性平等的最新著作，书中所附统计资料和图表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妇女问题极具参考价值。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对日本妇女研究状况的介绍也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袁向东《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解释了女性主义术语的历史含义。周洁《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及未来走向》（《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介绍了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最新动向，对于中国的日本家庭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3.中国的妇女研究发展迅速

当今，中国一些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中心成为女性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等。中央和地方等政府机构、科研机构成立的妇女研究中心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北京市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等。从妇女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上看，从妇女与家庭、妇女与生活方式的讨论，转移到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法律，进而实现了向社会性别研究的飞跃。在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又有从应用性理论为主，转向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齐飞的趋势。一些被学界广泛认可的学术性期刊成为刊登高质量妇女研究论文的园地，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女性中心的主办的《北大妇女研究动态》、中华女子学院主办《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年刊《中国女性主义》等。一些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开辟“妇女研究”专栏，发表研究者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编印的《妇女研究》已成为妇女研究理论工作者的必备资料。妇女研究的学术专著和通俗丛书不断面世，各种类型的妇女研究专题学术会议陆续举行，不断扩大了妇女研究的社会影响。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女性/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正式成立，标志这一学科走向了主流社会学界。30年来的中国妇女研究不仅承接了传统社会学的知识，经历了社会转型，还应对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挑战和全球化的政治影响。中国妇女研究的迅速发展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21世纪前10年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特征

1.对日本妇女地位、女子教育问题兴趣不减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学者对日本妇女地位问题的兴趣依旧不减。例如，田晓虹《战后日本妇女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6期）从社会学的视角，以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背景，对战后日本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教育状况和教育目标、就业意愿和就业环境、婚恋观念和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历史演进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积淀对于日本妇女发展所产生的直接、间接的作用和影响，剖析了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妇女自我意识的特征与嬗变。王伟军《日本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地位的提升》（《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从妇女运动的视角关注了日本妇女的地位。王国华《论日本农业女性的家庭经济地位》（《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在概观日本家庭农业经营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妇女对日本农业的贡献，从家庭经济地位的角度阐明了日本农业妇女所处的状况和面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女子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不少论文，如丁坤和尹婧文《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战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刘爱君《日本的高等教育与女性》（《大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后者介绍了日本的女子大学、短期大学的概况，并针对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的特点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对我国的女性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中日两国虽然在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及家庭结构各方面相异，但是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内容和方法彼此可作借鉴，互为补充。贾春《日本家教的特点》（《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黄喜珊和刘鸣《战后日本家庭教育的特色及启示》（《现代教育论丛》2008年第7期）对“二战”前后日本家庭教育的历史特征作了简要回顾，从家庭教育观念、内容、提高家庭教育力的措施等几方面阐述了当代日本家庭教育的主要特色，从中得出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启示。李琛和周炎辉《试论日本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则对日本家庭教育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比较研究的专著，即谷峪著《中日近现代女子学校教育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赵叶珠著《美中日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者探讨了中日两国近现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及当前中日女子教育存在的问题，后者通过对美中日三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途径与内容、思想与目标等的考察，总结出美中日三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特点。

2.日本妇女运动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

在妇女研究中，妇女运动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学术界关于国际妇女运动的研究多集中在西欧各国的妇女运动，研究日本妇女运动的论文比较少。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的两篇论文拓宽了该领域研究的范围。如：《母亲大会：历程、特点与意义》（《日本学》2009年第15辑）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日本母亲大会，介绍了诞生于1955年至2008年已经召开了54届的母亲大会。该文认为，日本母亲大会的时间跨度长、规模大、议题丰富，不仅是日本最具影响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母亲大会所倡导的“母亲改变了，社会就会改变”，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社会变革中的“生活者运动”》（《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对“生活俱乐部生协”为中心的“生活者运动”进行了研究。生活俱乐部自1965年至今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地方政治和行政领域、社区建设领域开展了“共同购买活动”、“肥皂运动”、垃圾减量运动、再生利用运动、代理人运动等多种活动，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该文认为，这一主要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进的社会运动倡导了一种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尝试了一种新的劳动方式，推动了日本政治、地方行政的民主化进程，也开辟了一条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道路。这些研究在选材上拓宽了日本妇女问题研究，对中国的性别平等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日本妇女就业研究进一步深化

进入21世纪，一些中国学者对日本妇女就业政策的关注度较高，妇女就业研究的质量有所提高。例如：肖扬《日本政府为促进妇女就业采取的对策》（《中国妇运》2001年第5期）和《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状况问题与对策》（《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1年第1期）、胡澎著《日本妇女的就业与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均对日本的妇女就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王俊英《关于日本主妇再就业的思考》（《日本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等论文对日本女性就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吴霞《现代中日女性劳动状况的分析与比较》（《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5期）从女性学的视角以比较的方法对中日两国女性劳动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日本已步入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比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既鼓励生育、减缓少子化发展的进程，又能够充分开发育龄妇女的潜在劳动力，减少或解除劳动力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成为当前日本政府和民间广泛关注和积极思考的课题。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与妇女就业的关系，胡澎《日本在鼓励生育与促进妇女就业上的政策与措施》（《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即属此例。该文认为日本的鼓励生育政策与促进妇女就业政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一矛盾，在减轻妇女工作和养育孩子的负担、创造使妇女既能兼顾职业又能安心养育孩子的环境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改革不合理制度、出台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等。

4.日本妇女参政的研究成果涌现

政治权利享有和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妇女政治地位高低的两个侧面。中国的妇女参政研究在1987年[※注]以后成为热点，但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妇女参政状况较少有人关注，这与日本妇女参政水平在国际上排名较低不无关系。90年代，研究日本妇女参政的论文凤毛麟角[※注]，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以及妇女自身参政意识的提高，日本妇女在参政上取得了一系列进步，表现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中女性议员人数的增加，一批女性政治家活跃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中国学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一直被忽视的日本妇女参政问题。把日本妇女参政作为对象进行系统和深入地研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妇女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变化。吴寄南在其专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中，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政治家”作为一章，回顾日本女性参政历史上的先驱者，介绍新生代政治家中的女中豪杰，分析日本妇女参政现状与女政治家的困难处境。胡澎在《战后日本妇女的参政研究》（《日本：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和《近年日本妇女的政治参与浅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中，从妇女政治参与、行政参与、政党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四个方面研究了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在参政上取得的进步，并分析了其进步原因和存在的不足。师艳荣《日本妇女参政途径及成效》（《当代亚太》2005年第10期）以及《日本妇女从政落后的深层思考》（《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通过对立法、司法、行政、政党中妇女参政情况的考察，分析了当代日本妇女参政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5.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国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有着儒教传统的邻国日本，探寻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论文开始增多。如，吕学静编著《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沈洁著《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宋金文著《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均对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介绍、分析和评述。

日本自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来，一直比较重视针对妇女的养老保险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妇女养老金制度又经历了多次修改。日本妇女养老保险从最初的传统家庭模式发展到现在以妇女加入厚生年金为前提、以双职工家庭为主的新模式。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离婚时厚生年金分割制度”、“遗族年金”、“第三种被保险人制度”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婚姻、就业、生育、抚养和护理，关系到妇女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晚年生活质量。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多次改革，特别是与妇女相关内容的几度修改，从性别视角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番重新思考。高宝霖和陈军清《日本妇女养老保险的解读及启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也是从女性的视角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的研究。在妇女社会保障政策方面，有李宇征和王云胜《日本女性社会保障政策评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论文。童欣《日本家庭经济制度变迁与养老方式选择的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1期）带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认为我国可借鉴日本经验，把家庭经济制度变迁作为重要参数，选择和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问题日趋突出。王伟《日本家庭变迁与老年人问题》（《日本学刊》2001年第1期）和《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 ）、宋金文《当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扶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均关注了老年人问题和养老问题。他们认为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有关社会保障制度上，日本的老年人问题都与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具有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家”制度曾在日本起主导作用，然而随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的进展，日本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转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核心家庭化、老龄化的进展以及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当今日本家庭对老年人的护理方式正在由传统的长子同居护理为主转变为多种护理方式并存。与以往相比，家庭在护理老人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在护理社会化的背景下，赡养老人问题上有多种规范并存。杨雪《日本介护老年父母过程中的家庭策略分析——对横滨市一个家庭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认为，家庭成员在护理问题上往往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观念和规范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虽然父母应由长子抚养这个传统观念已经渐渐弱化，但是家庭成员依然会期待“长子”的作用。成年子女从父母处得到的援助更能加深子女对父母“感恩”的心情，比所谓的“孝行”观念更有助于提高护理老年父母的积极性。李鹏军《日本家庭养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汲取日本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应扬长避短，采纳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对策，使我国平稳地度过老龄化社会。

6.家庭研究领域的课题不断扩展

21世纪前10年，日本家庭研究依然关注日本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制度，这方面的论文可列举如下：吴建华、潘光伟、黄海《近代以来日本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赵立新《战后日本的民法修改与家制度》（《河北法学》2005年第12期）。除此之外，家庭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扩展。在夫妻关系上，田晓虹《战后日本婚姻关系的整合与冲突》（《社会学》2001年第4期）和《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日本学刊》2004年第1期），探讨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揭示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向着平等、自主、更富人性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吴卫平《对日本中老年离婚的探讨和启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以敏锐的触角关注到中老年离婚正日益成为日本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定年离婚”甚至成为一个流行词，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王立波《日本家庭主妇阶层的形成》（《社会》2004年第10期）介绍了家庭主妇阶层是在日本近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变迁、家庭结构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在发达国家，家庭主妇作为中产阶级地位的象征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同国家的家庭主妇阶层的规模是不同的，其中以日本的家庭主妇阶层最为典型，数量最为庞大和壮观。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日本能够产生典型的家庭主妇阶层存在着更深刻、更典型的制度根源。该论文通过对日本国家制度的研究，揭示了日本家庭主妇阶层产生的深层原因。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著《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与《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是对中日两国家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两部力作。书中运用宏观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中日家族制度的差异，指出中国的家是相同血缘关系的集团，日本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的经营体。家的血缘性与社会性是两国家族制度所有差异的起源，它造成中国的家的封闭性与日本的家的开放性，影响到中日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并带来两国国民性的差异。李卓在她的另一篇论文《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日本学刊》2004年第2期）中，再次阐述了日本家族制度、家族伦理与国民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她认为中日两国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相去甚远，造成两国国民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人伦关系、家族、集团主义等颇有差异。

随着家庭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成员个人享有更多的独立，彼此更为平等，家庭关系的主轴已从纵向的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和姻缘关系。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关于日本人婚姻观念、日本妇女思想意识以及生育观方面的论文。如，马玉珍《日本人婚姻观念的变化》（《社会》2004年第11期）、傅紫琼《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当代日本女性婚姻观》（《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胡澎《当代日本妇女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日本发展报告No.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魏丽华《简析当代日本女性的婚恋家庭观》（《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1期）等。臧健和李华钰《80年代以来中日妇女生育观变化比较研究——以北京和东京为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年第4期），试图从历史研究的方法出发，以北京和东京妇女的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变化为例，比较80年代以来中日妇女生育观念变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探索产生差异的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关于妇女社会作用的不同观念及不同的社会心理影响。

另外，家庭研究领域还有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论文，如师艳荣《日本夫妇的不同姓问题》（《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4期）在阐述日本夫妇姓氏历史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夫妇不同姓问题提出的背景、实现的阻力及意义。她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日本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思考》（《日本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则揭示了日本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状。何培忠《日本家庭支出大幅度上涨》（《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从家庭支出的新视角关注了经济形势与家庭经济的关系。

四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自1980年至2009年的30年间，中国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表现在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理论深度有所提高，还出现了主要研究日本妇女和家庭问题的专家。但我们也看到，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也存在一些遗憾和不足。例如，从事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专门人才比较分散，研究也处于个体研究阶段，既没有像日本妇女研究中心、日本家庭研究会这类的学术团体，也缺少一本专门刊登研究日本妇女和家庭类论文的专业杂志。另外，研究日本妇女和家庭的学者人数较少，尤其是男性学者屈指可数。

在该领域的既有学术成果中，论文多、专著少，尤其是尚未出现中国本土学者自创的或者带有很强理论性色彩的研究专著。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虽涉及面较广，但显得零散而不够系统，重复性研究多，创新研究少。一般性描述和评论多，理论方面的提升和对话少。宏观分析的文章较多，微观分析的文章较少，许多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描述性和阐述性阶段，没有通过深厚扎实的理论来进行验证。

日本妇女和家庭领域中，有些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而这些问题对当今中国的妇女发展、性别平等政策的出台又极具价值。例如，社会政策和性别平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仅见到胡澎的《日本性别平等状况及相关政策》（《日本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日本妇女与健康、单亲母亲、妇女与传媒、妇女组织、老年妇女、亲子关系、单亲家庭等研究尚处薄弱状态。中日两国之间妇女和家庭的比较研究还不是很多，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研究成为比较研究的突出成果，将来中日比较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中日两国妇女和家庭研究界的交流有待进一步深化。现在的一些学术交流多为召开学术会议和研究者个人之间的交往，两国共同的合作研究较少。由于中日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国情不同，妇女和家庭领域的研究往往缺少焦点。另外，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日本妇女和家庭问题研究者之间也缺乏横向联系，相互了解不够。

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语言的制约。在中国，外国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大语言，日语教育相对英语教育不够普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日语教育进入繁荣阶段，开设日语课程的学校数量仅次于英语，选修的学生也很多，但对于从事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需要直接运用日文资料进行研究，精通日语成为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者面临的首要条件。因此，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者的人数相对于西方国家妇女、家庭研究者要少很多。

其次，受中国大陆拥有日文资料条件的限制。目前，大多数从事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人员主要依靠中国国内的日文资料进行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研究资料还比较少，图书馆所藏日文资料有限，除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图书馆、一些大学图书馆的原版日文藏书相对比较丰富外，中、小城市查阅日文史料条件不完善。能申请到中国政府或日方提供的研究资助赴日查资料的研究者非常有限，个人自费赴日查询资料也有诸多困难。另外，虽然互联网发展速度惊人，还是有相当多的资料、特别是一些史料很难利用网络查询。

随着日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会有更多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的专著问世，不仅数量会越来越多，质量也会越来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日本妇女和家庭问题研究。中日两国妇女和家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个联系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日本妇女和家庭研究网络将会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