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如今，学界发表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多达数千种。但是，一般人们心目中的日本国民形象，要么是来自日本人的自画像，要么是来自美国人的笔下。虽然各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书籍繁多，但缺乏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佳作。在现有的对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五部专著和两篇学术论文中，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多大关注。[※注]美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著作影响深远，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更有理由在日本国民性研究上有所作为。因此，为探寻日本国民性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科范式，规划未来的研究方向，梳理近30年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

（一）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文概况

据笔者对CNKI中国学术总库[※注]里收录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注]的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2010年间，中国学界发表的有关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总计为396篇。表1与表2，是对这些文章做进一步分类统计的结果。

在表1中，按照文章题名中含有的关键词，虽然可以进行如此细致的分类统计，但从文章实际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三大类。

首先，从表1的统计数据来看，在396篇文章中，无论是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还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或者是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的题目，均以论述日本的特殊模式的文章居多，将文章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日本模式”的文章加在一起总数为168篇。这些论述日本的特殊模式的文章，大多是通过探讨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及其文化成因，进而或隐或现地主张日本人特殊论的。在这些文章中，因为几乎千篇一律地要论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集团意识”、“行为模式”等问题，所以，若将专门论述这一内容的39篇文章也算在一起，那么，这一类文章总数就多达207篇，占了1980年至2010年中国发表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总数的二分之一还多。在这类文章中，除了少数论述日本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的文章外[※注]，大多是为了探讨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从论说日本企业的独特经营管理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文章。

其次，有104篇是直接以“日本”的“国民性”、“国民特性”、“国民性格”、“民族性”、“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国民心理”、“民族心理”等字眼入题的论文。这类文章的内容，要么是对日本国民性的几个特点进行的概述分析[※注]，要么是针对日本国民性的一两个特点，从社会问题、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就其特色、成因等进行的剖析。[※注]

再次，有76篇是以“日本人”的某种“意识”为题目的文章，如“从‘日本式经营’看日本人的‘家族意识’”[※注]等文章是较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限的4篇论述日本人的“感情模式”、“思维模式”的论文基本上也可以归为此类。

另外，在1980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内，从中国学界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量、内容情况来看，如表2所示，1980年至1990年可谓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数为35篇；1991年至2000年可谓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发展期，这段时间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比起步阶段增加了三倍，但研究生论文和报刊文章仅各有一篇；2001年至2010年可谓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持续发展阶段，学术期刊论文数比上个十年几乎翻了一番，而且研究生论文数及报纸文章也相对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再从文章的内容来看，1980年至1990年的35篇文章中，有25篇文章的题名冠以“日本式”，三篇是论述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其他七篇为论述日本的民族性特点或者成因的；1991年至2000年的110篇文章中，题名冠以“日本式”的文章依旧占大多数，而且这一特点一直持续到2005年。近几年，虽依然可见题名中冠以“日本式”的文章[※注]，但从大部分文章的题目及内容来看，学界的关注点已经明显转向具体地分析日本国民性的某个特点及成因，以及对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价值意识、行为模式、感情模式特点等方面的探讨上。[※注]从目前欲了解日本国民性的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来看，预计此后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将会迎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高潮期。

（二）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著作概况

如上所述，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逐年成倍递增，从这一发展态势亦可推知，欲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社会需求非常强烈。近年来，《菊与刀》中译本的再度翻印和畅销[※注]，也进一步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强烈的程度。在中国，谢晋青著《日本民族性底研究》（1923年）、戴季陶著《日本论》（1928年）、陈德征著《日本民族性》（1928年）、潘光旦著《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1930年）、王文萱著《日本国民性》（1933年）、陈丹崖著《日本国民的信仰生活》（1934年）、郑独步著《日本国民性之检讨》（1935年）、郁达夫著《日本的文化生活》（1936年）、张居俊著《日本之病态心理》（1938年）、叶树芳著《论日本人》（1941年）、蒋百里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1945年），曾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日本社会文化学观念”。自此之后，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在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突然间停歇了它的操作，显得异常的静寂。：《〈中国人与日本人〉序言》，载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注]1998年，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出版，才终于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学术沉寂状态。随后的1999年，又有了日本国民性论文集《一笔难画日本人》[※注]的问世，人们关注日本国民性的视角也变得愈来愈丰富。近年来，欲了解日本国民性的日益强烈的社会需求，不仅促动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戴季陶的《日本人》、周作人论日本之旧作的翻新再版[※注]，而且，还催生了一批日本人论方面的新作。[※注]如果是一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人，倒是可以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日本文化普及读物，了解一些日本最新的世相。但是，在这些新作中，既没有见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何突破，也未见在结论上有更多的创新之处，那些秉承始自《菊与刀》的“用‘悖论式’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学术传统”[※注]，所得出的关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所谓两面性、暧昧等特点，也并无多大的新意可言。平心而论，那些特点，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其实也一样显著。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无须再一一列举述说了。

据笔者浅见，近年来，属于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的真正逻辑严谨、自成体系的专著的确不多，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研究深度看，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及其姊妹篇《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注]，当属目前最出色的研究专著。《中国人与日本人》运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日两大民族的深层文化特征进行了剖析。该书从一般的社会学的泛泛之说中脱出，以心理文化学的理念作为观察中日文化的视角，在广泛的文化现象中，从“家”、“族”、“家元组织”、“宗教组织”和“性意识”等文化层面上，寻找其表现文化特征的根本之点，阐明了两国国民性的一些倾向性特征。继而在《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著者又以美国作为第三参照物，运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结合大量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案例，就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次运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有益尝试。

虽然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专著匮乏，但是，在日本思想文化著作中单独设立章节论及日本国民性特点的并不少，只是其题目、内容和结论与上述列举的论文几乎都是大同小异。在这类著述中，王家骅的著作较具代表性，如其专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的“第六章积淀——日本人的民族性与儒学”就是专门论述日本国民性的。王家骅认为，民族性“主要是指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注]，所以在该章中分三节从以上诸方面探讨了日本人的民族性与儒学的关系，即：“第一节 日本的社会结构与儒学”，“第二节 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儒学”，“第三节 日本人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与儒学”。并且，在“终章 日本现代化的二重性与儒学的二重性”中，对日本人的实用主义思想根源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分析。

以上是对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的概览。下面主要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研究方法及学术贡献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特点。

三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内容特色

（一）褒多贬少，述而少作

这个特点，是笔者对截至20世纪末这段时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内容之主要特色进行的概括。

所谓“褒多贬少”，即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争相对“日本人”或者作为日本人“身份”的对象而存在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礼赞或肯定性评价的文章。在公开发表的396篇日本国民性研究文章中，仅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论文就占了绝大部分，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题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的论文，都是一味地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进行礼赞的，其中有的论文虽也会提到一些“日本型”、“日本式”的负面之处，但还是肯定多于否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日本、美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复述，或者是从他人的著述中阐发微言大义，或者是将其改头换面，形成所谓的“创见”，特别是由于受《菊与刀》的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大多喜好尝试用几个关键的概念，将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总括性地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并在与外国和异文化的比较中进行讨论。如“罪文化”与“耻文化”、“集团主义”与“个人主义”就曾一度成为这类文章的关键词，但从学术创意上超过《菊与刀》的文章并不多见。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崔世广的研究成果还是颇具独创性的。崔世广首先在其论文“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中提出“西方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情的文化”的观点[※注]，继而又撰文“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注]2004年，“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还被直接用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名称，在日本出版。[※注]当然，也有学者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将文化这样归类未必妥当，但如果‘情’是指与人的自然情绪相联系的‘感情’，‘意’指与道德、信仰、修养等相联系的‘意志’，那么这种差异至少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是存在的。从我们的视角看，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对自然感情的不同评价取向和遵循着不同的控制机制”。[※注]类似这样颇具建设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内容的主要特色，虽然不能说是“述而不作”，但概括为“述而少作”当无大碍。

（二）毁誉参半，省旧探新

这个特点，是笔者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内容之主要特色的概括。

所谓“毁誉参半”，即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虽然依旧可见对日本国民性进行礼赞性的文章[※注]，但从大多数文章的内容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待所谓的日本国民性特点的学术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论述到某一具体的日本国民性内容时，开始逐渐摆脱往日因对日本国民性优点的盲目探求而一味给予溢美之词的做法，已经基本能够做到对日本国民性予以一分为二地剖析，甚至有的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一些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章。此外，也有的文章虽然还是在重复梳理既往研究中提到过的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但已几无礼赞之词，而更多的是学理分析。[※注]当然，这些学者依旧将“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视为日本国民性的做法是否妥当，则有待商榷。其实，对诸如此类的日本国民性论，早在1995年，罗斯·摩尔与杉本良夫就已经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并且他们一再强调指出，“日本社会与其他产业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即欧美社会也有集团主义倾向，日本社会也存在不少个人主义因素”，那些曾被认为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其实“是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的产物”。[※注]

所谓“省旧探新”，即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开始步入了对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反思期。目前，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独创成果虽然尚不是很多，但在这段时期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论文题名中冠以“日本式”、“日本型”之类的论著已经明显有所减少，尝试运用新方法，运用具有深厚学理支撑的新的分析工具对日本国民性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的成果渐有增加。

例如，尚会鹏通过对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的完善，而展开的对日本人的情感模式、交换模式、自我认知、个人化等问题的研究，[※注]以及有些学者运用心理文化学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文化、游戏规则的剖析来探讨日本国民性的做法，都是比较新的尝试，并获得了学界的一定评价。[※注]

此外，有些学者为了推介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全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情况，积极译介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翻译成果，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青木保、南博、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船曳建夫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也可谓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内容的特色之一吧。

四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方法特色

（一）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为主

这不仅是日本国民性研究方法的特色，恐怕也是全世界国民性研究的一大方法特色。这也是由国民性研究与生俱来的特点造就的。“国民性”，本是西方文化人类学从事规模小且单一社会形态研究时所创出的术语。在西方，国民性研究的产生，最早应追溯到心理学家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后来，一批人类学家继承了冯特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开创了文化人类学，国民性研究成为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不再使用“民族心理”这一概念，而是用“国民性”这一术语取而代之。[※注]人类学家始终坚持以研究落后民族为职志，随着“原始社会”逐渐现代化，以及地区研究兴起的影响，如今已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国内的少数民族。“国民性”一词本身虽无褒贬之意，但由于其内容本是指称所谓未开化民族特性的词，所以也就暗含了一些贬义的成分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国民性”一词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殖民话语或也不为过。[※注]

“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国民性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分析审视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资料，通过它们投射出国民性格的底蕴；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方法即实地调查、参与观察、访谈等。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实践证明，仅用这种方法，要对国民性这样复杂的问题作出高度概括性的结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特别是在研究条件受到限制，资料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就更是如此。不少被称为著名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注]既不懂日语，也没去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仅凭日本的报刊及影视资料和对在美的日本人的访谈而撰写的《菊与刀》，就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并受到大家的批判。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专事国民性研究，《菊与刀》的著者本尼迪克特正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理论的特色在于：它是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诸学科的交接点，旨在重视研究个人与文化的关系，即揭示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文化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为了探讨一个民族大多数人具有的性格，该学派的学者开发出不少研究工具，例如“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ality）、“众趋人格”（modal personality）、“基本人格”（basic personality）或“地位人格”（status personality）等[※注]，但这些工具都无法同时处理在某一特定社会被大多数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共享的信念，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模式，以至于作出的研究缺乏说服力，遭到严厉的批评。如有的学者就批评说：“如果说哲学家是一群在黑屋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黑猫的盲人的话，国民性研究者也大体如此，只不过他们寻找的是文化人类学家所坚信存在的黑猫。但是，近年来他们对此已不那么坚信无疑了”。[※注]因为苦于没有更好的分析工具，导致国民性研究徘徊不前。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直至20世纪末，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都是在遵循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也就存在着基本同样的问题。

（二）统计学和历史学方法为辅

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国民性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在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NHK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大的。从1953年开始至1988年间，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版《日本人的国民性》；从1973年开始，日本NHK放送世论调查所也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的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近些年来，日本的其他一些新闻媒体，如《读卖新闻》等，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注]

在一个社会中，虽然个体的人格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通过各类设问，采纳统计方法对各类回答加以集中排比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人在性格等方面也往往具有很多共性的东西。运用统计方法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确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依靠这种办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还是不免令人担心其缺乏代表性，因为纵使研究者不是依据主观好恶或围绕一定观点在收集数据，对其所采纳的极为有限的调查个案数据而言或许客观性很强，但以通过极少的个案调查得出的结果，去作为某一国家民族群体人格的代表，这还是需要慎重下结论的。由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的研究水平，致使在方法论上也基本上是处于追随日美的境地，至今很多关于日本人的研究，依然在沿用这一方法。[※注]

另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虽是各个研究领域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但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单纯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注]在论文方面，李文的《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是新近发表的力作，正如作者开篇自述其文章的贡献在于：“将散见于已有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加以系统概括；揭示日本民族性的这一特征与其哲学、美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从已厘清的脉络出发，预见未来一个时期日本国民心理的嬗变趋势”。[※注]作者遍览相关文献，对既往关于日本国民心理特征的观点进行了扼要精当的整理，这确是该文最大的贡献。但是，作者所持关于日本国民心理特征的看法却不无商榷之处。例如，作者认为：“日本人看法和态度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是理解日本国民心理变化奥妙的关键。实力对比的结果通常就是权力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形成，而日本民族的一大特征就是普遍存在强烈的‘权力至上’倾向。”[※注]其实，且不说其他国家国民如何，扪心自问，观古今中国之诸般世相，中国人心里存在的“权力至上”倾向又何尝不强烈呢？而且，究竟该如何判断这种心理在哪国民众身上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更大一些，似乎目前还没有一个更为科学的方法。

（三）心理文化学和知识社会学方法崭露头角

“心理文化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早已不是什么新方法，但被引进到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还是近些年的事。

首先，所谓“心理文化学”，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该方法的创始人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1909—1999）。心理文化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而今，对于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又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2010年，尚会鹏与游国龙对许烺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谨的学科定位，正式将许烺光的学说命名为“心理文化学”。由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背景使然，这门学科带有心理学色彩，但与普通心理学不同，它研究的不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通则，而关注的是影响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心理特点，以及人格特征在维持、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包括：角色与情感理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团体理论和社会动力学等。[※注]

20世纪末，许烺光的著作就已在大陆和台湾学界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注]，但是，在亚洲，最早运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开展研究的是“日本文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滨口惠俊。滨口在许烺光的影响下，提出了著名的“间人”概念。他由“间人”概念出发，把与“间人”相关的价值观体系称为“间人主义”。[※注]滨口倡导“间人主义”，旨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他的这种努力虽然值得高度评价，但“间人主义”以及“间人社会”诸特征，“似乎并非日本所特有，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社会似乎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注]尚会鹏通过对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理论的完善，以及对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的剖析，进一步提出了“缘人”“伦人”的概念，他建议作为“间人”的下位概念，用“缘人”指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用“伦人”指称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将更有助于明确日本国民性格的特征。[※注]

其次，“知识社会学是科学地考查知识是如何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下得到建构的一种研究方法”。[※注]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创始人为马克斯·舍勒，完善者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主题是，只要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就一定存在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思维方式。“知识社会学所探求的是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注]，知识社会学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此外，知识社会学想要清楚地说明某个社会集团如何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与各种类型的知识相一致的认识，以及用来发展各种知识的相应的社会资源，对于理解任何社会都至关重要，对于分析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也同样重要。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日本人论同宗教、数学、物理学一样，也是一种知识。既然是一种知识，探讨其内容受制于何种社会性束缚就成为一种必然。”[※注]罗斯·摩尔与杉本良夫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日本人论得以建构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注]，并进而建构了其新的研究范式——多元化阶层模型。[※注]罗斯·摩尔与杉本良夫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1982年由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发行，1995年由日本筑摩学艺文库出版增补版，2007年该书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的师生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目前，在中国学界，尚未见有具体应用基于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起来的“多元化阶层模型”分析日本国民性的研究。

五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评价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应当根据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并参照世界上关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水准，从大的视野来予以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概言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两点：

（一）致力于普及国外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成果

日本国民性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首先是因为它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并且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在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中，首次冠以“国民性”之名的著作，当属1907年12月由富山房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这是一本迎合美化日本的时代要求的著作，在该书中，芳贺矢一把日本国民性分为十项，即忠君爱国、尊崇祖先重视家名、讲求现世务实、热爱草木喜欢自然、乐观洒脱、淡泊潇洒、精巧纤细、清净廉洁、重视礼仪、温和大度这样十个项目来加以描述，但对于其得出的这十个特点都是仅凭借个人生活经验等进行的直观、零散的描述，并未经严密的资料考证，也谈不上什么理论支撑。而真正具有理论支撑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当首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的重要人物。《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的重要研究成果。它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问题研究的杰出范例。

日本国民性研究不仅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追求对策应用性的研究，而且至今这一目的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研究者所追求的应用性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者们，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除了追求能够用来分析和解释日本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和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而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冷战正酣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统治阶层都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定义为砸碎一切的理论。因此，在日本发展史中，美国的学术界不失时机地把原因侧重点放在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循序渐进的变革上。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回应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最关键因素是阶级对立的观点，就成了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把文化与传统作为日本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打造新课题，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重温这种理论背景，可以明白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日本文化论和国民性论在日本和世界同时走俏的意义。”[※注]美国的部分日本国民性研究者的目的，与日本国内的日本人论者的目的，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内学者积极炮制的日本人论著，“看似非政治的、文化的、中立的言论，实际上与各时代的权力关系及论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深的关联。这些言论间接地、无意识地、隐含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各集团的利害关系。认为日本特殊独特论大都维护了日本统治阶级、权力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日本人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是无稽之谈”。[※注]

另外，日本学者自己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破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日本作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注]“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注]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论，很多正是被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催生而出的。

但是，我们中国学界同人研究日本国民性，显然既不是为了帮助日本人化解其身份认同的危机，亦更不是如日本和美国那样欲寻求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概言之是为了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并对中国读者加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如果以时间为界来做一粗略划分的话，基本上可以20世纪末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截至20世纪末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想探讨促使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日本人独有的国民性，并希冀能对其进行借鉴。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题名冠以“日本型”、“日本式”、“集团意识”、“集团主义”的论文较多，而且大多是在集中探讨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等问题。这段时期，中国学者出于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憧憬，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结论也多盲从国外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结论，对所谓的日本独特论充满了溢美之词。所以，这一时期也可以概括为对日本国民性的礼赞期。

从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进展情况来看，据青木保、杉本良夫、罗斯·摩尔的研究可知，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转折期，即这是一个从对日本国民特殊性的礼赞期向批判期转换的时期。[※注]这也就是说，截至20世纪末，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是严重滞后于世界同领域研究的步伐的。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观点上，都缺乏创意，诸多文章基本上就是在重复以《菊与刀》为首的国外研究成果而已。《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进入21世纪后，《菊与刀》在中国再度成为畅销书，这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术无作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在推动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是谈不上有多大贡献的，所以得不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那么，从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来看，其贡献度又如何呢？一般而言，“理论命题必须包含一定的预测性，同时，该命题也必须能随时接受事实的检验。检验理论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该理论所预测的事情是否会发生，既包括未来是否将会发生也包括过去是否发生过。后者有必要将理论与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对照。”[※注]总览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符合这种理论命题要求的，可以说既不能充分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也不能提供一个很好地把握日本人的方法，做到对中国读者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

本来，追求独具特色的“日本式”、“日本型”本身并没有错，其实，所有日本国民性研究者的共同愿望，正是希望能够科学地把握真正的“日本式”或“日本型”的东西，只不过，目前很多所谓的“日本型”、“日本式”的结论往往因缺乏明确的比较标准，实在是令人难以凭信而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既然可以称之为日本式，那么就必须是其他任何社会都不具备的属性，至少这种属性需要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否则就不能冠之以‘日本式’的名号。但事实上，时下流行的日本人论，虽然对日本情况如数家珍，但对于作为比较对象的其他社会，不管是信息还是认识，都了解甚少。号称日本特有的属性，如果在海外也大量存在的话，恐怕就不能称之为‘日本式’了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种现象在日本存在，就称其为日本式。说得极端一点，全世界都有空气，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恐怕不能因为日本国土上有空气，就称其为‘日本式空气’吧”。[※注]“所以，最好别在日本人的行动、思维方式上随意粘贴‘日本式’的标签。事实上，现在所谓的很多‘日本式’的现象既可能是‘西式’的，也可能是‘全球式’的，我们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注]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虽然既未能切合中国学者们的夙愿，亦未能为推动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但是，历史地看，这段“述而少作”的工作，在向中国学界和国人推介国际上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也为我们认识日本人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因此，笔者认为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可一概否定，也当给予应有的评价。

（二）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

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和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大概是中国经济锐不可当的发展势头也无形中增长了中国学者们的信心，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国际政治学等领域，探讨所谓中国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注]，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已经从单纯地借鉴经验，转变为客观地分析日本人的言行思维方式等，以利于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角度出发，有的放矢地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对日战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交往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学者在接收国际学术信息的环境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从现有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上看，虽然还不是很理想，但是，尚会鹏与游国龙对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完善和运用，可谓是对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进行的非常有益的探讨。

许烺光（Francis L.K.Hsu）是美籍华裔学者，心理人类学开创者之一。1909年生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的庄河，1933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赴英国伦敦随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1941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国立云南大学（1941—194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4—1945）、康奈尔大学（1945—1947），从1947年起任教于西北大学人类学系，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78—1979）。许烺光擅长心理人类学理论和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曾经在中国西南部、印度、日本从事田野工作，旅游讲学的足迹更遍及美国和远东。许烺光1999年12月15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0 岁。许氏一生游历甚广，著述丰富，目前台湾为其出版了《许烺光著作集》10卷（其中第10卷为英文）。[※注]

心理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是“心理—社会均衡”理论，这是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尚会鹏通过对该理论的详尽分析指出，“该理论在四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即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注]许烺光在参考了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PSH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概念，使“中国经验”在心理文化学理论中得到了学理性的提升，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和人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使我们以一种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成为可能，特别是为我们从心理文化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为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新范式也提供了很大的探索空间。

六 今后的研究课题

鉴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至少应重视如下四个研究课题。

（一）梳理世界上各种“日本人论”

“日本人论”，是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本人论的种类很多，既有日本人自身的日本人论，亦有世界视野中的日本人论。世界视野中的日本人论，又分为西方的日本人论和东方的日本人论。西方国家的日本人论，又可细分为美国人的和欧洲人的日本人论；东方国家的日本人论，又可以细分为对日本人在文化上具有直接深远影响的中国、朝鲜半岛的日本人论，以及与日本文化渊源不深或基本无涉的一些地区学者的日本人论。如今，由日本人及外国人所著的五花八门的日本人论，通过媒体传播至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已演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仅影响着日本人的世界观，重新创造着日本人的自画像，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对日印象形成的条件。这些日本人论是如何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下得到建构的，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日本人论的生旺衰亡情况如何，其内容是否来源于正确的分析，这些内容无论对于那些想要借鉴日本模式的外国人，抑或那些反对效仿日本模式的外国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持此观点的外国人如果身居国家要职或大企业的决策层，日本人论的正确性将直接关系到数亿民众的生活。

而且，在讨论日本人的“国民性”时，必须首先明确“国民”所指涉的具体对象是谁，即“谁是日本人”。但是，在目前的日本人论中，无论是“日本”的范围，还是“日本人”的范畴都不是很明确。一些夸大了日本和其他社会差异的日本人论，不但扭曲了日本人的世界观，而且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重塑日本人自画像的社会力量。这种被不断重塑的自画像，不但在事实上成了日本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也极易对那些想要借鉴日本模式的外国人造成决策误导。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厘清“国民性”与“人性”、“众趋人格（典范人格）”、“人格”、“民族性”等概念含义区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各个时期的各类日本人论因何而产生、其发展状况如何，这对日本人自我认识以及外国人获得对日本人较为正确的认识，都尤为必要。

（二）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获得可资凭信的科研成果，就必须依凭科学的研究方法。目前，“寻找和探索国民性研究的科学方法乃是全世界国民性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注]研究日本国民性，再单纯地按照以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是偏重于统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不能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许烺光的“心理文化学”、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在知识社会学方法支撑下摸索出的研究范式——“多元化阶层模型”[※注]，可谓较新的研究范式，但其功能尚未得到全面的发挥。比较而言，“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更为关注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心理层面的原因；“多元化阶层模型”，则更关注影响国民性形成的物理层面的强制性问题。今后除继续挖掘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潜力外，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可以综合二者之长处的研究范式，开创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与“多元化阶层模型”，还只是“鱼”，而非“渔”。因此，为了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循迹求“渔”，我们还可以从许烺光、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探索历程中，得到如下三点宝贵的启发：

1.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要注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势如此，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也难逃此命运。一个人的智力终究是有限的，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能解释的问题终究也是有限的，但倘若不同的学者、学科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些，那么将会产生更为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对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来进行研究，也定将会有更多的更具解释力的文化成果问世。

倡议注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并非我等后学之创见，诸多学术大师很早就已经开始倡议并努力在付诸实践。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最值得称道的事，既不是原子物理的成就，也不是人造卫星的发射，而是科学整体化（Integration of Sciences）的运动。倡导科学整体化运动的都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目前各种科学高度的专门化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如此长久发展下去，将导致极危险的结果；他们认为所有科学的最终对象和目的都是同一的，各种科学间表面的各异，只是同一形体的各面表现而已，而彼此间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互相依赖的。因此，这些科学家们认为统一的科学才是健康的科学，科学家们应该共同建设一套共同的见解，一套互相关联的基本定律，然后科学才能走上有益于全人类的道路。科学界整合运动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整合，而社会科学整合最具体的表现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的成立，这个混合三种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于一学系，在美国大学制度上是一个创举，其主要策划人即伟大的人类学家克罗孔教授（Prof.Clyde Kay Maben Kluckhon）以及他的几个知心朋友：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心理学家奥坡特（Gordon Allport）和心理分析学家莫锐（Henry Murray）。[※注]

另外，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也曾撰文呼吁应该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虽然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对同一景观感兴趣，即对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活动景观感兴趣。但是，对于这同一景观，“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很霸道，无论它们会如何否认这一点。它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为人类的总体图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遗弃各个人文科学的观察点，这就等于说抛弃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而强迫自己来重做这一切。但是有谁能在黑暗中踽踽而行呢？今天有谁能够单打独斗地重新系统地阐述全部已知的知识，超越它们，赋予它们以活力，使它们具有单一的语言，科学的语言？阻碍这项事业的并不是获取如此多的知识，而是如何使用它们。他需要拥有我们所有人已掌握的全部适当的技艺和能力。但这些技艺和能力只是在我们各自的专业里获得的，而且常常要经过很长的学徒期。生命是短促的，不允许我们之中任何人掌握如此多样的领域。经济学家只能作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只能作为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只能作为地理学家，如此等等。”[※注]因此，“我的迫切愿望，即把不同的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少争吵而多处理共同的疑难。这样就会使它们摆脱一堆虚假的问题和无用的知识。而且，经过必要的剔除和调整，就可能出现既丰富又有创造性的新分歧。我们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激励人文科学”。[※注]

其实，从文化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脱颖而出的“心理文化学”自不必提，“多元化阶层模型”也正是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得以建构起来的。欲把握构成“多元化阶层模型”之原点的三大前提——“日本社会的多样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原理、权利结构对意识和行为的约束性”，及“多元化阶层模型”作为其图示中心的两大侧面——“社会资源和成层维度”，至少要能够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否则，这个模型几乎就是无法使用的。因此，我们要探寻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新范式，首先必须是能集各学科所长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2.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要注重“边际人”的身份和视角

“边际人”，是对英语“marginal man”的译语，又称“边缘人”或“过渡人”。一般用来指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模式的群体，其行为被不同群体所同化为具有中间性和边际性的行为，这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转型人格。许烺光称他自己就是一个“marginal man”，“随时接触到不同文化，亲身体验不同文化面在内心相互摩擦的边界”。[※注]

纵观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历史，可以说是非西方社会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历史，大多数非西方学者的终极目标就是迎合西方学术圈的口味，以获得他们的认同，鲜有以自身独创性理论跻身于社会科学界者。但许烺光则不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的大半生可以说是完全在致力于分析、讲授及促进全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了解中度过。我是用比较分析法来达成大型有文字社会如中国、印度、美国（扩及欧洲及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之间相互了解的目标。”[※注]正如许氏在自传中所述说的那样，他毕生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以边际人（marginal man）的身份，通过比较研究，参考非西方经验来检视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来谋求达成大型有文字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

无独有偶，以研究日本国民性、反思批判日本人论著称的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在其著作中也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是“以无国籍人士的立场上来分析社会”，所以才使得其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更具理性。这种想法，与许烺光的“边际人（marginal man）”的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罗斯·摩尔，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从俄勒冈州的路易斯·克拉克大学毕业后，在庆应大学和日本劳动协会学习。在美国塔夫兹大学福雷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76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的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系执教后，又转到墨尔本市的莫纳什大学日本研究专业，任该大学的亚洲语言研究系教授。

杉本良夫，1939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西宫市，京都大学毕业。先在《每日新闻》担任记者，后于1967年赴美。在匹兹堡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73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拉筹伯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学方法论、比较社会学。

罗斯·摩尔、杉本良夫说：“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故乡，生活在异乡。因为拥有成年后在日、美、澳三国的生活经历，所以我们能自然地站在理性的无国籍人士的立场上来分析社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已有的‘日本人论’均是在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哪国人’的思维框架中展开论述的。国籍意识或国民意识因为把关注点放在国境这条粗黑线上，所以妨碍了自由思考的顺利进行。我希望在思考日本与世界的问题时能挣脱国籍、国民意识的束缚。三个社会，每一个既是故乡，又是异乡。如果从这个视角聚焦日本社会，是否有可能构建出‘另一种日本人论’呢？”[※注]

上述三位学者的学术探索经历及其丰厚的学术业绩充分说明，欲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注重“边际人”的身份和视角也很有必要。

3.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要着力研究如何提升中国经验的地位

尚会鹏在探讨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时曾指出，许烺光的中国文化背景，使他能够对中国文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的思想给以学理上的提升，成为把握问题的一种方法论。但许氏并非一味赞扬中国文化，他也指出了中国模式的缺点。从他的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基本人际状态”都只是具备了某种条件的人存在的“场”，必定是强调了某些条件而弱化或忽视了另外一些条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也因此而各有利弊。人与人关系上和心理（精神）方面的弊端或短处可称为“文化病理”之表现。这种观点与中医学中的“不平衡则病”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注]

尚会鹏研究许氏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总结非西方社会经验并将其用于建立某种“后现代国际秩序”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注]，因此，虽然尚会鹏在其论文中也提到了中医学的思想，但并没有展开讨论。笔者认为，从探寻日本国民性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科范式的角度出发，借鉴许烺光的探索经验，中医理论其实更应作为一个需着力挖掘中国经验的宝库。这是因为，无论是国民性研究，还是中医理论，从本质上说都是对“人”的把握。

一切宇宙现象皆建立在相对关系、相互调节以及均衡之上，人亦无例外。人不仅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平衡体，还是一个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平衡体，后一种意义上的平衡体就是心理文化学家许烺光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理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以及“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的概念把人视为一个“社会—文化场”，这个“场”由内而外分为若干层（用七个不规则的同心圆表示）[※注]，“场”中摆放着家庭、父母、神明、心爱之人和心爱之物、理想、信仰等，我们与它们维持着动态平衡。这个理论模型主要关注了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但对自然环境的层面关注不够。相对而言，中医学追求的则是这三方面的动态均衡。

中医将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之为“上工”，将医术拙劣者称之为“下工”[※注]，而且，中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风寒暑湿热燥”等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还格外关注人的“情志”，即社会人文环境对人心理生理的影响。[※注]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才行。中医的所谓开“方”，其实就是在开“时空”，“中医治病的真实境界其实就是利用药物的不同属性来模拟不同的方，不同的时间、空间。时间可以利用药物来模拟，空间也可以用药物来模拟，治疗疾病就是方的转换，就是时空的转换，将人从不健康的疾病时空状态转换到健康的时空状态”。[※注]所谓“中知人事”，也就是说对社会人文方面也必须得有很深的造诣，方才能够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模型所关注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即中医所讲的“人事”。研究国民性，其实与中医治病也极其相似。中医诊病，唯正确辨证，才能处方施药；唯方妙药效，才有望祛病延年。人之病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笔者看来，从可操作性及其效果来看，目前中医理论对人的把握要远远胜出已有的国民性研究理论模型。如果能够将中医理论中研究人的一系列理论方法，提升到日本国民性研究理论中来，相信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三）加强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对于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居多，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研究较少，即对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较少。

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个是物理层面的强制性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原因。物理层面的强制性原因，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心理层面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社会政策、文化战略等对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目前，从这两方面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文章都可见到一些，但大多数的论著都还是侧重于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且，同样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民性的论著，其关注点和结论也都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间尤为明显。

日本学者关注的多是日本地理环境温和秀丽的一面，他们不仅充分肯定日本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甚至还有的学者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视为日本人优秀论的根据。[※注]与日本的学者相反，在很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大家关注的则多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如日本因为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多自然灾害的岛国，所以才会常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积极面是使日本人精打细算奋发图强成长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其消极面则是导致右翼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于人于己都非常惨重的危害，类似这样的论说散见于许多日本历史文化的论著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了。

针对这种研究倾向的缺陷，刘德有曾在很多场合高声呼吁，“我们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的时候，要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民族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日本的多自然灾害。这种论断，我认为也是不那么科学的。中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仍，是尽人皆知的。不能说中国自然灾害多，而中国人缺乏危机感。”[※注]

从刘德有的呼吁中我们再一次感到，研究日本国民性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是就日本论日本，缺乏对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有时难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欲从日本多自然灾害的独特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的宗教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的文章[※注]，其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而是尝试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评价，但还是有些过于看重地理环境因素之嫌。反过来，也有的学者几乎完全抛开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生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左右着民族心理、性格结构的形成，但随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并且越向近代、现代及未来推移，这种影响力就越接近于零。”[※注]这类观点又给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感觉了。

因此，今后，我们应摆脱传统的地理政治学的片面影响，加强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特别是要加强对心理层面的原因的探讨。因为国民性研究的对象是会想、会思考、会感受的人，不同于石头、木头和其他自然物，其心理层面的原因往往影响会更大。例如，任何社会，只要有利益之争，就免不了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怨恨，发生冲突，出现在集团及个人之间的紧张、对决、争端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随着时代、地域、产业的变化将会发生何种变化？结构变化的方式和冲突的内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模式？加强对日本人感情模式之一的怨恨意识的研究，对回答上述问题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分析现代性问题、现实问题，解读日本的国家战略，不仅能从外在的历史的社会结构变迁来规定和把握，而且也能通过内在的感情模式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后者的研究则涵盖着对日本人动机结构的考察。如能够将外在的历史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内在的感情模式视角结合起来考察，则更能把握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中微妙而难以察觉的一面。只有较准确地把握和分析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方有利于进行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因果分析，研究化解冲突的机制等。在这方面，日本国民性研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四）进行中日韩国民性比较研究

日本国民性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首先是因为它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集基础性研究、对策应用性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并且更倾向于对策应用性研究。中国语境下的新的国民性研究范式，应该不仅能适用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亦应该能适用于进行中日韩国民性比较研究，这既是国民性研究的学科使命之要求，亦是构建“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区域认同意识之需求。

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各国之夙愿。东亚共同体可谓是一个跨国界、超越民族、血缘的大的次级集团，它是东亚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各自的需求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东亚地区，尽管以中日韩国家个体为单位的发展成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耀人眼目，但是区域合作与区域国际政策协调一直窒碍不前。加文·麦考马克在其著作《虚幻的乐园 战后日本综合研究》中说：“日本后来在‘共荣圈’上失败了，其原因是日本没有提供一个能给邻国的国民带有归属感，或者乐于参加的共同体的图像。”[※注]其实，当年并非日本不想给邻国的国民一种归属感，原因是诸如“大东亚共荣圈”那种殖民体系下的共同体愿景，是不可能获得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认同的。日本自民党的西方价值观外交也不可能得到呼应，尤其是得不到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支持和呼应，也难行得通。2009年，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了“自立与共生”原则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矫正片面追求西方价值观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该原则，基本上融会了中国人缔结集团的“亲属原则”、日本人缔结集团的“缘约原则”、欧美人缔结集团的“契约原则”，所以一经日本新政府作为其执政方策予以提出，即得到了中国与韩国的呼应与支持。

东亚地区融合和一体化的进程乃是历史大势所趋，从理论上讲，实现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比较理想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民主党新政府，不仅对东亚共同体的制度架构之类的形式问题避而不谈，也没有像自民党那样叫嚣必须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其实，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终将由谁来主导，空费唇舌地讨论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不可能是某一国某一个精英政治家一相情愿就能决定得了的事情。但是，无论将来哪国会起实质性的主导作用，类似朝贡体系下的那种国际关系，大概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共同体内的国家也将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和谐相处。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虽然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直至今天，它依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中日韩三国国民性比较研究，切实地探讨增进三国国民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途径，这对于更有效地推动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亦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七 结语

以上，通过对近30年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梳理可知，截至20世纪末，虽然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水平一直滞后于国际上同领域的研究水平，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探讨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开创国民性研究新范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另外，从骤然增长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数量也可以获知，在中国，亟须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社会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因此，在今天，应该进一步加强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也就毋庸赘言了。

曾以“文明冲突论”引起世人关注的美国资深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2004年出版的新作《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指出：“国家利益来自国民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对国民特性的定义不同，就会衍生出“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注]“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注]恰如亨廷顿所言，虽然说寻找和探索国民性研究方法的步伐依旧很缓慢，但是，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世界对国民性研究的社会需求却是越来越强烈。为了不再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写成“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注]，为了不再将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写成“只是在对某些新颖奇特的表面现象进行漫无边际的杂谈”[※注]，展望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未来，对于专事此业的同仁而言，可谓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