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中国佛学研究概况

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才开始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佛教。那时，中国佛学也正处于复兴运动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动机不尽相同：有的出于救国治民之需要，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有的则从信仰出发，也可说是出于生命安顿之需求，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当然也有的是出于学理之兴趣与清代考据学之传统，如陈垣、陈寅恪等。无论是义理之阐发抑或是史料之辨析，佛教研究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并且形成了一支阵容庞大的佛学研究者队伍，诞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后，佛教研究逐渐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时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宗教学研究都处于停滞状态，佛教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学研究才得以重新恢复并迎来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经过30年的积累，目前中国佛教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考古、文学、语言、艺术、建筑等各个方面。其中，域外佛教，特别是对日本佛教的研究也成为整个中国佛教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二 中国近三十年的日本佛教研究

日本佛教是指日本境内流传的各种佛教形式的总称，属北传佛教的汉传系统，与中国佛教一脉相承。公元六世纪上半叶，佛教以“私传”和“公传”等不同形式传到日本，很快在上层社会中传播开来。到了推古朝，圣德太子（574—622）下令“兴隆三宝”，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奈良时代（710—784）甚至以官方形式兴建东大寺和国分寺，突出了佛教在抬高和维护皇权中的作用。至公元9世纪，中国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宗派和成实宗、俱舍宗等学派均陆续传到日本，史称“奈良六宗”。奈良佛教总体上处于研习、理解中国佛教的阶段，相对来讲平安时代（794—1192）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后，摆脱了奈良后期已走向腐败的传统佛教的干扰，着力扶持最澄和空海从唐朝新引进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以此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至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界出现了许多新的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宗派，如源空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创立的净土真宗、一遍创立的时宗、日莲创立的日莲宗、荣西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创立的曹洞宗等。

德川幕府时代，依附于佛教的儒学和神道逐渐分离开来，尤其是京都临济宗僧人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宣扬的朱熹学说受到幕府的重视。由于幕府的禁止，佛教在宗派和义理上都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反而在幕府镇压天主教的运动中被利用，并最终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寺檀制关系。此时，中国的黄檗宗传入日本，受到德川家纲的扶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明治时期，由于神道教在倒幕运动中担负了舆论动员和维系人心的作用，因而被奉为国教，并一度出现了“废佛毁释”运动。后来，《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信教自由”，毁佛势头得到遏制，佛教也竭力适应社会而日益世俗化。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有些佛教宗派也沦为帮凶。“二战”后，神道教的独尊地位被取消。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发展，传统佛教的信仰也在回升，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宗教，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总体来说，日本佛教无论是传统宗派还是新兴宗派，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特色。

对于内容如此丰富的日本佛教，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这个“起步”阶段的研究以及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大致包括通史、断代史、人物研究等等，其中有专著，有译著，也有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兹按出版先后略述如下。

首先要提到是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这虽然只是一个译本，并非中国学者的著述，但因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日本佛教史的专著，因而对以后的日本佛教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村上专精（1851—1929）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佛教学者，对印度、中国、日本等国的佛教教义、历史以及佛教因明学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尝试运用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方法研究佛教，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曾著有《佛教统一论》、《日汉佛教年契》、《因明学全书》、《佛教伦理学》、《真宗全史》、《日本佛教史纲》等，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佛教史研究的先驱者”[※注]。尤其是他的《日本佛教史纲》，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评价说：“（此书）对史实、时代、教理、制度、变迁等都作了精巧的安排，提示了日本佛教史的大纲，读起来极易通晓一切方面”，因而“本书具有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还没出现可与此书媲美的著作”。据译者介绍，该书有如下几个特色。

首先，该书在教义方面比较重视考察各个佛教宗派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对各派所依据的佛教理论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区别进行对比说明，使读者对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的演变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如作者在论述天台宗、真言宗时，不仅介绍了这两个宗派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教义，而且还对比这两宗派在中日两国的区别。对于那些日本独创的宗派，比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则着重介绍其特点所在。其次，该书谈到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时，不仅列举史实介绍了以天皇为首的历代统治阶级崇信和扶植佛教情况，也介绍了某些佛教僧侣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揭露了佛教界腐化堕落以及盘剥人民的一些情况。作者对日本佛教史上的独特现象——“僧兵”的起源和在社会上的活动情况，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另外，该书对历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作了简括集中的介绍，这对人们了解佛教僧宝上层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都是有帮助的[※注]。该之，该书对研究日本佛教、思想、文化、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逐渐出版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1993年7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宗教丛书中的《当代佛教》卷（本册主编杨曾文），其中第三章介绍了“二战后的日本佛教”，作者为张大柘。张氏首先谈到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宗教政策，如下令国家神道解体、否定天皇的神性与神权、确立信仰自由等。之后，张氏介绍了战后日本传统佛教的相关情况，如佛教教团的复兴运动、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佛教界的统一协调、日本佛教的青年组织以及日本佛教在海外的发展状况。接着张氏介绍了日本佛教系新兴宗教，如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佛所护念会、本门佛立宗、解脱会、真如苑、孝道教团、念法真教等教团。此外，张氏还介绍了日本佛教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其中着重介绍了日本佛教徒的和平运动以及中日佛教界的友好交往。该章还介绍了日本佛教教育和佛教研究等相关情况。

1995年1月，何劲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日莲论》（东方出版社）。著名学者杜继文在该书的序文中指出，日莲只是日本佛教诸大宗派之一的日莲宗的创始人，当时并不显赫，即使在中国学术界，对他也不甚熟悉。但是在他死后，他的信徒奉他为圣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派别众多的日莲宗系，从特种角度反映着日本的社会演化和民众的精神风貌。在战后兴起的新宗教运动中，出自日莲宗系的教派有很多，而且势力最大。像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知名度都很高，而创价学会的成就，更引起世界的注目。日莲逝世已经七百多年，他的思想在其后继的宗系中有极不相同的运作，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挥着某种指导作用。追本溯源，研究日莲的为人和思想，以及形成他的性格和教义的文化背景与生活条件，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该选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1995年9月出版的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是一部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结合日本社会历史背景对佛教在日本的初传、民族化过程及其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作了系统的考察，对在日本佛教和传统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真宗、临济宗、曹洞宗、日莲宗等宗派和日本近现代的佛教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还重视阐释中日两国佛教亲缘关系和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历代重要佛教制度，并且论述了日本原有的神道教与佛教互相影响、吸收的关系等。杨氏总结了日本佛教的基本特点，如佛教护国观念、神佛同体和一致论、鲜明的宗派意识、念佛和唱题的盛行、世俗化倾向，等等。这些特点是日本近代佛教的出发点，是直接地影响到它的社会作用、变革和发展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书“不仅参考了日本的一些研究成果，而且是依据了日本佛教典籍、史书中的基本资料进行考察和写作的。至于对室町时代、德川时代以及近、现代的日本佛教，基本上是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作概述的”。本书可为从事日本历史、文化、宗教研究者和对中日文化关系感兴趣者提供参考。

1995年12月，何劲松著《创价学会的理论与实践》[※注]问世。创价学会是日本教派人数最多的佛教日莲宗系的新兴宗教团体，1930年由小学教师牧口常三郎 和户田城圣创立，始称“创价教育学会”。牧口是日莲正宗的信徒，著有《创价教育学体系》和《价值论》，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的价值实现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利、善、美”的人才，而信仰日莲正宗则是创造和获得价值的方法和途径。1942年，该组织因拒绝参拜天照大神和接受神符而被政府取缔，牧口死于狱中。“二战”后，户田被释放出狱，改建学会，称“创价学会”，自任第二任会长。50年代，创价学会发展迅速。60年代，池田大作担任第三任会长，在政治方面创立了公明党，后又实行“政教分离”，并向海外发展。何氏著作首先回顾了宗祖日莲以及日莲正宗的历史和基本教义，接着详细探讨了牧口、户田、池田三个时期的发展史，特别是牧口的“价值论”思想、户田的“生命论”哲学、池田的“中道政治”思想和“人学”思想。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创价学会的著作。

同年，东方出版社还出版了高洪著《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作者考察了佛教同日本社会政治事务的种种关联形态，试图通过剖析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当代日本佛教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该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对佛教传入直至“二战”以前的历史作了鸟瞰式的介绍，通过诸宗派递嬗轨迹，勾勒出现代以前日本佛教的基本面貌。第二章以战后社会变化为中心，试图分析促使佛教在新形势下转变的法制环境和外部条件。第三章分述了传统佛教宗派在当代的基本状况。第四章着重论述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对其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几个超级教团进行剖析，同时也对阿含宗、奥姆真理教这类参政欲望炽烈的“新新宗教”作了观察，并尽可能从政治方面寻找新兴宗教如火如荼的原因。第五章为创价学会与公明党问题的专章，指出：创价学会这个拥有近千万会员，组建并支持着日本第三大政党的跨国宗教文化团体，实为日本乃至当今世界上的一个特例。第六章循着政教分离的历史脉络分析了日本社会中政党与教团的诸种关系。作者认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佛教依然同政治保持着多种联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僧侣集团同政治事件的联系；（2）佛教系统新兴宗教影响信徒直接参与政治活动；（3）传统佛教教义理念通过社会伦理道德、民众价值取向对政治是非标准的间接的、潜在的影响；（4）基于佛教教义的某些政治性社会运动。

1996年3月，杨曾文与张大柘、高洪等三人合作出版了《日本近现代佛教史》。该书在结构上分为八个部分：（1）为便于读者对日本近现代传统佛教宗派以及佛教制度变革的理解，特设“绪论”概要介绍日本民族佛教的发展历程，影响到近代以后的重要制度，日本佛教在近现代面临的重大课题等；（2）明治维新过程中发生“废佛毁释”的排佛风潮，佛教原有的准国教地位的丧失以及它为适应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所进行的变革，佛教界的文化思想动向；（3）“二战”前日本在国内外推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势，佛教概况及其思想动向，战时佛教在统制体制下的被扭曲和被利用等；（4）“二战”后社会制度和宗教法制的巨大变化，佛教教团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重建；（5）新兴宗教的崛起和传播，佛教系新兴宗派的特点，主要的新兴教派；（6）佛教界参与的和平民主运动，佛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7）在世界人文科学界享有盛誉的日本佛教研究的概况；（8）日本佛教各派从战前以来在亚洲和南北美洲的传教情况。

2002年4月，何劲松的另一部著作《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关于侵略战争中的日本佛教的。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时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尤其是日本，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整理。但是，将其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在日本也是比较少见的，在中国则更是第一次。该书着重探讨的问题为：（1）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在本国法西斯政府大力推行侵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形态变化，如组织结构、传教方式、传教内容等；（2）净土真宗、日莲宗等佛教宗派在占领区传教的具体经过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具体罪行；（3）日本佛教在占领区的传教活动对这些地区佛教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遗症；（4）部分佛教宗派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历史。围绕这些问题，本书第一章重点介绍了古代日本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江户时代佛教的“准国教”地位、明治时期佛教与社会的重新调适、迈向军国主义时期的佛教、佛教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第二章专门探讨“二战”时期的日本佛教，具体内容为：战时宗教总动员体制与佛教、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佛教界、战争体制下惨遭镇压的佛教教团。第三章探讨日本佛教诸宗在韩国的传教，内容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变朝鲜为其殖民地的过程、日本佛教诸宗派——帝国主义的帮凶、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佛教等。第四章为日本佛教诸宗与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台湾佛教，内容有曹洞宗等宗派在台湾传教的具体情况、曹洞宗与“南瀛佛教会”的成立、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佛教等。第五章叙述日本佛教诸宗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教情况、佛教与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中国佛教界的正义呼声等。对于何劲松的这部著作，杜继文先生曾给予积极的评价。他在该书的序文中说：“何劲松博士选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涉及的历史背景，是中日两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我支持这样的研究课题。”

除上述专著外，中国学者们还写下了大量与日本佛教有关的学术论文。如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于长敏《佛教在日本文化史上的作用》（《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5期）、王守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文史哲》1988年第2期）、杨曾文《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中日两国的净土教》（《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何劲松《中日书法与中日佛教交流》（《美术史论》1989年第4期）、《论日莲早期的宗教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论日莲后期的佛教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天台宗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承与发展》（《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池田大作及其“人学思想”》（《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创价学会与政治——以池田大作“中道政治”思想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李向平《佛教与日本现代思想》（《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廖立地《日本佛教考察散记》（《中国宗教》1996年第1期）、胡攀《试论日本茶道与禅宗的关系》（《重庆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张玉姣《日本佛教教育历史及特点初探》（《佛学研究》2010年第19期），等等。

另外，研究日本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中国学者们的研究也时常涉及日本佛教人物。这方面的成果，靓生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也作了相应的总结，兹转述如下。如黄道立《空海——中日友好的先驱》（《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武陵子《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空海》（《人物》1985年第1期）、陈玉龙《拓荒功自在，垂范有先贤——从弘法大师之业绩看中日文化交流》（《东北亚研究》1992年第4期）等。在涉及佛教人物的文章中，有关鉴真的文章约有60多篇，比较有新意的是汪向荣《鉴真在日本》（《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和《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孙蔚民《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作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陈垣《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何爱华《鉴真东渡与〈黄帝内经太素〉传日考辨》（《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9期）、许凤仪《“六次鉴真东渡，五次失败”考》（《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等。

三 小结

以上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情况的简略回顾，限于篇幅和资料的局限，有些重要的研究进展在文中没有提到，挂一漏万之处甚多。总体来讲，中国学者在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无论是在通史还是在人物研究方面都已取得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日本近现代佛教方面，成果更加显著。但是，还应当看到，相对于日本佛教内容的丰富性来讲，特别是相对于日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讲，我们中国目前的成果则相形见绌。这主要体现在对日方研究成果的依赖，没有真正发挥出独立性。另外，专门研究日本佛教的学者则尤为缺乏。众所周知，日本佛教是整个汉传佛教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曾先后传到位于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也传到位于东南亚的越南，但源于中国的佛教在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境遇，结果也大不相同。开展中国佛教与日、韩、越等国佛教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这样的研究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在今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恰恰是我们目前佛教研究的薄弱环节，希望日后能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