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领域，关于日本的神道的研究属于后起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轻视神道研究的理由。我们知道，神道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行为，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对日本人及其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神道研究无疑应当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20世纪最后20年我国的日本研究热中，神道研究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研究焦点。新世纪的最初十来年间，我国的神道研究正沿着20世纪开启的研究方向向纵深发展。尽管正式的神道研究仅有短短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令人比较满意的成果。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三十年来的神道研究进行回顾、分析与展望。

一 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阶段划分及其特征分析

作为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日本神道的系统研究应该说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发展起来的，新的政治环境为日本神道研究构筑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可以将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肇始阶段”（1981—1989年）；（2）“展开阶段”（1990—1999年）；（3）“深入阶段”（2000—2011年）。

（一）阶段划分的依据

这种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主流的日本神道研究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和文章。我们之所以将1981—1989年这一时间段称为“肇始阶段”，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阶段的研究人员寥寥、研究成果稀少，而且没有研究专著的出版。只是在相关的著作中和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有对神道的介绍和初步研究[※注]。因此，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介绍为主，附之以初步研究的开始”。

将1989—1999年这一时间段称为“展开阶段”的根据是：这一阶段出版了两部神道研究的专著，即王守华著《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和张大柘著《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文版的《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为中国人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论述日本神道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日本神道的专著。该书共九章，论述了日本神道的历史、神祇、神社、祭祀、神道哲理的现代意义、神道和环境保护、神道和现代日本社会、神道和中日文化交流等。这是一本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神道的书，反映了中国人的神道观。该书“结语”的标题是“不懂得神道，就不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精髓”。作者把神道思想看成“日本人心的原风景，日本文化最深层的积淀，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作者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这样说：‘不懂得神道，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作为一个外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可以这样说：‘不懂得神道，就不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精髓’。”[※注]这两部专著在前一研究阶段的基础上，就日本神道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因此，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研究的全面展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深入阶段”（2000—2011年），无论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还是研究领域的扩展都远远超过前两个阶段。而且，在研究领域扩展的基础上，更有对某一领域的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范景武著《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年社2001年版），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维先著《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金林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立善著《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牛建科著《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张大柘著《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林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范景武著《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守华著《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而这也构成了该阶段的总体特征。

（二）研究特征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三十年来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1.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以神道哲学研究为切入点，既成为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又成为日本神道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向和逻辑起点。从20世纪80年代王守华《神道哲学刍议》[※注]（《日本问题》1988年第6期）到其后《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王守华）、（王中田《神道教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日本学刊》2003年第6期）以及范景武著《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维先著《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牛建科著《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专著和文章的发表，就是这一主线的逻辑展开。因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构成了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构成这一研究特征的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以神道哲学为切入点，在学理上有“接着说”的内在逻辑联系。

20世纪60年代，朱谦之在《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中，以“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一章，从国学角度切入，论述了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家的哲学思想，这既成为我国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之肇端，同时也成为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之滥觞。王守华的《神道哲学刍议》正是在朱谦之研究的逻辑延长线上，系统地对神道哲学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和阐释。这种切入方式既成为我国日本神道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又成为日后我国日本神道研究的一个重要导向，进入21世纪以来几本有关日本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的印证。

其次，以神道哲学为切入点，在实践层面上是现实课题的要求。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现代化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成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热门题目。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儒学资本主义”、“家族主义”、“集团主义”、“拿来主义”、“论语加算盘”等观点。而以神道哲学为切入点研究日本神道，无疑是要探究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深层原因。“所谓的家族主义、集团主义均可从其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中寻找到深层的原因。”[※注]

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研究特征，可以说既有其学理上的内在逻辑要求，又是对现实社会时代召唤的回应。

2.研究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如上所述，笔者将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实际上是我国日本神道研究者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实际反映。因此，三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了内容上的连续性。

（1）现实关怀是题中应有之意。关于日本的神道研究乃至整个日本研究，在学理研究的同时，好像总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除了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普遍要求之外，中日两国的特殊关系恐怕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从神道层面探讨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这种现实关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贯穿在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从“肇始阶段”的单一性发展为后两个阶段的多元性。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关系中：神道特别是国家神道与日本政治的关系，神道与日本国民性的关系，神道与当代日本社会的关系以及神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在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中，都不乏这种现实关怀的情结。

（2）系统而全面的把握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偏好。由于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对神道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世界十大宗教》[※注]一书的第10章“神道教”对“神道的定义和特征——神道的起源和演变——派别——祭事和神社”作了最初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与介绍。其后王守华著《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张大柘著《当代神道教》、范景武著《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刘立善著《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王金林著《日本神道研究》、王守华著《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等专著，虽然切入点各异，涵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关注的问题也各有所侧重，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其内容的系统性和涉及神道本身的全面性。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日本神道研究的连续性特征。

3.研究视野始终置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神道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接受外来（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而不断完成其理论化过程的。神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这种特性就逻辑地要求研究者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角去研究。另一方面，从文化交流媒介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大都以佛教、儒学以及其他为媒介入手。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巨大，著作及论文汗牛充栋。但是以神道为媒介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著作及论文尚为鲜见。”[※注]基于这种原因，我国的神道研究视野始终未离开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从“肇始阶段”学者们对“神道”被称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缘由的探讨，到此后对神道与佛教的会通融合、神道与儒学的融合、道教对神道的影响以及阴阳五行与神道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均体现了这一研究特征。

4.国家神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国家神道是神道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因其国教化的性质以及在日本近代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所发挥的极其恶劣的独特作用，作为直接受害国的研究者，对国家神道加以特别的关注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从王继麟1983年发表的《关于日本的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到苗雨茂2010年发表的《日本国家神道不能复活的原因》（《安徽文学》2010年第3期），在已发表的有关神道的文章中，国家神道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已出版的神道研究的著作中，几乎都有关于国家神道的章节。由此看来，国家神道已成为我国神道研究者和其他的日本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 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成果综述

神道（我国一般称“神道教”）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儒学、佛教、道教、阴阳五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神道的理论、学派和宗派。就其发展阶段来看，神道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的几个历史阶段；就其现实的存在形态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神道系新宗教和民俗神道[※注]。

根据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神道研究的相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神道史分期研究

在神道的历史分期方面，研究者按照日本学者对日本历史的分期习惯，常常将神道分为古代神道、中世神道、近世神道、近代神道，或是将神道分为原始神道、皇室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教派神道、民俗神道等等。分类可谓五花八门，标准也不尽统一。我国学者最早对神道进行分期研究的是王守华教授。他在《神道哲学刍议》一文中指出：“神道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行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并存的几个阶段。”[※注]后在其《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和《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等著作中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应地将神道的历史进一步划分为原始神道（公元前3至2世纪—公元3世纪）、神社神道（公元3世纪—1868年）、国家神道（1869—1945年）、神社神道和独立神社并存（1945年至今）四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张大柘在《当代神道教》一书中，按照神道思想的发展轨迹，将神道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原始神道时期、神佛融合时期、神儒结合时期及国家神道时期。[※注]王金林在《日本神道研究》一书中，也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顺序，将神道分为原始神道、皇室神道、神佛结合的神道、神儒结合的神道、国学（复古）神道、国家神道、战后神道等几个大的阶段。中国学者关于神道的这种历史阶段划分和分类方法，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便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神道的发展特点和变化规律，反映了中国学者神道研究的特点。正如卞崇道在评价王守华《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一书时所指出的：“这种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期，更具有科学性，更便于观察分析神道的发展形态和分析在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作用。”[※注]

（二）原始神道研究

关于原始神道的研究，主要内容涉及原始神道的形成时间、构成要素以及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在形成时间问题上，王守华认为，原始神道形成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至2世纪—公元3世纪）前期，即“弥生时代日本开始种植水稻，为了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水稻丰收，以及丰收后感谢神的恩惠，在农耕社会共同体的祭场（神篱、磐境）上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的祭祀礼仪。并且逐渐由对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神）的崇拜，扩展为对祖先、氏族首领（祖先神）、职业集团及地域开拓者（社会神）的崇敬。天神、地祇、人灵的神灵逐渐系列化。为了祈求神的恩惠、预测未来，占卜（太占）、探汤等神事活动开始出现，更增加了原始神道的神秘性和宗教性，祭祀礼仪也逐渐复杂化。公元3世纪后开始出现以临时性的建筑物（神社）安置神器（依代），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祭场（神篱、磐境）。”[※注]

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原始神道信仰对象和基本构成要素，即对自然神、祖先神和社会神的崇拜以及占卜（太占）、探汤等神事活动和祭祀礼仪。

对原始神道的研究，在多部著作中均有涉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王金林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王金林认为：“从公元前的绳纹时代起，至公元8世纪止的历史时期，日本人的信仰处于原始信仰，或称之为原始神道时期”，“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原始神道的构成要素，似有巫和巫术，神仙思想和朴素的宇宙观、创生观等”。[※注]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实际上就是日本人的原始神道。在构成要素方面，虽然表述的方式不同，但从学者们对两者的具体论述来看，所指内容大体相当。王金林依据大量的文献、考古和民俗资料，在界定了原始神道时间跨度的基础上，从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原始神道自然崇拜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原始的宇宙观和创生观、巫和巫术、死者的礼仪和长生不老思想等构成要素及其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描述与分析，虽然其有关原始神道的时间跨度问题尚有待商榷，但其对原始神道的研究基本上代表了我国神道研究的最高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王金林认为公元8世纪以前皆属于原始神道阶段，这与王守华对原始神道时间跨度的断定是有出入的。不过，两位学者在神道史分期上的差异，却都体现了中国人研究神道的特点——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处理神道史的分期。

（三）神社神道研究

神社神道作为仍存在于日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神道派别，显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上述对原始神道时间跨度的不同观点，就直接导致了对神社神道形成时间的不同理解。王守华认为：“3—8世纪，随着祭祀场所由临时性的屋舍，变为固定性的社、宫、祠，逐渐形成了神社神道。”[※注]关于神社神道的形成，王金林是以“神道变革”方式来表述的，也就是原始神道宗教化的结果就是神社神道，作为对神社神道的指称，王金林采用了“作为宗教的神道”、“早期神道”的表述方式，因此，在他看来，“大约在7世纪初叶前后传统的原始信仰向早期神道转化”[※注]，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神道的变革是从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开始的”。[※注]

神社神道包括皇室神道（祭祀皇室氏神）、一般神社神道（祭祀皇室氏神以外的神）和理论神道（或学派神道，神道吸收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及阴阳五行思想而形成），王守华、王金林在各自的相关著作和文章里以及张大柘著《当代神道教》和范景武著《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等著作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限于篇幅，恕不逐一展开。而在有关神社神道研究中颇具特色的，是王维先著《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和牛建科著《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这两本专著对被誉为日本近世理论神道之双璧的垂加神道和复古神道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1.《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

该专著选取在日本近世神道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垂加神道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山崎暗斋和垂加神道进行合理的历史定位的基础上，对垂加神道的本体论（神理合一暗）、国体论等神道哲学思想进行了逻辑分析。作者认为，日本国内对山崎暗斋和垂加神道的研究虽然成果很多，但至少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首先，对山崎暗斋本人的思想矛盾即朱子学与神道之间的矛盾及其整合过程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从世界观的高度对山崎暗斋的思想转变作出分析，也没有从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的视角加以深入研究。其次，日本学界对山崎暗斋及垂加神道的研究多注重资料的收集和解读，注意其思想细节的变化，鲜有人从宏观上把握其思想的总体走向，更无人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考察垂加神道与当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该书首先对山崎暗斋由朱子学世界观向神道世界观的转变作了较为深入地分析，指出了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其次，该书进一步从文化碰撞、文化融合的角度来分析山崎暗斋思想矛盾的形成过程以及他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并透过他个人的思想变化来发现文化融合的规律性。在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垂加神道已超出了一般宗教的范围，成为一种宗教性的政治哲学。”[※注]通过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对垂加神道及其与朱子学关系的审视，把握了山崎暗斋思想的本质，也理清了垂加神道与朱子学两个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指出：“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看，山崎暗斋的朱子学和垂加神道是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不仅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且代表着文化融合的一种类型，是朱子学日本化的途径之一。”[※注]可以说这些都是颇富创见的结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垂加神道的专著，有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之功。

2.《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

该专著选取在日本近世神道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复古神道作为研究对象，是我国系统研究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在对复古神道兴起的历史背景、复古神道的确立、大成和发展、复古神道与教派神道及国家神道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复古神道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如下总结：（1）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2）复兴所谓纯神道的复古主义；（3）强调神道的宗教实践性；（4）彻底的反本地垂迹说倾向。[※注]该专著以复古神道思想家的思想为素材，从其建学立派的历史过程和思想理路入手，界定与区分了国学与复古神道，认为“复古神道是产生于近世国学内部，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排斥用儒佛等外来思想解释神道，主张通过日本古典尤其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来阐明和恢复日本古道、日本精神的学派神道（理论神道）。它由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确立，由本居宣长集其大成，由平田笃胤进一步发展”[※注]，首次在国内厘清了在日本学界纠缠不清的“国学”与“复古神道”的关系。

我国对复古神道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朱谦之在其《日本哲学史》（1964年）中，辟有“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一章，从国学角度楔入，论述了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哲学思想，但对复古神道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认为复古神道是“反动的日本‘精神哲学’”、“天皇制度的理论基础”[※注]。其后，王守华在《日本哲学史教程》（1989年）中，辟有“神道哲学思想”一章，从神道角度楔入，把复古神道作为神道史上理论神道（学派神道）的一个发展阶段，涉及复古神道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并对复古神道作了辩证的评价，在指出复古神道的理论“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支柱”的同时，又认为“复古神道的复古主义，在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注]。在其后的有关论著中，对复古神道的评价，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思路；同时，这些研究都是在对神道或者神道哲学思想的总体研究过程中，对复古神道思想的涉猎，尚缺乏系统、具体、深入的研究。因此，《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系统、全面、详细的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的专著。

（四）国家神道研究

如上所述，由于国家神道的特殊性，使之成为我国神道研究最早关注的内容之一。例如，1982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聂长振翻译村上重良的《国家神道》一书。1983年，王继麟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问题》。在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已发表的有关神道的文章以及出版的著作中有关国家神道的章节里，国家神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从国家神道与其思想理论渊源，国家神道的思想内容，国家神道的特点与实质，国家神道与日本政治，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国家神道及其存在形态，国家神道与靖国神社，国家神道与日本侵华战争等多种视角出发，对国家神道进行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1.在国家神道的研究方面，比较系统的著作是张大柘著《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金林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的第7章“国家神道的形成和展开”、第8章“国家神道的瓦解及战后的神道”。

《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虽说是以日本“二战”战败投降为界来研究考察战前战后日本宗教体制形成与实施的不同情况，但是，由于战前日本的宗教体制实际上就是国家神道体制，因此，该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阐述有关国家神道内容的。涉及国家神道的内容有这样几点：第一，“国家神道体制的形成与完备”；第二，“国家神道思想体系解构”；第三，“国家神道体制对宗教的制约与异化”；第四，“国家神道体制向政教分离体制的转变”。该书“对明治维新之后神道教如何从长期以来依附于佛教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国教的原因和经过，对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的内容和实施情况，作了概要而清晰的论述。……对“二战”期间日本佛教各派追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屈服于法西斯的战争体制和以神道教为国教的宗教体制，积极支持甚至参与对外侵略的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注]

总之，该书较为充分地梳理并阐述了神道国教化（国家神道体制）的过程，概括了国家神道的思想内容并分析批判了国家神道的负面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作者对自己《当代神道教》一书中篇幅很短的有关国家神道内容的补充和完善。

2.综观我国的国家神道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家神道负面作用的揭露和批判之外，最有新意的当属对国家神道思想内容及其思想理论渊源的概括和分析。

在《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一书中，张大柘将“国家神道思想体系”概括为：第一，天皇崇拜绝对论；第二，忠孝一本思想；第三，神国日本和八纮一宇思想。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天皇崇拜绝对论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渊源、忠孝一本思想的思想渊源以及神国思想的渊源。

牛建科则认为，概观整个国家神道的发展历史，其基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敬神爱国、崇祖尊皇、国体主义和日本主义。在国家神道的思想理论渊源方面则认为，复古神道是国家神道的近源、直接根源，或者说国家神道就是从复古神道直接发展而来的，并指出：“无论是反本地垂迹说，主张神本佛迹、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还是排斥佛教、主张神主儒从的垂加神道，都是在经过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逐渐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就不甘屈从于外来思想文化的阴影之下，从而强调自身的优越性、主导性和根本性——无非是想说明、强调《记》《纪》的开辟神话和建国神话的合理性。这是从《记》《纪》开始的贯穿于日本神道思想发展史或神道与外来思想文化碰撞、融合历史过程中的一根主线。尽管它们都主张神佛、神儒、神儒佛的一致性，但均是以把神道放在主导的、根本的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这样一种思想，随着幕藩体制的日趋瓦解，特别是民族危机的出现，必然会衍生出提倡大义名分、主张尊皇攘夷的水户学的思想，自然，水户学的思想与上述神道思想一起构成国家神道的思想理论渊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国家神道正是上述主导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注]

以上这些关于国家神道思想内容及其思想理论渊源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国家神道客观的学理分析，体现了中国学者国家神道研究方面的特色，有助于我们对国家神道本质及作用的把握。

（五）教派神道研究

教派神道也是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较早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并且成为日本神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守华的《神道哲学刍议》[※注]（《日本问题》1988年第6期）一文和黄心川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的第10章“神道教”作了介绍和分析。其后，王守华在所著《日本神道の現代的意義》和《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具体展开。

（2）张大柘在其《当代神道教》一书中，则用了两章的篇幅（第四章“教派神道的展开”和第五章“当代神道诸教派态势”）对教派神道进行了国内最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该著在介绍了日本学界战前教派神道研究概况及战后研究的新取向的基础上，吸收日本学者在教派神道研究方面从学术层面厘定教派神道内涵，将近现代史上神道教团区分为“教派神道”和“神道新兴宗教”两大部分的最新成果，从教派神道的内涵及其意义、教派神道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教派神道的思想源流等维度切入，论述了传统的教派神道十三派。在此基础上，又较为详尽地概述了教派神道十三派在当代社会的存在及发展态势。

（3）牛建科则从复古神道与教派神道的关系入手，以受复古神道思想影响最大的出云大社教与神理教为例，阐明了复古神道思想对教派神道的影响，并认为：教派神道在构筑其教义的过程中，利用、继承了复古神道的思想，也就是说，教派神道是在传统神道信仰的基础上，融合了民间信仰及巫术，并吸收了儒佛及复古神道等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接受复古神道思想之影响，并不限于出云大社教与神理教两派，而是整个教派神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复古神道思想之影响，尤其是在神灵观和国体思想方面。另一方面，复古神道作为理论神道之一，与教派神道这样的具有组织机构的宗教团体相比，基本上还是属于思想运动的范畴，其思想影响当时还只是停留在知识人阶层，教派神道则成了复古神道思想与日本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渠道之一，使复古神道思想的影响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注]

（六）神道哲学研究

（1）在日本的哲学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涉及不到神道哲学思想；在我国以往的日本哲学思想史著作中，对神道哲学思想也鲜有涉及。而将神道哲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神道或者说将神道哲学作为日本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进行系统研究的，当首推王守华的相关研究成果。1988年，王守华《神道哲学刍议》（《日本问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哲学思想视角出发，论述了神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神道各派的哲学思想、神道哲学的内容和特点，在阐述神道各派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将神道哲学的内容、主要特点及发展规律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功能论”（或称“机能论”）是神道哲学的理论基石；第二，神人一致、祭政一致是神道的中心观念；第三，明和善是神道哲学的重要内容；第四，肯定现实是神道的根本目的；第五，不断顺应时势的变异性是神道思想发展的规律。该文是王守华关于神道的第一篇论文，虽然与这一阶段我国神道研究的总体特征相适应，还带有介绍性、启蒙性的痕迹，但与以往国内仅仅把国家神道当做全部神道和单纯地进行政治性批判的观点不同，具有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可以说是开启我国系统研究神道哲学思想之门的力作。

随着研究的进展，王守华又进一步深化了自己对神道哲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他在2010年出版的《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一书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吸收了儒、佛、道等外来思想的影响，与日本固有的神话传说中的神灵观念、自然崇拜、祖灵崇拜以及巫术咒语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理和伦理。”进而将这种神道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归结为：第一，神道的自然观——以“生”为媒介的和谐一体化思想；第二，神道的伦理思想——以“报本反始”、“清明正直”、“勤务追进”为特征的“实践”伦理；第三，神道的历史观——以“日本神国”、“万世一系”为特征的“皇道史观”。其中，认为神道伦理的特点是“崇祖敬神”和“报本反始”，神道伦理的主要内容是“清明正直”和“真心诚意”，而“修理固成”和“勤务追进”则是神道伦理的实践。[※注]

上述神道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是在对神道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进而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在我国的神道研究界具有开拓性和系统性。“这些论述在国内均属首次，给人以新鲜感。关于神道哲学思想的研究，反映了‘中国人的神道研究’的又一特色。”[※注]

（2）除了以上对神道哲学思想进行概括性论述和实质性把握的方法外，应该说范景武著《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王维先著《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牛建科著《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以及范景武著《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研究》中所论述的神道的“自然观”、“生死观”和“善恶观”均属于神道哲学思想研究的范畴。

《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和《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是对被誉为日本近世理论神道双璧的垂加神道和复古神道的专门研究；《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则是对明治维新以前神道各派哲学思想的一种总体把握，并且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从“神神关系”、“神人关系”、“神与自然的关系”的维度对这些神道派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和抽象，并指出了其特点：第一，缺乏对整个世界的终极关怀，不能运用最一般的概念反映最高的实在；第二，明治维新以前的神道哲学思想融汇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和哲学理念，证明了日本哲学与宗教的天然联系，因此，神道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和主流意向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第三，日本民族对本体存在的思考一开始就是宗教的，而不是哲学的，他们是在宗教的世界中展开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思考，因此，与其说日本人诠释世界，倒不如说是体验世界；第四，数量关系的哲学把握印证了日本文化的独有特征。[※注]

综上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对神道哲学思想的研究与20世纪的最后20年相比，无论是在内容的丰富性、结论的深刻性和方法的多元性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既是对我国神道研究界的贡献，也是对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界的贡献。

（七）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研究

如上所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如神灵观念、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等）的基础上，吸收儒、佛、道等外来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神社神道、理论神道甚至教派神道。神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这种特性必然会逻辑地要求研究者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角去研究。

（1）日本学者石田一良曾把包括复古神道和国家神道在内的神道派别称作“习合神道”（“习合”，是指两种以上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受此启发，我们至少可以把江户时代及其以前的神道称作“习合神道”。在江户时代以前，基本上是以神佛习合为主，包括山王神道、两部神道、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等，在江户时代则是以神儒习合为主，包括理当心地神道、理学神道、度会神道和垂加神道等。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神道派别归结为两大类型，即“神佛习合神道”和“神儒习合神道”。在我国神道研究界，对此两大类型神道的研究成果最多。除了神道研究者的著作无法避开这个问题而成为“题中必有之义”外，一些研究日本佛教、儒学的著作也大多要涉及这个问题。比如，涉及神佛习合的，有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涉及神儒习合的，有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健著《“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等。

（2）《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该书是我国学者研究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问题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该书除了对以上两大类型神道派别进行阐述外，专设上、中、下三章，对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论述：第十一章“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上）——佛教、儒学对神道理论形成的影响”；第十二章“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中）——阴阳五行思想对神道的影响”；第十三章“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下）——祇园祭与中日文化交流”[※注]。这些成果是作者多年来潜心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是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可以说代表了该领域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

（八）神道功能研究

“神道是反映日本民族意识的重要侧面，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对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注]如果说以上七个部分是从“体”的维度对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进行把握的话，本部分就是从“用”的维度对中国的日本神道研究的概述。概观我国有关日本神道功能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神道与日本社会

（1）神道与日本现代化。试图从神道这一日本固有民族信仰的精神资源出发，探求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深层原因，把神道看做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重要精神动力。例如，王守华认为，神道“神人一致”的思想、“产灵”的观念、“苏醒”思想和“里归”思想以及“镇魂”和“禊祓”习俗，“对于日本近代化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些只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神道的神人一致理论尚有消极方面，国家神道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就是神人一致消极作用的表现”。[※注]

（2）神道与当代日本社会生活。首先，神道在现代日本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稻作社会中，神道祭祀的基本目的——祈愿水稻丰收、家内平安、社会繁荣，已经完整地成为今天工业社会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基础。过去稻作社会中祈愿水稻丰收的产灵信仰，即对生产力、生殖力、结合力的信仰，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今天生产优先的日本工业社会的心理。其次是“以劳动为善”、“以劳动为喜悦”的神道的劳动观，最终形成了集团意识的深层心理，这种心理反应在现代企业中就是全体员工把企业看做是命运共同体，这种心理也体现在现代农村的“农协”的成员之间。[※注]

其次，神道与当代日本民众生活：就像今天日本人的口头禅“困惑时依赖神”所表征的那样，神道和其他宗教一样成为精神困惑的人们的“紧急避难所”；几乎每天都有的“年中行事”和“民间行事”，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以神道祭祀为背景形成的各种体育活动、娱乐活动和艺术形式，“在今天日本社会的国民生活中，这些传统非但没有失去，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扬。……神道信仰几乎渗透于现代国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所以，在现代生活的国民生活中，神道的影响实际上没有缩小，相反，随着神道系新兴宗教的发展，神道的信仰还有扩大的趋势”。[※注]

2.神道对日本文化的决定作用

（1）神道对日本文化特征的决定作用。神道既是日本文化的原风景，也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体现，积淀了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取向、伦理道德诉求、思维方式特征和内心情感寄托。在千百年的以神道为民族信仰核心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可以说，如果离开神道，我们就无法解读日本文化乃至日本人。[※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是非理性、重实用的文化，更有把日本文化归为实用主义文化的观点。王艳梅认为，日本文化的非理性、重实用的特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就是非理性日本本土神道。[※注]

（2）神道是外来宗教文化“日本化”、“本土化”和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基础。纵观日本思想的历史进程，在对待外来宗教文化的过程中，从“神佛习合”到“儒佛不二”，从神儒佛三教一致，再到排佛思潮下的神儒一致乃至神儒合一，无不体现出日本本土宗教思想文化与外来宗教思想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是神道以外来宗教思想作为自身理论化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是外来宗教思想借助神道实现自身的日本化，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各自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儒、佛、道与神道的关系，典型地表征了这一特点。[※注]

3.神道与日本政治

盛晓明在《神道与日本政治》一文中指出：“神道的政治功能起始于皇室对它的改造，改造后的神道已成为皇室政治（祭政一体）的主体。从此神道也便是‘皇道’。在近代的国家神道中，这一主体被奉为‘国体’。对日本政治来说，什么都可以变，唯独‘国体’不变。什么都可以引进，唯独‘国体’必须是独有的。这既是一种信念，也是日本历史的事实。”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皇室政治基础的神道以及日本历史上神道在形成“圣与俗的双重政治结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历史上，无论权力层如何变更，权威的一极始终不变，成了政治结构中的‘常数’与‘公分母’。各种政治势力只有借助于天皇的权威，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依附于天皇，他们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历史上存在过各种政治形式，如摄关政治、院政、武家政治等。权力集团始终是个‘变数’。”[※注]

关于神道对政治发挥功能的另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神道与日本政治的关系以及国家神道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批判上。如徐水生《国家神道与日本政治》（《学习月刊》2005年第5期），王守华《以史为鉴，后事之师——关于靖国神社问题》[※注]

4.神道与环境保护

在当今世界，日本被誉为自然环境保护比较好的国家。森林面积占全国土地的68.9%。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例，据2004年的统计数字，其森林覆盖率大多是10%到30%，而未达到40%。王守华认为，传统的神道含有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神道的自然观：“神道的自然观认为，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带有神圣性，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亲切的亲缘关系”，也就是说，神、人与自然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生’为媒介的亲子或同胞关系。三者是同一世界、同一社会不可欠缺的构成要素，任何一个不能脱离其他两个。神生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人依赖自然而生活。所以也可以说，神道是以自然为媒介的联结神与人的日本民族固有的信仰。它端倪于自然崇拜，把自然与自然现象作为神的行为或神本身加以崇拜。这种神与自然一体化的观点，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注]

5.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研究成果对神道功能价值的分析

牛建科《日本神道教功能试论》（《日本研究》2011年第1期）借用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的“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概念，指出日本神道的存在方式和功能实现是经过了从“弥散性”经“制度性”再到“弥散性”的过程。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正好是日本现代社会包括神道在内的宗教文化功能特征的反映。对于神道功能的价值，牛建科认为，涂尔干从宗教社会学的视点、格尔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点出发分析宗教的象征意义，对于分析神道的象征功能具有启发意义。神道作为社会的象征符号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神道既是氏族的象征符号，又是地域共同体的象征。同时，神道作为文化象征符号也具有重要功能。神道在外来宗教文化的冲击下能保持自身的不变性，这标志着日本文化自身的主体性永不丧失。总之，神道无论是作为日本社会的象征还是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无论是在日本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发挥着“象征”功能。通过这种象征功能的发挥，神道确立了其在日本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同时也塑造了日本文化的形态，规定了日本文化的特性。[※注]

三 研究展望及关注点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学术环境的日益改善，作为我国日本学研究重要一环的日本神道研究，从几乎为“无”的可悲状态起步，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开拓和耕耘，终于结出了还算令人满意的“果实”。之所以这么说，其原因有二：一是与神道在日本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我们对神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二是与我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日本经济、日本历史的研究成果相比，还是相对滞后的，这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少，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几年前，王金林曾就我国神道研究这种相对滞后状态的原因进行过分析，认为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对研究日本神道的意义，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受到学科知识的局限，对神道的研究，不但需要历史知识，也需要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等广泛的知识，各学科相融合的综合知识的不足，影响了涉足这一领域的信心；第三，在研究日本的热潮中，各研究单位或研究者的课题选择和设置，一般情况是厚古薄今，有益于中国现代化借鉴的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课题，成为研究的首选。首选课题在人力和经费方面无疑得到了保证，而那些古代的、社会效益暂时不明显的课题，如神道等的研究，自然难以展开。[※注]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在不少相关研究机构和日本学的研究者中间，对研究日本神道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几年前相比，应该说已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方面体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神道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和提高；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在国内召开的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国际或国内），常能见到神道研究者的面孔并能提交相应的论文，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作为我国日本研究重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2010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以“神道”为主题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无疑将为今后我国的神道研究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研究本身并不是自足的，或者说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研究本身。因此，神道研究本身也要与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相呼应，在注重研究自身学理的前提下，与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相融合，追踪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动向。时代提出的课题是我国神道研究的出发点，如果不是全部的出发点的话，至少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神道研究的水平，才能与日本的有关学者进行真正的对话。

回顾我国30年来的神道研究，总的印象是，对传统神道的研究着力较多，对神道尤其是国家神道与政治的关系涉猎较多。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神道仪式的研究；

（2）神道系新兴宗教的研究；

（3）对日本学者神道研究的研究；

（4）日本民间信仰的研究；

（5）神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今后我国神道研究的具体构想，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注]我国的神道研究虽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我国的神道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比如说，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专门从事神道研究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构想也是我国神道研究的初步构想。一是设立专门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神道研究。期待着国内的专业科研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能够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二是人才的培养。期待国内有条件招收日本文化博士课程研究生的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等单位），有计划地规划和招收专攻神道的博士生。三是基础资料建设，即收集以原始资料为主的神道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日本神道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上述三条的有机结合，即专门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专门研究和资料建设。所谓专门研究是指神道史、神道派别、神道思想、神道神灵、神道祭祀、神社建筑等基础研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艺术等其他领域的日本学研究者，都可结合自己的专业，展开神道政治、神道经济、神道文化、神道艺能、神道美术、神道与环境保护、神道与当代国民生活、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等的研究。在专业人员深入研究、其他人员结合自己的专业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希冀我国的神道研究迎来其黄金时期。

参考文献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守华：《日本神道の現代的意義》，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97年版。

张大柘：《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范景武：《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张大柘：《新兴宗教与日本近现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王维先：《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王金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刘立善：《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

张大柘：《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范景武：《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王守华：《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王守华：《我的神道研究之心路》（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