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历程概述

中国和日本两国有两千年的相互认识和研究的历史。两千年前东亚地区文化最先进、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汉王朝。随着汉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汉民族对周边古代国家和民族的了解也日益增加了。在古代日本人使用文字记录本国的历史之前，它的历史已被记录在古代中国的史书中，其中最早的记录见于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汉书》的“地理志·燕地”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和研究日本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研究日本的高潮。十五六世纪，中国沿海地区饱受倭寇的侵扰，于是明朝人开始对日本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当时刻印的研究著作达十余种，记述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沿革、山川形势、语言习俗等。研究价值较高的有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

至近代，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同时，日本还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于数年后的1874年，侵占了台湾。这对中国清王朝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官僚和文人们思考和探讨了日本强大和成功的原因，撰写了一批考察日本的论著，如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著《使东述略》、王韬著《扶桑游记》等。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侵华、中日交恶的痛史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让中国人认识到过去对日研究的不足。在订立《马关条约》的同一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一书出版。以此为标志，中国人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研究日本。这部鸿篇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这时期，康有为编著的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作为清末戊戌变法的参考。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专著，有戴季陶著《日本论》（1928年）和蒋百里著《日本人》（1938年）。两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并对日本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国际冷战体制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展开正常的学术交流。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朱谦之等老一辈日本史学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为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注]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72年至1978年可以说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恢复期和启动期。国内各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恢复活动，着手进行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全国数十所大学先后成立了日语系或日语教研室，上百所大学开设了第二外语日语课，为国内日本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左”的思潮干扰下，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这时期的研究多为译著和介绍性成果，有深度的研究专论尚不多见。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学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恢复教学、编纂教材、重建与日本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关系。经过数年的积累和准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进入改革开放后最初的成果收获期。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1982年和1985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先后出版了两辑《日本史论文集》，其中收入日本古代中世纪史论文20篇，包括王金林《日本古代部民性质初探》、张声振《魏志倭人传中邪马台国的地理方位辨》、张玉祥和禹硕基《日本平安后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性质》、胡锡年《唐代的日本留学生》、童云扬《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刘毅《试论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几个特点》等。1982年，汪向荣发表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日本古代史专著《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金林于1984年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日本古代中世纪通史《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沈仁安、宋成有、李玉对战后日本史学史作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总结[※注]。此外，学者们还围绕日本古代部民制、大化改新、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中世纪庄园制和土地制度、中世至近世的幕府政治、儒教与日本的思想文化等问题发表了一批颇有水平的研究成果。

中日关系研究历来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学科。在两千年的日本历史中，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印记在日本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两国的文化交往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有思想文化层面的，在具体研究中又可分出考古文化、国家关系、思想文化交流、人物往来、社会习俗比较等众多的子课题。其中，古代中日文化关系与文化交流，又是研究者最感兴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和规范化，国内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国家或民间学术机构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起来。中日两国的频繁的学术交往，使中国学者能够更加及时地了解日本学界的研究动向，收集和掌握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资料更为全面、具体。同时，中青年学者的专业日语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的同时，中国的日本古代史学者还努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争取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地位和话语权。1988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日“大化改新”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日本著名古代史学家门胁祯二为首的一批古代史知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围绕7世纪日本大化改新的性质、过程和历史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日方学者表示，此次会议在中日古代史学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交流的桥梁。1993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召开日本史学会年会暨“日本人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古代史学界的权威学者上田正昭、铃木靖民、吉村武彦等参加了古代史分组讨论会。上田正昭教授回国后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撰文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他指出：“在此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令人震惊的见解，而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我们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注]

1987—1988年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六兴出版社合作，用日文出版了由10余位中国有代表性的学者撰写的大型日本史丛书，这是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向日本学术界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实力。这套总题为“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学术丛书共13册，其中涉及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有6册，即沈仁安著《倭国与东亚》、王金林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著《织丰政权与东亚》、任鸿章著《近世日本与日中贸易》、王家骅著《中日儒学的比较》、武安隆和熊达云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

2003年，日本的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在中国陕西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日本遣唐使的实物资料。墓志记载了公元8世纪日本遣唐留学生井真成求学长安，客死他乡，唐玄宗怜惜英才，追赠其官职的事迹。墓志发现后在日本引起轰动，2004年墓志被迎往日本展出。中国学者围绕墓志的释文和史实撰写了一批论文，对日本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注]。

以上这些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不仅表明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在8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且还表明在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两国学术界的学术互动机制已经形成。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一些论著的内容比较空泛，研究选题比较集中，对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和发掘还很不充分。最近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极大改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观点也更具深度。研究成果中不仅有宏观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还出现了一些成果质量较高的中观和微观的专题研究成果。这种选题的变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和进步。比如“中日农业考古的比较研究”、“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古代日本祭祀制度研究”、“道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古代寺院经济研究”、“古代日本社会结构与身份等级制研究”、“古代女天皇研究”、“唐日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日古代都城制的比较研究”、“古代日本家族和婚姻形态研究”、“古代中国典籍东传和回流的研究”、“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研究”、“江户时代西学东渐的研究”，等等。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选题相比，今天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选题更加多样化，反映了研究的不断深化。

二 研究人员、机构、研究团体和学术刊物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与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有关的研究人员大体上归属于以下几类机构和组织：（1）高等院校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2）全国或地方社会科学院所设立的各种研究所、学会、研究中心等；（3）跨院系的民间学术团体。1980年，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成立时，会员总数超过300人。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全国各地的日本史研究力量第一次会聚起来，组成学术团体。学会下设的古代史分会，为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构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此后相继建立的研究团体还有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苏州中日关系史学会等。其中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的较早，成立于1980年。随后成立的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1980年9月）首任会长是国内研究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周一良教授。

1978年以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先后设置日本史硕士、博士研究方向，培养出了不少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生。他们当中许多人，特别是日本史博士学位获得者多加入了日本史研究行列，补充了日本史的研究力量。

目前，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能够刊登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刊物，依创刊年代先后为序，主要有：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研究》（1966年创刊，下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问题》（1972年，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论丛》（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学刊》（1985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学》（1989年）、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日文化论丛》（1991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年）等。据统计，目前中国各类日本研究杂志和学术刊物33种。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史学界公认的最高级别核心刊物，以及《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史林》等史学刊物和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上，也经常登载有分量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论文。

三 中国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成果回顾

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一批通史、专门史和专题研究的著作问世，如李卓编著《传统文化与家族文化——中日比较研究》（2000年）、王金林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2001年）、沈仁安著《日本史研究序说》（2001年）、赵德宇著《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2001年）、王勇著《日本文化》（2001年）、王勇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200l年）、刘健强著《新编日本史》（2002年）、沈仁安著《德川时代史论》（2003年）、沈仁安著《中国から见た日本の古代》（2003年）、戚印平著《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2003年）、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2004年）、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日本历史》（2003年）、李虎著《中朝日三国西学比较研究》（2004年）、李卓编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2004年）、刘毅著《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2000年）、王宝平著《神道与日本文化》（2003年）、王维先著《日本垂加神道的哲学思想研究》（2004年）、彭恩华著《日本俳句史》和《日本和歌史》（2004年）、赵维平著《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2004年）、王新生著《日本简史》（2005年）、徐建新著《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2006年）、王健著《神体儒用的辨析》（2006年）、李卓编著《日本家训研究》（2006年）、王海燕著《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2006年）、王保田著《日本简史》（2006年）、孙秀玲著《一口气读完日本史》（2006年）、王仲涛、汤重南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王雪松编《简明日本史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30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日本古代中世纪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专题研究，摘要介绍如下。

（一）日本古代史研究

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19世纪中期。旧石器时代的日本原始文化是一个充满谜团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进展有赖于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指出更新世中期中国华北地区与日本列岛之间存在陆地通道，他还认为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通的特征[※注]。禹硕基探讨了远古时代中日之间的交往，指出在洪积世北京人的后裔曾迁徙到日本，创造了无陶文化。[※注]中国的考古学工作者朱泓、孟庆福、汪洋对东北亚地区古今居民种族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东北亚地区古代居民种系成分的主体是“古东北类型”和“古西伯利亚类型”。这两类种系成分对该地区近现代居民的人种构成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本的绳文人和弥生人与“古东北类型”有密切的关系。[※注]张雅君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日本人的种族起源和演化问题，论述了日本旧石器时代人、新石器时代绳文人、弥生人的起源，并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材料探究了弥生移民的来源等问题。[※注]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周蜜《日本人种论》[※注]、王军、赵连泰《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注]、应骥《日本大和民族探源》[※注]。2000年日本发生了旧石器造假事件，给日本旧石器考古造成重大打击，徐建新对这一事件作了分析和评论。[※注]关于日本新石器时代是否存在农耕经济的问题近年也受到关注，周颂伦分析了日本农业起源问题中的绳文农耕与弥生稻耕论，指出绳文农耕论与弥生稻耕论，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关系到日本文化本源来自何方，是日本自产（绳文农耕论）还是大陆文明渡海传播（弥生稻耕论）。绳文农耕论以照叶树林文化为背景，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但不能否定弥生稻耕论的合理性。[※注]金健人论述了中国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方式与途径。[※注]沈仁安论述了日本弥生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即（1）铁器代替石器，由石器时代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由采集经济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期奴隶制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注]

日本古代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是我国日本古代史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关心的重要研究课题。邪马台国是中国古代官撰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简称“魏志倭人传”）记载的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小国联盟。关于这个小国的地理位置，史料语焉不详，多年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即“九州说”和“畿内说”。张声振、汪向荣、赵连庆等学者认为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应当在日本本州岛的畿内地区。另一方面，吴廷璆、王金林等学者主张“九州说”。王金林还认为，公元3世纪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列岛的文化发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九州地区存在邪马台国的时代，在近畿地区还存在另一个国家，即“前大和国”[※注]。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汪向荣、赵步云等主张“部落联盟说”，认为邪马台国时代日本还没有进入阶级国家的阶段[※注]，沈仁安、沈才彬等学者主张“奴隶制国家说”，认为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东方的普遍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总体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注]。王金林也认为邪马台国是古代国家，但没有明确提出邪马台国是奴隶制国家，这与他后来提出的日本没有经历奴隶制发展阶段的观点有关。与邪马台国时代的社会性质研究相关联，赵秉新、胡玉兰探讨了当时社会中的“下户”问题，指出“下户”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封建农奴，而是份地耕奴类型的奴隶。[※注]徐建新认为，邪马台国时代的“大人”、“下户”、“奴婢”等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状况不仅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发展，也是一种早期的社会等级划分[※注]。

公元3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古坟时代”，文献史学者称之为“大和王权时代”（或“倭王权时代”），是西日本地区的政治势力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关于“古坟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是日本古代史学者非常关心的研究课题。独具特色的部民制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日本的部民制是日本早期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分析公元5—7世纪日本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廷璆就提出古代日本的部民制是“半家长制半封建”的观点，王金林在批判性继承了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古代日本的部民存在多样性发展，提出部民中存在3种不同类型：即“奴隶型部民”、“隶农型部民”和“农奴型部民”。并进一步指出，古代日本没有经历奴隶占有制社会阶段，自原始社会瓦解后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注]。另一方面，张玉祥、禹硕基、武安隆、冯兴盛、李卓等多数学者都认为部民制就是奴隶制。吴廷璆也在80年代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转而主张“奴隶制说”。[※注]氏姓制度是日本大化改新前的主要政治统治制度，它在形成过程中参考了朝鲜半岛的骨品制。李卓从古代社会和家族制度起源的角度探讨了日本古代氏姓制度，指出氏姓制度是日本家族式社会结构的历史根源。它直接影响到千百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因此，在研究日本历史和日本社会特点时，对氏姓制度应予足够的重视。王顺利的研究揭示了氏姓制度的阶级实质。他指出，氏姓制度实质上是贯穿着父家长制统治的等级制度，它一方面把非自由人包括在氏内，把若干阶级身份完全不同的成员包括在一个统一体中，用血缘关系或模拟血缘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另一方而又贯彻着森严的等级，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尊卑有序，世代相袭，不可逾越，是对剥削阶级十分有利的一种统治方式。[※注]有关古代氏姓制度的研究成果还有王秀文、陈明莉等人的论文。[※注]

在日本古坟时代考古研究方面，王巍根据日本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论述了稻荷山古坟墓志人的身份以及大和王权与古代东国豪族的关系，指出日本埼玉古坟群的被葬者是当地武藏国的历代国造，而稻荷山古坟的墓主人应当是上述国造的祖先。[※注]

古代中日关系和古代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关系也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的关系、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时代文化与东亚大陆的关系、大陆移民移居日本问题、徐福东渡问题、东亚大陆的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问题、汉魏时期的中日关系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问题都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

吴杰、张声振、李卓、韩昇、王勇、葛继勇等将古代东亚大陆移民移居日本的研究进一步细致化了。汪向荣、王金林、孟宪仁探讨了徐福东渡的问题。

安志敏、严文明、蔡凤书等考古学者探讨了弥生时代中国大陆水稻农业技术东传日本的问题。沈仁安探讨了古代邪马台国与中国王朝的关系。[※注]

另外，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还对以往日本学术界擅长的研究课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比如，关于日本弥生时代至公元5世纪日本古坟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属性问题，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指出，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不见于中国各地遗址，当是中国江南地区吴国的工匠东渡日本制作的。这一观点对解释中国文明对日本邪马台国卑弥呼王权的影响颇有帮助，后来在日本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注]。王先生为探讨中国铜镜东传问题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都收入了他的个人论文集[※注]。韩国河、程林泉推测，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是倭国朝贡之时，向魏晋皇帝请求或自己募求中国大陆制镜工匠东渡日本后制作的。[※注]白云翔论述了古代东亚地区铜镜制作的两个传统，即石范铸镜传统和陶范铸镜传统，指出石范铸镜技术传入日本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陶范铸镜技术至迟是在公元3世纪开始在日本出现。[※注]

沈仁安对《宋书》中记载的公元5世纪倭国王五（雄略天皇）的上表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他还对5世纪时倭五王频繁遣使中国进行了分析，指出其遣使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王权和维护国内的统一，并非是受到外部危机的压力。[※注]高句丽好太王碑文记述了公元4—5世纪时倭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围绕这一金石文字资料，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徐建新对国内外传世的好太王碑早期拓本进行了调查，对碑文的释文、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各时期拓本的编年方法等问题做了探讨。[※注]

中国学者认为，大化改新（645年）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中国学者围绕大化改新的历史背景、“改新诏书”的真伪，改新的过程、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社会、大化改新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毅、吴廷璆指出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推古朝改革是大化关系的准备和先声，为大化改新提供了准备和基础。日本学术界对大化二年（646年）颁布的“改新之诏”的可信性一直存在争论。在中国学界也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武安隆等学者指出，即使“改新之诏”的某些条文出自后世的作伪，但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的大化改新是不能否定的[※注]。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会性质，目前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说”。吴廷璆在国内首倡“大化改新封建说”（1955年）；孙义学详细论证了大化改新具有早期封建制的特点；张玉祥指出，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会不是国家规模的家内奴隶制，而是国家封建制。[※注]李卓对大化改新后的家族单位“乡户”进行了研究，指出了乡户产生的历史过程和性质、特点。[※注]王金林论述了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认为大化改新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和以公民杂户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实质，则是前者（封建领主），用劳动地租和产品地租的形式掠夺后者（农权）的全部剩余劳动。封建的阶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当时的日本社会只能是封建社会。[※注]宋家钰将唐代的土地制度与大化改新后实施的班田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指出日唐两国的民户授田规定基本相同，但日本班田制未采用唐均田制的宽乡授田法，而只采用了狭乡授田法[※注]。

大化改新以后，成熟形态的古代国家终于确立，学界称之为律令制国家。关于律令制国家时期的历史研究重要集中在政治史、法制史、社会史、教育史、礼俗制度等方面。上述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成果较少，近年来成果有所增加。张中秋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对中日古代的法律文化交流进行了全面的概述。[※注]郑显文探讨了古代中华法系下日本律法的形成问题，他认为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唐代的律令制度就通过遣唐使传播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制定新的律法，而是直接照搬了唐律，并在微小的地方作了调整，如对官名、地名、用字、用语等方面作了修正。他还论述了律令体制下日本的神祇祭祀等问题。[※注]耘耕、吕志兴、赵佳探讨了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注]徐建新分析了奈良时代日本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等级制度，指出当时的“良贱制”下实际存在三个等级，即有位贵族等级、公民等级和贱民等级。[※注]章林对奈良时代的贱民之一的陵户的形成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注]

宋家钰对涉及唐日驿传马制度的唐日令驿传条文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他认为日本古代的驿传制度基本上来源于唐制，其传制并非与唐传制完全无因袭关系。[※注]陈伟论述了律令官僚制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点，涉及官位制、荫位制、官吏考课制等制度。[※注]

管宁根据日本正仓院所藏文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考证认为：日本奈良时代后期（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于奈良内宫举行的“初子祭”（又称初子仪式）乃中国古代“躬耕帝籍”与“躬桑亲蚕”祭祀仪式的联合搬演。它表明了中国礼制文化对日本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公元6—8世纪日本古代政治中强烈的“东方小中华”意识。[※注]王海燕认为古代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形成于7世纪初，受到中国夏至理念的影响。至8世纪律令制国家确立后，五月五日节仪成为体现天皇与全体官人政治关系的重要国家礼仪。中国民间五月五日习俗中的菖蒲、续命缕等道具成为律令制五月五日节仪的必要组成要素，避邪除灾的观念也随之被融入五月五日节仪之中。[※注]刘琳琳分析了奈良时代的国家疫病祭祀，指出日本古代国家的疫病祭祀中包含了中国的鬼神观念，日本用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进行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注]王金林探讨了日本古代王权神话与皇室神道教形成的问题，认为在古代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朝廷在依仗儒、佛思想作为天皇制精神支柱的同时，开始固有原始神道的宗教化历程，首先使原始神道嬗变为皇室神道。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的神化和皇权神授。在皇室的祭祀制度中，存在着中国祭祀因素。[※注]

社会史研究方面。李卓从法律规定与实际状况两方面探讨了日本律令制时代的婚姻与家族制度，认为日本律令有关家族制度的法律并不是当时日本社会家族与婚姻状况的真实反映；[※注]官文娜研究了日本古代社会的近亲婚及其实质；李卓研究了日本古代盛行于大和时代并延续到平安时代的访妻婚及其存在的原因；钱澄探讨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这些研究都强调了中日古代婚姻的习俗的差异性。[※注]

刘晓峰关注了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年中行事的影响，他指出传统岁时节日冬至很早便从中国传入日本，一度成为日本岁时节日的重要部分，后来又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中国古代的冬至节对日本影响渐趋衰弱的原因与整个8世纪的日本统治思想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日本的以“血缘”为根本依据的传统统治思想和中国的以“德治”为根本标准的天命思想传统形成了奈良时代日本统治思想二重结构。冬至节文化在日本的败北，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败北。[※注]

古代都城的建设也是日本律令国家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我国学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有从王宫到都城的发展演变过程、古代日本迁都问题以及中日古代都城制度比较。关于中日古代都城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日本都城制模仿了中国的都城制，但具体结论又分为三种观点，即“模仿隋唐长安城说”、“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和“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宿白主张“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不同意日本都城仅模仿了长安城，从而否定了日本关野贞主张的“模仿隋唐长安城说”。[※注]王仲殊从八个方面对日本都城制进行了颇有意义的研究，认为唐长安城与日本的藤原京相比，两者虽有差别，但相同之处是主要的。他基本上否定了日本学者岸俊男提出的“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注]王维坤通过对日本平城京的宫城与皇城、单坊区划、开凿池塘等设施的设计理念的考察支持了“模仿隋唐长安城说”。[※注]王晖在研究了日本古代都城的条坊制后指出，日本的条坊制效仿自中国古代的里坊制。在由藤原京向平城京、长冈京和平安京三次迁都的过程中，条坊制度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方法优化案例。他从城市街坊和道路规划方法、条坊尺度、命名法、坊内分割方式以及宅地分配制度等方面，对于日本古代都城条坊制度的继承与革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注]此外，韩宾娜还从政治、文化、宗教等不同角度对日本古代迁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注]

从公元6世纪至10世纪是古代日本在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大量引进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其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有“日本遣隋唐使节研究”、“鉴真东渡”、“白江口之战”、“渤海国与日本”等。

遣隋唐使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热衷的课题。研究主要围绕“遣隋唐使的派遣经过和派出次数”、“遣隋唐使的来华路线”、“遣隋使的国书事件”、“遣唐使在华活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胡锡年、戴禾对唐代的日本留学生的人数、出身、留学生活和对日本的文化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池步洲、武安隆、姚嶂剑发表了专论遣唐使的著作。[※注]孙蔚民、汪向荣、王金林详细考察和评价了鉴真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汪向荣从日本古代国家的政治与佛教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本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注]汪向荣、王金林还就鉴真在日本是否受到当地佛教教派排挤的问题阐述了不同的见解。[※注]葛继勇对赴日唐人展开深入研究，探讨了唐人的赴日过程、在日的活动以及与日本人的交往、通婚乃至子孙后代的足迹。[※注]相关文章还有王勇《从遣隋使到遣唐使》、韩昇《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葛继勇《遣唐使上毛野大川与〈续日本纪〉的唐日关系记事》、王献玲《遣唐使与日本的汉字教育》、孙玉巧《遣唐使制度废止原因试析》、刘建强《日本古代对华外交中的遣隋（唐）使》等。[※注]

王承礼、魏国忠、马一虹等论述古代日本与唐朝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交往。[※注]汪向荣根据中国古代正史的记载围绕人种、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等问题，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注]胡锡年论述了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注]夏应元对中日间交通的航海路线，对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路线，包括登陆及起航地、经由地、主要滞留地及活动地等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的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注]

（二）日本中世、近世史研究

对镰仓、室町幕府时期的研究，即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封建庄园经济、城市生活、商品经济、城下町、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等问题展开，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颇具深度。童云扬、赵宝库探讨了中世纪庄园制的解体过程；童云扬探讨了畿内庄园制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相互关系，指出畿内庄园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给经济的解体促成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和领主统治的衰落，促成了庄园制的解体和新的经济关系的成长。在15、16世纪世界范围的历史大转折中，日本庄园制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失为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第一个回合。[※注]

姚凯分析了日本城下町形成的原因，指出在15、16世纪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既补充自然经济之不足，又限制商品经济之发展的城下町成为加强封建统治的理想形式。幕藩体制建立以后，集权的封建统治进一步加强，城下町化迅速形成高潮，终于遍及日本全国。由此可见，城下町化实际上是日本封建制强化、专制统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反映。[※注]

赵连泰、左学德评价了太阁检地的历史作用，通过太阁检地与战国大名的检地，以及与织田信长的检地的若干比较研究，探讨太阁检地对实现兵农分离，推进日本统一进程所起的作用。[※注]

王军彦在研究日本室町时代文化时指出，室町时代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其一，室町时代的文化由皇家贵族和封建武士的双重文化转向了由武士主宰的一元化的文化，实现了贵族文化、武士文化和禅宗文化的融合。其二，室町文化充分显示出了明显的中国宋、元、明文化的影响，是带有浓厚禅宗色彩的象征性暗示性文化。其三，文化的庶民倾向和向地方的传播普及是室町文化最大的特色。[※注]

此外，我国学者还对中世纪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明代倭寇、中日勘合贸易等。武寅利用中日朝三国史料，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援军打败、李如松轻敌致有碧蹄馆失利、沈惟敬与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谈、日本在议和之后再度发兵入侵朝鲜等明代中日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详细探讨并揭示了丰臣秀吉拒绝接受明朝册封的历史原因。[※注]

与日本中世的研究相比，对近世，即江户时代的研究十分活跃。在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有幕藩体制、武士与武士道、锁国政策与对外关系、近世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领主制的瓦解、町人文化、思想文化与教育。在近年的研究中还开辟了德川时代的幕政改革、货币制度、庶民的伊势信仰、寺子屋教育、商家家训、经世学派等新的研究课题，成为日本近世史研究的新的研究增长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2003年开始出版“德川时代史系列研究”丛书，已出版的有沈仁安著《德川时代史论》（2003年）和李文著《日本武士与日本的近代化》（2003年）两部专著。左学德、吴建华探讨了近世幕藩体制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注]。赵连泰在研究中强调幕藩体制既有地方分权的相对独立性，又有各藩受制于幕府统治的从属性[※注]。李岳泉、施超伦、王中田等分别考察和论证了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以及儒学与武士的关系。在日本近代化成因的讨论中，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受到高度重视。祝乘风指出，江户时代兵农分离和“参覲交代制”等政策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赵成国则着重论述了农民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注]。

锁国政策是江户时代的重要外交政策。管宁、金桂昌、马依弘等对日本锁国政策的成因和后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注]。多数学者对日本锁国政策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渗透，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地位，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还有学者指出，在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时期，日本并不是处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孤立状态，通过日本—荷兰和日本—清朝间的贸易，日本并未停止过对外部先进文化的吸收。

赵德宇论述了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指出天主教文化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天主教与日本封建统治者的冲突，就其实质而言，不属于历史性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两者伦理与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一场大体属于同一历史时代的文化冲突。天主教信仰及其伦理传入日本列岛时，却与不同于欧洲的日本封建伦理发生了抵牾。而这些伦理又是日本集权统治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这就使得天主教原则客观上成为否定日本封建秩序的“异端”思想，遭到了禁止。[※注]

日本社会近代化的成功与近代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以“南蛮学”、“兰学”、“洋学”为代表的西学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和总结日本近世的西学东渐的历史，又有积极的借鉴参考意义。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西学传入的过程、内容和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封建思想家的回应”等问题展开。赵健民、吕万和、赵德宇、冯玮、李廷举、周维宏等从西学的兴起、演变、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不同的角度，对日本近世西学东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注]

对江户时代日本传统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儒、释、神道是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领域，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等专著集中反映了国内学者关于日本儒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李威周著《中日哲学思想交流与比较》、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等著作，对日本哲学思想作出了新的探索。[※注]

（三）日本史学史研究

我国学界对日本史学史研究主要偏重于近现代史学，对古代中世纪史学史的关注不多。在选题方面，研究者主要还是从学术渊源和史学方法比较的角度研究和介绍日本史学，缺乏对日本史学整体、系统的探讨。

作为日本史学史概论，沈仁安、林铁森翻译了坂本太郎著《日本的修史和史学》，在该书的译者序中，沈仁安总结了日本古代史学的特点：（1）日本古代没有形成新王朝编纂前王朝历史的传统；（2）日本古代史学创造了反映武家时代的“军记物语”的历史叙述体形式；（3）日本古代史学根据本国历史特点，灵活运用了中国的史体和史法。[※注]沈仁安和宋成有在《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指出，日本近代史学史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文章分析了实证史学、文明史学、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等诸史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指出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实证史学实际上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论、德川时代的考据学和德国历史学派考证主义的混合物。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两点：其一，为考证而考证；其二，在客观主义掩盖下的天皇史观。[※注]在《日本史学新流派析》一文中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代化论、数量经济史、社会史、天皇史观等史学流派的主要内容，批判了它们的局限性。[※注]在《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一文中介绍了日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人民斗争史观、民众史、民众思想史观以及世界史或东亚史观出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认为，日本进步史学已失去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统一的研究课题，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进步史学的变化是日本经济高度现代化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巨大变化的反映。[※注]

关于近代中日史学的互动关系，胡逢祥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注]；鲍绍林探讨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东渐和梁启超“新史学”的源流，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明显地受到了日本文明史学的影响[※注]；盛邦和出版了两部涉及日本史学史的著作：《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一书讨论了江户时代的“水户史学”、史学家新井白石、伊达千广的史论观点，《解体与重构：中国现代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一书以坪井九三马的《史学研究法》、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和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为例，考证了日本近代史学著作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影响；[※注]钟放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史学界的交流和影响，指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包括文明史观的传入，还表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特别是章节体史书的出现和日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注]

四 结语

1978年以来的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可以说实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发展，通过老中青四代学者的奋斗和努力，使该领域的研究成为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学术交流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总体上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断代史研究的整体布局不均衡，古代史的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奈良王朝、平安王朝史和近世的安士桃山、江户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密集；但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中世的镰仓、室町时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第二，专题研究的分布也存在不平衡的倾向。比如，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水平较高；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社会等级与阶级、宗教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三，需要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史料学等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手段的创新。

参考文献

沈仁安：《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日本东京六兴出版，1989年。

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1949—1989）》，《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钟放：《中国的日本史学史研究》引自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237）2003年11月17日首发。

王金林：《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研究》2000年第1期。

赵建民：《中国日本史纵深研究的若干思考》，《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宋成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编：《中国的日本研究》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