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论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30年”指1981年至2011年的研究史，“日本近代史”从时间上看是从1853年到1945年，即从幕末日本开国到“二战”失败投降的历史。尽管“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注]，但就30年来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而言，中国学人在不断追赶国际学界一流水平也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扩张和侵略的历史，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史长期保持特殊的关注。在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新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迎来更加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条件。“日本近代史”从属于二级学科“外国近现代史”及“外国区域与国别史”之下。未来包括日本近代史在内的日本史研究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国外学界乃至日本学界，并非不可能。且就现状而言，日本近代史是中国日本史学界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根据对国内两大历史学权威期刊《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的统计，近30年两大刊物共发表关于日本历史的论文284篇，其中以日本近代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160篇，占总数56%[※注]。我国学界对日本近代史的研究在日本史研究整体领域居主导地位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

本文首先回顾30年来中国学界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历程[※注]。尽管任何范式在解释力上都有其缺陷，但也因此学术研究方能不断向深度、广度推进。本文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三种阐释体系，不可能囊括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所有成果，但体现了中国学界在日本近代史领域的主要研究动向。当然，不同范式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具体的研究也可能是在多范式视角下进行。近30年中国学界的日本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叙事模式向多范式并行演进的趋势。附加指出的是，本文以研究专著为主要讨论对象，兼及少量学术论文。

二 日本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回顾

（一）马克思主义史观

在十年“文革”中，“影射史学”大行其道，所谓“古为今用”、“以史代论”等非历史主义的治史方式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文革”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新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界回归到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上，注重史实，通过史实进行论证。在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1981年《世界历史》杂志推出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讨》[※注]，集中了当时国内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老中青学者的代表性成果。论文执笔者“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视角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殖产兴业、军事改革、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在其论述中，“资产阶级革命”、“反封建”、“阶级斗争”、“资本原始积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贯穿始终。尽管这样的话语体系有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缺陷，但在80年代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史观以其理论的完整性以及唯物主义研究视角，回归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与学术性。以《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的出版为序曲，80年代出现多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研究日本近代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形成等大主题的专著[※注]。有的学者从帝国主义形成以前的特定历史时期东方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角度出发将明治维新看做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或者说是东方特有的一次近代民族民主运动[※注]。有学者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利用大量社会经济数据，叙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阶级结构变化，进而证明这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具体指出其“不彻底性”表现在它未能为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充分条件，而是凭借国家权力，发展带封建性和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和特权财阀资本[※注]。也有学者运用唯物史观，通过应用翔实史料论证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属于亚洲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变革[※注]。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支“产业革命理论”的视角，分析日本近代历史，认为日本的产业革命是通过剥削本国人民、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以及对外发动侵略和掠夺殖民地而实现的[※注]。这些著作的出版，在史料的丰富性上超过了前人，研究的领域和对主题发掘的深度都极大拓展，丰富了中国读者对日本近代史的理解和认识。但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指导下，其基本倾向是将日本近代史置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包含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解释框架内。这样的研究范式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特别是社会形态单线发展、演进这一基本的结论，从而忽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单一的解释范式，限制了史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日本近代史学科自身的发展，要求研究者从更加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去观察和阐释历史。

（二）现代化范式

马克思主义史观一枝独秀的局面在80年代末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尽管有学者批评所谓“近代化”对日本明治维新所作的非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评价是不可取的[※注]，但利用现代化范式研究日本近代史仍成为90年代后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潮流。“从某种角度说，世界现代化的研究是从对日本现代化研究开始的”[※注]，国际学界从现代化视角对日本的研究早在60年代已出现高潮[※注]，而中国学界在一段时期内，对源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持否定、拒绝和批判立场。有趣的是，中国学者第一部以现代化为题目研究日本近代史的专著是在日本而非在中国出版[※注]，彼时国内学界对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异常激烈。1991年王振锁以现代化视角研究日本近代农业发展史的著作出版后，中国学者利用现代化范式研究日本近代史的专著雨后春笋般涌现[※注]。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主要归功于研究者们自身的努力，另一重要条件是冷战国际格局结束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减弱。日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以及中日同为东亚国家在人种、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学习日本经验成为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各领域的共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使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就中国的实际而言，现代化范式并非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取代，而是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伴随着范式转换，中国学者从更多元、更广阔的视角认识和解读日本近代史，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对日本现代化动因探寻以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叙述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有学者从领导阶层——武士阶级——入手，重点分析武士阶级的生存、转化与消失过程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探求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因[※注]。也有学者从日本传统文化、思想、伦理等方面去探寻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奥秘。例如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即不仅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而且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改造方面阐述两者关系[※注]。也有学者通过考察日本町人阶层及町人伦理，探究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原动力[※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考察日本现代化成因的著作中，并非都是单纯从正面促进现代化的视角切入，也有学者通过对传统儒学以及日本家族制度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传统文化对日本现代化起双重作用，即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对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亦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注]。但更多的著作是对日本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考察，这类作品又可分为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和对日本近代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两个类别。前者与中国改革开放后提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念直接切合，多为综合比较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所走的不同道路。后一型研究呈现不断细化的特征，如从政党政治、宗教体制、道德教育甚至铁路的发展历程，从单一侧面叙述日本现代化的路径[※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通过现代化范式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同时，多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相结合进行阐释，这既是中国特有学术传统的体现，更是源于现代化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史观在理论基本假设——“传统与现代”二元性——的一致性。然而随着在史学界认可度的提升，现代化范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万能框”，日本近代史相关联的任何主题似乎都可以通过现代化视角进行研究和阐释。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手段使得“现代化论”解释力越发缺少新意，理论魅力不断退却。有学者开始寻求采用新的解释体系，从不同维度对日本近现代史进行再认识。

（三）民族国家范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界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的理论及其历史研究已相当丰富[※注]，而我国日本史研究界从构建民族国家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史进行诠释、研究并发表论著却相对较晚[※注]，且多以思想史、意识观念史为选题。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多将民族国家与近代国家等同，认为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与现代化的过程在时间上基本吻合。从某种程度上看，民族国家的解释范式是从现代化范式中衍生出来的。研究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问题，是阐释动员大众并使之成为统一联合体的机制具有何种原因或背景？就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看，初步的研究多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注]、国家意识的发生、发展及作用的角度阐释日本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对其过程的理解，又可分为内源性与外源性两种。前者注重日本思想的内在逻辑，如有学者认为日本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天皇制民族主义的确立过程[※注]，亦即日本传统的封建天皇制是日本构建近代国家的核心源泉。也有学者认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并未摆脱落后的氏族政治范式，是“通过神道教的参与和确立至高无上的始祖神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注]。但这些研究仍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内部的文化传统何以不在此前或者此后发生作用？更多的学者是从外源性视角阐释，从欧美外部的压力以及对东亚地区扩张中被凸显、夸大的日本民族意识两个维度认识日本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注]。就中国的日本近代史研究而言，中日在历史问题上龃龉不断，以及中国作为受害方保有特殊记忆和感情的现实，使得学者对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注]从批判的立场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多[※注]，这些著作有利于我们认识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负面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其他领域——国防、财政、教育等——与日本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内在关系的成果尚显不足。

马克思主义史观与现代化学说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都是理性主义导向的解释范式，即都认为从历史到未来是可以为人类的理性所认识和预知的。而民族国家范式则一定程度上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有美国学者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视作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注]。客观地说，在民族国家构建这一解释范式下，中国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界对其负面的、需要被批判部分的研究已非常充分，但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客观实证地对日本近代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 核心课题及代表性观点

30年来，中国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多样上，更体现在研究著作在质和量上的提升。以下分六大核心课题，分别选取部分代表性观点进行评介。

（一）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化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资本主义的论争，在国际学术界已存在很长时间，特别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过“讲座派”与“劳农派”的大讨论。但就我国日本近代史研究而言，1981年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课题仍受到极大关注。研究者们在史实的叙述上侧重各异、详略不一，但分歧较少。然而对此课题的评价或观点却难达共识，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明治维新的性质及资本主义化的实现途径问题。对于前者，既有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注]，也有学者主张“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注]，还有学者把明治维新“看做是后进国家的一次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注]，这些观点虽表述不一，但都可归为资产阶级革命说或其衍生观点。与此不同，有些学者主张“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属于亚洲的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变革”[※注]，持“资产阶级改革说”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的一切改革的完成，同时也是日本近代民族完全形成和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因此应将其归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注]。

关于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评价，多数学者注重明治政权的主导作用，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依靠政府对内榨取对外掠夺实现的[※注]。还有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完成的[※注]，同样强调政府及领导者在日本完成资本主义化中的作用。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有人主张日本实现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道路，也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而是两种道路相结合的产物[※注]，并在与晚清中国对比中得出结论认为洋务运动因“缺乏自下而上道路的基础”而难以成功。这种观点主要通过考察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特别是德川日本工业的发展状况与明治时期工业发展的连续性，而得出上述结论。

以上各种观点的论争，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史的理解方式和认知状况。尽管该课题的选择明显受到经典马列理论的巨大影响，甚至有学者仅靠列宁的只言片语作为论证依据的方式在今天看来过于教条，但我们应考虑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其观点论争本身便是开风气之举，这对此后日本近代史领域学术研究空间的拓展裨益良多。

（二）近代化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我国日本史学界从近代化视角进行研究始于80年代后期，最初多以中日综合比较及日本近代化整体历程为切入口。其先驱性著作[※注]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且作为“东亚中的日本史”系列丛书的第八卷在日本出版发行，该书将近代化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史观相结合，在比较中日近代现代化道路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前，人类历史只有一种近代化，即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而中国近代化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近代化[※注]，但并未对此展开论述。在比较中日旧体制时，采用传统阶级对立及矛盾等分析工具[※注]，同时在对比日中近代化类型时提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与“从属国、后进国的近代化”的区分，但在研究结论中强调“国家近代化是所有国家必经的发展阶段”[※注]。需要注意的是，早期以近代化为范式的研究，因在理论吸收、再创新上的薄弱，往往在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及分析中仍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如1986年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承担的以日本近代化为课题的研究[※注]，采用多学者分别撰写专题论文的形式，但多数执笔者延续传统的分析框架，未在理论上有突破。如有学者在论述日本产业近代化时分析道：经过产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进入垂死阶段，并且已经改头换面地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注]。

90年后的日本近代化研究呈现从宏观平面化的考察向专题性深入分析发展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前者包含了经济史学者、社会史学者及专业历史学研究者的多视角研究。如有的学者从社会学视角——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视野——出发，重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社会—文化因素，主张“社会中心的定性化”是日本近代较为顺利地完成近代化的要因，并进一步指出日本的幸运之处是“它不像中国那样是从统一走向分裂而是以分裂走向统一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注]。也有史学者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近代化论在方法论上的联系入手，指出“改革是现代化的动力”[※注]，这一结论明显与我国现实的政治一致，体现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随着近代化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条件的优化，以“××与日本近代化”为题的著作大量出现。有学者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入手，将哲学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对日本现代化的个案进行考察，主张“日本儒学的特殊性和日本现代化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才使日本儒学滋生出近代性因素”[※注]，并提出“二重性说”，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具有二重性，日本的儒学也具有二重性”，后者对前者有正、负两方面影响[※注]。还有学者从家族制度的角度论述日本近代化，认为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是其在经济上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动因，但却阻止了社会的近代化，而“日本社会的近代化未能与经济的近代化同步而行……最终导致日本政治进入误区”[※注]，主张社会近代化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位学者虽切入主题不同，但在分析日本近代化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体现出中国史学研究受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影响。另一值得关注的研究动向是通过对近世进行研究，发掘日本近代化的动因及条件的著作，如近世武士阶级与日本近代化之关系[※注]，或分析江户时代町人思想与日本近代化动因的联系[※注]等，试图从传统及日本自身内在因素中寻找近代化成功的奥秘所在。这一研究趋势仍在持续发酵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江户时代武士道与日本近代化转型的关系入手，试图“全面地理解在幕藩制度下武士道的复杂的秩序功能，而封建武士向‘志士’转化、推动日本近代化转型的精神机制”[※注]，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探析日本近代化的根源。

日本近代化主题下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上仅选取较典型的主题及观点进行介绍。

（三）日本法西斯及其扩张与侵略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所有炎黄子孙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对日本法西斯及其扩张政策、侵华战略的研究是我国日本史研究界的重要课题。80年代对日本法西斯化成因的研究多从世界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等视角出发作较为理论化的解读[※注]，也有学者重点分析军部的法西斯化[※注]。但这一课题真正成为我国史学界的热点并出版重量级著作是在90年代以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著作是对当时日本及西方史学界所谓“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的回应[※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新观点的涌现，如有学者主张日本法西斯的“兴起和发展是以中间阶层为其社会基础”，而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化来说，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一夕会”的法西斯幕僚军官；对于国家法西斯化来说，也是如此[※注]。对此有学者提出修正性意见，也就是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为法西斯定位，认为日本的法西斯思想和法西斯运动均产生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排挤、注定要灭亡的社会阶层——旧中间阶层和藩阀阶层，将日本的中间阶层区分为“旧中间阶层”和“新中间阶层”，而前者才是日本法西斯化的社会基础[※注]。还有学者认为近代日本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互动效应，造成了日本的法西斯化[※注]。另一方面，对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注意，其主要观点认为日本法西斯体制“是天皇制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是由各个权势集团自身的法西斯化或重新组合，通过对原有体制多次进行局部性的改组，逐步演变为法西斯体制”，强调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和形成，军部、官僚及其构想起了主要作用，并从政体、统制经济、精神控制等方面对军部提出的“国防国家体制”作了细致的分析[※注]。

30年来，我国史学界对日本的扩张政策及侵华战略的研究成果丰富，并且呈现不断细化和深入的趋势。自80年代初开始，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即成为我国日本史学界的热点课题，初期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展开，其主旨多为讨论日本近代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原点等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征韩论”及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是日本施行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注]。早期研究成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对日本大陆政策内涵及其连续性的论争。有学者主张以“二十一条要求”为界限，此前日本的大陆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而之后日本所追求的就是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注]。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蓄意夺取东亚地区霸权，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总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而且主张日本独霸中国的方针早在1908年第二届桂太郎内阁时期便已形成，并成为此后历届内阁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注]。

以“大陆政策”为题的专著迟至2000年方出现，作者利用大量中、日文原始档案进行研究，主张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侵华行动，都是实施日本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且从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史上看，“九一八”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和世界战争也是必然的，并对部分学者过分强调日本外务省与军部矛盾的观点提出质疑[※注]。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之间确实在侵华问题上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认为中国学界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有忽略国际关系对日本形成相当制约的倾向”[※注]。2005年沈予先生专著的总结论认为“日本根本国策——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等战火的点燃成为历史之必然结果”[※注]，强调日本对外侵略政策连贯性和必然性，代表了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也有学者在研究日本具体的侵华战略时，主张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方的战略与政略不断调整，时有动摇[※注]，认为应该关注日本政府及军部内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间的论争。但此说也受到严厉批评，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对于日本走上大规模侵略战争道路和日本给中国造成历史空前的巨大灾难来说，没有本质不同。那些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注]。这一主题下最新研究从纵向考察近代日本自大陆政策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亚太政策的形成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日本近代亚太政策“从构成上看，是以侵华的大陆政策为主”[※注]，从而坚持了大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固有观点。对大陆政策的研究，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紧密关联。中国主流学界多明确主张该文件真实存在，但亦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注]。这一问题在中日两国学者间的认识差距尤其巨大，甚至在近期中日两国政府主办的历史共同研究中仍有激烈争论。

应该说，大陆日本史学界对近代日本侵华过程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政策、战略的论述观点尚有一定分歧。

（四）中日关系及日本外交史

中日关系的现实重要性和中国学者在语言、材料占有等方面的优势，使得我国史学界对近代中日关系史长期给予特殊关注。纵观近30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明显发现对政治外交史和友好交流史这两个分主题的研究最为丰富、影响力亦最强。前者的代表性学者是南开大学的俞辛焞先生，他从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等视角出发，利用大量中、日文原始档案对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的研究[※注]不仅在中国学界获得好评，且受到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的关注。俞先生对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是考察日本与欧美列强围绕中国政体问题的斗争与妥协，并指出两者对殖民地利益的追逐超越了其本身的政治思想意识，出现了本应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援助孙中山，而理应维护共和制度的欧美列强却反而支持袁世凯的扭曲局面[※注]。俞先生将“九一八”事变期的中日外交划为战前、战时及战后三期分别加以考评，主张日本外务省与军部虽在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根本目标上一致，但并未参与事变的策划，不过在战时交涉期却采取了与军部一致的行动，即事变前外务省未直接进行开战外交，而且在事变中采取“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开展积极外交活动”，这与以往及而后日本的外交实践迥异。俞先生将这一特殊外交局面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国家关系[※注]。

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另一条主线是友好交流史，代表性学者是北京大学的王晓秋教授，其一系列著作[※注]多从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互动与影响的角度，强调“中日两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相互支持的，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注]。

我国学界对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日本与其他强国间外交关系的研究至今仍较薄弱，早期比较深入的研究专著是武寅著《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日本在推行对华政策中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注]，该书将中日关系置于国际大环境中考察，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如何利用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将其对华战略由“国际协调”转向“焦土政策”。这一课题在近十年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有学者专门对20世纪20年代原敬的国际协调外交进行研究，并以日本对美协调为具体案例，对原敬主张对美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认为“从日本经济的盛衰来看，日本与美国密切的协调关系也是合乎日本国家利益的最为现实的选择方案”[※注]，但同时又指出原敬的协调外交获取殖民利益的终极目标以及外现的软弱形象，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局限性所在。还有学者研究日本近代的结盟外交，通过对日英同盟和三国同盟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近代日本热衷于结盟，而且原因乃是由于国家战略和相应的实力对比的矛盾[※注]，即近代日本的战略野心大，但国力又不足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所以不得不选择结盟。以上学者的研究专题性强，发掘深入，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水平。此外，对近代日本外交的概括性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注]，在此不一一赘述。

（五）日军侵华暴行

自1874年武装犯台始，日本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日军侵华达14年之久。日本占领军在“伪满”及中国其他沦陷区的种种暴行不仅给战争期间的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且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今天仍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30年来，我国日本史学界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呈现从零散、概括性地介绍向系统、深入地研究展开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如《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一书以记录史实为主，揭露自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北迄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迄峨眉山、东至台湾岛的滔天罪行，但存在行文用语欠缺学术性、分析评论少等问题[※注]。

9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而且无论在史料发掘方面或是选题范围方面都有跨越性提高。这些著作可分为三类，即按地区的研究、按施暴手段的研究及史料整理。在区域性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日军侵湘暴行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搜集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以及湖南市县级档案馆等机构所藏史料，同时大量采用战时报刊对日军暴行的报道，并利用各种口述史料对该课题进行研究[※注]。大量地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的进展，为近年我国史学界以地区为限研究日军暴行提供了良好条件，成果斐然[※注]。上述按区域划分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实际人为地条块化，不利于从整体观察和分析，而按照日军暴行手段分类进行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如高乐才对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研究，从对日本近代移民理论和政策的分析入手，对日本从政府、军部到民间的各种的移民计划进行考察，并运用大量日方史料对历次移民项目、移民方式以及移民机构等进行微观考察。作者指出移民侵略虽然看起来不像武装侵略那样野蛮、残暴，但却比后者更为阴险、毒辣[※注]。

另有学者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用大量实例以及统计数据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进行研究。客观地说，我国史学界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在利用具体翔实的统计数据对中国战时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进行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然任重道远。此外，日军侵华期间的经济掠夺（金融掠夺）、慰安妇、毒气战、细菌战、文化教育等问题亦受到日本史学界的关注，并都有相关著作问世[※注]。

对日军侵华暴行研究的另一类重要成果，是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例如按专题分卷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抗日战争》等大型性、综合性的资料集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伪满洲国史料》等专题性、地方性资料集[※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注]，共72卷，加上特辑6卷，近四千万字。该丛书资料来源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德国、英国等，为对南京大屠杀及日本侵华暴行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六）国家制度与体制

相较于对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及日军侵华暴行等课题起步较早、论著较为丰富的研究现状，我国史学界对近代日本国家制度及其体制的研究起步晚[※注]、论著较少，但最近十多年的成果亦值得称道，其中对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研究最为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寅研究员的专著是迄今为止大陆学界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一改对日本政治史按时间进行简单述评的研究传统，将纵向时间因素与横向政治主体因素相结合，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并提出许多新观点。如在分析国体与立宪关系时，主张明治领导者的本意是通过“渐进”方法解决二者矛盾，即分两步走——先定国体，再行立宪。但政局的发展使得明治政府的方针发生变化，“由时间上继起的先后关系转化为空间上并存的主次关系”[※注]。此外作者还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和新的概念，如指出与明治宪法结构相适应的制衡机制为“权力的复合制衡”[※注]；日本近代内阁制确立后，更迭极其频繁的深层原因乃是明治宪法的一个主导思想是“除天皇外，任何人无权对最高行政机构即内阁的阁僚去留以及内阁本身进行调整与更替”[※注]。

另有学者从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动态发展视角对相同主题进行重新诠释，且重点关注近代政治体制与对外扩张政策的关系，值得关注的观点之一是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将日本早期征韩、出兵台湾等侵略战争与20世纪以后的对外扩张相区别，认为前者以缓和国内矛盾为主要目标，后者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侵略[※注]。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财政政策进行研究，综合利用政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当时财政政策由封建财政向近代资本主义财政的质变，起到了瓦解幕藩封建统治、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注]。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财政学等方法对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对不同时期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作了翔实的实证性考察，而且重点强调近代地方财政制度的形成是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形成的重要保障[※注]。这种独到的观察不仅是学术上的创新，且对中国的地方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关于日本战时体制的研究在最近十年逐渐升温，而且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都有专著问世。有学者用“组织化”概念阐释这一时期经济体制变动的总体特征[※注]，重点从决策体系、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几个部分解析战时统制经济的结构，并特别强调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不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蹴而就的体制，而是有一个从萌芽、发展到最终形成的历史过程[※注]。在对战时统制经济进行评价时，认为其不仅具备“战争”或“战时”的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平时”的性质[※注]，也就是说日本近代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统制经济出现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然性，并非一定是由战争决定。这一判断，与国际学界解析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原因时重视所谓“1940年体制”的作用不谋而合。另有学者从社会史、妇女史的视角对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其中在有关民间妇女团体如何在战争不断深入、国家控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转向、变节，官方妇女团体如何不断膨胀、充当军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实证考察和原因分析尤其值得关注[※注]。上述对战时体制的研究，都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以中日间的战争状态作为战时体制存在的前提，在选题以及史料发掘上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体现了我国日本史学者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与历史学重史料及实证的特征略显不同，研究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的学者在理论上的优势明显。例如有学者综合应用国际政治学的官僚政治和心理认知模式，以及“窗口理论”对昭和前期日本的外交决策体制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战时日本对外决策存在两种模式，也就是临机性合议决策模式和暗箱式指导决策模式[※注]。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该学者将日本战时体制特征概括为“单级体制下的多元结构”，通过对一系列具体案例的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强调天皇在整个战时体制内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样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认识路径，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学界对日本近代国家制度与体制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强烈的现实关怀亦是其一大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对近代日本国家制度及其体制的研究在我国日本史研究领域尚属起步阶段，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

四 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近30年我国日本近代史研究的丰富成果，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研究从恢复到繁荣的一个缩影。但诚如李剑鸣先生所言“学术工作类似接力赛，后来者总是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注]。就我国的日本近代史研究领域而言，需要继续深入和拓展的研究空间仍然很大，本文最后就未来的研究趋势作简要展望。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国内学界对日本近代史的研究在理论和宏观解释框架创新方面仍显不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前述三种范式，特别是从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视角阐释日本近代史的框架仍将居主导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用的都是别人的，即使批判别人也是在别人的框架中去批判别人”[※注]，这不利于在国际学术界掌握“话语权”。随着学术积累及获取最前沿国际学术信息能力的提升，改变这一局面的条件日臻成熟，在日本近代史领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将是未来中国学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可以为构建新的、解释力强大的理论范式提供基础，不仅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研究范式将陆续出现，而且也能构筑中国独特的日本历史研究框架与体系。

其次，尽管历史学本身的独特性要求所有的理论创新都只能建立在具体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因而未来对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趋势之一将是对历史细节的深入发掘，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工作涉及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一个传统“瓶颈”——史料问题。虽然近几年以来我国学者不仅具有更多出国访学、研究、搜集资料的机会，而且大量日本近代史料、资料、文献的数字化[※注]，使得学者即使身居中国也能利用大量一手材料，可以从事微观个案的研究，但如何建立“中国的日本史史料学”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学者在具体史料上的论争显示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尚有努力的必要。

第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要求中国学界在努力打造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同时，也要求学人的国际视角进一步开放。尽管仅就日本近代史学界而言，近30年来国内学者与日本史学界的交流非常密集，对日本学界的研究方法、最新成果也较为关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日本学界已超越国境，能够从“东亚视角”对近代日本及中日关系进行研究，但我们对日本以外的其他区域的日本史研究的关注相对而言则过于薄弱。虽然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美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成果，但传统上接受影响较大的苏联地区国家、特别是俄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此外，欧洲的英国、匈牙利甚至南亚的印度等国一直有研究日本历史的传统，但我国日本史学界对这些国家的相关研究状况关注甚少。这一局面将随着一批掌握两门甚至多门外语的年轻学人加入日本史研究队伍而出现变化，未来中国的日本史学界参与到多国、多地区共同研究将成为新的趋势。

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30年我国日本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缺憾是客观且有深度的学术批评机制的缺失。学术研究决不能闭门造车，学者间的交流和论争是提升学术品质的必备因素。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与日本学人的论争中也许能做到“真批实评”，但中国学者之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批评却鲜见，众多的评论多只捧不批，建立严肃且有公信力的学术批评体系是保持学术活力和品质的重要方式。尽管也存在围绕“近代日本亚洲主义”论争以及“致力纠正一些因是泰斗和权威的论述，以至成为学界‘通识’的史实性错误”而引起反批评的事例[※注]，但切实的、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批评仍然是中国日本近代史学界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