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第一节 日本外交研究的勃兴阶段——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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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日本外交研究,从学术研究机构来看，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国内重点高校日本问题研究中心。这一时期的日本问题专家学者,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亲历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分析准确，注重动态研究，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逐步拓展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日益走出中日双边关系的研究范畴，趋向于对日本对外关系的全面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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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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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 日本外交 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邦交正常化 国际问题 政治大国 学术研究 中日联合声明 创刊号 对外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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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外交研究的勃兴阶段——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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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篇章。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商，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后、中日两国关系朝着健康、迅速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以中日关系为重点，涉及日美关系、日苏关系、日欧关系、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等日本对外关系的内容。
这一时期对于中日关系、日本国际战略走向的分析成为我国日本外交研究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季崇威、武超在《日本经营“政治大国”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力图依仗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并辅以相当的军事力量，争取在“多极世界”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建立“几个大国共同管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使日本扮演“君临”亚洲太平洋的角色，为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铺平道路。[※注]在1985年《日本问题》创刊号上，马洪在首页撰文《加强日本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文章指出，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纪元。由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中日友好运动正在深入广泛地开展。随着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展。很多日本研究工作者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高兴的成果。[※注]陆国忠在《内外瞩目的竹下外交》一文中认为，竹下内阁成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非常活跃，取得了一定成果，使日本外交具有“竹下色彩”。这说明日本开始对其外交战略做某些调整，以便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但日本外交也面临一些难题，如打开日苏关系的僵局、处理好日美经济新摩擦以及真正做些有益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事等。[※注]
以《日本问题》为学术研究平台，国内日本问题专家首先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展望双边关系的前景。孙平化先生撰文指出，在中日关系艰难时刻，是池田内阁把中日关系推向半官半民的新阶段，其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注]田桓在《略论中日关系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通过对中日两国悠久的历史交流回顾，强调深刻认识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是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注]对于重要的日美关系，针对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态势，使日美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的状况，张碧清在《日本问题》1985年第2期撰文，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日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从日美两国政治军事的密切合作入手，认为基于两国利益所在，经济上的冲突再激烈，也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根本性变化。[※注]也有的学者从日本的对外战略和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角度分析日本的对外关系及中日关系。在论及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时，宦乡在《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中提出，为了迎接2l世纪的到来，中日两国应该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要认真地温故知新，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战则俱伤”，在中日关系上，中国方面相信《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确立互相信赖的基础；二是要极力加深相互了解，在发展中日关系上，要看得远些，要互相尊重，又敢于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中日两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更应该互相成为诤友；三是两国应该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注]钱学明发表《1986年日本外交的新发展》的综述性文章，指出日本对外关系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对中曾根内阁推行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总体概况：积极地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提高日本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和发展日本的利益。其具体做法是：坚持日美同盟关系；发展日美欧的联合；防范苏联；以亚洲地区为重点，对华友好；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注]
在198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之时，国内知名中日关系专家、学者回顾中日建交前后的曲折历史进程，一致强调只有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相关原则，才能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宦乡、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赵安博等专家均撰文指出，日本社会存在的违反《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严重问题，如“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以及“光华寮裁判”等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对此，何方先生在《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芦沟桥事件”50周年》一文中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中日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就必须正确对待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并强调“中日友好还是两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条件”。[※注]1988年赫赤在《贯彻〈条约〉 精神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10周年》一文中，从五个方面重温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的各项原则和条约的执行过程，再一次明确了坚持该条约精神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的观点。[※注]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日本外交研究，从学术研究机构来看，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国内重点高校日本问题研究中心。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上述研究机构有着国内最为优秀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队伍，他们利用较为丰富的外文资料和日本学术界、政界的人脉，通过不断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日本问题》杂志上关于日本外交研究的文章，在全国的学术影响不可低估。这些有着独到之处的学术成果，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观点方面，都充分反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质与走向，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在1985年《日本问题》创刊号撰文期望的那样：第一，要力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力戒主观、片面，用旧框框、停滞的观点和历史类比来看待战后四十年的日本；第二，要掌握大量的，包括第一手的材料，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第三，应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论。[※注]这一时期的日本问题专家学者，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亲历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分析准确，注重动态研究，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逐步拓展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日益走出中日双边关系的研究范畴，趋向于对日本对外关系的全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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