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安全防卫的研究，就成果数量而言，首先是大大超出了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其次是出现了“一小一大”两次高潮期。后者的“一小”是指针对90年代前期自卫队首次正式走出国门、日本军事力量开始发挥国际作用，中国学者显示了一定的关心；“一大”是指针对90年代中后期日本军事安全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动——日本防卫政策和力量、日美同盟关系、中日安全关系等的变化，中国学者以比较强烈的关注进行了跟踪、分析和批判，并发表了各级各类的研究成果。

一 对20世纪90年代初新形势的探讨（1990—1994年）

这个时期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主要特点。

（1）作为冷战结束前后的过渡期，中国学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究倾向，继续关注日本“大国防卫”战略的走向和物质基础（军工装备、军事经济等），尽管这些成果数量不多，有的还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注]。

（2）这一时期日本安全防卫领域的重大动向，是1992年日本制定“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简称“PKO”法），自卫队在战后首次走出国门发挥国际安全作用。冷战结束后的这一阶段，日本防卫政策进入了摸索和过渡时期。为替防卫力量发展找到借口，与“日美欧三极论”的盛行相随，日本国内开始兴起了自卫队的“国际贡献论”——让自卫队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式做出“国际安全贡献”。据此，将自卫队派遣到海外的“PKO”法终于诞生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在1992年和1993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就前所未有地单设“国际贡献与自卫队”一章，来专门讨论自卫队的国际贡献问题，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日本理应履行的国际责任，可见日本政府当时是以极大的热情和能量来推进此事的。理所当然，中国学者将此动向作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重大调整的风向标，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重头文章，它们对自卫队开出国门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显示了某种担心。[※注]

（3）在上述第2条中，虽有一些冠以“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论文，但基本论述的都是日本防卫政策外向化、自卫队走出国门的单项事例，还算不上综合、长线和理论性的“战略”研究。不过，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初始的专著研究成果，即军科院专业研究人员潘俊峰主编的《日本军事思想研究》（1992年），自古及今地综合了日本的军事安全思想，其中第三篇的论题“日本当代军事思想”，涵盖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主要的安全思想，如“吉田主义”、“自主防卫论”、日美同盟论、“综合安保战略”和“国际国家论与军事大国化”等，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史上的象征意义。

二 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要事态的关注（1995—2000年）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日本安全防卫问题上可以说取得了一次成果上的大发展和繁盛局面。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学术界研究日本安全问题的基座开始真正扩容并初具规模。其背景因素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摸索期和90年代中期（1994—1996年）的转折期后，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进入了90年代后期“质变”和“定轨”的时期。其特点是，与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总体趋缓相反，日本从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开始重新审视“吉田主义”安全路线，进一步强化日美安全体制，加速军事转型和发展，构筑“能动的建设性的安保政策”；为此，日本开始渲染新“威胁”和“危机”的步调——既为防卫政策转型提供依据，也为应对中国快速崛起。因而，这个时期，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出现分歧并一度趋于紧张。这些重大事态，当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大关切和研究兴趣，催生了相应的学术成果。

（一）从数量和形式上讲，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

（1）研究成果的数量激增，大大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或整个80年代全期。这是因为90年代中后期日本安全政策大幅调整、“好戏”连台——以新《防卫计划大纲》、“日美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周边事态法”出台为标志，日本自主防卫战略、日美同盟和中日安全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指针”和“事态法”等被认为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聚焦，形成了日本安全问题研究“成果量产”的首次来临。据初步统计，90年代中后期的相关论文有50多篇，迄今为止也只是仅次于21世纪初期阶段的成果数量。

（2）开始出现较多的从理论和历史高度分析“战略”和“政策”的论文（数量在20篇以上），而不只是像之前那样更多的是分析某些零散的动向[※注]。这些论文的公约数内容是：以冷战结束（部分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日本自主防卫、日美安保体制和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演变为线索，就日本安全战略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调整趋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体考察和分析。

（3）还有一个特点是涉及对日本安全战略和政策进行“总结+前瞻”的著书（部分篇幅涵盖安全防卫领域）批次出现。世纪之交（1997—2001年）的重要时段，集中出现总结和前瞻日本政治（包括外交和安全）和中日关系的著作和论文集，也属题中应有之义。这些著书皆含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独立章节[※注]，着重揭示出日本在发展面临“坎坷”的前提下，其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却有着清晰的特点和趋向——以“政治大国”为目标诉求，推动自主防卫、强化日美同盟、开始介入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显现“防华、制华”倾向等。

（4）这个时期的一个“篇外”特点，是媒体开始广泛介入国际问题。随着1993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各级各类媒体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多的篇幅来跟踪国际时政并刊载相关文论，尤其是对诸如日本军事动向和中日安全关系这一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这一现象是之前时期所没有的。这给之后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双刃剑”：既带来了便利和宽松的条件，但也形成了复杂而敏感的环境。

（二）从内容和对象上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四大研究板块

1.关注以新《防卫计划大纲》为标志的政策调整

冷战后日本首份《防卫计划大纲》于1995年出台，与1976年的旧“大纲”相比，它宣称将沿用“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但更强调保持合理、精干而高效（而不单单是被动的）的可靠防卫力量、充实和加强日美安全体制，同时也发出了协美应对周边事态的信号。

针对新大纲的出台，中国学者很快做出了回应，当时发表的这些论文中显示出如下几个关注点和判断：（1）日本渲染“威胁”，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突破专守防卫方针；确定维持和强化日美安全体制，意图通过同盟体制发挥地区安全作用。因而，日本存在着成为“军事大国”、进而为充当政治大国造势的意图。（2）日本调整军事部署和防卫方向。新大纲使防卫态势“均衡化”，由重视对付“北方威胁”转为提高对“西南威胁”的警戒。再联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日本在其《防卫白皮书》中开始重点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实际是开始把军事斗争的重点转向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在新大纲中显示的上述两点指向给亚太和中国安全造成了不安因素[※注]。

2.关于日美强化新型同盟关系

经过1996年《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日美同盟基本完成了冷战后“再定义”的强化进程，其防卫范围和职能大大扩展。

中国学术界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关注，所发表的论文普遍涵盖了以下内容和意向：（1）《宣言》具有重大意义，是重新定义日本同盟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日美同盟从以保卫日本为主要目的的双边合作转变为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安全机制，美日同盟关系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同时，“新指针”与1978年的“指针”相比，着重强调了日美在应对日本“周边事态”时的具体军事合作措施。日美正在扩大军事合作领域和范围，日本借机将防卫范围从远东扩大至亚太周边地区，加大了对地区安全的介入力度。（3）以此为平台，特别是与美国对华政策协调步伐，日本具有剑指中国并构筑安全包围体制的倾向，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需要引起中国的警惕。（4）以上各条反映出，日本意图背离和平主义和“专守防卫”原则，其防卫方针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其军事大国化倾向值得关注。[※注]

3.关于“周边事态法”及对华安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系列的安全防卫政策调整牵动着邻居中国的神经。经过新防卫大纲、日美同盟再定义，最后再到1999年“周边事态法”收官，这个时期，日本判断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可能发生的“周边有事”，因此通过制定“事态法”等措施加强相关应对能力。对此，中国学者则认为：日美凭借“事态法”这一法律依据意欲联合介入地区冲突，为双方军事合作寻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为日本介入和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提供借口；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实际上把中国台湾地区划入介入范围，将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也给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现象，是认为90年代日本以调整后的防卫政策——以“事态法”为顶点，对中国安全利益的染指达到了一个令人愤慨的程度。因此，学界几乎所有分析“事态法”的文章都难以掩饰不满情绪和纠弹论调，掀起了一次集体批判高潮。[※注]

4.对20世纪90年代的总体回顾和总结

如上所述，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表现出相辅相成的几大动向：更新安全判断，渲染威胁时矛头指向中朝；强化日美同盟，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应对“周边事态”并染指中国安全利益；加大安保建设投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调整防卫部署和军事态势，谋求“主动安保”并防范中国。

因而，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诞生了多篇对所有这些动向进行总结的文章，其共同见解是如下两条：（1）众多证据表明日本正在加速谋求成为军事大国，或者说在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军力基础和“禁区突破”，军事安全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急速提升；（2）日本已将中国看作事实上的防卫对象和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和制约指向。这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也给亚太安全留下不安因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