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2020年，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有了可喜的进步，学术成果不断诞生，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论文和专著数量增多，学术质量日趋精良，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研究领域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李卓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研究做了如下评价：“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进展。”[※注]

一 已形成一支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

1981—2020年40年间，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培养了人才。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在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广泛地接触日本社会，感知日本社会。中国学者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日本研修、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查阅资料、进行社会调查等。中国大学、研究机构也经常邀请日本学者来华担任教学工作、做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40年来，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一批的博士生、博士后等专门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系是培养日本社会研究博士生的两个重要基地，不少博士生毕业后进入研究机构或高校继续从事日本社会研究。

随着日本社会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界正逐渐形成老中青三代的学术队伍，且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知识结构多元化的趋势。当今，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学者多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大多数人有在日本学习、工作或从事学术交流的经历，有的还是日本教育机构培养的博士、硕士，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对日本社会问题比较敏锐，对日本的学术界也较为熟悉。有些研究人员与日本社会学研究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能站在学科前沿进行研究。有些研究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就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日本社会研究，数十年默默耕耘。近年来，新生代的日本社会研究人员成长起来，他们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潜心研究，出版专著，发表论文，已成为日本社会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二 关注和追踪日本社会的新问题，选题日渐丰富

1981—2020年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一个显著特点是紧扣时代。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关注战后以来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制度变革，关注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力求对日本社会进行精准的定位和全方位把握。选题日渐丰富，基本涉及日本社会研究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人口问题、福利与社会保障、雇佣与劳动、家庭、外籍劳动者、“安倍经济学”、地方社会、青少年问题等显示出研究兴趣，这些基本上都是当今日本社会的前沿问题。近十多年来，研究人员不断回应日本社会学科发展的需要，针对日本社会的诸多变化，站在学科前沿进行深入研究，推出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之“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及时准确地对平成时代进行总结。2019年5月1日，平成时代宣告结束，“令和”新时代正式开启。《平成日本社会热点问题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出版，该书汇聚16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平成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对平成时期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的地方社会、社会保障、家庭婚姻、非正规雇佣、灾区复兴、青少年等问题进行了精准研究；对平成时期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客观的评析；对平成时期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挖掘。该书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社会的研究与日本社会学界的研究基本同步。关于平成社会的研究论文有《平成日本的社会变迁——从瓦解走向重构》[※注]和《从“增长型社会”到“成熟型社会”：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应对》[※注]等，前者对平成时代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家庭模式的变迁、灵活的雇佣制度、社会阶层扩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后者论述了平成时代日本从“增长型社会”至“成熟型社会”的转型，剖析了平成日本社会面临的困境，也对日本政府和民间为走出困境所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

二是对日本社会进行追踪研究。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界对每一年日本的社会问题进行追踪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编的年度《日本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里收录有该年度日本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有对该年度的年度汉字、新语流行语的研究论文。年度汉字、新语流行语这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高度浓缩了当代日本社会的热点现象，折射了日本社会的新变化，也展现了日本的国民心态。

三是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聚焦于日本社会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动向。如：日趋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是中国研究人员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学者不仅对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出浓厚兴趣，还关注日本对社会保障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将研究向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推进[※注]; 20世纪90年代后，当社会差距扩大、儿童的贫困、女性的贫困、老年人的贫困等成为日本舆论广泛议论的话题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敏感捕捉到这一变化，日本的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就业、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社会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有论文[※注]阐述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等。有论文[※注]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日本的离婚问题，认为“新冠离婚”反映了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2016年1月，日本内阁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首次提出了超智能社会（社会5.0）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继狩猎社会（社会1.0）、农业社会（社会2.0）、工业社会（社会3.0）、信息社会（社会4.0）之后的新社会形态。随后，超智能社会不仅成为日本学术界的热点，也成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界关注的一个新热点，多篇论文介绍了日本的超智能社会，认为“超智能社会”的概念涵盖能源、交通、制造、服务等领域，还涉及法律、商务、劳动力提供和理念创新等内容，断言“超智能社会”将对日本社会、经济、外交等产生深远影响。[※注]《日本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筑“超智能社会”》[※注]一文介绍了日本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超智能社会”，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国民幸福感的政策思路。文中阐述了日本通过构建“超智能社会”，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解决日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支持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 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注重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均涌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仍在解决的过程中。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开始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随着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教育体制不公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备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亟须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汲取智慧，特别是从日本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治理途径。

日本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日本社会一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问题，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日本社会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去观察外部世界。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对中国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可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社会时带有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意识、中国经验，既看到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日本在制度建设、城乡发展、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中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希望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成果显示了中国学者希望从日本发展道路中寻找中国社会问题解决方策的努力。不少研究成果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日本社会研究。如何借鉴日本经验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服务，已成为摆在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人员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尚会鹏认为日本社会现代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尽可能挖掘和利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以推进现代化进程。周维宏认为日本通过走合作化、工业化的道路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积极保护和扶持政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值得我们学习。[※注]相当多的论文探讨了日本环境保护之路，认为日本的环境保护制度和举措[※注]对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程，特别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低生育率现象与老龄化问题相互叠加，老年人的照顾问题日益凸显。不少学术成果在探讨日本养老方式、养老保险体系、居家护理服务的同时，侧重对中国的启示。日本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演变等，对于促进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对策建议，如实施出台应对老龄化的对策，构建关爱老年人的温馨社区，以“多元协作”助推养老服务。[※注]有学者认为应从制度保障、老年人就业政策、老年人资产增值等方面加快促进老年人收入的提升，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家庭的养老机能，构建自助和互助的养老模式。[※注]有论文认为日本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相关制度安排和对策措施相对比较成熟、完善，对于中国应对老龄化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注]有论文认为我国应参照日本地域综合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实行多元化服务供给模式，动员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援助服务；完善养老服务的输送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构建福利型社区，确保网络化服务的开展。[※注]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加大住宅型养老设施建设；重构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养老护理服务人才是养老服务业运行的重要支撑，多篇论文呼吁借鉴日本养老护理服务业人才培养经验，搭建平台，培训专业护理服务人才[※注]。有论文[※注]认为，要积极构建和完善老龄化的制度设计、政策体系，给予老年人更多择业空间，让老年人凭借自身专长，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找到存在感、价值感和成就感。

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介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侧重对中国的启示，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中国与日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探索形成异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中国学术界已达成一个共识：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养老保险体系、居家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养老提供了方便，保障了老年人的健康，减轻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对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利用者主体”理念、整合化发展趋势、自下而上的社区福利规划等，给我国社区福利的发展带来了有益参考。[※注]有学者认为日本儿童的福利理念、立法、管理机构、目标群体、社会参与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注]当今，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挑战、新机遇，随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化问题、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等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一问题意识下日本社会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强。周维宏认为日本通过走合作化、工业化的道路以及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积极保护和扶持政策，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值得我们学习。[※注]

四 日本社会研究中新方法、新理论与新视角的运用

一是日本社会史研究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日本社会史的研究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局面。2010年，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的出版使这一落后状况大为改观。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冠以日本社会史的学术论著，也是从社会发展这一全新视角解读日本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二是当今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正展现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即将日本政治、日本经济与日本社会、日本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刘晓峰的《“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从断代史角度将平成时代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他认为立足于这一新的学术平台展开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可以构筑起对日本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三是对社会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日本社会研究成果中，尚会鹏、杨劲松、游国龙的论文对土居健郎、滨口惠俊、许烺光等著名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其可贵之处在于，没有止步于介绍和探讨理论问题，而是将这些理论加以吸收和深化，创建出一种新视角、新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在分析日本学者滨口惠俊的“间人”概念及其理论的特点与不足的基础之上，提出用“缘人”概念描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一理论的构建与尝试将日本社会研究、日本文化研究以及日本人文化心理研究等跨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为日本社会研究引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针对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尚会鹏在《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和2010年第2期）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支撑日本“集团社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个体社会”转变。这也是造成高自杀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青少年自闭者和“自我萎缩”者增加以及“熟年离婚”等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东亚社会今后的趋势是从“群体本位”向更大程度上的“个体本位”变化，由更强调“相互依赖”向更强调“自我依赖”模式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由更强调“缘”向强调契约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更重视规则、更易测量、更透明和更容易操作。

周维宏的《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压缩特征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论述了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压缩特征，即在文化空间上，集中表现在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即个人主义的人为缺失（拒斥）上；在社会关系空间上，表现为现代家庭的出现和消解前后紧密相联；在经济空间上，表现为双重经济任务和双重经济结构的同时出现；在政治空间上，集中表现为民主阶段和分散民主阶段的压缩式衔接。《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看护四边形理论”及其研究课题》[※注]、《日本养老看护服务体系的重构——以“看护四边形”理论为视角》[※注]介绍了看护四边形理论，认为随着老龄化、少子化进程的加剧，传统家庭功能的衰弱，未来社会需要政府、市场、家庭及地域组织或志愿者等机构协同承担养老看护重任。一些社会研究的论文运用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现象加以学术探讨。《从“安心社会”走向风险社会的日本——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解读》从结构主义视角观察日本社会，认为由于政治右倾化、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老龄化与“差距社会”等影响，日本正在从“安心社会”走向“风险社会”。[※注]

四是日本社会研究成果中呈现出区域研究特别是东亚的比较研究特色。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均呈现老龄化倾向的背景下，世界人口动态与日本人口动态的比较研究以及各国的老年福利制度比较研究十分重要。在社会保障方面，世界各国对社会保障权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侧重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杨立雄的《中日韩生活保护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提出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当中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制度措施，也是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政府有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社会救助的实施。赵立新的《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则将社会保障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亚洲拓展到了欧亚，对英美日三国的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做了比较研究。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范围从中日两国扩展到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聚焦东亚社会保障模式可行性的探讨。[※注]王桥主编的《东亚：人口少子高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韩国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中日韩三国少子老龄化的过程、特征、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在社会保障、养老模式、文化培育、住宅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有助于中国的相关部门思考和出台少子高龄化对策。王伟主编的《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涵盖中日韩三国人口问题的现状与特征、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日韩三国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中日韩三国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思路。王莉莉的《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从国际视角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状况提供了科学翔实的依据。

五是社会调查、原野调查、采访、问卷等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使日本的社会研究更接地气，也更具现实意义。例如，有论文聚焦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传统社会中的“自肃”和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作者对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注]另外，中国学者对日本社会研究动向也较为关注。周洁的《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及未来走向》（《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介绍了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最新动向，对于中国的日本家庭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