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是研究思想的发展史，即研究思想的内部结构、传承过程、发展规律及其与国内外诸种影响因子的关系。从研究对象而言，主要有两类，即特定个人的思想和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思想。后者又分为两个层面，即具有逻辑体系性的思想，通常被称某种主义；非人格性的，也没有明确的逻辑形态，通常我们称之为社会意识或时代精神的思想（丸山真男语）。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亦如此。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是日本研究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走过了恢复发展期、不断完善期和全面深化期三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节 日本思想研究的恢复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

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日本思想研究相比其他一些学科方向来说，起点还是比较高的，朱谦之、吴廷璆、刘及辰等老前辈留下了许多高水平的成果，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度几乎停滞不前的日本思想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而重新活跃起来，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发表了有关日本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主要有四部。这些著述既涉及一些较新的领域，如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现代化思想等，也涉及一些具有继承性的领域，如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研究，等等。虽然是继承性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思路明显扩宽，研究深度也明显增强。出现了以方昌杰、宋官德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东方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为代表的通史性著述，并且对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户坂润、山川均、德田球一等一批社会主义思想家也进行了专门研究。

改革开放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绝不亚于经济界，它向思想界至少提出了两个棘手问题：其一，改革要达到何种具体目标？其二，如何在中国的国情下进行改革？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界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

（一）启蒙思想研究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如何进行启蒙，怎样的启蒙适合中国社会，中国的学者在向世界寻求着经验。在这种背景下，日本19世纪中叶经历过的启蒙运动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许多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崔世广撰写的《近代启蒙思想与现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对明治启蒙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堪称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1）对启蒙的概念界定、类型以及与近代化的关系做了系统梳理。他认为启蒙不仅包括早期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近代启蒙现象，还应包括后进国当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的划分不仅有先进和后进的标准，而且可以把不同文化圈作为划分标准。（2）该书全面研究了日本启蒙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内在逻辑，颇有见地地指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逻辑是由“天赋人权”出发，在现实中把其转换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再要求“人权”服务和回归于“国权”。（3）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放在世界的范围内，通过与欧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对比加以分析指出，中日启蒙思想在出发点、目的、归宿以及启蒙思想的形成过程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启蒙发生的直接契机、时间以及启蒙成员的成分和素质、启蒙思想的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但在启蒙以前却走着极其相似的一条思想路线，只不过日本比中国走得早，节奏快一些。因此，绝不能据此得出中国没有实现日本那样近代化可能性的结论。

此外，一些学者对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福泽谕吉和西周的思想研究颇令人瞩目。卞崇道、区建英、沈才彬、赵乃章、贺新城等人对福泽谕吉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思想、文明观、哲学思想、国际政治思想做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对于西周思想的评价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刘及辰在《论西周对近代日本哲学的贡献及其实证主义的立场》（《东方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中主张西周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凌驾于二者之上的实证主义者。王守华在《西周哲学的性质及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西周哲学的主要倾向是实证主义，但他认为以往学者忽视了西周哲学中具有强烈的儒学影响，而具有强烈的儒学影响是西周哲学的第二重属性。崔新京在《辩证思考西周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日本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中则持完全不同的意见，认为西周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

（二）自由民权思想研究

从日本历史上看，以“明六社”为中心开展的启蒙运动因领导者的局限性未能彻底完成对日本国民的启蒙任务，接下来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承续了对日本国民进行近代启蒙教育的任务。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自由民权运动，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了对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其一，围绕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的研究。其二，对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中江兆民和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这两个人物已有所关注。崔新京在《刍论中江兆民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说》[《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6期]一文中对中江兆民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贾纯的《中江兆民及其 〈续一年有半〉》（《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中对中江兆民的唯物论作了研究。杨孝臣在《论植木枝盛的改革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中剖析了植木枝盛的改革思想，为中国的植木枝盛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沈才彬是这一时期研究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学者。他在《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关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革命说”“反动说”和“前近代说”，而他认为自由民权运动在性质上是一次日本人民自下而上地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和民族独立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渊源》（《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一文中，沈才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与明治维新有密切联系，明治政府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激化了社会矛盾，是自由民权运动产生的要因。

（三）现代化思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将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后，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进一步深刻化，认识到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然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除了“摸着石头过河”外，还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彼时的日本是唯一实现了现代化的亚洲国家，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存在接近性，日本的经验值得学习。高增杰著《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从思想文化角度论述日本近代化的著作，是日本文化近代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从日本近代文化的起点——“文明开化”、群体与个体、协调与竞争、日本近代文化的双重结构等方面论述了文化因素在日本实现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该书指出，日本近代的发展主要来源于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营养，近代以来日本民族依据文化的时间相位和空间相位有选择地摄取西方文化要素并使之日本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扎根生息。正是经历了这个过程，日本近代文化才得以迅速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才得以成功。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和发展原有文化。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盲目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就失去了消化和容纳外来文化的依托，从而也根本谈不上文化发展，只能带来民族的衰亡。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防止传统思想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复苏造成对现代化的抑制，传统思想文化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边缘地位，外来文化被置于“上位”。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人们日益感到中国传统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影响力。因此，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仅大陆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也参与其中，形成了所谓的“思想文化热”。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学者也积极地参与到这场大讨论当中。王家骅著《儒学和日本的现代化》（《日本问题》1989年第4期）中具体分析了儒学与日本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严绍璗在《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日本问题》1989年第2期）中从儒学与近代文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儒学对于日本近代化的意义。

二 20世纪8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在研究理论上主要还是延续着传统的研究范式，即用思想史和哲学的研究框架来研究日本思想，如重视对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及思想流派的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新的研究理论也被引入日本思想研究之中，成为日本思想研究的新范式。

文化现代化理论始于马克斯·韦伯，他从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来源，将文化与现代化联结起来，开启了文化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先河。但是他认为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中没能发展出经济理性资本主义。贝拉继承和发展了韦伯的理论。他承认文化与经济存在深刻关系，但他批评韦伯得出的非西方国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结论。他认为日本是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德川时代的宗教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日本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贝拉的结论。森岛通夫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中国的儒教进入日本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强调“忠”的意义，并且更加世俗化。儒教与佛教、神道教相结合，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1986年森岛通夫著《日本为什么“成功”》的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于晓、陈维纲等人将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介到中国。由此，文化现代化理论正式传到中国，伴随着中国国内的“文化热”，这一理论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将它运用到日本现代化研究中。《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高增杰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叶渭渠、诸葛蔚东著，《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儒学和日本的现代化》（王家骅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著述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主要采用的是史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史学方法注重史料的爬梳整理、研究思想的演变过程，哲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思想的内部结构和逻辑的分析。这两种方法基本都得到了相互配合使用。除这两种方法外，比较研究法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研究中也经常被用到。欧美学者经常运用比较研究法，然而在中国学者看来欧美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未能抓住日本思想的特殊性。中日同处于东亚文化圈，在思想上存在相似之处，同时还存在许多差异之处。通过中日思想的对比，更能揭示日本思想的独特性，同时对进一步认清中国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 20世纪8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特点

从研究内容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思想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思想家研究多，思潮研究少

思想家成长于社会之中，同时他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思想家研究是理解当时社会的一把钥匙，是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的结果看，1919—1977年发表的有关日本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中事件研究居多，而个人思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只有黄心川和朱谦之对安藤昌益的研究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从这个角度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思想家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对社会主义思想家户坂润、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肇、德田球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以及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大川周明等都做了专门研究。从切入角度上看，这一时期不仅注重对思想家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学者开始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明观和历史观的角度对思想家进行了研究。这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中值得称道的成绩。这一时期国内学人对启蒙主义、自由民权运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也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以《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崔世广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成果。除此之外，卞崇道、李甦平的《当代日本哲学新思潮》（《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和钱建南的《影响日本发展的两大思潮》（《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对现代日本思潮也做了深入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与思想家研究相比，思潮研究在这一时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二）精英思想研究多，国民意识研究少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非常注重对精英思想家、政治家的研究，而对生发于普通民众之中的国民意识的研究重视不够。国民意识是以一国国民的国民性为基础的，对特定社会存在和时代背景的反映，其主要包括生活价值观、世界观、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国际观念等内容。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日本国民意识的研究。如，武安隆在《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学考察》（《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一文中从历史学的角度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日本人对外心理演变的历程。周颂伦在《简论近代日本人“脱亚”意识的形成》（《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日本人“脱亚”意识的形成原因和过程。王家骅在《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一文中对幕府末年日本人对西洋认识的变化过程做了深入探讨。从这些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日本人国际观的研究，对日本人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和生活价值观还没有深入研究。毋庸置疑，这与改革开放后国人急于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对世界抱有的真实心态有很大关联。

（三）近代思想研究多，战后思想研究少

20世纪80年代对近代、前近代思想进行研究的成果居多，主要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化的经验。对战后、当代日本思想状况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只有几篇论文。刘世龙的《论当代日本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日本问题》1989年第5期）论述了日本现实主义战略思想的内涵和特征。张萍的《日本哲学现状》[《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对日本现代哲学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张北在《日本“东亚经济圈构想”初析》（《日本问题》1989年第1期）中对竹下登政权上台后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的背景和内容做了深入分析。高中路在《关于日本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问题》（《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再论日本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问题》（《外国问题研究》1983年第1期）中对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提出背景和内容做了深入分析。吴晓琳的《论丸山真男的民主主义思想》（《日本问题》1988年第6期）是较早以战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他在文中指出，丸山真男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在战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西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他思想的养料和来源。丸山民主主义思想中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他继承了西欧自由主义左翼坚持思想和价值观多元化原则的传统，其特点就是强调保障思想、言论的自由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宽容，承认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反抗权；第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天皇制的思想意识。

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迎来了“春天”。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学术成果数量明显增加，并出现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也大为拓宽，既承续了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又顺应时代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深化了对日本思想的研究。国家在恢复相关原有机构的同时，还增设了许多从事日本研究的专门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延边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等，这些机构的成立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1991年改称“中华日本哲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成立对于整合日本思想史研究人才，促进学术交流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节 日本思想研究的不断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

一 20世纪9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化领域也百花齐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日本思想研究突飞猛进，成果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思想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有近200篇，专著有40余部。这些成果中有因学术研究惯性而延续下来的老课题，如启蒙思想研究、自由民权思想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虽然是老课题，但是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也不断加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启蒙思想研究在这一时期依然持续“高温”，并出现了许多新视点。高增杰著《福泽谕吉与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的接点》（《日本学刊》1993年第1期）从国际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对近代日本的影响。王中江著《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以严复与福泽谕吉为中心，具体探讨了中日启蒙思想的异同。崔新京著《日本明治启蒙思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则将日本启蒙思想置于世界启蒙思想体系之内，与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和中国戊戌启蒙思想做了比较。此外，高增杰、王家骅、关松林、王军彦、桂勤、窦重山、丁惠章、徐剑梅、潘昌龙等人对福泽谕吉的实学思想、儒学思想、教育思想、思想转向、人才观、道德思想、国家观、政治革新观、经济思想也做了深入研究。

然而，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传统领域的研究整体上呈现降温状态。与其相对，这一时期形成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研究热点。

（一）日本传统思想研究

20世纪90年代依然延续了80年代“现代化”的主题，但是基本问题和基本思路却有相当程度的转型。80年代在文化上是“反传统时期”。然而，这场文化思潮在80年代末却遭受挫折，学界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了争论。进入90年代后，争论出现了一边倒的结果。在亚洲的“经济奇迹”制造的“儒学复兴”的神话中，人们的怀古情绪被激发，掀起了一股复兴国学、回归传统的热潮。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界也积极融入到这场讨论中，开始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王家骅著《儒学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其中的代表。王家骅认为日本现代化具有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困境并存的二重性，日本儒学也具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并存的二重性。日本现代化的消极面与日本儒学的消极面不无关联，但是，日本儒学的积极面对形成日本现代化的积极面也有贡献。这一观点对客观分析日本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武寅《尊皇与日本传统文化》（《日本问题》1990年第5期）、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崔新京《论儒学观念与日本的现代化》（《日本研究》1993年第4期）、徐远和《“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李甦平等《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七星主编《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论文、著作都对日本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日本右倾化思潮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之中，在政治层面上左右两翼严重失衡，社会上涌动着强烈的右倾化思潮。这一右倾化思潮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9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日本右倾化思潮研究主要是从改宪思潮、新国家主义思潮两个维度展开的。

1.改宪思潮。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就已出现改宪的动向，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气候。直到90年代受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影响，日本国内改宪论甚嚣尘上，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形成了一股改宪浪潮。张碧清在《浅析日本的改宪风潮及政界改组》（《日本学刊》1993年第4期）一文中将改宪风潮与日本政界改组结合起来，认为90年代初改宪思潮的特点是来势凶猛、波及范围广、涉及问题多。它不仅触及宪法第九条，而且与政界改组问题纠缠在一起。刘杰在《战后日本“改宪”思潮论》（《外国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中明确地将改宪思潮视为战后日本新右翼思潮的一部分。戚洪国在《试论战后日本改宪思潮及影响》（《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3期）一文中对于90年代改宪思潮的特点做了概括。

2.新国家主义思潮。新国家主义思潮是战后右倾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大慧在《试论战后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外国问题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对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生及界定作了论述。他认为新国家主义是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经济大国为基础，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关于日本未来发展的一种政治思潮。它与战前日本国家主义不同，具有五个明显特征。其一，新国家主义是主张把日本打造成西方一员、与美国平起平坐、自成一极的具有政治大国地位的国家主义；其二，新国家主义主张通过操纵舆论和使用先进的技术，进行“脱政治”且具有“民主主义”外衣的高度管理国家化；其三，新国家主义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统一社会基础上的一种“柔结构”的国家体制；其四，企业、财界、资本等的主导权在国家统治中占有决定性的比重；其五，新国家主义不否认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丁惠章在《日本新国家主义与福泽谕吉国家观之比较》（《长白学刊》1998年第2期）中，通过将新国家主义与福泽谕吉的国家观进行对比研究指出：新国家主义抛弃了福泽谕吉的民主启蒙思想，只继承了扩张国权的思想；新国家主义以输出日本经济模式、宣扬日本民族和文化优越性为手段，企图通过日本雄厚的资金购买通往世界政治大国的通行证。

二 20世纪9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范式

20世纪9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主体研究范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以史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因为开拓出了几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伴生出新的研究范式。

（一）社会思潮的研究

关于社会思潮，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1）从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出发，将社会思潮看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某一个时期内，在一个阶层或者跨阶层的相对多数的日本国民中，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特别是时代课题，并体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从而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及强烈持久的心理共鸣的思想倾向”[※注]。（2）从文明的独特性出发，将社会思潮视为是生发于社会心理之上的思想倾向，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以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相应的思想体系为代表的思想倾向”[※注]。（3）从形式上，将社会思潮看成是具有理论导向的思想体系，“是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群众利益和要求的、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的思想趋势或倾向”[※注]。（4）从内涵上看，认为社会思潮既是一种思想潮流，也包含与之相应的社会行动，是“大多数国民具有的、形成时代主流的意识和行动”[※注]。

虽然对社会思潮的认识存在差别，但其中也有共通之处。其一，社会思潮是群体意识，而非个体意识。其二，社会思潮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能引起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心理共鸣的思想潮流。其三，社会思潮是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或要求的反映。从这一点上说，社会思潮未必是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统治阶级，其所主倡的思潮也可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四，社会思潮是动态的，具有传播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社会思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思潮是包含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和狭义社会思潮等复杂内容的社会性思想潮流和行动。狭义的社会思潮指的是对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思想潮流和行动。

（二）国民思想意识研究

20世纪90年代国民思想意识研究得以兴起，国内学者主要从生活价值观、国际观念和青年心理等方面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青年思想研究表现得颇为突出。青年作为一个群体，有独特的思想特征和发展规律。中国的日本青年思想研究受日本学界的影响，由思想研究和青年心理学研究结合形成，主要应用的是心理学理论，特别是人格心理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发展心理学理论和犯罪心理学理论。张日昇在《日本青年心理学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中，对日本青年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做了介绍。武勤在《日本心理学界青年价值观研究的新进展》[《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中，介绍了1992—1993年以大阪教育大学秋叶英教授为首的“90年代课题组”在制定新的青年价值观检测尺度、青年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关联研究、现代青年价值观的投影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三）跨学科思想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突破，这些突破大多是因学科交叉而产生的结果。（1）思想史研究与翻译史研究之结合。王克非的《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翻译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结合，将翻译家、翻译事件及翻译规律的研究置于当时社会思想的大背景下来探讨，有利于深入翻译史研究。而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将思想史纳入到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来考量，则会使思想史研究更加具体化和丰富化。（2）思想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之结合。高增杰的《福泽谕吉与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的接点》（《日本学刊》1993年第1期）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思想史偏重思想演变规律的探究，而国际关系研究则重视国际格局、国家间关系博弈规律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史研究着眼于细处而后放眼于宏观；而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正相反，其着眼于大局而后求证于微观。将两者结合起来，把思想放在国际格局中来把握，无疑会增加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性。（3）思想研究与大众传播学研究之结合。郭冬梅的《大正民主与新闻舆论》（《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2期）就运用了这一方法。以往日本思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思想的本体论研究，而忽视了对思想的传播载体和传播途径的研究。将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引入日本思想研究领域，有利于揭示思想大众化传播的过程和规律，从而为思想研究从精英层下移到大众层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4）舆论调查法与日本思想研究之结合。9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将舆论调查法引入日本思想研究中。如陈晖的《日本人的价值观管窥》（《日本问题》1990年第1期），葛延风、巩琳的《战后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及启示》（《日本研究》1993年第2期），平凡、边疆的《当代日本青年的价值观与行为》（《外国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等等。舆论调查法偏重实证、强调调查数据的客观化和科学化，这一方法的引入使日本思想研究在科学化上前进了一步。

三 20世纪90年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特点

从研究内容上看，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思想研究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一）精英思想研究仍处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关于思想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既关注到了启蒙思想家、自由民权思想家、社会主义思想家，还出现了对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海保青陵、三浦梅园、安藤昌益、石田梅岩等近世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也更加多样化，既有对思想家的综合研究，也有从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展开的具体研究。相比上一个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厚重起来。如，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守华等编《战后的日本哲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卞崇道著《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韩立红著《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汤重南等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王中江著《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中田著《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二）研究的时代感明显增强

日本战后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着眼日本战后思想的研究，以图揭示日本迅速崛起的思想源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卞崇道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卞崇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还开始关注吉田茂、岸信介、中井正一等一批在日本战后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代表作是黄大慧著《岸信介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外国问题研究》1993第3期）、徐思伟著《论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主视觉——“来栖·吉田公司”》（《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3期），等等。

（三）强化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对国民意识的研究

在思潮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学术思潮和政治思潮。以卞崇道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扎实地研究了日本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实存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在政治思潮研究方面，国内学人对战后新国家主义思潮、新军国主义思潮、改宪思潮的发展过程、表现及产生原因等方面做了分析。在国民意识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生活价值观、国际观念和青年心理三方面展开的，主要采用的是历史学研究方法、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文化学方法和青年心理学研究方法，扩宽了研究视野，增加了研究的深度。

（四）研究的视角多元化

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老路子，通过采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视角。仅从对比研究来看，与上一时代相比，这一时期对比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不仅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而且还将中日韩三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如朱七星主编《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宗耀著《东西方思想文化比较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朝鲜、日本之比较》（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甦平著《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潘畅和著《中朝日比较哲学初探》（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现实视角产生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环日本海经济圈”构想，使经济上的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而进一步探究东亚是否存在一体化的思想基础也自然成了思想研究者考虑的问题。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处于不断完善期。研究成果比80年代更加丰富，仅从数量上看，90年代出版的专著就是80年代的十几倍。从研究的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学者既继续关注启蒙思想研究、自由民权思想研究和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又开始重视战后思想研究；既注重传统思想的研究，又能将传统思想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研究队伍上看，恢复高考后经过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甚至博士生教育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90年代还增设了许多新的日本研究机构，成立了中华日本学会，培养了众多人才，为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节 日本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化期——进入21世纪以来

一 21世纪初期日本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

21世纪初期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进入了全面深化时期。日本思想研究内容相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丰富。其中传统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福泽谕吉研究热度不减，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主体性思维明显。学者开始将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康有为、王韬、张之洞、严复、胡适等中国思想家做对比研究。如郑浩澜著《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崔新京著《中日近代文化史上的胡适与福泽谕吉》（《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何云鹏著《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政治法律思想管窥》（《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等等。

其次，对福泽谕吉的国际政治思想，特别是脱亚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韩东育在《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中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想要完成两大任务，一是使日本从西方“条约体系”中摆脱出来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国家；二是以武威建立“大东亚秩序”来取代礼教的“华夷秩序”。这两大任务显隐交替、互为前提。何为民在《〈脱亚论〉 解读过程中的误区》（《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中指出，以往人们对于“脱亚论”的解读存在误区，脱亚论并非一出笼就受到日本思想界的追捧。佐藤贡悦、王根生则在《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中进一步指出，福泽谕吉将中华思想分为“周公孔子之教”与“腐败之余毒”。福泽谕吉不仅对“周公孔子之教”无非难之词，反而认为它是道德人伦之标准应当敬重。福泽谕吉所谓的“脱亚”主要是指摆脱业已腐朽的、儒教式的政治体制而绝非整个东亚文化；所谓“入欧”也只是要导入西欧的科学技术而非主张包括道德人伦在内的全面欧化。

再次，进一步丰富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譬如田边元思想研究，学界在20世纪80—90年代只出现了零星几篇研究论文[※注]，而廖钦彬在2019年出版的《近代日本哲学中的田边元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书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深入探讨了田边元的历史哲学、存在论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思想史意义。那希芳著《日本思想家植木枝盛作品的鉴别问题——兼论史料鉴别对明治前期研究的重要性》（《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3期）论述了日本明治前期思想家植木枝盛的无署名文章需要鉴别的原因及鉴别方法。张东著《近代日本“一君万民”构造下选举权观念的流变及其特质》（《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讨论了日本近代选举观念的流变问题，其指出“一君万民”构造使近代日本的普选与天皇统治密切相关，保守势力、国体论者可直接从天皇统治中导出普选之义。同时，天皇为解除自身政治责任而标榜公正无私，进而趋于“虚化”。钱昕怡的《战后日本历史学中的“大正民主”研究》（《日本研究》2015年第3期）以大正民主主义为案例，考察了战后日本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基于该时期的问题意识对大正民主主义形成的三种不同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信夫清三郎和今井清一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大正民主”虽然起到了遏制专制政治的作用，但并不反对日本的“军国化”，未能阻止战争，终究只是“改良的理论”，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言”。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界开始将普通民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视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发掘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量史料，松尾尊允证实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要素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源流。对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局限性，松尾认为吉野作造和石桥湛三等人的思想中也蕴含着“逐步克服帝国主义”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至今，超越帝国主义对民主主义二元对立视角的大正民主主义研究开始成为主流，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与社会的关系受到关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作为“日本帝国”状况下的意识形态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瞿亮、徐骁《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虾夷地开发论”》（《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4期）提出，直至1711年沙俄开始对北海道地区展开争夺，冲击了虾夷对松前藩的“朝贡关系”，进而诱发日本将虾夷地置于版图内的主张。这一主张发端于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知识分子并在幕府的日趋重视下逐渐付诸实践。此外，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田学梅《近代日本国民的塑造——从明治到大正》（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庄娜《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从精神层面对日本近代化的深入讨论，也颇有新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总结性的研究成果。譬如在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崔世广主编“日本近代思想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研究》《日本自由民权思想研究》《日本明治中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研究》《日本明治中期的国粹主义思想研究》《日本天皇制国家主义思想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研究》《日本大正与昭和前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研究》《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研究》构成，已出版了《日本明治中期的国粹主义思想研究》（王俊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卢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日本明治中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研究》（陈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研究》（孙道凤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崔世广在丛书总序中指出，通过对日本近代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学术性研究，一方面充分展现日本近代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现象，发掘日本近代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揭示日本近代思想与日本近代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日本近代历史的特性。关于日本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脉络和逻辑，可尝试归结为三大课题、两个周期和一条主线。“首先，日本近代思想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三大课题来展开的。这三大课题是：第一，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日本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关系；第二，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第三，如何处理日本与亚洲、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以上三大课题贯穿日本近代思想的始终，而对这些课题的不同理解、不同思考便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或思想流派。其次，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周期性的发展。第一个周期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明治时代结束为止；第二个周期是从大正时代开始，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两个周期的共同体特征，则是前期以欧化主义、近代主义、世界主义为基本倾向，后期以国粹主义、传统主义、日本主义为基本倾向。再者，日本近代思想发展中还存在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条主线虽然时明时暗、时强时弱，但一直从根本上规定着日本近代思想发展的基调。”

在这一时期，从思想层面探究日本缘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在讨论法西斯主义思想源流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

譬如，崔新京等著《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日本法西斯思想源流和形成过程，对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以及战后日本出现的各种思想逆流做了深入剖析。渠长根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则具体从侵华思想的视角梳理了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发展轨迹。史桂芳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分析了“东亚协同体论”的本质，其指出“东亚协同体论”发展了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主义理论，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文化”“文明”外衣，比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更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徐倩在《日本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亚洲观变迁——以政教社机关杂志 〈日本人〉 为中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中从亚洲观的变迁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其认为以政教社为核心的日本国粹派的亚洲观总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888年至1890年，政教社以“国粹保存”为旗号对抗欧化浪潮，《日本人》的问题意识也集中于“日本式开化”；第二阶段是1890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政教社学人试图扩张“国粹”并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征亚主义”也成为主旋律；第三阶段是1894年甲午战后至1898年，“国粹主义”遇到理论发展瓶颈并渐被“日本主义”取代，《日本人》的亚洲主张转为“门罗主义”,“战后经营”成为核心话题。熊淑娥著《日本近代思想家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双重结构》（《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6期）从对外认识角度分析了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思想源流，其指出陆羯南对外认识的立足点在于内治安国，重视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联动性，同时强调对内方面的国民的统一和对外方面的国民的独立，并主张“蚕食”和“狼吞”是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许晓光著《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梳理了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扬的扩张“理论”的内在逻辑。陈秀武著《日本右翼思想的源流及海军右翼团体的行动逻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则深入探讨了作为军国主义思想源流的日本右翼思想，经过分析指出日本右翼思想以“天皇”为内核，以“爱国”与追求“民权”为特征。吴限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通过对右翼起源、思想构造、组织谱系、行动选择等问题的考察，分析了明治时期日本右翼思想特点，指出无论日本右翼组织和思想如何变化，以天皇为旨归，以神国观、天皇观（国体观）、使命观为“三元构造”的核心价值观从未改变。这一时期也有学者从文明观的角度讨论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杨栋梁著《近代以来日本文明观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指出，近代以来，原本“以中华为是”的日本传统文明观，先后经历了“脱亚入欧”“脱欧归日”和“脱日入美”的三次转换。瞿亮、李佳乐则在《近代以来日本的文明论与国家走向——文明论视域下的“东洋”与“西洋”》（《南开日本研究》2020年）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文明论的变迁反映了日本在亚欧身份定位上的两难处境。也有学者从种族主义角度，探讨了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许赛锋著《近代中日关系背景下的“同文同种”表述》（《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认为，在近代中日关系背景下“同文同种”表述有不同含义。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对日本“同种联合论”的认同与呼应促进了“同文同种”表述在双方交涉话语中的普及和定型。而随着此后中国人对日本侵略主义实质的逐步认清，开始排斥“同文同种”表述。在《战败前日本的“种族主义”及其特征——与纳粹德国相比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中，许赛锋进一步指出日本与德国在种族主义层面有诸多共性，但也有独特性，其一方面暗自利用所谓人种上的“同一性”，极力以“有色人种联合反抗白种殖民统治”之类的口号，来欺骗和裹挟亚洲其他国家受其奴化、与其合作。另一方面，又非常惧怕由此引发美、德等白色人种国家对其的集体敌视，进而陷入战略上的孤立与被动。日本种族意识里存在希望左右逢源、唯利是图的两面性。李凯航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史林》2020年第2期）中指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有关黄祸论的言论空间中，不仅仅有反对人种主义的一面，更有利用黄祸论而重新建构其帝国主义秩序的一面。

2.从阶层角度，各阶层人士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略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视角，史论结合地剖析了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配合日本的侵华政策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方案、策略、实施途径、方式及危害，揭示出对华文化侵略是日本开辟的有别于军事和经济侵略的又一侵华行为。周晓霞著《日本神道思想家今泉定助的“道义国家”论考察》（《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6期）经过分析指出，作为神道思想家的今泉定助认为日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国体，作为天照大御神化身的天皇自是神圣的，日本是“君民一体”的国家。于是，日本所从事的改造世界秩序的行为也因之被赋予了合理性。唐利国著《两面性的日本近代化先驱——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认为，一直被视为日本近代化先驱的吉田松阴在思想中也有非近代性保守一面，他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成为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王春芸、陈秀武著《昭和思想史上的“转向”辨析》（《东疆学刊》2020年第1期）深入分析了日本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行为的原因。

这一时期主要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的研究热点：

其一，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虽有所恢复，但还未能完全挣脱萧条。与之相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与庞大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成为21世纪最受世人瞩目的国家之一。经济实力、国力的强大必然振奋一国之民心，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开始关心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对亚洲的策略，提出了“海洋经济圈”“东亚共同体”等口号，为了摸清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更需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研究日本人的中国形象。吴光辉在《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将日本的中国形象分为两个时期，即文明帝国时期日本的中国形象与文明比较时期日本的中国形象。诸葛蔚东在《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指出，战后初期日本学者试图通过对新中国的分析探求出一条全新的日本社会变革之路，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国观表现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近代化之路，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走的道路是失败的。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之后，由于中日间经济差距明显拉大，日本知识分子对美认同感明显增强，使他们的中国观发生了方向转换，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成功的，而中国的近代化有许多不足之处。刘家鑫著《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对以后藤朝太郎、长野朗为代表的“中国通”的中国认识作了深入分析。薛天依在《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中重点考察了中国革命运动对近代日本的冲击，指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反映了民主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思想的博弈。田庆立著《二战后日本政界的中国观》（《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出发，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大体分为“情感型”和“意识形态型”两种类型。刘林利在《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指出，日本报纸媒体的中国报道存在五种模式：“非理性报道”模式、“虚构报道”模式、“下订单报道”模式、“冷处理报道”模式和“概念化”模式。张宁则著《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日本三大报的涉华报道为中心，对中日间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具有代表性案例作了实证分析。郑毅、李少鹏在《近代日本社会“满蒙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基于历史资料对战前日本的“满蒙观”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出当时日本“学术研究”和“武装侵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其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研究。如果说在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激荡的年代，90年代是反省西方思想和回眸重观中国传统思想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期则是充斥着现代思想、传统思想和后现代思想的混杂年代。然而，现代思想、传统思想、后现代思想如何相互融合，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正面力量，仍然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者以日本的经验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三个维度寻找着答案。（1）中日接受西方思想的对比研究。赵德宇在《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中，通过对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对比指出，中日两国在国门打开前后存在着西学水平上的差异。于桂芬在《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一书中指出，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在于各自对西学的态度不同、摄取的层面不同。李少军在《甲午战争前后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指出：造成近代中日西学摄取状况不同的原因是两国对西学的指导思想不同，两国政权的相关作为不同，两国社会对西学传播和吸收的呼应面不同。（2）传统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继续深化对儒学与日本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出现了诸如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成果，吴震在《19世纪以来“儒学日本化”问题史考察：1868—1945》[《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一文将“儒学日本化”放在“近代化”和“日本化”的双重维度思考，指出，明治以降特别是1890年明治晚期以后，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开明的知识人，他们大多意识到在迎接和拥抱西学之际，足以响应西学之挑战的日本自身的文化资源却很有限，除了神道和国学所宣扬的“国体”思想以外，不得不借助于“日本儒教”，而为了与中国原有的“儒教”划分清楚，又有必要指明日本的儒教乃是“日本化”的儒教，而非导致中国停滞不前、被“近代化”甩在身后的那个原有的中国儒教。刘岳兵《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序论——以西晋一郎为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中指出，如何推进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是日本近代儒学史研究者和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者都面临的问题。要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最重要的是要将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儒家思想因素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更要注意发掘那些既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有深刻领会、又对儒学深有感悟甚至在思想上归宗于儒学或有其倾向的那些思想家。以刘金才著《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对传统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也作了深入研究。吴光辉著《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对日本知识分子在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上的思想变迁轨迹作了深入研究。唐利国著《近世日本兵学与幕末的近代化转型——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通过以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山鹿流兵学为例，揭示长期被忽视或者被低估的日本近世兵学在幕末日本转型期的思想意义。李凡、程浩著《德川后期日本知识分子对外思想转变中的俄罗斯动因——以本多利明为例》（《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指出，德川后期日本兰学家及经世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摆脱传统束缚，同时产生出最早的近代思想萌芽，与此时期俄罗斯的对日接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奚皓晖著《精神史视野下的夏目漱石与“自己本位”》（《浙江学刊》2020年第6期）通过对夏目漱石留英前后的心理动机与创作活动的关系展开分析，揭示出夏目漱石“自己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实践理性的智慧，是在法与伦常、进化与守旧、个人与国家、自我与他人等诸多矛盾的批判继承中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

其三，后现代思想研究。主要代表作是赵京华著《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该书避开了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历史叙述，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通过解读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文学批评家小森阳一、哲学研究者高桥哲哉等几位至今依然活跃于日本思想界的代表性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思想实践，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日本学界扩散和渗透的基本状况。

其四，社会思潮研究。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民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以至于出现了所谓“一亿总中流”的情况。日本社会的大众化和中流化现象也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在历史研究方面表现为出现了民众思想史这样一个新领域，学者们开始研究民众的思想，关注民众对日本现代化的支撑作用。这种学术思路在中国步入大众社会的20世纪90年代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到了21世纪初期得以兴盛起来，形成了社会思潮研究热，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日本社会思潮的专著。该书通过对社会思潮的三种主要载体——舆论、政党宣传、市民运动的分析来把握日本当代社会思潮，并且将社会思潮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析了社会思潮的社会基础以及社会思潮对日本内政和外交的影响。纪廷许在《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现代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过程，指出日本战后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即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大国主义思潮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新民族主义与相对化意识为主流思想的阶段。这些研究为日本社会思潮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和平主义思潮研究方面，邱静著《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积极的和平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指出，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仅限于“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在和平运动的不同时期，“和平主义”分别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等思潮相关联。近年来，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宣扬“积极的和平主义”已走到“和平主义”的反面。韩前伟著《冷战、讲和问题与日本和平思想——以和平问题谈话会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6期）认为日本战后初期以吉野源三郎、安倍能成、大内兵卫、恒藤恭、末川博、丸山真男等为代表的50多位著名学者组建的和平问题谈话会所发表的一系列和平声明，既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也就日本面临的讲和问题，提出全面和平与东西方和平共存的主张，成为当时日本全面和平论的代表。谈话会的活动推动了战后日本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和平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思想的源流之一。王振涛、唐永亮《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日本研究》2020年第4期）认为，清水几太郎是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其战后和平思想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主要包括反对单独媾和、军事基地、再军备、修宪等内容。蔡亮《冷战后日本小国主义思潮探析》（《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指出，尽管自近代以来，大国主义长期占据日本社会主流，但小国主义也始终在日本的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社会氛围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现阶段，以添谷芳秀的“中等国家”论和鸠山由纪夫的“去大日本主义”论为代表的小国主义，一方面呈现出近代以来日本小国主义思潮的历史承袭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保守主义研究方面，孙岩帝在《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不但与英美两国的新保守主义迥然有别，而且与发轫于吉田茂的日本传统保守主义不尽相同。吉田茂的传统保守主义是“利益优先型”，以重建经济大国为努力目标。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则是“意识形态型”，以重塑政治大国形象为奋斗目标，其实质是要提振因经济不再高速增长而产生迷茫的日本国民精神，为重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强国做准备。欧美国家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建立“福祉国家”的民主主义，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梦”的民族主义，集中体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在《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一文中以小泽一郎为研究对象，孙岩帝进一步指出小泽一郎通过提出和践行“保守两党制”和“普通国家化”两大政治理念，确立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理论旗手”的地位，其思想理论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及未来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带来了深远影响。王珊在《安倍的国家主义及其政策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中指出，安倍国家主义面向日本的传统和过去，具有复古主义倾向，宣扬天皇在统合国民精神方面的作用，强调日本文化的同一性、主体性和独特性。它还表现出所谓的“国际性”和“时代性”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其实质是，安倍想借助一切手段，唤醒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以此为动力，把日本推进政治、军事大国行列。在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方面，王超著《国外学界战后初期日本民族主义论研究综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通过对国外学界的日本民族主义研究情况的分析指出，已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各有所长，论点丰富多样，然而缺少细致的文本分析与对思想家的内在理解。王广涛著《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思想谱系与行动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聚焦日本右翼，其指出，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呈现如下特征：（1）日本的右翼势力看似有所衰落，但实则在以新的斗争形式得以延续。（2）右翼势力同现实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3）右翼势力的发展既受到有关各方的掣肘，同时也影响着日本的内外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张跃斌著《平成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动向和特点》（《晋阳学刊》2020年第4期）则指出，平成时期是战后日本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日本右翼势力先后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动向和特点。其一，隐性右翼走向显性右翼。其二，网络右翼的出现和活跃。其三，右翼势力进入权力中枢，右翼思想政策化。此外，刁榴著《三木清的哲学研究——以昭和思潮为线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对昭和时代的日本哲学思潮，门晓红著《当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对当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也都做了深入研究。

其五，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1世纪头十年开始，伴随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中国学界不仅从经济层面探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在思想层面也开始深入思考亚洲是否存在共通性要素，亚洲或东亚是否存在一体化的可能性，就如孙歌在《“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可能性——孙歌访谈》（《电影艺术》2019年第6期）一文中所言，1996年其在《读书》上发表了《亚洲意味着什么——读 〈在亚洲思考〉》等三篇文章，介绍了日本学界从亚洲出发、以亚洲为视角与方法重新思考诸多重要课题。但彼时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在面对美国，亚洲这个范畴因此显得有点空洞。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获得意义。20多年之后，亚洲这个范畴获得了内容。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历史学领域积累的成果开始发生影响，它推动了中国知识界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自觉。就目前对于“亚洲”的思考来说，最难的是自我发现。亚洲的历史到底有没有自己的逻辑？套用或者修改欧美理论来解释亚洲的历史，看到的是许多不到位的西方要素。比如我们也有民族、有社会，也有现代性，也有个性解放，但好像是一堆碎片，很难组合到一起成为有机整体，于是往往会觉得这些因素还不到位，但那是因为使用了西方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如果亚洲人打算认真面对自己的历史，包括历史中的黑暗面，就不得不放弃很多既定前提，从原理开始思考。很多人会认为强调亚洲就是在跟西方对抗，就是排除掉这些年大家都习惯使用的西方概念，这是过于肤浅的想当然。西方的概念并不需要排除，但是它不能作为前提和结论，只能转化为我们的一部分分析工具。亚洲原理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让世界的各个部分在平等的意义上相对化。

（1）关于亚洲原理、亚洲共同认识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孙歌在《世界史中的亚洲》（《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上原专禄的世界史研究指出，亚洲在不是欧洲的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但是，亚洲也不可能像西欧那样，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亚洲内部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成熟的文明圈，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明圈，以印度为中心的佛教和印度教文明圈，以及西亚的伊斯兰文明圈。亚洲内部的这些地域，各自独立构成了相对自足的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流和互动，但是不足以破坏这些地域世界的自足性。从兰克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由欧洲人造型的世界史意象，其最大的缺陷，毫无疑问，就在于欧洲中心主义。当今，亚洲人应该基于自身的主体性，重新书写世界史中的亚洲。盛邦和著《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深入揭示了近现代中日知识人如何开展对“亚洲”历史时空的回顾、东西特征的辨认、“亚洲”文化坐标的寻认及文明前景的展望。赵京华著《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分为上下两编，上篇以日本与东亚—中国的相互关联为主要议题，下编以中国与亚洲—日本的彼此互动为讨论对象，从文学思想史的视角，尝试构筑思想、文学上的中日同时代史，进一步丰富了东亚同时代史的内涵。吴光辉编著《哲学视域下的东亚——现代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收录了一批代表性日本哲学者的研究论文，尝试描绘哲学思想视域下的东亚图景。

（2）对历史教训进行反思。刘峰在《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政策与 〈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等文中对日本近代亚洲主义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在近代，日本萌生“亚洲意识”是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因此缺乏对亚洲的价值认同和主体认识。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亚洲主义”概念开始定型，然而它所呈现出的本质，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张性、侵略性的发展形态而已，且两者之间通过“日本盟主论”这一桥梁最终实现了连接，其价值核心不是“亚洲”，而是“日本”。杨立影、赵德宇在《“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一文中对“日本型华夷秩序”和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做了比较分析，指出后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前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高伟著《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从历史学的视角，以日本近世国学者茂贺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隆正的华夷观为分析对象，梳理了日本近世以来华夷论的变迁轨迹。董灏智《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 〈大学〉 〈中庸〉 的“日本化”为中心》（《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指出，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释，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

（3）亚洲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源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刘金、邓洪波著《日本崎门学派对 〈白鹿洞书院揭示〉 的接受与传承》（《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通过研究指出，崎门学派在对《揭示》讲解与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呈现出一种体系化、完整的师徒授受关系，同时也以个体自觉的方式致力于《揭示》在日本的本土化与实践性。王青著《近世日本的“德治”与“法治”观念解析——以朱子学者芦东山 〈无刑录〉 教育刑论为中心》（《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经过分析指出，日本虽然在基本原则上接受了儒家的德治主义，但始终排斥中国式的放逐不德非道君主的易姓革命，其结果导致德治主义在日本逐渐沦为一种空洞的教条。吴光辉、肖珊珊著《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表象与位相》[《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指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形象变迁，经历了从“实理之学”到“真儒之学”再到“正统之学”的历史转向。瞿亮在《中国儒学对日本江户时代“孝”思想的影响》（《武陵学刊》2018年第5期）一文指出，古代日本最初没有关于“孝”的概念。在吸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学的过程中，日本发展出了自己的“孝”思想。尤其是在日本儒学发展进入高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诸派系发展出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孝”思想，历经了从朱子学派的“仁体孝用”到阳明学派的“至孝”再到后期水户学的“忠孝合一”的变化。彭卫民著《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 〈家礼〉 的继受》（《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经过分析指出，江户时代知识人对于“家”的礼法认知，建基于朱子《家礼》。学者们依托“名分”、“伦常”与“时中”三个关键词，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作为礼制在私域中的重要表达，江户时代的《家礼》呈现出：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张品端著《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经过分析指出，作为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藤原惺窝一生致力于朱子学的研究，同时也受到其他中国理学家如陆九渊、林兆恩和王阳明，朝鲜李退溪等理学思想的影响，对东亚诸儒的思想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刘毓庆、王岩著《朱熹与伊藤仁斋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20年第2期]指出，朱熹在中国传统天人一体观念背景下理解“仁”，通过“仁”使天地万物与人连为一体，人心德行与宇宙真理融化为一。仁斋则是以日本本土神道文化为背景理解“仁”，将天道与人道独立、人心德行与自然法则相分离，从而将“仁”看作是真实无伪的人伦情感以及推己及人的大爱之德。二人思想的不同既透视出儒学对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影响，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把握。朱玲莉著《中江藤树的伦理思想述评》（《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4期）指出，日本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深受中国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影响，他主张以“全孝”为主的孝道伦理，制定以“明明德”为道德教育目标，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李少鹏著《儒家“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船山学刊》2019年第3期）中指出，水户学与《春秋》的“尊王攘夷”除“王”的身份不同外，二者的思想结构并无本质区别。水户学在儒家“尊王攘夷”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适应日本的“尊王攘夷”号召，并以此为核心，消解了江户时期以来“华夷观念”给日本儒学者带来的认同困惑，更由此萌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从政治思想上为后来的明治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架构设想，对近代日本的国家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韩立红著《石田梅岩的三教合一思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石门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以广泛的庶民为教育对象，提倡神、儒、佛三教一致，主张以“正直”与“俭约”的实践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求得“知心”，并以此为日本近世商人构筑了“商人道”思想。陈毅立著《横井小楠中庸思想之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中指出，日本江户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横井小楠的中庸思想不仅深受中国儒家经典之影响，而且也从熊泽蕃山的“时、所、位”思想中汲取了诸多养分。刘岳兵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以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近代中日学者之间通过相互往来、著作的相互翻译、思想的相互启发等，实现了各自适应社会需要的自身发展创新，达成了双赢。彭春凌著《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及思想地图》[《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一文经过分析指出，章太炎通过井上哲次郎来框定其周边的重要阅读对象，采择支撑或组建自身思想的元素，但面对进化学说所揭示的人类命运的巨大不确定性，章太炎的认识论和伦理观与井上哲次郎大相径庭。商兆琦著《田中正造的思想世界——关于明治儒学的个案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讨论了儒学对田中正造的影响，认为田中正造在幕末的儒学大环境中汲取了大量碎片化的宋学概念和思维模式，并利用这些资源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的特征乃是利用“前近代”的儒学自然观和思维模式，对日本的近代化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在明治时代是独具特色的思想实践。

（4）对当下日本亚洲论述的批判。齐珮在《日本的亚洲论述与当下思想课题——以白石隆的 〈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 为中心》（《东北亚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中指出，日本的亚洲主义探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脱亚入欧论”、“亚洲一体论”以及“日本海洋文明论”。明治维新后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论”与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两种思考方向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交替更迭。无论是“脱亚”还是“兴亚”，他们的论调共通的本质是针对西方的近代入侵构筑起一个“符号化”“理念性”的亚洲，后者可以称之为“想象的亚洲”。针对这一东西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和符号理念，20世纪中期出现了以和辻哲郎为首的另一条思考路径，其基本特点是摆脱东西方对立的模式，从日常事实而非观念和意识形态出发认识亚洲，这一线索历经和辻哲郎的“风土论”和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到白石隆发展为“海洋亚洲论”。白石隆2000年出版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以“海洋亚洲”VS“大陆亚洲”、“海洋文明”VS“大陆文明”的逻辑，建构出以此推演亚洲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进程。基本观点是：首先，在建构以自由贸易制度和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为标榜的“海洋亚洲”的过程中，始终围绕一个根本问题——东南亚地域的前近代性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其次，确认美国在亚洲新地域秩序重建中的主导作用。最后，主张日本与东南亚构成了亚洲地域秩序的两极，日本通过经济合作、地域统合、日美合作互助等行动准则，也就是通过推行“经济增长型政治”与亚洲保持连带感。陈秀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中认为，海洋文明论的特点在于：本着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东亚文明的传承和历史连续性。在压制和否定中国文明的同时，将具有地缘优势的日本推向了前台，将其确定为近代文明的发端。

二 21世纪初期日本思想研究的范式

21世纪初期大众传播学理论、精英·大众思想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日本思想研究中受到重视。

（一）大众传播学研究范式

大众传播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活动的兴起而诞生的一门新学科。根据大众传播学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大众传播学理论分为五类，即研究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理论、研究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理论、研究传播媒介的媒介分析理论、研究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理论、研究传播效果的效果分析理论。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思想研究界，郭冬梅、冯玮等学者已经注意到新闻舆论对研究日本思想的重要作用，但是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大众传播学理论被张宁、刘林利等传播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引入日本思想研究中，通过《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张宁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刘林利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使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学理论在日本思想研究中的有效性，为日本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精英·大众思想研究

进入21世纪初期，有些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研究日本思想，特别在日本精英思想和大众思想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刘金才著《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炜著《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希亮著《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刘家鑫著《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中国通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秀武著《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21世纪初期，在研究方法上，继承和强化了前一个时代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1）中国思想史与日本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国思想史研究偏重于中国，而日本思想史研究偏重于日本，将两者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厘清两国思想的相互影响过程。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就采用了这个方法。（2）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与日本思想史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还有民族性。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与日本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有利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日本思想史研究。门晓红著《当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和朱艳圣著《冷战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都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3）国际比较的方法也颇为引人关注。林美茂《公共哲学序说——中日关于公私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就以中日关于公私问题比较研究为视点，讨论了公共哲学作为一门新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

三 21世纪初期日本思想研究的特点

21世纪初期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在内容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前近代思想研究增多起来

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21世纪初期的日本前近代思想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在近世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将近世儒学、神道、国学、水户学、兰学、洋学以及近世佛教等哲学思想都纳入其中，对日本近世思想本身及其源流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填补了我国关于日本近世断代思想史研究的空白。龚颖著《“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将林罗山与朱熹、李退溪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林罗山朱子学思想的特质。赵刚著《林罗山与日本的儒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了林罗山的儒学思想。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对江户时期儒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古文辞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解析。在近世国学思想研究方面，蒋春红著《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对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二）战后思想研究比重明显提高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战后日本思想研究，进入21世纪初期后日本战后思想研究的比重则明显增大。仅从专著数量上看，研究战后日本思想问题的专著达数十部。（1）从具体研究领域上看，在精英思想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赵晓靓著《战后日本塑造价值观的历史资源——以吉野作造思想及实践为例》（《日本研究》2017年第1期）通过对吉野作造思想与实践的分析指出，日本“战后改革”存在着本土历史经验与外来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周晓霞著《日本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管窥——以对天野贞祐思想的考察为中心》（《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分析了天野贞祐关于战后初期精神伦理困境的认识及应对。韩东育著《丸山真男的原爆体验与“十五年战争观”》（《读书》2020年第8期）分析了原爆体验与丸山真男学术研究的关联。王超著《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论：“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日本学刊》2020年第4期）指出，丸山对民族主义内在非理性要素的警惕直面了现代性的危机，其“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呼吁，不仅是战后初期的日本，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思想课题。谭仁岸著《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战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内好与石母田正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指出，与竹内好与石母田正的强烈移情不同，丸山真男对底层民众的视线更加冷峻一些，不是一味地美化，因为他经历过并认识到日本农村共同体同样可以成为法西斯的温床。唐永亮著《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辨——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通过梳理丸山的近代观及其对“超克论”的批判，揭示出了“超克论”的思想本质和丸山近代观的变迁。（2）研究战后思想为中心的思潮研究和国民意识研究的比重明显增强。在社会思潮领域出版专著四部，论文数十篇。对日本社会思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和平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和后现代思潮都做了深入分析。在国民意识研究领域出版专著多部，论文数十篇，虽然在日本国民意识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太多成果，但对日本人的价值观、国家意识、国际观念（中国观、亚洲观、国际秩序观、对外认识）、历史认识、战争观等具体内容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即使是战前思想研究，大部分成果也是基于现实问题而做的历史性追溯研究。如军国主义研究和武士道研究均有回应日本国内军事大国化发展的意味在里面。张帆著《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中指出，日本型现实主义具有两个特点：超越范式的权力观、内向型的问题意识。正因为如此，日本型现实主义不拘泥于范式思维，始终立足于本土意识，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具有发展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力。邱静著《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指出，当前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组织思想多样，但最有代表性的是立宪主义思想。学者们在主张国民主权的同时，更多关注通过立宪主义限制权力，但是对于国民主权的根本性意义、启蒙国民主体性意识等方面尚未充分展开。学者们的分析建立在对安全形势的现实思考上，并非基于理想化的和平主义理念。护宪思想的出发点和方向性多样，“违宪论”并不一定等于“护宪论”。

（三）研究态度趋于客观，研究角度日益多元

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明显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这一心态上的变化也表现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学者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加自信和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界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研究日本思想的。日本的现代化思想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何经验可供借鉴？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主要思考的问题。而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日两国国力的拉近、逆转，中国学者似乎更多的是抱有弄清楚“何为日本”，把握未来日本走向的心态来研究日本思想。在研究态度上更加理性和客观，使得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化。学者们不仅关注日本政界、知识分子等精英的思想，而且开始重视研究日本大众的思想；不仅重视前近代近代思想的研究，还重视现代思想的研究；不仅重视思想理论的研究，还重视社会与思想关系的研究。

（四）思考学科发展，研究日益科学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开始积极思考日本思想史学科建设问题。葛兆光在《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十分关注日本以外，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在《“王权”与“神佛”：日本思想史的两极》（《读书》2020年第5期）一文中，葛兆光通过对末木文美士著《日本思想史》的解读指出，末木在书中运用了“大传统” “中传统”与“小传统”概念，来对应“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和“当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创新性。另外，通过对该书的阅读，其认为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同样都面临“思想史写法”的难题。而这难题来自三方面：一是西方哲学史的影响，即如何挣脱近代西方哲学史叙述概念和方法之笼罩；二是思想史的视野，即如何把一国的思想史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来重新定位；三是思想史的内容，即重写思想史的时候，什么可以写进思想史中。

区建英、邱静等通过对丸山思想史学的研究，对思想史学科建设做了深入思考。区建英在《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一文中将丸山关于思想史的学问称为“丸山思想史学”。并指出，在丸山看来，思想史不应把历史仅仅固定为一次性的“已完结的过去”，而要发现历史上的思想的问题性和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其诠释出来。丸山还以音乐演奏家的作用来比喻思想史学，说思想史家与思想家的关系，就像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关系。在1960年的一个讲座中，丸山又从思想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来阐述，思想史学与一般历史学共通，但在从史料中发现价值的方面，思想史与一般事实史不同，还要发挥解释学的作用。也就是说，思想史学家既要严格考证原作及其历史背景和逻辑，又要通过演奏家的二次创作来再现原作品的灵魂和神韵。邱静著《“非西方”的可能性：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启示》（《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一文指出，丸山在1964年、1965年的讲义中对“思想”的层次进行了如下概括：（1）学说、理论（抽象性、理论性、概括性最强）,（2）意见（对个别问题的意义赋予）,（3）思潮、时代精神（相对而言是非自觉的，但未必是非理性的）,（4）生活感情、生活感觉（抽象程度最低，但也最有活力）。上层的最高点是“学说史”“理论史”（“固体”），而下层的最低点是“世相史”“生活史”（“气体”）。丸山通过对日本思考模式的讨论，触及了对整体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反思，“横向”“个性”和“透视法”揭示了既有思想史研究方法未能充分揭示或关注的思想空间。

王萌则通过对村冈典嗣思想史学研究对思想史学科建设做了深入讨论。他在《村冈典嗣思想史学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中指出，家永三郎在其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日本思想史的过去与将来》一文将日本思想史学研究分为“本居宣长—村冈典嗣”模式与“富永仲基—津田左右吉”模式。家永认为，前者的特色是内在的、宽容的，长于理解，以思想家为对象，对文艺重视不足。与之相对，后者是外在的、超越的，长于尖锐批判、偏重逻辑，注重文艺，并注重从社会整体进行考察。王萌认为村冈的思想史学，首先是一门旨在探讨和促进日本学术近代化的学问，尤其关注近代人的精神困境。他试图对人物思想进行内在的、本质的理解，并由此开辟了以性格为纲的思想史研究路径。但其无批判的态度和对事物固有本质的强调，客观助长了日本战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中，王萌指出，村冈所构建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的第一步，是借助伯克文献学改造国学，充实其研究目的，将其方法科学化。其还借用文德尔班关于哲学史的任务的论述，阐述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第一是从各个哲学者的传记、精神的发展及其学说所给予的资料进行探求。第二是阐明各个哲学者的学说与先驱、与一般时代，以及与他自身的性质和教养等方面的关系，以此作为首要的事实进行系谱的重建。第三，对于已经明了的学说，从哲学史整体来判断其价值。”并认为“包含第一、二方面的语言—历史科学比起批判—哲学科学更为有力，在这里存在着思想史的中心”。此外，村冈引入了李凯尔特“选择”与“发展”的概念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法。“所谓选择，就是从史家的见地，以一个本质的东西为中心对资料进行取舍。……所谓发展，是价值观念的时间性的展开。尽管未必意味着直线的进步，但是是以最终的理想为目标行进的过程。……对于被选择的资料的这种发展进行阐明，此时，向着在此的种种关系中一贯展开的最高价值、即理想归趋的思想过程就被明确出来。在这里，思想史就成立了。”由此可见，村冈的思想史研究成为天才思想家及其个性组成的历史，且是贯穿着某种理念或理想发展的历史。

宋媛媛在《对日本思想范畴界定的思考——以 〈讲座 日本思想〉 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一文中引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鹿野政直的观点，指出：“思想史的认识对象不仅应是有序形态的秩序意识（即思想家的思想），还应扩大到无序形态的日常生活意识，还应以行动为对象。”该文通过分析《讲座 日本思想》的构成及思路指出，该书打破了以往学者将思想按流派、阶层或是按时代来划分的常规手法，而是以自然、知性、秩序、时间、美这五大主题将思想分门别类，考察隐藏于各种思想底层中日本人特有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法，以此来凸显日本思想的独特性。这样的研究视野不仅拓宽了对思想界定的范畴，也为中国研究日本思想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和途径。

总之，21世纪初期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日学术交流不断增多。研究成果大量增加，成果质量也明显提高。传统领域的研究不断细化，无论是思想家研究还是断代史研究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成果。在社会思潮研究和国民意识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比较明显，大众传播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等新的研究范式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其中。而对日本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学科正在走向成熟。

第四节 日本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从整体上初步建立了日本思想研究的框架。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是以历史学和哲学理论为主要研究范式，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为研究对象，以在学理上把握日本人思想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为主要目的。古代至当代的日本人的思想都是日本思想研究的研究对象，从时间维度上看可以具体分为思想的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

从研究领域上看，主要有日本精英思想研究、日本社会思潮研究和日本国民意识研究三大领域。

精英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提出的思想理论往往会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精神力量，所以精英思想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精英思想研究主要包括个人思想研究和精英阶层思想研究两部分。个人思想研究以日本思想家研究为主，主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形成、理论主张和社会影响。精英阶层思想研究是以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日本精英群体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这些群体的思想共性和社会影响。

社会思潮是在某一时期内，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依据，生发于一国国民性格和社会心理之上，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愿望，并得到广泛传播、具有持久影响的思想潮流和行动。如果说精英思想研究偏重的是对思想本身的探讨，社会思潮则重视的是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日本社会思潮研究又具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等内容。

国民意识是以一国国民的以国民性为基础的，对特定社会存在和时代背景的反映，日本国民意识主要包括生活价值观、政治意识、国际观念等内容。如果说精英思想研究关注的是少数精英的思想理论，那么国民意识研究则重点关注普通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如果说社会思潮代表的是思想发展的未来可能性，而国民意识则表现为国民精神的主流样态；如果说精英思想和社会思潮通常表现得比较理论化，国民意识则往往比较分散化和非理论化，具有明显的统计性特征。

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关于日本思想研究的中国流派。理论创新不足，角色定位还不够清楚，还没有完全将学者型研究、政研型研究和幕僚型研究区分清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上看，未来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上着力发展。

（1）将日本思想研究进一步向国民思想研究方向扩展。日本思想研究不仅仅是精英思想研究，一般民众的思想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国民意识研究是研究民众思想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意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著述，然而毕竟是新的研究领域，缺乏系统研究，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还不成熟，许多方面都存在研究空白。今后这个领域是日本思想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可以期待出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2）将日本思想研究纳入日本社会系统中研究。思想观念生发于社会之中，又反过来对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研究日本思想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不能不关注的维度。日本社会思潮研究是着眼于思想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虽然40多年来取得了重要发展，高增杰、崔世广、纪廷许等许多学者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做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进一步充实研究。

（3）将日本思想研究寓于文化研究之中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些学者率先进行了探索。如，卞崇道著《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卞崇道等著《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汤重南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因为思想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和民族性格制约着思想的发展方向。将日本思想研究寓于文化之中来研究，可以提高日本思想研究的深度。

总之，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已经发展起来，初步建立起了日本思想研究的研究框架，但未来的路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我国学者勇于创新、拓宽视野、强化交流，携手共同推动日本思想研究学科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