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要考察的是文化研究的教学情况及其相关的教材建设，因此与上一章考察的文化研究的体制化紧密相连，但这个问题本身具有独立性和重要性，故另辟专章予以阐述。需要指出的，由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教学还开始不久，因此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都并不规范，往往因讲课人的知识储备和研究偏好而带有很强的个性。例如，同样开设“文化研究导论”这样的课程，其具体内容可能差别很大。又由于大多数关于文化研究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并不公开，因此有时很难找到完备、翔实和准确的文字材料，这就迫使我们亲自去询问相关的任课老师，试图尽量还原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教学面貌。

一 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设置

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教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在中文系（通常隶属文学院或人文学院），开设范围包括本科生、硕士及博士生，课程性质一般为选修课；另一类集中在独立的文化研究系，目前这样的系只有上海大学文学院下设的文化研究系。在这里，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而是一个系科，因此有较为完备的教学体系和方式。由于后者数量少，我们只考察第一类文化研究教学。目前这一类型的文化研究教学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都有。[※注]

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以陶东风教授创始，课程设置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陶东风开设的课程早期（2003—2012年）陆续开设有：“大众文化导论”（这门课同时也在全校开设公选课，主要由胡疆锋副教授讲授），“文化研究导论”“西方现代性社会文化理论导论”“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思潮”等。其中有学位课，也有选修课。“大众文化导论”和“文化研究导论”主要针对硕士生，介绍文化研究或大众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兼顾西方与中国，但是以西方为主），每年讲述的具体内容变化不大，带有入门或概论性质。“西方现代性社会文化理论导论”为博士生课程，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方法解读西方文化理论的经典文本。“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思潮”同时给博士和硕士开设，内容涉及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热点和思潮（比如“王朔与痞子文学”“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从2012年开始，随着陶东风本人的研究更多集中到“文革”书写，特别是“文革”题材小说，陶东风开设了“当代文学与政治文化”课程。这门课强调文本细读，梁晓声、阎连科、王安忆、余华等作家的作品被纳入重点解读对象。

最近，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建立并与文学院合作培养研究生，更多的教师与研究人员参与到文化研究的教学之中，新设了一系列课程，比如，“本雅明与阿甘本”（博士课程，汪民安教授讲授，即将开设），“现代性与当代文化理论”（硕士课程，汪民安教授讲授，即将开设），“英国文化研究专题”（硕士课程，胡疆锋副教授讲授），“物质文化研究”（硕士课程，徐敏教授讲授），“视觉文化研究专题”（硕士课程，汪民安教授讲授，即将开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研究”（硕士课程，孙士聪副教授讲授），“新媒体研究专题”（硕士课程，陈国战副教授讲授），“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盖琪副教授讲授，即将开设），“城市文化研究专题”（硕士课程，郑以然博士讲授，即将开设），“公共文化与文化政策研究”（硕士课程，蒋璐博士讲授，即将开设）。

北京语言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教学由黄卓越教授领衔。黄卓越大约从2001年开始开设“文化研究通论”课，主要以英国文化研究为线索，也适当整合其他区域的文化研究。每年都开，这是博士生与硕士生的通课。此外，他还在博士生中持续开了诸如“文化研究分类课题”“文化理论专题”“文化理论分类课题”“文化研究与批评史原文翻译实践”等课程。黄老师是当下中国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精细研究的最主要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这几年一直带领硕士和博士生精读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并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论文。2012年，在黄老师的带领下，出版了黄老师及几位研究生的论文集《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这是国内唯一一部专门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论文集，涉及英国文化研究的银幕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问题、通俗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身份理论等。近几年，语言大学的其他老师也开过诸如一些广义的文化研究课程，如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研究、美国华裔创作的文化研究等课程，基本上都是针对研究生的。

复旦大学主要以陆扬教授为代表。还在南开大学时，陆扬教授就曾给本科生开过《大众文化研究》课，用的教材是他与王毅老师写的《大众文化与传媒》。2007年到复旦大学之后，给本科生开过一门“文化研究导论”的课，是双学位课程，现在所用教材课是陆扬教授最新主编出版的《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陆扬教授也给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生开过文化研究课程。但是没有给博士生开这方面的专门课（陆扬在复旦大学一直带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正式名称是“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的其他老师，如倪伟老师早在2002年春季就开始开设“文化研究导论”课，前后总共上过四次，即2002年春季和秋季，2004年春季和2008年春季（视觉文化研究，第二专业选修课）。这几次都是给本科生开的，且都没有指定教材。2008年以后再没有上过，这方面的课主要是陆扬老师上。倪伟老师的文化研究导论课的基本授课内容分为：（1）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现状，包括什么是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英国文化研究等；（2）文化研究专题，包括视觉文化、空间的社会理论、当代中国都市的空间生产等，此外还有讨论课等[※注]。

北京大学主要是由戴锦华教授讲授文化理论方面的课程，其所开设的相关课程有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此外，张颐武、贺桂梅老师也开设了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文化理论导读等相关课程，主要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开的。所有这些都是选修课。

华东师大的文化研究课程主要由倪文尖和黄平老师讲授。倪文尖在本科生中开设过“文化研究导论”课，但近五六年已经不讲了，改由黄平老师讲授，但因其专业是现当代文学，因此其所讲授的文化研究导论课主要是结合现当代文学来讲的，或者说用文化研究方法来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比如2012年的课程名称是“文化研究导论——以网络文学与文化为对象”（2012年度春季学期），其提纲包括：导论、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青年·网络·社会转型、网络文学的资源准备、旧美学的新变种、网络历史小说、全球化的现实想象、“小资”与“纯情”、网络文学与青年文化的展望等。[※注]2013年春季学期的文化研究课程提纲有所变化，包括导论、“中国特色”与国学复兴、“红色经典”传奇化、“大国崛起”叙述学、网络文学等类型小说、大片与喜剧、电视的变化、媒体的变化、青年的自我治理、青年的符号反抗等，与上一年的提纲有很大不同。[※注]

除了这些大学之外，其他的一些大学中也有类似的文化研究课程，在此不再一一介绍。从这些大学的文化研究课程教学情况可以看出，文化研究课程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得到开设（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角度开设，还是从讲授者自身的研究兴趣出发与传统学科结合起来开设），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和影响力；但是，从上面的统计情况来看，文化研究课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持续性。除了个别学校之外，多数学校的文化研究课程目前还主要作为选修课开设，授课很不稳定，有的学期开，有的学期不开，甚至开几年就停了。这也体现出人们对这门课程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教学的持续性、规范性有待加强。再比如很多学校的文化研究课程设置常常带有授课者个人的鲜明特点，个人的研究兴趣而不是学科的一般知识要求成为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二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学

（一）教学课程设置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建制及其教学是目前国内最规范化的，但它也开设文化研究的学士学位课程，只提供本科选修课，鼓励学生在完整地接受了某个专业的系统知识训练之后，再来修读文化研究课程。向本科生提供的选修课共有3门：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理论选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实践，都是针对3、4年级本科生开设。从2009年开始，另一门针对所有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被列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本科必修的4门专业课之一，因为每个学生只需在此4门课中任选2门，此课仍保留相当大的选修性质。

文化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课程设置，见下面两个表格[※注]：

这是国内第一份文化研究专业的硕士博士课程设置，其中可能会有所变化，但专业课程基本就在这其中，比如2013年最新公布的专业课程[※注]，就在这其中。

（二）上海高校文化研究联合课程

2006年，5所上海的高校/研究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联合设立了一个跨校/院的文化研究硕士联合课程体系，该体系由多门课程组成，如文学/影视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理论专书选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改革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等，由上述5所高校/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轮流讲授，地点在华东师大。但联合课程大约在2011年停止了，根据王晓明的说法，联合课程停了两年，主要原因是一轮课程讲完了，几位主讲人恰在此时先后出国讲学和研究，就决定停一下。2014年3月底重新开始，地点也从华师大改到上海大学，时间安排等大致不变。

文化研究联合课程显然受到了台湾文化研究联合课程的启发，它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意义重大，对于发挥某一专业教师的团队力量，增加文化研究的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研究是一个学科大联合的事业，这个大联合也应当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的联合，唯有如此，文化研究才能更好发挥其跨学科的作用。

（三）教学实践

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课程设置中都有文化研究实践课，这里的实践课，不是学习如何写文章，也不是传统的学术讨论，而是真正走出去，观察和体验中国当下活生生的现实，进而运用所学到的文化研究理论加以思考和分析。从2004年开始，文化研究系借助“三农”问题大讨论的影响，开始组织学生（大部分是研究生）去乡村（例如山东的贫困地区和湖北的产粮区）“支教”，做文化和社会调查。除了去农村，也有一部分学生去上海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书。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实践能增加对乡村文化现实的直接了解，反过来又能帮助他们理解都市主流文化的运转模式；有些学生甚至进一步组织专门社团，计划长期参与他们访问过的那些乡村文化状况的改革。这其中虽然有阻力和困难，但其意义和效果是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创意是卓越的。《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中就收录了研究生们对农村的调查、感想和思考的文章，如何慧丽对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及对农村老年人协会的思考、贺雪峰对农村文化活动的考察、张世勇对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的调查等，这都是来自农村的第一手材料，对学生们进一步研究农村乃至中国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教学实践活动目前仍在进行中。

三 文化研究相关网站

文化研究的相关网站，北方主要是以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为主编的“文化研究网”，南方主要是以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当代文化研究网”。这两个网站不仅是一个材料的储备库，而且也是一个教学基地，尤其是当代文化研究网，其中有论坛，有交流，包括作业交流等（但目前这个功能被关闭了）。限于篇幅，本章只介绍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当代文化研究网。

当代文化研究网

当代文化研究网是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官网。在上海文化研究系成立之前，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就于2001年11月成立了，这是国内第一所从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其组成人员主要就是文化研究系的成员，主任是王晓明。中心下建当代文化研究网[※注]，于2002年上线。

“当代文化研究网”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系的辅助网站、机构网站（文化研究系有自己独立的机构网站），它本身也是推动文化研究的重要平台，可以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发表重要文章。2012年4月7日—12月4日发表有200余篇文章（网站没有其他时间的文章，无法统计），这些文章有的是当代文化研究系的师生写的，有的是转载其他学者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文章。文章被分为几个主题，如“新生活·新文化”“城市与乡村”“现代灾难”“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游艺与文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文化·创意·产业”“知识生产”“不配合的身体”等。这样的主题设置虽有点重叠，但从总体上可以看到当代文化研究网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文章的内容也能体现这一点）。例如，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像杨团的《走进蒲韩乡村社区》，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农民工生产机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温铁军的《农民流动打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张木兰、刘建民、闫冰的《皮村：民间NGO与城市外来打工者群落》，等等。

这些文章中有很多具有民族志研究的特色，通过具体的切身体验，来关注“三农”问题，并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走进蒲韩乡村社区》一文虽然是一篇讲话稿，但有着对研究对象，即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文章总结和分析了蒲韩乡村社区的建设状况和宝贵经验，认为以前促进农村社区的思路和途径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没能遏制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因此需要一个完整系统的顶层设计，而不能仅仅针对局部提出解决措施（这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而这个顶层设计，在作者看来包括发展方向、发展模式、承载的组织和政策法律四个方面。为此作者谈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在《“农民工生产机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中，课题组在具体的调查分析后认为，“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此外还可以再加一个层面：都市文化的内化。课题组指出，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身份认同、职业追求以及个人发展追求，已经越来越城市化；对农村生活生产的疏离已经产生。同时，新一代农民工的行动力也更强，利益诉求和争取公民权的行动越来越明朗。“企业公民”“社区公民”是未来可取的方向。

总之，网站上所选的这些文章虽然不都是文化研究系的师生做的，但仍然凸显了网站的选题旨趣，体现了王晓明对文化研究系的研究对象的定位，这就是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会议组织方面，文化研究系建立及当代文化研究网开通以后，就陆续举办了众多规模或大或小的会议、座谈会及讲座。根据文化研究系网站和当代文化研究网的统计，从2011年6月到2012年7月，在近一年的时间举办了20余场次的座谈会、讲座及论坛等[※注]，平均一个月近两场。应该说这样的比例相比传统的院系来说显然是很多的。这些会议基本上都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是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的讨论和解答，有的会议还是系列性的，如“我们的城市”论坛，就分别在2012年8月18日和12月1日举行了两场，主题分别是：“只剩游乐园的城市”和“民以食为‘机’”。“我们的城市”系列论坛以“市民·生活·进步”为宗旨，旨在营造一个讨论的空间，为想象和创造新的城市生活各抒己见，为城市生活的进步贡献真诚和理性声音。

四 文化研究的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文化研究教学的核心环节之一，它不仅体现了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同时也是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的转化。大陆文化研究的教材逐步走过了一个从介绍翻译到自编、相对单一到相对多元化的过程。

（一）总论性的教材

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研究的总论性教材有三本，都是复旦大学的陆扬教授领头编纂的，一本是面向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文化研究导论》（与王毅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本是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研究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由陆扬主编，参加撰写的有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中心教授）、周宪（南京大学教授）、王宁（清华大学教授）等；还有一本是高教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导论》，依然是陆扬主编，参加撰写的有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王毅（澳大利亚西奥大学）、周宪、欧阳友权（中南大学）等，这也是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教材。先看第一本。

《文化研究导论》是国内第一本本土学者编写的文化研究教材，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教材，而且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资助，足见此书还是很受重视的。此书出版之后，销量很好，反响也比较大。据陆扬介绍，此书初版印数五千，一年之内销罄，显然其读者不仅仅是文化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还有一般关心大众文化的读者，甚至有人撰文认为《文化研究导论》是破译“超女”和《泰坦尼克号》的密码。[※注]

在本书撰写思路上，作者希望能在从容叙述文化研究来龙去脉的同时，尽可能地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扩大视野。纵的方面，本书把文化研究的背景定位在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上；横的方面，本书把后现代的相关理论和思想发展，依据它们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和交叉程度，分别进行叙述。[※注]这样的架构体现了编者宽阔的理论视野，对我们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脉络来理解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和价值。现代性理论与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学术思想路径。作者选取了笛卡儿、卢梭、康德、波德莱尔、柯布西耶五位大家，阐述了他们的现代性思想，并在总结两种现代性——制度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基础上突出了文化现代性的特点，而后者恰好与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此外，教材还有许多精彩的个案分析，如上海酒吧、咖啡馆、服饰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本教材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尚需阐述得更为明晰，以让学生有一个更为系统化的了解。另外，本教材主要讲授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对于国内的本土化文化研究，介绍得尚嫌少了点，文化研究的中国意识、中国问题，尚需加强。[※注]

第二本是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研究教材，而且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由此本书获得的政府支持更超过了《文化研究导论》。这本教材基本上是围绕文化研究及其所涉及的几个主题展开的，如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现状、文化与阶级、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别研究、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大众传播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等，这些主题虽然不可能完全涵盖文化研究的所有主题，但对一本本科教材来说，已经足够了。在对每一主题的阐述中，撰写者都会做到条理清晰，要言不烦，把其中的理论逻辑梳理得清晰准确。

本教材加强了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中国意识。在第二章中，就专门谈到了“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教材指出，文化研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学术控制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高度自省和批判精神，对我们把握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建制的转型是非常有益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每缺少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自省和批判意识，而文化研究则可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来关照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首先要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次，要设置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议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化研究的议程和方案设计方面，都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常常出自西方的“本土问题”。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有一个理论创新和议程重构的问题。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具有的前瞻性、创新意识和强烈社会关怀的新兴领域，要想在中国获得很大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大力提倡学术创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针对这本教材所体现的中国意识，王一川撰文予以肯定和赞赏[※注]。

除了从理论上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行阐述之外，在一些主题的研讨中，本教材也透露出这样的中国意识。比如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专门研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专门分析了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等。可以说，文化研究的本体化与中国意识，是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的一个具体体现。

关于2012年高教版《文化研究导论》，主编陆扬在《后记》中说，这本教材较之于以前的两本教材，是“一本全新的书”。那么，这本教材又新在哪儿呢？首先，新在体例的安排更为清晰、紧凑。这本教材可以说是主题编排最为鲜明的一本，全书基本上就是按照文化研究的主题来编排的，涉及了女性主义、青年亚文化、文化身份、视觉文化、身体政治、粉丝文化、网络文学等，这些都是文化研究重要的研究主题。前面两本教材，主题的体例安排并不是很清晰。第一本《文化研究导论》，虽然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文化研究，但对狭义的文化研究阐述不够，理论枝蔓太多，学生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第二本《文化研究概论》，虽然强化了文化研究的主题，但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条理不够清晰，比如关于媒介传播，就运用了两章的篇幅，一章是“传播与文化”，一章是“新闻传播与民主政治”，有一定的重叠性。

其次，这本教材之新体现在教材对问题的分析与阐述简明、清晰，不拖泥带水，不枝蔓杂乱，给人清新爽快的阅读快感。这是本教材在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注]这种简明清晰，通过教材的目录也能感受到，比如第二章“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下面分为四节：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理论和连接理论，清楚明了，让人一眼就能看清楚范式是如何转换的。还有第九章关于网络文学一节的安排有：网络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网络文学的形态与特征、网络文学的价值与局限。这样的安排显然可以让人一目了然，清楚明了。

再次，这本教材之新在其内容上也扩展到了文化研究的最新主题，并注意新材料的运用，比如本教材增加了前两本教材所没有的几章：第七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政治”，第八章“粉丝文化”，这些都体现了教材紧跟文化研究新近发展趋势的特点。此外，就是前两本教材有的章节，在材料的运用上也体现了新，即运用新的材料，研讨新的发展，比如对于青年亚文化，《文化研究概论》中也有这一章，但主要限于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介绍，对其以后的亚文化研究状况介绍较少，而本教材则注重了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对后亚文化研究做了新的介绍和阐释，这些都体现了教材编写者的求新意识。

最后，本教材注重个案分析，尤其增加了本土个案，使得教材的本土化意识增强，学生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比如在视觉文化一章，就举了《阿凡达》《生死时速》《卧虎藏龙》《英雄》等经典影片。在“粉丝文化”一章中，举了超女粉丝、《士兵突击》的粉丝帖等例子，学生接受起来几乎没有距离感，也就容易接受。在“网络文学”一章中，更是举了早期以及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学作品，有的很多学生都读过，这就增加了学生的接受程度。

总之，我们可以说，这本最新的文化研究教材，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教材，相信会受到本科生及文化研究爱好者的喜欢。[※注]

除了陆扬主编或撰写的这三部以“文化研究”命名的教材外，相关的文化研究教材还有曾军主编的《文化批评教程》。首先，这部教材出版于2008年，是受上海大学教材建设专项经费资助，是选修课的教材。这是一本专注于文化批评的教材，虽然以前有众多的西方文论的教材，其中也涉及文化批评理论，但专门介绍和讲解文化批评理论的，这算是第一本，因此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价值。

其次，本教材定位明确，思路清晰。在前言中，主编曾军指出，本教材把关注的重心放到对20世纪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上。但在理论资源的选择上，一方面兼顾与文学研究中20世纪文论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则以中国问题意识为参照对相关实践领域进行了选择。这样的定位明晰且明智，教材也是这样安排的，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代表类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媒介文化、消费文化、社会学方法、空间理论以及文化传统等问题。编者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些理论的西方语境与中国问题，进而很好地把两者结合了起来，这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同时也可以带着中国问题学习，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再次，本教材淡化了“文化研究”的学派形象，而着眼于20世纪文化批评理论总体趋势及特点来展开。这样的认识恰当。曾军指出，“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界被提出和不断讨论，原因在于提问者的知识背景为文学研究者。文学研究将对象局限于文学，但在方法上却充分吸取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营养；而“文化研究”本身在与伯明翰学派牵扯得太紧，尤其是其70年代霍尔主持期间的特点使人们对文化研究产生某种刻板印象，因此曾军指出有必要暂时将这个概念放一放而使用“文化批评”这个相对灵活的概念，而且还可以将当代西方诸如文化思潮、观念及其实践领域包括进来。这也是本教程最后选定以“文化批评”命名的重要原因。[※注]

最后，在体例上，本教材尝试用“理论概要”和“文献导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让学生在了解理论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精读原典，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这种教材的编写体例几乎已经成为普遍性的体例安排。

不过，本教材在批评个案分析上还稍显薄弱，尚需加强，使学生在运用理论进行批评实践时能有所参照。

除了国内学者编撰的教材外，还有一部翻译的国外文化研究教材不得不提，那就是2004年7月，由陶东风主持译出的英国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人合撰的《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这应当是国内出现的第一本规范的文化研究教材，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很大，不少学校开设的文化研究课程都以此为教科书。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的英文影印本。

（二）大众文化教材

除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样的总论性教材之外，关于大众文化的教材很多，有的还得到不断再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繁盛的事实，而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内的著名出版社的参与，也说明了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大学讲堂的正常授课内容。到目前为止，关于大众文化的教材有：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简称王本）[※注]、陶东风主编的《大众文化教程》（简称陶本）[※注]、莫林虎的《大众文化新论》（简称莫本）[※注]、周志强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简称周本）[※注]、赵勇主编的《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简称赵本）[※注]等。

这些大众文化教材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侧重对大众文化现象的解读，另一类侧重对大众文化相关理论的阐释，但一般是两者兼顾。

侧重解读大众文化现象的教材都采用分类解说的方式进行，但每本教材所包括的大众文化类型不尽相同。王本涉及的大众文化类型有电影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流行音乐、通俗文学、视觉文化、广告文化、时尚文化以及青年亚文化。陶本包括影视文化、流行小说、流行音乐、网络文化、广告文化、视觉文化、身体消费、粉丝文化等。莫本包括：通俗小说、电影、流行音乐、动漫文化、音乐剧及时尚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最为基本的大众文化类型流行小说（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影视文化之外，其他的各本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莫本增加了比较新的动漫及音乐剧，而陶本则有大众文化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即粉丝文化。

应当说，大众文化不仅仅包括像影视、流行音乐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大众文化参与者的粉丝，同样构成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没有粉丝，也就不可能有大众文化的繁盛，因此陶本加入粉丝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弥补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空缺。第2版中，陶本又加入了身体消费一章，这是其他两本都没有的。可以说，各本在选取大众文化类型中各有所取，这显然与主编者的个人兴趣有关，同时也体现了主编者对大众文化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的理解。

第一，在体例上，各版本的教材的安排并不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教材基本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大众文化的产生、特征、基本理论等的总体阐述。占有一章至两章，第二部分是对大众文化各种类型的分别解读和分析，基本上包括了对所解读的大众文化门类的概念界定、历史描述、基本特征与生产机制分析、相关理论介绍、个案分析等。这种体例比较清晰，也有一定的层进性，可以让学生逐步深入地把握大众文化，在获得关于大众文化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从相关理论中形成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这部分一般要占教材的大部分篇幅。这种体例在各个版本中都有体现，而在陶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相比之下，陶本的理论分析多于个案分析，而王本和莫本几乎每一章都专列个案分析。

第二，在具体的内容编排上，陶本借鉴了西方教材的内容编排（如陶东风等译的《文化研究导论》），设置了文框、重要理论家和重要概念，这既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如文框基本是对正文的材料补充，而且更多的是第一手材料），也便于学生掌握，每章后面还有小结及进一步阅读，可以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和理解。

第三，如何处理大众文化的理论分析与观赏经验，也是教材必须直面的问题。莫林虎认为以前的大众文化教材，理论性强，分析有相当的深度，但这些论著也有不足，如接受西方理论时，对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考察尚有不足；更严重的是不少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具体发展过程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大众文化作品缺乏足够的阅读、观赏经验，导致论述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没有基于作品实际解读后的理论提炼与升华。[※注]这一点应该说在莫本中得到了很好的矫正，在每一章都增加了具体的个案研究。比如在通俗小说部分分析了海岩小说，在电影部分分析的是《投名状》，在流行音乐中，分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等，这些显然有着很强的本土针对性，也有作者的经验感受在里面。但大众文化的欣赏经验固然重要，但给学生传授分析大众文化的方法并形成一定的价值立场也很关键，否则大众文化教材会变成大众文化鉴赏类读物了。王一川在《大众文化导论·修订版前言》中特别强调了这点：“大学生的大众文化素养的涵养，应当既有利于他们作为普通个体或国民对大众文化的鉴别和享受，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面对大众文化展开积极的学理分析或批判。”当然，如何把理论与鉴赏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大众文化研究者的努力。

赵勇和周志强的大众文化教材侧重理论介绍。赵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之一。周本在编排体例上很有特点，每节前都有预读，内设有深度阅读、阅读思考等栏目，可读性强；而且教材使用彩印，有精美的图片，板式设计上也很讲究，观赏性强。在内容上教材介绍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理论、大众社会理论以及批判理论等，简明扼要。

赵本力求在理论表述、原典引述、结构安排等方面做到准确、恰当、清晰。为此，主编联系了很多翻译方面的著名学者，对要引用的原典重新翻译或核对，力争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本教材所引用的材料虽是旧的，但因为是新译，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新材料。其次，本教材在大众文化理论的阐述上，清晰明确。教材把大众文化理论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大众文化的原创理论，包括批判理论、符号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第二类是关于大众文化参与要素的理论，包括大众媒介理论、媚俗艺术问题、中产趣味问题、青年亚文化理论及粉丝文化理论（赵勇又把后两种与前三种分了开来，指出这两种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再生产，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大众文化的参与者所形成的大众文化）；第三类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者知识分子理论。这样的分类虽然很明确，但学生是否可以完全接受，可能还需要检验。比如媚俗艺术，虽然与大众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很难完全放到大众文化理论中来。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一章，也与前面的原创大众文化理论有一定的重叠。

此外，每章前的经典文本阅读及其相关的阐释，为学生提供的原汁原味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原貌，对学生理解和介绍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说到底，我们的大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目前阶段，还主要是引入和借鉴西方的理论，我们自身的原创理论显然还没有真正创造出来。

不管怎样，这部教材可以说全面介绍了大众文化理论（陶本的《大众文化教程》专门一章介绍了大众文化的几种理论），对读者、学生了解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