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我们主要从总体上梳理和分析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的结合，即运用文化研究范式进行的媒介研究，或宽泛地称为批判性媒介研究，并梳理这种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本土化问题。

（一）媒介研究的批判理论范式

媒介研究范式（或学派），一般分为两种，一是以美国媒介研究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范式，又称传统学派；二是以欧洲媒介研究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范式。[※注]两者的区别是，首先，前者倾向于将传播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来研究，认可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媒介制度，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现存制度服务。其研究方法注重实证调查、实验对比和定量分析，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后者则采用整体化、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现代传播现象，在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实验室研究的前提下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把大众传播同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注意大众传播方式和社会制度、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注]其次，前者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而后者则强调通过批判式的研究介入社会，进而引导受众起来变革现实，促进社会更为合理的发展。还有学者专门通过图表对这两者做了比较[※注]：

本章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为主的批判理论范式。

媒介研究的批判范式所运用的主要理论，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有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注]。那么，文化研究又是从哪些方面研究媒介，或采取何种媒介研究的路径的？

厄尼在《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共生趋向》一文中指出了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的契合点：（1）“大众传播”被重置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之中；（2）对符号学和意识形态批评的知识和政治投资；（3）加强基于身份认同的传媒批评，如媒介研究中“身份政治”和性属政治、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等的提升；（4）生产——或建构——一种介于传播政治经济批判和传媒文化研究之间的方法论框架。[※注]克里斯·巴克在对“传播”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时指出：“从文化研究的观点而言，传播关注于生产、消费与意义的交换上。”“文化研究里的传播研究，是在生产（政治经济）、文本（符号学、论述分析）与接收（或消费）等层级中进行的。”[※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范式，主要就是从媒介生产、媒介文本及媒介受众三方面来研究的，在这方面，国内引述最多的恐怕就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中的阐述。

凯尔纳在此名著中提出了一种多重视角的媒介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将涉及或包括：（1）文化制作与政治经济学；（2）文本分析；（3）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注]凯尔纳进一步指出：

我审视的是媒体文化是怎样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怎样参与塑造日常生活，怎样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形成自身的认同性，等等。同样，以下的研究也考察了当代媒体文化的某些方式，即在为意识形态的统治提供了有助于复制当下的权力关系的诸种形态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诸如怎样形成自身的认同性，获得自身权力，如何抵制和抗争等的资源。我认为，媒体文化是一个你争我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主要的社会群体和诸种势均力敌的意识形态都在争夺着控制权，而个人通过媒体文化的图像、话语、神话和宏大的场面等经历着这些争夺。[※注]

这段话是对凯尔纳理解的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范式的总括性陈述，即媒介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领域，批判性的媒介研究或对媒介的文化研究，就是要阐释和揭示媒介在生产、文本及接受三个环节隐藏着的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在国内学者那里也得到了认同，并有诸多类似的阐述。[※注]有学者用“控制”一词概括了批判学派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批判学派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点上做文章。尽管批判重点不同，但他们都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出发，始终紧扣‘控制’的命题——‘谁控制着传播’‘为什么控制’‘为谁的利益而控制’。时至今日，一些批判学派的成员仍然继续研究着这些有关大众媒介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换言之，批判学派的中心问题也许是‘为什么控制’或‘为什么不控制’，而经验学派的中心问题是‘怎样传播’和‘传播多少’。”[※注]本章我们也是以权力/控制为核心，按照媒介生产、媒介文本及受众影响三个方面来介绍国内的媒介文化研究。[※注]

（二）批判性媒介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简史

媒介研究的批判学派，在中国的引入时间并不晚，根据刘海龙教授的考证[※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一媒介研究学派就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并用了相当大的力气去介绍。全国首届传播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于1982年12月在北京举行，会后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向中国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传播学。这对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书中就有对欧洲媒介理论，包括批判理论的介绍。

1986年，张黎曾撰文，对当时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理论提出了反思[※注]。但对于当时沉溺于喜悦和收获中的受众调查研究者来说，这些批判性的视角离他们的研究现状太远，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受瞩目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对批判学派第一次予以详细评析。

1987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郭庆光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传播批判学派的论文。黄煌等翻译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是国内译介的第一本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界对批判理论的重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介绍、评析的论文、教材、专著、丛书、网站等日益增多，媒介研究的批判学派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经验主义学派的媒介研究相比，批判学派的媒介研究依然是相对薄弱的，只是在媒介研究中“若隐若现”[※注]。甚至出现厚此薄彼一边倒的局面。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

刘海龙认为，早期批判学派被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内学者只是从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它们，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由此而在传播学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相当奇特的批判学派“失踪”现象。[※注]有的学者从批判精神缺失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思，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并非没有价值，但它只是某项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直到今天，这种对西方传播学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的科学崇拜现象依然广泛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根源在于30年来中国的传播主体缺乏对自身和对学科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没有对自身的认识论工具进行过认真的批判与反思。作者指出：“正是因为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不少当代传播研究主体也无法看到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无法看到他们自身的学术精神存在缺陷，甚至无法理解自身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相关研究。更糟糕的是，相比于第一代学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更缺少了挑战当代社会弊端的勇气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注]这样的批评也许有些偏激，但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李彬的批评与此相通。李彬认为，大陆学界对两大学派后来出现厚此薄彼一边倒的局面，不仅涉及专业认知与学科建制，而且关乎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潮。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结果。他指出，在反思“文革”与解放思想的时代氛围中，新闻学界一方面对既往过度政治化的新闻传播学及其实践弃如敝屣，另一方面又将貌似不讲政治而只谈科学，实则渗透冷战意识形态的美国传播理论及其实践奉若神明。[※注]

可以说，媒介研究的批判范式的薄弱，与中国传播学界批判精神的缺失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媒介研究的本土化建设。

（三）媒介研究的本土化

媒介（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的口号几乎与中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同步，甚至很早就提出了中国传播研究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口号是提出来了，但至于如何进行自主创作，还无暇细究，因为很显然，我们的传播研究还没有什么积累。20世纪90年代，本土化问题再次提出，甚至还形成了激烈的论争，有的强调“回到过去”，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和建构我们自己的传播理论，有的则对此采取否定态度，认为首先需要采取拿来主义，即拿来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本土化之前先原原本本、扎扎实实地取回真经”，然后才可以进行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所“化”的是西方的传播理论，如果对西方理论还一知半解，甚至没有完全掌握，谈什么本土“化”？也有学者呼吁采取一种对话原则，使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进行交锋，而不是几个西式名词在各种场合被用来用去。[※注]

2011年左右，有一批国内的青年学者再次把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提了出来。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着“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问题展开，在反思和批判过去关于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试图在学理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传播理论的发展。比如有学者明确指出，在30年传播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始终贯穿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这种框架暗含着一个致命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缺陷，即西方（有）理论与中国（只有）经验；而本土化的路径只是以中国的例子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或机械地把西方理论套用到所谓的“中国经验”之上，而何为“中国经验”则是“一笔糊涂账”，不但不能创造出中国的传播学，倒是更有可能用中国的经验去“丰富”西方理论的案例库，拓展和强化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注]为此，有学者在中国经验与中国自主理论上做了具体的探索。比如刘海龙明确提出了本土化的标准问题，并归纳出了本土化的四种基本表述：一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二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三是“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中国实践”；四是“在西方范式之外确立中国范式”。作者认为，一般所说的传播研究本土化也就是这四种基本表述的组合。作者还在特殊与普遍、应用与理论的坐标系中，直观地表达了这四种基本的本土化的表述：

刘海龙之所以建构这样的坐标模型，是希望本土化研究不要畸形发展，而是四个区域的研究综合发展，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中国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健康的本土化道路。[※注]

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还是有道理的，对于中国媒介研究的本土化探讨具有纠偏作用。在这个坐标系中，刘海龙还特意指出要加强理论取向的研究，即在研究特殊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刘海龙的这个认识在其他一些学者那里也有论述。李智认为，就传播研究而言，本土化就是基于本土社会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独特性而对外来的传播理论做出补充、修订或否定，并进一步走向新理论框架的建构。通过对国际化的反思，李智指出，并不存在脱离本土的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一种简便的说法，其完整的意思应当是把本土的东西国际化即“本土（的）国际化”。一种西方传播理论一旦在中国被创造性地转换成本土的理论，它同样可以不断地被概念化和抽象化，从而超越中国的经验而与世界经验结合，普世（普适）化为国际学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理论。这就是本土理论的国际化。[※注]可以说，如果本土化不能真正建构出本土的理论，这种本土化是否成功是值得商榷的。

也有学者通过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后指出，中国的当代传播研究大都可归到“传播史”和“传播应用研究”，基本没有以创新为标准的理论研究。而传播研究本土意识的重兴，实现“传播理论的本土贡献”，才是中国传播学者的追求目标。为此，作者指出了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几个步骤，一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二是基于本土经验提出中国问题，三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和发展出中国范式的研究。这就是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范式的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注]

除了对本土化实践进行具体的探索之外，也有学者从批判精神的角度对本土化给予阐释和评价。比如有学者就明确指出，本土化既不是一种操作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路径，更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思想运动或学者们的集体使命。它需要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而不是外显为一种政治口号，它需要理论与经验自然的融合和互动而不是二元对立，需要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术对话过程中的那种批判意识。而中国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主体缺乏批判意识，缺乏探索的主体性，不假分析便自动地归属于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并自觉地受其支配。可见这种所谓的“学术自觉”“批判精神”实际上受到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把本土化与反西方等同起来。[※注]可以说，发展中国的批判式媒介研究，倡导媒介研究中的批判精神，也是中国媒介研究本土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