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古代文学研究得益于外来理论资源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热”的激发而逐步走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即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而是放眼世界文学，让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这一由“内”向“外”的延伸和拓展，就学理逻辑而言，显然还受惠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与推动。大致而言，新时期比较文学于1980年复苏，至1985年后同样由于“文化热”的激发而进入了学术繁荣期。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随之起舞，于80年代中后期渐趋兴盛，而后经过90年代的持续发展，至今依然不衰。在其初期，多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然后逐渐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学术目标与路向的不同，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固然未能如美学研究、新方法热和文化研究承担学术范式转型的使命，但对于开拓研究视野，延展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尤其是深化研究品质，还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比较视野中的古代文学研究已跳出了国别内部，参与到全球视野中的跨文化对话之中，获得了当下的世界学术研究之意义。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引入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虽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就得到兴起，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处于低谷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复苏并走向繁荣，同时也由此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多种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而推进的，大致可以分五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萌芽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是兴起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是低谷时期，改革开放后至1985年是复苏时期，自80年代中期以来是繁荣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由此产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萌芽。林纾、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沈祖芬等人，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的号召，“以译书为实业”，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在文学翻译中比较了中西文学，如林纾在翻译狄更斯《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时就与《红楼梦》进行了比较（《孝女耐儿传》卷首）。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屈子文学精神》（1906），以西方哲学、美学与悲剧理论来观照阐释中国文学。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从纵横两个维度探讨了中西文学范畴。

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比较文学由此而兴起。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得到了重要发展。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和中国》（1920），胡适《西游记考证》（1923），许地山《中国文学所受印度伊斯兰文学的影响》（1925），冰心《中西戏剧之比较》（1926），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1926），查士之《中日神话之比较》（1927），钟敬文《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1928），沈雁冰《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29），《〈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1930），《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1930），《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1931），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朱光潜《中西诗情趣上的比较》（1934），《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1934），霍世休《唐传奇与印度故事》（1934），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诗与真》（1935），《诗与真二集》（1936），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936），季羡林《〈儒林外史〉取材考》（1948），《柳宗元〈黔之驴〉取材考》（1948），钱钟书《谈艺录》（1948）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论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左”倾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研究总体上处于低谷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苏现当代文学的比较，并且有着较浓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其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很少，只有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范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1958），钱钟书《读〈拉奥孔〉》和《论通感》（1960）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整个文学研究都处于停滞状态，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和拓展，比较文学研究开始走向复苏。1979年，钱钟书《管锥编》和《旧文四篇》、杨绛《春泥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研究开始进入复苏阶段。

自1980年至1985年，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重新走上了正轨。第一，比较文学课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1980年，赵毅衡提出《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读书》1980年第1期）。自此，许多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还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一批比较文学教材得到出版，先后有卢康华、孙景尧合著《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挺编《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惇等著《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教材得到出版。第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纷纷成立。1981年，北京大学首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此后，复旦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广西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则成立了研究室与教研室。第三，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1981年，北京大学创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通讯》；1982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出版刊物《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1983年，暨南大学出版刊物《文学比较研究通讯》，辽宁省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与资料》；1984年，广西大学创刊英文版刊物《文贝》，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创刊。第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在深圳大学成立。[※注]

伴随着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高涨，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潮水般地大量涌入，比较文学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由此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期。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注]收录比较文学论文篇目一万条，唐建清、詹悦兰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注]收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成果。这些数据表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空前盛况。

比较文学研究的兴盛繁荣，必然带动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开拓和深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文学研究也因借鉴比较文学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而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二 比较文学的启示与借鉴

比较文学的比较理念和方法论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以重要借鉴，虽然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多种多样，但就古代文学研究受其启示和借鉴而言，主要有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所谓渊源研究，就是从当下文学文本着手，探求外来影响的可能渊源，以揭示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文学关系史的一部分，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注]古代文学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和艺术形式等的外来源头进行考证和分析。如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故事源于北魏吉迦夜、昙曜所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有关称象的记载；人们心目中的神医华佗形象，又与佛经中所载神医耆域之事颇为相似。[※注]胡适《西游记考证》作出“大胆假设”，推测孙行者“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舶来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则“小心求证”，指出《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原型来自《贤愚经》，“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原型出自义净译《根本记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流沙河收沙和尚为徒”故事源于《慈恩法师传》卷一。[※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对章回小说与弹词等文体的艺术形式的外来渊源进行了探讨：“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便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

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即是探究其在域外的命运与成就，或遭遇之影响以及接受的历史境况之研究。如果说渊源学研究的焦点在于放送者，那么影响研究则是把研究引向接受者。[※注]如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注]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力作，全书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在德国的翻译、改编与仿效，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该书还着力介绍评介了歌德受中国纯文学影响的情况，指出他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小说价值者，也是第一个深入中国文化精华者；他对中国戏剧也颇感兴趣，曾试图改编《赵氏孤儿》；他的诗作《中德季日即景》即受到中国抒情诗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中国精神贯注其中。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注]认为中国唐代诗歌很可能影响到了欧亚地区的诗歌形式，如欧洲十四行诗与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作者认为，李白的古风体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意大利十四行诗体规律，因此李白可以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四行”诗体裁的鼻祖。唐代的绝句体与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在形式内容上也有相似处。因此，唐代诗歌可能对欧亚诗歌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西亚、中东、阿拉伯地区而传入欧洲（自然包括了波斯）。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实质上都是探讨中外文学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不过渊源研究探讨的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影响研究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两者只是施受关系的不同。平行研究则不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施受关系，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或者是兼而有之。因此，平行研究是对研究对象之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形式、创作思维、审美内涵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异同解读和比较，表面看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拉郎配”，实际上是在这种“拉郎配”的表象下寻找内在的异同本质，探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共通性及异质性。如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注]把中国作家马中锡、康海、王九思的作品中的忘恩负义的狼形象，与欧洲列娜狐故事中的“蛇”、高丽故事中的“虎”、西伯利亚故事中的“蛇”作了对比，在忘恩负义的同一主题下对不同的艺术表达进行了探讨，是同中探异。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以“艺术手腕”、“宇宙意识”为中心，指出李白和歌德的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的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呈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常常展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注]这是异中探同。当然，由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同关系错综复杂，平行研究实质上就是无规律的表象下寻找有规律的本质。

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与运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古代文学研究得到了纵深的拓展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就是方法论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从新中国成立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改革开放后的美学研究、“新方法”热、文化研究等多元化取向，把古代文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比较研究方法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其次，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视阈内得到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引入，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可以探讨其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和影响，又可以比较其与外国文学的异同性，从而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下进行文学的横向比较与研究。最后，延伸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学术研究的意义，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化交流的潮流中。当今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具体承载体，其研究理应承担起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在比较研究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中外比较之一：渊源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外来渊源进行探讨和研究，包括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及艺术形式等渊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渊源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印文学关系上，虽然如杨宪益在其《译余偶拾》中考证出不少中国古代文学的非印度渊源《幻异志》里的板桥三娘子故事源于希腊的《奥德修纪》（Odysseia）史诗第十卷里面巫女竭吉（Kirke）的故事，该故事又见于罗马阿蒲流（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作者认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显然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同来自非洲东岸，是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来的。当时有大食商人由板桥经过，为行路人述说故事，所以故事在板桥传流下来。再如《中国的扫灰娘故事》则考证出《酉阳杂俎·支诺皋》里的扫灰娘来自西方，由南海传入中国（《译余偶拾》，第70页）。">[※注]，但“在过去上千年中唯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注]。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由陈寅恪等人开其端绪，季羡林等学者继承并深入，此后有不少研究者加盟其中。研究内容包括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前者是从史的纵向或作品的横向上进行渊源探讨，还包括佛教和佛典文学渊源探讨；后者重点探讨了《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和印度《罗摩衍那》的中国影响。总体上看，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是渊源研究的高潮期，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有些落寞。

一 中国文学印度渊源的整体研究

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注]从史的纵向上探讨了历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渊源典型。如屈原的著作里就有印度寓言和神话，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传说虽然在中国由来久远，但是季羡林认为这种说法极可能是来自印度；三国时代，“曹冲称象”的事故也源自印度；六朝时代的鬼神志怪里有不少的印度成分，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连中国的阎王爷也是印度来的舶来品，而《宣验记》里的鹦鹉灭火故事，更明显地抄自翻译过来的印度佛经；唐代《古镜记》以一个主要故事作骨干并穿插许多小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对来自印度古代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模仿；元代曲剧中也有印度的影响；明代《西游记》的渊源应该就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哈奴曼，等等。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注]按年代顺序编撰，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宋金辽元、明清、近代现代、民族民间共分六大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心，并以广博的文献、宏富的资料，论述中国文学的印度的渊源。

郁龙余《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注]从横向上重点论述了印度文学对我国汉族文学在体裁、题材、形象、语言诸方面的影响，同时还评介了藏族、蒙族、傣族等三个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文学接受印度文学影响的不同情况，并分析其原因。郁龙余等人所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注]一书以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五卷书》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心，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印度渊源，该书多引用前人研究成果，讨论较为全面。

佛教和佛典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渊源，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苏渊雷《论汉唐佛学及其对于古典哲学与文学影响》（《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敏泽《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学输入对于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钱钟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朱维之《禅与诗人的宗教——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阳春《印度佛经故事与中国古典文学》（《衡阳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周密《印度文学与唐代传奇——立足于佛典影响的管窥》（《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欧宗启《印度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建构》（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是这类研究的重要论著。如钱钟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指出印度佛教的佛理渗入东晋以来的诗歌创作，志怪小说的渊源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印度的故事，而文论中神韵说等理论源自印度佛教的顿悟说与言语道断说，境界说则源自佛经的《大毗婆沙论》等书。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一书论述了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故事与志怪小说、玄佛并起与山水诗的兴起的关系。

二 《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

《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自胡适、陈寅恪等学者提出和初步探讨后，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分析。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注]一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列举了更多的例子，如《西游记》里的东海龙王与孙悟空的相斗故事与萧齐时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高僧末阐提同恶龙斗法的故事相近；而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九僧魔斗法的故事，在《西游记》里俯拾皆是；《西游记》中孙猴子大闹天宫时同杨二郎斗法的故事，与失译人《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中的故事细节都一样；《西游记》第九十九回通天河里老鼋渡河的故事，与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五、《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一的故事极为相近。因此，季羡林认为《西游记》吸收了不少印度故事。曹仕邦《〈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三探》[※注]一文也考证了《西游记》中一些故事情节的印度渊源。

除了从故事情节上来考察《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外，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更是研究的焦点。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张强和周业菊《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徐奋奋《孙悟空原型研究综述》（《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1期）三文对这一焦点作了综述研究。有关孙悟空的渊源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进口说”，认为孙悟空本自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或那罗（Nala），还有就是佛教中的“听经猴”的形象。早期以胡适、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等学者为代表，后来季羡林一直持此说，如《〈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此后，顾子欣《孙悟空与印度史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朱采荻《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陈邵群、连文光《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暨南学报》1986年第1期）等都持此说。

二是“国货说”，认为孙悟空产生于中国自身古老的神话传说系统。鲁迅首先否定孙悟空形象源自印度，新中国成立后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也否定了《西游记》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我们祖先从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孙悟空虽然和《罗摩延书》里的大颔猴王哈奴曼有些相似之处，但决不能说他是印度猴子的化身，我们的猴子自有他的长成的历史”[※注]。刘毓忱《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作品和争鸣》1981年第5期）和《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萧相恺《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龚维英《孙悟空与夏启》（《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石霏《大禹神话与孙悟空形象》（《寻根》2005年第4期）等都持此说。

三是“中外混血说”，即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结合中印两国神话及宗教中的相关元素创造出来的形象，它并非单纯地来自中国或印度。蔡国梁《孙悟空的血统》（《学林漫录》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赵国华《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和《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巴人《印度神话对〈西游记〉的影响》（《晋阳学刊》1984年第3期）等论文持此观点。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论述最为全面，此文详细考索了前人提到各种孙悟空的渊源，指出：“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并不像许多专家说的那样和哈奴曼毫无关系，也不是说这个独特的典型全然是抄袭的舶来品。一个伟大的文化即令是在心情吸收移植其他文化的因素之时，也会显示出其强大的鉴别力、消化力和改造作用。……孙悟空身上果然有哈奴曼色彩、但这色彩已被融化、改变、调谐，重新焕发出绚丽和辉煌。”

三 《罗摩衍那》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印度的《罗摩衍那》作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不仅表现在《西游记》中，也表现在其他的文学中。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1984）一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包括傣、藏、蒙和新疆的古和阗文、吐火罗文等，有关《罗摩衍那》的记述和踪迹。降边嘉措《〈罗摩衍那〉在中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索代《〈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王传〉》（《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星金成《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和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瓦其尔《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蒙古民间文学》（《民间文学》1985年第3期），史习成《印度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傅光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李沅《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马坚〉和傣族的〈拉嘎西贺〉》（《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栾文华《〈罗摩衍那〉和〈拉玛坚〉》（《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等，分别论述了《罗摩衍那》对我国的藏族、蒙族、傣族文学影响的轨迹。

此外，还有刘守华《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萧兵《“凤凰涅槃”故事的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等论文。郁龙余所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两书分别辑录了80年代中期前后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则辑录了他自己一些相关研究的论文。

第三节 中外比较之二：影响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影响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情况。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影响的论著，常常将传播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如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施建业《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中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介绍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布情况，也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而重点放在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上，论述了中国作家、作品、文体、流派、哲学思想等在国外的影响和研究情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施建业《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的第一部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翻译与研究情况的介绍，说明《诗经》、《楚辞》、《搜神记》、唐诗、宋词、四大名著、《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在日本、朝鲜、越南、苏联、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传播情况。另外，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两书侧重于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间或穿插着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影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东亚地区，日本文学、朝鲜—韩国文学都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此外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文学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一 对日本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对域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因此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点，成果也最为丰硕。王向远《近二十年来我国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述评》（《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2期），王琢《20世纪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暨南学报》2009年第4期）等综述性论文已对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王琢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很长，并以1978年至20世纪末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硕果累累。

1.对日本文学影响的总体研究。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注]，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等著作，都以交流史为中心，以实证考据为基本方法，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具体影响。

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注]探讨了中日神话的关联性，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国韵文史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与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等。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注]讨论了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对山本北山的清新诗论的影响，袁枚的《随园诗话》对广濑淡窗的《淡窗诗话》的影响，明清小说对日本前近代小说的影响，明清小说批评对前期读本作者的影响，明清小说批评对曲亭马琴读本的影响等内容，选题独到，论述详细，是较为扎实的论著。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注]第一章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东传日本的文化背景，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日本的流布形式；第二至五章，探讨了日本汉文学、古代“翻案”文学、古代“物语”和古代“和歌”中的中国文学形态。该书“力图描述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的轨迹和方式，阐明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本民族文学在内在层次上所产生的诸种变异；探讨日本人的中国文学观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对日本学者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国文学过程中形成的学术流派、研究特点、成就、发展趋向做概括的评介”。（前言）严绍璗《中国文化在日本》[※注]一书的第四章，从《怀风藻》、《万叶集》、《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作品中，找寻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影响因子。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注]以通史性质论述了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重要作家作品的情况，评述了日本的汉诗、汉文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性，同时也涉及日本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

2.对日本小说的影响研究。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注]第三部分《渊海篇》着重阐述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志怪小说在日本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东传日本的概况，指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搜神记》对日本神话传说的影响，《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布情况，《游仙窟》对日本古代说话文学、物语文学、中世近世小说的影响，唐传奇对日本平安文学、江户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影响，《三国演义》对日本文学与社会的影响等。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注]一书共六章，主要通过《剪灯新话》、《三言》、《水浒传》这三部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来说明它们在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中的影响。作者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对日本小说《源氏物语》的影响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入。叶渭渠、唐月梅两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合写的《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以白氏及其〈长恨歌〉的影响为中心》[※注]一文认为《源氏物语》依照日本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尤其是白居易的文学观与《长恨歌》精神而达到交融的最好典范。从宏观上看，《源氏物语》受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佛教、儒学的影响，从微观上看，受到了白居易的文学观的影响，而白氏《长恨歌》的讽喻与感伤的思想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源氏物语》的创作。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注]指出唐代变文、传奇、白居易诗对《源氏物语》有着重要影响。黄建香《论白居易〈白羽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注]也涉及了白居易对紫式部《源氏物语》的影响。

3.对日本诗歌的影响研究。萧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注]虽然以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为主题，但书中探讨了《文选》与《白氏文集》对日本王朝诗坛的影响。刘丹《日本僧侣汉诗与杜甫》[※注]一书以大典禅师和六如上人两位杰出诗人为研究对象，指出他们的汉诗中善用杜诗，以杜诗为典，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一个侧面。尹允镇、徐东日、禹尚烈、权宇四人合著《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注]介绍了中国文学对日本“记忆歌谣”、《万叶集》、《怀风藻》、《古今和歌集》、近世汉诗、俳谐等作品的影响。近些年，影响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论题也较新颖，如曹颖《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注]指出菅原道真等日本文人的咏竹诗，大多受到白居易笔下竹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日本现代著名作者夏目漱石的诗作。中国的诗歌理论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赵乐甡《和歌理论的形成与我国诗学》（《日本文学》1987年第3期）和《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释》（《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曹旭《〈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

此外，张哲俊《母题与嬗变——从〈枕中记〉到日本谣曲〈邯郸〉》（《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母题与嬗变——从明妃子故事到日本谣曲〈王昭君〉》（《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本能乐的形式与宋元戏曲》（《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古代戏曲对日本戏曲文学的影响。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中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二 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

朝鲜半岛紧依中国，其古代文学也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1.对朝鲜—韩国文学影响的总体研究。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注]（后又收入《韦旭升文集》第三卷）围绕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中国文学得以传播并作用于朝鲜文学的基础；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利用；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文学的途径与结果；中国在朝鲜的余波和功过。全书以此分为四章。其中第二章是全书的核心，重点论述了《昭明文选》、《游仙窟》、苏东坡和黄庭坚的作品、《太平广记》等对朝鲜的输入与传播；汉诗、词、散曲、传记文学、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等各种文体对朝鲜汉语文学和朝鲜—韩国国语文学的影响。此外，还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情节、形象、艺术、风格、语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对朝鲜的影响。陈蒲清《古代中韩文学关系史略》[※注]分神话传说、汉文诗、朝鲜民族诗歌、朝鲜散文、史传文学、寓言、小说等不同文体来探讨中朝文学之间的关联。金柄珉、金宽雄主编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注]从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学在朝鲜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分为上古至新罗时期（9世纪之前）、高丽时期（10世纪至14世纪）、李朝时期（15世纪至19世纪）、近代和现代（19世纪至1945年）等若干个时期。高文汉、韩梅《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注]从韩、日、汉文学的重点作家、主要文学流派的体裁、文学价值观、审美取向、表现手法、思想倾向等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对韩日文学的影响和韩日文学的接受情况。

此外，杨昭全《明清时期中朝文学的交流》（《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尹虎彬《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吴士英《清代中朝文学交流的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系》（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分别探讨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学对朝鲜—韩国文学的影响。

2.对朝鲜—韩国诗歌的影响研究。金宽雄《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注]从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一是探讨了中国古代杰出诗人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包括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朱熹、王士稹等诗人；二是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流派及形式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涉及的研究内容有中国乐府诗与朝鲜乐府诗、唐代格律诗与新罗汉诗的萌兴、江西诗派与高丽和朝鲜汉诗的发展、朝鲜中期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朝鲜国语诗歌中的中国文学因子。金柄民《影响、接受与互补——19世纪中朝诗人的文学交往》（《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徐东日《朝鲜李朝时期中朝诗歌之关联》（《东疆学刊》1998年第2期）等文章从断代上探讨了中国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徐志啸《由退溪诗谈李退溪与陶渊明》（《韩国研究论丛》1999年第6辑），宁海《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刘楠《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创作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柳基荣《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李炬《朝鲜古代汉文诗〈箜篌引〉与汉文化》（《青海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等文章则分别从诗人或诗歌作品个案上探讨了中国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

3.对朝鲜—韩国小说的影响研究。金宽雄、李官福《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注]全面地比较了中朝古代小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该书先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的途径、朝鲜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以及中国文学与朝鲜古代小说的关联，认为中国的史传文学、文言小说、明清白话小说、汉译佛经等都与朝鲜古代小说有着密切关联；其次是研究中国文言小说对朝鲜文言小说的影响，具体分析了《搜神记》、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唐宋假传（寓言体史传）、《太平广记》、梦幻型启悟小说、《剪灯新话》、《史记》列传等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再次是研究了汉译佛经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具体作品的影响。按计划该书下册主要是研究明清白话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目前尚未出版。孙惠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注]在全面研究朝鲜梦游录小说时，对朝鲜梦游录所受到的中国历史和地理文化、中国思想文化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等影响也进行了分析。此外，陈翔华《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文献》1998年第3、4期），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杨昭全《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及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许辉勋《试谈明清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野《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传奇文学影响的客观效果》（《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颜宗祥《〈春香传〉与中国话本小说》（《国外文学》1990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韩国小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研究是韩朝文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徐东日《〈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论金时习文学的主体性》（《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三 对亚洲其他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对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外，对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不如对东亚国家影响大，因而相应的研究成果较少。

颜保《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注]最早系统地梳理了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述了越南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汉语文学、字喃文学和文字拉丁化以后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温祖荫《越南汉诗与中国文化》[※注]论述了越南汉诗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陈黎创《浅谈〈诗经〉在越南》[※注]论述了《诗经》对越南诗歌的影响。钟逢义《论越南李朝禅诗》[※注]探讨了中国的佛教禅诗对越南诗歌的影响。胡文彬《中国文学名著在越南的流传》[※注]介绍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名著在越南的翻译、改写和流布情况。余富兆《浅谈由中国小说演化而来的越南的喃字文学》（《东南亚论坛》1998年第1期），陈益源《中国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等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小说的影响。陈益源《王翠翘故事研究》（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蒋春红《王翠翘的形象与女性命运——兼论〈金云翘传〉在亚洲的传播和影响》（《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李群《〈金云翘传〉：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名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任明华《〈金云翘传〉与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的异同》（《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探讨了中国才子佳人小说《金云翘传》对越南小说的广泛影响。

潘远洋《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东南亚》1988年第1期），张兴芳《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戚盛中《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泰国》（《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许友来《论马来民歌》[※注]下编探讨了中国民歌，包括《诗经》、《乐府诗集》等对马来民歌的影响，作者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马来民歌是接受了中国民歌传统的影响。”

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注]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传播情况，描述了中国文学流传东南亚的轨迹，阐述其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分为四章：“中国文学在越南”、“中国文学在泰国”、“中国文学在新马”、“中国文学在菲律宾”，分别探讨了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传播与影响。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梳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诸国传播与影响的著作，富有学术开创性，有所不足的是搜集的资料尚有欠缺，特别是后两章。

四 对欧美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文学对欧美诸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主要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艺术成就。

王宁、钱林森、马树德合著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注]一书具有通论性质，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影响，研究中以中国文学的传播为基础，具体“实证”了中国文学对诸国文学的影响。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注]一书以英语世界为范围，实则也是以传播为基础的影响研究。

分而论之，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中，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注]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题目虽然是讲中国文化，但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文学，以点带面，从中国文化对18世纪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化的影响看中英文学关系，虽然较为扼要，但也有示范性的作用。范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注]勾勒了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翻译、传播、改编和影响等方面的情况，还谈到了欧洲人对这一剧本在各种评论，指出了这一剧本的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注]一书分别评述了从中国古典诗歌、小说、剧本直到现当代文学在英国得到译介的各类成果，尤其注意分析文学接受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阐释反差，进而探究在此背后的趣味及传统的不同，本书既呈现了中国文学在英国传播情况的清晰全貌，也力图阐明中西文化的种种异同。该书还特别附录了《中国文学传入英国大事年表》，使得文学交流的历史更为清晰。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以钱林森用力最勤。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注]是国内研究中法文学关系的第一部专著，从该书导言《法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这一题目即可知道，作者将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置于法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第二至四章分别论述了中国诗歌、戏曲、小说在法国的影响。钱林森的另一部著作《法国作家与中国》虽然是谈法国文学如何进入中国，但书中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作家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伏尔泰，他“一生在近80部作品、二百多封信中提到过中国，涉及整个中国的古老文明”，[※注]而他对《赵氏孤儿》选译本的赞叹，更是中法文学关系的一段佳话。钱林森在《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在法国》[※注]一文中认为：“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是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大潮中被引进法国的。19世纪是法国汉学家译介、研究中国戏剧的自觉时期；中国古典戏剧担当了中西（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先锋角色；19世纪法国汉学界引进中国小说，以传奇、才子佳人小说为主。”清楚地勾勒了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影响的历史。

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最早的突出成果要数陈铨于1936年出版的《中德文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杨武能、卫茂平、曹卫东等学者积极从事这方面研究。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注]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歌德认识中国时的“中国热”背景：在物的方面追求中国时髦；在精神方面追求中国知识；中国成了人们的理想国。其中《歌德——魏玛的孔夫子》一文详细罗列了歌德接触中国文化、文学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歌德创作的具体影响。如其《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艺术形式、格调、思想和情趣都有不少的中国文学的影子。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注]，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注]两书后出而转精，尤其是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为一通史著作，全书按照德国文学的发展线索安排章节，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文论对德国文学的影响。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上，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注]为最早，该书较多涉及传播、译介，也以影响研究的思路作了一定的论述。个案研究上，以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代表，该书以思想探索者来定位托尔斯泰，考察托尔斯泰走近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历程，“他所认同的中国人的这种与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注]。

中美文学关系上，以赵毅衡的研究最具特色。其《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注]乃至后来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注]两书及相关论文指出，“中国影响”是美国新诗运动中接受的主要外来影响，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产生影响的中介：外交与通商、美国诗人访华、中国人在美国、中国诗与诗学之西传、在美国的中国艺术、翻译，从实例出发归结于个案研究，扎实而严谨。他还总结出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歌学到了“全意象”、“脱节”、“意象叠加”三种技巧，[※注]加强了这批诗人的信念。

第四节 中外比较之三：平行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平行研究就是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强调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施受关系不同，平行研究所考察的研究对象之间不同存在放送和接受的关系。因此，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重实证方法不同，平行研究更重感悟理解，往往通过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感悟理解，探讨其间相同、相似和相异的本质和规律。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平行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1934），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诗与真》（1935）、《诗与真二集》（1936）等。新中国成立后，以钱钟书《管锥编》为先行者。钱钟书强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整体观，“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作者凭借其广泛的阅读量、惊人的记忆力，往往能于中西文学之间找寻出暗合或“相映成趣”的地方，显示了平行研究的突出成就。大体而言，平行研究包括作家比较研究、作品比较研究、文体比较研究和国别比较研究等几种。

一 作家比较研究

中外作家的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作家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作家的生平身世、思想观念、文学创作、文学艺术等内容。如徐志啸《屈原与普希金》[※注]探讨了屈原与俄国普希金两位作家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相似性，并从社会背景和身世遭遇分析了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张立新《诗人之魂——论屈原与但丁》（《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李昌云、曾宪文《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成都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章对屈原与英国但丁进行了比较研究；吴绍釚《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2003年第5期）将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中国古代作家众多，中外作家之间的平行研究不胜枚举。下面再举几例：

徐志啸《自然诗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王晓秦《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周昭宜《田园寓深情 平淡显奇美——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诗歌比较谈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李增《主体的消融与主体的张扬——论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归隐自然之路》（《外国语》1999年第2期）等文章将陶渊明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进行了比较研究；区鉷、蒲度戎《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比较了陶渊明与叶芝；赵维东《异曲同工的田园之爱——叶塞宁和陶渊明其人其诗比较》（《长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比较了陶渊明与叶塞宁。

古莉娜《论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的思想及生平》（《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葛景春《东方诗仙与西方诗魔——李白与拜伦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林贞玉《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陈璁《李白与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特点比较研究》（《社科纵横》2007年第3期），刘翠湘《李白与惠特曼比较》（《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等文章将李白与不同国籍的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吴伏生《李贺与济慈》（《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徐志啸《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浪漫诗人——论李贺与济慈》（《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王永慧《李贺与济慈诗歌艺术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比较研究了李贺与济慈；邓庆生《中西方“怪杰”——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比较研究了李贺与波德莱尔。

孙金杰《抚存悼亡 感今怀昔——苏轼与弥尔顿悼亡诗比较》（《昌潍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金艺铃《略论苏轼与尹善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康梅林《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哲《消解异化——对苏轼与罗伯特诗歌主题相似点的探索》（《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文章对苏轼与不同的外国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杨莉娥《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文化影响比较》（《咸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王渊《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悲剧艺术之比较》（《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刘雪滢《悲剧结局与民族心理——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一点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对关汉卿与莎士比亚进行了比较研究。

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曹树钧《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四川戏剧》2001年第5期），黄杨《浅较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等文章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了比较研究。

向维民《人鬼狐妖的天地与梦魇孤独的世界——蒲松龄与卡夫卡之比较》（《郧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何木英《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李祝亚《创作之源·女性·“如此父亲”——蒲松龄与莫泊桑比较二、三题》（《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卢连伟、王光福《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等文章对蒲松龄与不同的外国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可以说，在平行研究思维的驱动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与外国作家比较研究中得到凸显。

二 作品比较研究

中外作品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化内蕴等。作品比较研究一般侧重于名著和名篇的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和名篇都有比较研究。如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名著都有不少平行研究的成果。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以《红楼梦》为中心的中外作品比较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有与《源氏物语》比较研究的，如温祖荫《〈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国外文学》1985年第6期），王浩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比较研究》（《镇江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赵连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再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有与《战争与和平》比较研究的，如张闳《〈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和爱的文化观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顾朴光《青春的赞歌和青春的挽歌——〈战争与和平〉与〈红楼梦〉比较谈片》（《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有与《呼啸山庄》比较研究的，如李达武《〈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单世联《叛逆的爱情——〈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等；有与《飘》比较研究的，如杜维斌《〈红楼梦〉与〈飘〉的爱情悲剧院主题之比较》（《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付明端《梦幻与超越——〈飘〉与〈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等；有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的，如王瑜琨《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有与《老人与海》比较研究的，如李君怡《试论〈红楼梦〉和〈老人与海〉的寓言式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等；有与《百年孤独》比较研究的，如陈小芳《〈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思想观念之比较》（《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马娅《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赵秋棉《东西方现实主义的撞击与融合——谈谈〈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异同》（《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等；有与《神曲》比较研究的，如黄桂玲《〈神曲〉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焦作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等；有与《红字》比较研究的，如王浚波《〈红字〉与〈红楼梦〉比较谈》（《太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俞晓红《永远的天性——〈红楼梦〉与〈红字〉象征意象比较谈》（《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等；有与《浮士德》比较研究的，如杜娟《〈红楼梦〉与〈浮士德〉灵肉母题的文本对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等；有与《俄狄浦斯王》比较研究的，如王建仓《〈俄狄浦斯王〉与〈红楼梦〉结构诗学及生命哲学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有与《傲慢与偏见》比较研究的，如赵淑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西方婚恋观——以〈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等；有与《哈姆雷特》比较研究的，如吴春红《审美意象的隐喻性构建与理解——关于〈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意象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有与《高老头》比较研究的，如何劲虹《象征美学的发展与创新——〈红楼梦〉与〈高老头〉的象征美学之比较》（《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等；有与《德伯家的苔丝》比较研究的，如易淑琼《〈红楼梦〉与〈德伯家的苔丝〉女性人物肖像刻画的对比分析》（《暨南学报》2003年第2期），唐璇、朱慧芳《〈德伯家的苔丝〉与〈红楼梦〉比较初探》（《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

名篇比较研究，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比较研究有何文林《〈杜十娘〉与〈舞女〉》（《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小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茶花女〉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亢淑平《从深层结构关系探寻文本深层含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杀人者〉的对比》（《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三 文体比较研究

文体比较研究主要有中外诗歌比较、中外小说比较、中外戏剧比较，主要侧重于中外文体的整体上异同性比较。此外，还包括中外文论的比较，探讨中外文论思想的异同性。

第一，中外诗歌比较研究。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注]是一部论文集，从诗歌的题材、风格、语言、形象、典故、讽喻、立意、手法，以及诗歌与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关系，对中西诗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注]也是一部论文集，文章大多从诗歌题材类型入手，把比较的诗歌和诗人分为田园牧歌、隐逸诗人、游历诗歌、伤逝悼诗、表现童心和老境的诗、战争诗、婚恋题材的诗、赞颂女性的诗等。作者认为：“从一种文学题材、或一个个题材类型入手，找出中西作家的哲学思维、伦理观念、艺术表现、美学原则诸方面的异同之处，综合分析，寻求出作为文化总体的基本规律来，或更有社会效益。”因此，该书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中西文化来比较中西诗歌的。陈松柏《中西诗品》[※注]注重将各类诗歌题材类型的作品荟萃在一起进行鉴赏性的比较研究。

第二，中外小说比较研究。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注]从中西小说的“神话意识”、“性爱意识”、“哲学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结构意识”、“文体意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研究》[※注]从中西小说渊源和形成过程、观念、题材、主题、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结构和叙述模式、创作方法等七个方面进行比较。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注]认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使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与文体理念有同有异，各有自己生成、发展、变革的历史和特质。通过比较，可以辨明中西小说文体的异同，作者援用叙事学、文体学理论，对中西经典小说进行细读，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观照。此外，也有不少微观研究的文章，如刘建军《中西长篇小说结构模式比较谈》（《北方论丛》1992年第1期）比较了中西长篇小说的不同结构模式。

第三，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夏写时、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注]是比较戏剧会议论文集，对中外戏剧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注]对中西传统戏剧结构理论进行了研究。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注]前六章是中西戏剧的专题性、综合性的平行研究，包括中西戏剧主题的比较、中西戏剧情节结构的比较、中西悲剧的比较、中西喜剧的比较。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注]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对中西戏剧艺术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凸显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及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的独特地位。该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戏剧舞台的表演特性和时空观、戏剧演唱风味、戏剧表演体系、戏剧导演风格、戏剧结构观念、戏剧语言性格、戏剧喜戏和悲剧论等。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注]比较了“叙述性的话语模式”和“展示性的话语模式”两种中西不同的戏剧话语模式。郭英德《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注]从文化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起源与形成、戏剧观念、戏剧文体、戏剧形象、戏剧文类、戏剧传播、戏剧功能、戏剧交流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彭修银《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注]，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注]对戏剧美学角度比较研究了中西戏剧的异同性。卢昂《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合——从舞台假定性的创造看民族戏剧的构建》[※注]专门从舞台艺术方面比较中西戏剧。何辉斌《戏剧性戏剧与抒情性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研究》[※注]从话语模式、结构、情境、戏剧人物的意志与情感、戏剧的行动、结尾方式、视野、悬念等戏剧特征对中西戏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戏剧是抒情性戏剧，西方的是戏剧性戏剧。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注]从陌生化理论来比较中西戏剧理论与艺术。

第四，中外文论比较研究。文论比较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诗学比较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版），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赖干坚《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一系列著作，都是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这诗学理论比较研究著作有着非常自觉的比较意识和理论建构思想，如曹顺庆指出：

比较不是理由，只是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体系。[※注]

比较是为了探求文学的本质和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体现了比较研究的学术目的。

四 国别比较研究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强调国别文学之间的施受关系，而平行研究的国别比较则不是着眼于这种施受关系，而是从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关系出发来探讨。

1.中印文学的平行研究。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是最早的中印平行研究，探讨了中印祭祀诗的异同性。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中印文学平行研究的重要论著。该书认为中印文学有共同点，即对整体主义的追求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文学表现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上，印度文学表现在梵我同一的观念上。同时中印文学又有相异点：中国文化强调入世精神，印度文化强调超越情怀；中国文化偏爱直觉思维，印度文化擅长体系建构；中国文学多有空灵意境，印度文学多有情味蕴意。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也多为平行研究论文。如《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中国的重史轻文和印度的重文轻史》等。

2.中日文学的平行研究。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注]一书为论述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母题与日本古代戏曲“能”（谣曲）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下编讨论了王昭君故事、杨贵妃故事、《枕中记》故事的中日戏剧的母题，虽然这些故事在两国间有流传、影响的事实，但作者并不着重于文学关系的实证，而是以母题及其嬗变为中心，作平行研究，阐发了古代中日戏曲的独特的悲剧体味和悲剧意义，指出日本戏曲比中国戏曲更具有幽玄美。张晓希《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不少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论文。如《宫廷才女——上官婉儿与额田王》、《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属于作家比较研究；《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文学题材比较研究；《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以〈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为中心》属于文体比较研究。

3.中朝—韩文学的平行研究。苑利《“白马”、“白鸡”献瑞与“金马碧鸡”之谜——朝韩半岛新罗神话与中国白族神话现瑞母题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金文学《中国日本韩国天鹅处女传说谱系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朱靖华《中韩两国的寓言传统》（《当代韩国》1996年第3期），金宽雄《略论“弃老型”故事在中韩两国的流传》（《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等对中朝—韩的神话传说、寓言等进行了平行比较。金东勋《朝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注]是一部朝汉民间故事平行比较的专著，从朝汉民间故事类型、朝汉民间故事源流和朝汉民间故事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李花《明清时期中朝小说比较研究——以婚恋为主》[※注]以婚恋题材小说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中朝小说的异同性及其文化渊源。

4.中英文学的平行研究。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注]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朱徽《中英比较诗艺》[※注]分上下两编，上编比较了中英诗歌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突出等；下编主要是对中英两国的重要诗人和作品个案进行比较，如汉乐府与英国民谣、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等。

第五节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趋势，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也影响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争鸣和讨论，既有肯定者，也有批评者。但作为一种学术新趋势，比较文化介入到比较文学当中，产生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既有结合文化批评进行文学比较研究的，也有完全溢出文学研究而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

一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理论探讨

对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利弊得失，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认为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的持批评态度，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是泛文化研究；有的则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肯定其积极性，又批评其消极性。

乐黛云、叶舒宪等学者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乐黛云指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注]乐黛云的《跨文化之桥》[※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注]两书收录多篇论文，力主比较文学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全球意识，维护并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叶舒宪也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契机”而不是“危机”。他说：“‘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是利而非弊，它带来的将是新的‘契机’而非新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应视为比较文学之大幸，而不是不幸。”“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注]陈跃红也指出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是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只能有两种结论，一种是视为喧宾夺主，误入歧途，违背文学研究的规律和宗旨，赶不必要的时髦；另一结论则可视为抓住了当代人文研究的关键和主流。由于世纪末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调整，适应科际整合的大趋势，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结论。”[※注]

刘象愚、徐京安等学者则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实则是“泛文化化”和“玄化”的取向，丧失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属性和本位。刘象愚说：“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我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淹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尽管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具有合理性。”[※注]徐京安则指出：“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由于近年来注重文化研究而显得突出了，在几次国际会议期间都有人戏言比较文学成为‘玄学’事，所以比较文学——理论性——文化性——文学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讨一下了。……忽视文学本身的无限制地‘拓宽’和‘玄’化，泛理论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机呢？”[※注]

谢天振则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分为二的辩证理解。他说：“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化’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地非此即彼。现在的问题恐怕是，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的位置？”谢天振首先肯定了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这一新趋向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他指出：“从根本上而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本来就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给比较文学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随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家会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包括文化理论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比较文学研究者由于其所受的训练和已经具备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知识装备，他们更宜于从事跨文化的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优势。”但同时他又对这一新趋向表示了担忧：“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比较文学研究似乎正在演变成比较历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比较社会学研究……”因此，他提出比较文化研究应该为比较文学研究服务。他说：“应该承认，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离不开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以文学文本为依据的各种批评和阐述，离不开对文学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淡化甚至‘淹没’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同理，比较文学学者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的研究，也应该是致力于指导和促进比较文学的研究，否则，它就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了。”[※注]

应该说，谢天振一分为二的态度更具合理性，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学术研究的趋势，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同时文化研究应该服务于文学研究，这样才能不丧失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所以曹顺庆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我们不应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于文学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注]

二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合文化比较来研究文学比较，一种是完全溢出比较文学而成为比较文化研究。下面拟对前一种学术批评作重点介绍。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该书首具比较文化研究色彩，讨论了中西不同文化精神或者说宗教哲学精神，指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注]，比较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和中国儒道精神，论述了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该书内容庞杂，不仅涉及了中西美学的比较，还广泛论及文化、宗教、哲学、思想各个领域比较，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国内较早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注]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注]一书以文化精神的比较贯穿整个中西方美学，以文化范式、美学的整体结构、美学的具体问题这三者为切入点来讨论问题。该书谈到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是实体与空虚，而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思维是气、有无相生，并概括为西方宇宙模式为“形式”的追求，表现出“明晰”的特征；而中国的宇宙模式则是“整体功能”的追求，呈现出“模糊”的特点，通过对“和谐”、“悲剧”、“崇高”、“荒诞”与“逍遥”等概念的探讨，指出中国文化的自由佳境是退隐、逍遥、梦幻，而西方文化则是由抗争到自由，再到荒诞发展历程。其比较文化研究色彩极为浓厚。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注]一书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作了体系上的比较。作者认为东方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哲学本体为“经”和“道”，以别于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儒家诗学意在“立言”，追求不朽，而道家诗学旨在“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妄言”，详细剖析了两者的对立和互补。作者在论述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时，时刻与西方诗学的语言论作出比较，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东方儒道诗学所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义出场。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注]一书通过“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为基点，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进行了比较，指出：

中西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儒家文论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它们两者都以“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且其正统样式都持理性主义立场，其异端样式持感性（情性）主义立场。而中西传统的非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道家文论和前柏拉图诗思。道家文论入思的模式是“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关系，前柏拉图诗思的入思模式是“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注]

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叙事论、抒情论、形而上论、审美论等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异同性。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注]一书以寻找东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为主题，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文学阐释学传统、语言反讽、阐释多元主义等独特的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作者认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就含有思与言的双重含意，结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说法，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作了对比，明确提出：“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上等级制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仅仅主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构成了思维方式本身。”[※注]这一观点是直接针对德里达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言论而得出的。

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注]一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曾有一股无视文化差异的生搬硬套：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为现实主义之类，作者认为生搬硬套的“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注]。因此该书意在穿越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建立一个系统的中西比较文学架构，寻找中西方之间的共同话语，以之为研究的契合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其收录的《从史传与史诗概念的沟通看中西文学的共通点》、《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中国文学的世俗自然与西方文学的宗教澄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等论文，都是这一学理思想的体现。

蔡镇楚、龙宿莽《比较诗话学》[※注]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作者认为所谓比较诗话学，就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诗话进行文化分析与阐释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诗话学与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互相整合的一种新的交叉学科”。该书将诗话、诗学与文化学研究融为一体，特别有新意的是把“诗话之崛起与繁荣发展乃至长盛不衰当作一种历史存在的诗学文化现象来考察”[※注]。全书对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的诗话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探讨了诗话中的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子，还以整体的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印度梵语诗学作了比较，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方法论自觉，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汪涛《中西诗学源头辨》[※注]全书共四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西方和中国诗学的源头，第四章比较了两者诗学的源头，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对中西诗学源头及其各自的影响、衍变作了比较。作者指出在本体论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则是主客（神人）二分思维，停留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思辨；在方法论上中国重感悟直觉，而西方重逻辑认识。

近年来，比较文化研究的范围更为宽广，已经远超出比较文学的范围。如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义《中西文化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新柳《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范明生和陈超南主编《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都属于比较文化研究，而与比较文学研究相涉不深。

总之，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比较研究的新态势和新趋向，体现了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和贯通，这种融通显然是有利于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和延展，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基于文学的学科立场，应该坚持文学本位，适度吸收借鉴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而不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