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最新趋向的第三个板块，或者说第三个学术创新点和增长极，是古代文学研究理论的重构与研究，包括文体学研究、叙事学研究、阐释学研究、传播学研究、译介学研究。其中，文体学研究侧重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重构，强调以现代学术视野和思维对传统文体学理论进行学术重构和拓新。叙事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研究侧重于外来理论的本土建构，强调以中国学术观念和方法对西方叙事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理论进行本土阐释和创新。译介学侧重于中国文学跨国翻译研究，强调语言翻译基础上的跨文化研究。这些学术研究既体现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古代文学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第一节 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有悠久的文体传统，从《尚书》八体开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论文述笔、文体讨论大兴，开始形成文体研讨的第一次热潮；嗣后唐宋骈散之争，促进了对文章学的体认；明清时期辨体之风盛行，构成了文体讨论的集成与演变大局。可以说，整个文学史的进展，就是不同文体的萌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文体在文学进程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钱志熙所言：“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古代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古代的文体学；非但如此，整个古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传统，也是以文体问题为核心的”[※注]。不过，文体内涵的复杂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但传统文学的体裁多达数百种，而且风格、语体等范畴往往与“文体”形成密切的勾连关系，造成理解与研究的困难。宇文所安提出：“‘体’这个词，它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注]这一困难与其悠久传统共同构成了研究中的悖论：积淀如此丰厚，但是规模性的研究却非常缺失。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对文学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文学所反映的现象本身，突出了文学的社会性、认识性甚至是政治性功能，而相对忽略与形式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学反映现象的方式，文体研究甚至被视为形式主义而遭受打压。所以王蒙在为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作序时还感慨：“我甚至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现在终于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这个题目，有出版社可以出这样的书了。”

古代文学对文体的研究虽然一直没有断绝过，但多集中于具体的文体规律探讨，而缺乏宏观层面的学术探讨。真正从学科层面对文体学进行研究，是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自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于1984年出版后，80年代还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等著作。90年代，由于对西方形式美学及语言学的借鉴，文体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4年童庆炳主编“文体学丛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却为古代文体学研究拓展了理论视野，并且有许多内容也涉及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此后，古代文体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一 古代文学与文体学理论建构

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其中童庆炳、陶东风、蒋原伦等人的专著都关涉古典文学中的文体研究。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集中探讨了文体的本体特征及其创造过程，体现了沟通中西观念、内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努力。作者提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中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这一界定在突出形式特点的同时，强化了文体包蕴的文化意味，从而将文体作为作家、读者、世界沟通的中间环节，实现了视野的开拓与深化。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探讨了文体与文化的关系，认为文体不仅具有形式意义，更是一种文化表征，同时也映射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他指出：“文体的演变是文体现象的一个方面，因而与文体现象相关的一切，也都与文体的演变相关，也就是说，文体演变既有文学话语自身的规律，也受作家心理、接受者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相关。”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是从语言学的视野中透视文体的演变，把文体演变看作文学话语的结构方式的转换；中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文体演变与作家的精神结构，尤其是他的文体意识的关系；以及文体演变与读者的文体期待的关系。下篇则将视角扩大到文体演变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阐释文化史对文体史的制约性以及文体史在文化史中的地位。”蒋原伦、潘凯雄合著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是对特殊的文体即批评自身的文体展开的专门研究，具有理论开创性。作者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在考察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的立场、批评的焦点（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的注意力所在）以及批评文体的分野之后，将批评文体归纳成演绎型、总归型、隐喻型、对话型和经验实证型等五类。在正文中对前四类进行了具体阐述。作为对批评文体所展开的带有本体研究性质的探讨，此书从文体的视角引发了对于批评本身的关注。这些论著的剖析带有明显的西学背景，在阐释中国文体的同时改变了过去研究当中只重现象罗列而忽略理论发掘的缺失，在学理的深度方面多有拓展。因而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理论导向作用。

在文体学理论建构方面，吴承学、钱志熙、姚爱斌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指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问题，但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很不够。从侧重于语体功能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侧重于体裁功能的文学文体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文体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传统的文体学内涵与方法，正是包括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两方面的内涵，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体学。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充分汲取这一传统与方法。其《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进而强调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将风格问题包含在内，同时提出现阶段文体学研究有两个大的课题亟待展开：一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二是中国古代的文体意识、文体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发展历史。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提出所谓中国古代文体论，具体说是指中国古代描述文体现象、辨析文体类别、品评文体特征、分析文体结构、探寻文体源流、指导文体创作的文章理论。作者的研究重心和目的是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及其现代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体论、方法论）进行反思，并在与西方文类学、文体学的比较中，同时反思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罗宗强《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认为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连的第二步是辨体。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相比之下，吴承学则对文体学研究更具强烈的学科意识。他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注]一文中提出文体学研究应当包括：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这种文体学研究还应该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西方文体学等学科之间保持良性互动，以开放性的姿态进行学科构建。这一构想体系宏富，虽难免仍有讨论的余地，但在学科层面上，文体学的研究样貌以此为标志开始形成。

二 古代文学文体学的整体研究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出版标志着在学科层面上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此书198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90年出版增订本，首次对古典文学领域中文体的类别、起源与特点系统地展开梳理与研究。相对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薛凤昌《文体学》，此书在统系、深度诸方面皆体现了学术的进益。褚斌杰的贡献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此书在文体的包容面上进行了极大扩充，努力将文学史上的文体皆纳入论述范畴，从而在研究域度上使得“文体概述”具有了学科层面的意义。从章节划分上来看，论述了二言诗与四言诗、楚辞、赋、乐府体诗、古体诗、骈文、近体律诗、词、曲、文章。可以看出，大致是依据文学史的脉络对各体裁进行概述。而不大为人关注的文体，如三言、六言、杂言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笔记文、语录体、八股文、联珠体等，都分别加以阐述，突出了其文体意义。二是对文体渊源、体制特点、风格规范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丰富了文体学的内涵。如对赋体的起源，即否定了赋源于诗的传统说法，提出“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大约正取上述的两种意思。即在表现手法上铺陈写物，在体制上与诗不同，不属于歌唱文学”；并就文体关系作出综合论断，认为“汉赋，就是在荀赋、主要是宋赋基础上，广泛吸收、综合了‘楚辞’、《诗经》、先秦散文的一些文体特点和创作手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这已然表现出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独立判断。接下来作者还对赋体的流变进行了具体剖析，论述了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的体制特点与演变历程，从而使赋体的历史面貌与样类特征获得了立体表述。三是在文体名目方面提出新见解。如笔记与语录，前此辨体类文体著述鲜见将之列为文体，而作者则表现出理论方面的新创性。另如八股文，由于对其价值的否定，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作者却独立一节，论述其名称来由、体制特点，表现出文体本位的观点，值得重视。另外，书末所附“古代文体分类”，将重要典籍之中的类目详尽罗列，颇便于检阅。就规模与理论性而言，此书可称为文体学研究展开阶段的典范作品。

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提出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之前，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在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已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大中心。其本人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注]皆为文体学研究的力作。前书强调立足于古典文学现实来考察文体，重点考述了多种“非文学”的文体，如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等，既拓展了学术视野，又以其实绩丰富了文体研究。作者对文体的体制、渊源、流变与相互影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材料翔实，考述精当。所论文体学源流、评点源流、辨体与破体、破体的通例等，则对重要的文体现象作出了阐释，见解深刻，其观点已多为学界接受。后书进而从学科论纲、文体学考察、文体功能、人品与文品、地域对文体的影响、文体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各时期学者对文体学的研究著作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宏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吴承学、何诗海《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论文集，内容包括《两汉的“歌诗”与“诗”——再论五言诗的起源》，《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南朝的文体分类与“文笔之辨”》，《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唐前七体讽谏功能发微》，《敦煌诗赞体讲唱文学探论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北宋“话”体诗学论辨》，《歌行之“行”考——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行”的本义》，《“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辑考——以唐宋元明时期作为考察范围》，《道教文献中的颂及其文体学意义》，《八股文的源流》，《关于兴起时章回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批评》，《中国古代历险记小说论纲——以〈西游记〉为中心》，《从咏剧诗看诗歌与戏曲文体表现的宽度与限度》，《贺复徵与〈文章辨体汇选〉》，《清人忆语体的来源与定位》，《集成与开新——清末民初文体论著述评》等。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注]和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注]是另两部重要的文体学研究著作。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对文体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文体分类的考察，尤为细致。而在所论及的诸多问题上，也都体现了独到的见解，比如认为文体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与体性；文类的生成方式包括：行为方式、文本方式以及文章体系内的分类；文体的命名方式主要有功能命名法、篇章命名法、类同命名法与形态命名法。作者还以《文选》类总集为主要观照对象，考察其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分体归类、体类排序以及分类的体式与原则。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对古代文体分类进行了历时梳理，将汉前、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分别定位为形成、成熟、发展与总结时期；对文类的命名方式、分类方面以及分类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综述；并以两部重要的文体学专书《文心雕龙》与《文选》为例，详细考察了其分类特点及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变化。

此外，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注]提出中国古代文体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众多文体因自身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乃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这个价值序列从属于正统文化，其中所渗透和包含的价值评判对文人及文体具有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人心态和文体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三年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注]再就中国古代文体功能作了系统的探讨。此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功能角度对中国古代文体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关文体价值序列的讨论，与上文内容向衔接。下编的内容主要是对汉代部分文体进行实证性研究，包括隐语与赋体、赋与颂、人物像赞、俳谐文、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等。各种文体的讨论，既遵循了从功能着手进入文体的基本精神，又充分利用了既有的文物考古成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由先秦延续至明清的各代文体学研究，以处于文学自觉时代和转型时代的魏晋与宋代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涉及唐代以前的主要有：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以先秦两汉时期《周易》《尚书》两部经典本身及相关散文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为研究范围，力图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纵向观照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横向考察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深入追索促使文体产生及嬗变的复杂因素，包括时代风尚、文艺思潮、学术氛围、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与审美偏好、题材内容及读者对文体的心理期待等。吕逸新《汉代文体问题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依据汉代文体问题的整体性和有机性，顺理成章地逐次深入论析了汉代文体的内涵，汉代主要文体的体制特征，汉代精神文化对文体发展的影响，汉代拟作与文体惯例的生成、定型及与文体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汉代文体创作和理论的地位和价值。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文体与文化的互动中，截取若干独特视角来考察汉魏六朝文学，如从两汉文学观念的觉醒与文吏制度的发达探讨汉代文体的繁荣及文体学的兴起，从汉魏之际儒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探讨建安体的形成，从六朝清谈活动中的审美意趣分析六朝体和文学创作唯美之风的盛行，从文学集团的活跃考量公宴、咏物、赠答和边塞诗的繁兴，从南朝统治阶层的出身考论民间俗乐在上层社会的接受传播及其与永明新体诗的关系，从察举考试的复兴揭示齐梁之际隶事活动对文学创作中用典之风和文体新变的影响。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作了深入的研讨，全书分为体裁、篇体、风格三部分。体裁部分主要考述体裁观念的发展过程与特点，揭示不同体裁的发展特点，对体裁分类的方法与原则、体裁规范、流变有详细分析，并对此期文体论的中心问题“文笔之辨”进行了专门论述。篇体部分主要着眼于篇章体式，论述了词法、句法、用典等问题，并就篇法瑕疵进行专门探讨。风格部分考察了此期的文学风格审美观念，对风格流派的区划方法加以详细探析。全书材料丰富，论述精密，在系统的建构与文体分析方面皆有可观。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注]则对趋于成熟的六朝文体批评进行研究。全书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在文体批评史上六朝的地位与意义，重点强调了此期文体批评中的规范意识，介绍了创作论、鉴赏论与风格论的范式。第二部分为专题论述，就体类与体貌、文的含义、小说文体以及古今文体之争等具体问题加以探讨。第三部分为文体批评的文化学研究，考察了文体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文源五经”的文体意义及拟作、名实之辨、才性之辨与文体的关系。可以看出，其论述既有对此期文体批评的总体把握，又有对关注焦点的释读，同时其阐释能结合文化场域加以深化，在理论构架上颇有建设性。

涉及唐代之后的文体研究著作则主要有：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重点选取唐宋文学中最重要的五种文体——诗、词、文、小说、批评进行讨论。作者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唐宋文学的繁荣和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各种文体专史研究的简单综合，而是融入了近几十年文学史和文体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成果力求对光辉灿烂的唐宋文学史作出新的更趋科学、公允、全面的理解和评价。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文体问题在宋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被提到一个显著的突出地位。其时诗、词、文、小说、戏曲这五种主要文学样式，具有互不相同而又彼此融贯的发展样态。确定各文体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考察其具体特点、价值、功能及其变异、换位诸问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获得新的把握。该文首先从辨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流行说法入手，在与宋诗、宋文的比较中，重新估定宋词适当的历史地位；其次从雅俗之辨着眼，指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以及宋人忌俗尚雅、雅俗互摄的审美趋向；最后论述尊体与破体之间相反相成的矛盾机制，破体为文是宋代一大文学景观，参与造就宋代文学的时代新貌。朱迎平《宋文文体演变论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谷、杨两文都涉及宋代文体研究的学术路径和方法问题。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一些问题，思考了两宋文体学的研究路径，探讨了断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杨旭《“文体”的含义和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研究宋代的文体及文体学，首先要确定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该文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范畴内“文体”一词含义的探讨，来分析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出进行宋代文体学研究不仅要从文类划分角度对宋代的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学样式进行分体研究，还要对宋人留下的丰富的文体学著作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宋人文体观念的演进，掌握各文体的发展脉络并因之窥见宋代文学发展的面貌。任竞泽《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提出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次年，任竞泽《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专著出版。此书力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由此透视和揭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此外，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则从文章学的视角确立了宋代在中国文章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三 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分体研究

文体学的分体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传奇戏曲等文体的研究。其中以诗歌、散文文体研究最早，以小说成果最丰富，戏曲最薄弱。

1.诗歌文体研究。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是较早的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1989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不绝如缕的歌声”，1992年中华书局推出简体字本时改为今名。全书共分十个小节。引言部分“什么是诗”强调了诗歌的体式特点，认为讨论诗首先只能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因而诗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分别地研究了各个时代的诗体，才能综合研究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问题，可能也有助于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主体部分则从国风、楚歌与楚辞、五言诗、七言诗、近体诗、古体诗、词、曲等不同时期的诗歌样式出发，对诗体特征、诗体发展、源流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余话部分则突出了诗歌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认为诗与歌具有密切的关系，押韵是诗歌的基本条件，诗歌的语言是最精练的艺术语言，要进行熔裁与锤炼。全书清晰地勾勒了诗歌体式的演变过程，并对各时期的诗歌体式特征作出了精要的概括，语言浅易，是具有很高学术性的“大家小书”。如书中对楚辞体式的揭橥，认为它更接近于散文；提出楚歌中大量出现的七言句，为七言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三字节奏的出现等，都甚具启发性。《中国古代诗体简论》[※注]是另一部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分为总论、流变论与读解论三个部分。总论从激情、韵律、词采、语序、修辞与意境方面对诗体特征进行剖析；流变论关注诗体的演变过程；读解论则倾向于提供不同诗体的阅读方法。吴晟《中国古代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浙江社会科学》 2009年第7期）在梳理古代学者对诗歌体用的几种主要认识之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诗歌在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的体用现象，深入探讨了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分析了诗歌为用对于构成一种新文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即可歌可诵的韵文性质、丰富多样的体式及其自由灵活的配置方式、多重并用的表现手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至于各代诗歌文体研究方面，以葛晓音成果最著，主要有：《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先唐杂言诗的节奏特征和发展趋向——兼论六言和杂言的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江鲍与沈谢看宋齐五言诗的沿革》（《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等等。大体沿着唐诗文体往前追溯，至于先秦，然后贯而通之，对古代诗歌尤其是唐代及此前诗歌文体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他陆续问世的重要论著还有：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对《诗经》进行分类辨体，立足分类，重在辨体。张海鸥《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认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考察这些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有助于考镜诗歌之原初样相。朱光宝《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上编“诗体流变”主要探讨了诗饰之论、乐府璀璨、三言之衰、四言中兴、五言腾踊、七言勃兴、格律肇始等论题。张国星《永明体“新变”说》（《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讲求乃至整个“新变”，与佛教发展构成双方互动关系。“委自天机，参之史传”之说，体现着佛教中观新说促成的、诗歌审美意识和艺术时空建构的内在深层“新变”。这正是它在社会、文化历史演进中，从美学精神和审美理想上收结中古波澜、滥觞唐代的重要转关意义所在。钱志熙《论绝句体的发生历史和盛唐绝句艺术》（《中国诗歌研究》，2008年）系统论述从汉魏到盛唐绝句体及绝句艺术的发展历史，着重阐述六朝时期乐府体绝句与徒诗体绝句两大系统的关系，并指出这种传统的绝句体类分野对盛唐绝句作者的深刻影响。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选取了文体互动这一独特角度，考察唐代文学繁荣的成因，依次探讨了赋、文、传奇小说、词等各体文学与诗歌之间的互动情况。对于一系列前人留意不多的唐代文学现象，加以描述与解释，以进一步探讨“尊体”与“变体”、继承与创新，对于文体本身及整个时代之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性。合而观之，则又可见诸体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对成就一代文学繁荣所起的巨大作用。曹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文体学为视角，对古典诗词作家、作品、文体等进行多维观照，对唐宋诗词进行多维观照，探讨了诗词自身体式、创作以及与其他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问题。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提出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演进史,常常是彼此分离与融合的历史。词与诗始终是有合有离，从诗词的离合过程可以考察唐宋词的演进轨迹。唐宋词与诗的离合，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初唐至中唐，词变于诗，诗词混合；二是晚唐五代，词体独立，词别于诗；三是北宋，词体转型，诗词初步融合；四是南宋，词的诗化，诗词深度融合。李树军《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认为明代的文体批评是古代文体研究的“集大成”时代，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古代文体批评的内容和方法，对建立现代的文体学有重要意义。该文依次探讨了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文献形态，文体批评文献的选本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理论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概念与要素，前后七子文体论与其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明末复古派诗论家的文体批评等重要问题。尤其是重点研究了胡应麟和许学夷的文体批评和理论，认为他们的文体观念与理想是建立在对诗歌文体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的文体理论可以说是格调说文体理论的最终完善。同时，他们对诗歌文体源流变化、发展谱系的描述和研究对我们认识古代诗歌文体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2.散文文体研究。主要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姜涛《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中山大学博士后论文，2007年）等。陈著分为绪论、分论与附论三个部分，对古代散文的体式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作了梳理。在概念的界定方面，此书突出了文学性与散体性，认为“古代散文，应该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体文章。它不包括那些虽用散体写成，却毫无文学性的文章”。又因为辞赋与骈文的文体特殊性，“辞赋和骈文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文体。从文学性上论，它们可归入散文，从散体性说，它们也可归入韵文”，故将其纳入附论。在绪论中，作者还对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概述，并总结出散文的文体特色：题材特别广泛、语言朴素简洁、具有音乐性、形式与风格多样、重视章法技巧。作者对历代散文的分类进行了回顾，指出这些分类有文学与非文学不分、多标准、时代局限、由简到繁及由繁到简等特点，难免互有得失。其分论部分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散文分类的思考，他将古代散文分为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可以看出在姚鼐的分类基础之上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大致依据记叙、议论、实用排列。各类之中又对其产生、发展及艺术特征加以介绍。文类论述时突出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于那些仅在古代流行，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文体（如奏议、诏令、檄移等），只作简要叙述；对于今天阅读、鉴赏和进行散文习作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文体（如叙事、传记、游记、论辩、讽喻等），则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剖析”。附论则对辞赋、骈文的产生、特点、演变、类别等进行阐述。作为专门对古代散文进行的文体研究，此书有一定贡献。但将叙事、讽喻等表现手法也列为文体，似仍有待商榷。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为其在中山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工作计划《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的核心内容，作者在对古代散文文体史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校勘、注释的基础上，以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为依托，将纷繁复杂的古代散文文体分为十一大类，大类之下各系若干小类，一一探讨其分类、释名、体例、语体、风格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结构、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古代文体的基本理论及发展演变等，从而使史料整理和研究具有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层学术意义。此外，张峰屹《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两个问题》（《励耘学刊》2010年第2期）认为散文文体的研究，学界多用力于某些文类的文体特征及其流变的探讨，并且更多集中于六朝以后的时段。而对于散文文体的来源、发生，散文文体的分类（类属），以及散文文体在文学之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该文重点就古代散文文体的来源及其义类之研究提出自己思考，认为关于古代散文文体来源的研究，不可忽视其与儒家经典之源流关系的思想维度；关于古代散文的义类（名义和体式类别），则应该抛弃当下流行的大散文观念，坚决把辞赋和骈文剥离出去。谌东飙《传播决定文体论——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则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探讨了文学传播与文体的密切关系。

关于散文文体研究，还广泛涉及各代以及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前者如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旨在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力求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是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是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后者如徐公持《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所谓“制式文章”，是指主要被制度所决定的、体现制度精神的格式化文章。制式文章本质上是皇权话语权力的外化形式，它随着皇权体制的绵延而生长了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和文学领域一种主流形态和特色景观，直到清末民初，帝制消亡，朝政制式文章才随之结束其历史使命。制式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学形成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文章制式的存在,也对文学的自由创造本性构成限制。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制式文章中也产生过一些突破制式限制和束缚的文学精品，呈现出“创作就是克服困难”的魅力。由于散文文体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广泛涉及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等各种散文文体，以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与骈文两种文体，恕不一一赘述。

3.小说文体研究。最早进行小说文体研究的是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结合古典文学中小说发展的实际，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抓住小说文体的根本特征——叙事，通过对小说前史、正史与旁史的综观考察，抉发文学创作思维的规律，为唐传奇在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立定了坐标。作者指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也具有基本规范，而这一规范在唐传奇中正式形成与确立，因而唐传奇实际上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独立。此书视野通达，论述畅达，作者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概括：“一、小国古典小说的文体，有一个从曲并、孕育到诞生的过程，因而也就必然有一个脱离母胎走向独立的过程；二、小说文体的形成，固然与一系列社会的、文化的原因有关，但其深刻的根源足在于人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之中。小说走向文体独立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艺术思维和表达能力生长发育的过程；三、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唐以后，无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甚至戏剧之中，都可以看到唐传奇叙事方式的影响。”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则从中国小说源流的崭新视角与开阔视野，拓展了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新路径。事实上，传统的中国小说史论著，主要是小说的题材史，亦即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这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却非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史。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有着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现方法。只有以文体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揭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才能揭示小说作为特定审美形态其生成、发展和演化变易的规律。此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以古代小说的文本结构和语体形式为研究对象，从而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的新体系。[※注]此外，石昌渝还发表了《“小说”界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等小说文体研究论文。在石、董二书之后，相继有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纪德君《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章回体制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及一批分体小说史专著，如《笔记小说史》，《传奇小说史》，《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等。其中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属于对由先秦至近代的小说体制演变、规律及特征的整体研究。作者将唐前小说分为杂史小说与笔记小说，前者又区划为传奇体与演义体；后者则析为杂记体与世说体。唐传奇之后的小说则以话本为重点分析对象，考述了话本的体制渊源、入话的体式特点、正话的类别与发展等。同时又结合《三国》、《水浒》、《金瓶梅》与《红楼梦》，探讨了章回体小说的体制特点。此书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阐述，对小说文体的历时演变之迹进行了宏观的勾勒。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小说起源与文体形成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书—小说。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从故事到小说，中间存在着史书这一过渡环节，这是和史书的分化密切相关的。故事向小说独立文体的过渡，存在于史书的分流过程中，当史书分离出一种合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本时，那便意味着小说的诞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从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其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认为古代小说文本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和记录，不仅大大扩增了作品的社会文化含量，也是其作为通俗叙事文学之文体特征及文体优势的重要体现；古代小说对“文学边缘人物”的艺术处理，丰富了小说家在结构设置、形象塑造等领域的创作技巧和经验；而“社会边缘人物”、“文学边缘人物”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动态变化，又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小说史演进的若干轨迹。事实上，该文所探讨的话题，亦可转化为对“社会空间”与“文学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所谓“社会边缘人物”，关注的是古代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所谓“文学边缘人物”，关注的则是古代小说人物的文本面貌及其在文学空间中的位置变化。

谭帆在“小说学”建构中的有关古典小说文体研究的系列成果，显然更具理论思辨色彩，其《“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在深入把握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在与王庆华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中，进而提出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为出发点，对“小说”、“文体”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理论研究、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与描述、小说文体流变综合融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力图从文体的角度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谭帆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研究项目的成果也已陆续推出，比如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皆以具体小说体式为研究对象。李著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全面梳理了“传奇小说文体渊源”、“唐五代传奇小说文体”、“宋代传奇小说文体”和“元明清传奇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轨迹，并以唐宋传奇小说为中心，揭示了传奇小说文体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同时，力求将文体研究与理论观念研究相结合，把传奇小说与相关文体观念、范畴的发生、演进相结合，揭示出传奇小说相关的文体理论观念，探求其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变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将传奇小说文体流变与雅俗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把传奇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中考索其流变轨迹。（谭帆：《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序二》）王著通过对话本文体源流的追溯，从名称演变、概念确立的层面对这一文体进行了详尽的考述。结合具体时段，对话本文体的演变史进行了阐述。在进行形式研究的同时，抓住雅俗、传播、接受等外部因素，将话本与章回、笔记、传奇体小说加以对照，梳理它们在文体类型方面的区别，同时就话本对其他样式小说的影响加以分析。研究中既重视以文体形式的研究为中心，又强调形式的文化背景，从而使文体研究具有纵深感，有别于单一的体式研究。刘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了章回小说文体的流变史，下编论述了“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题材类型与章回小说的叙事模式、图文互补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诗词在章回小说文体中的功能、“递入”和“互见”与《儒林外史》结构的生成、报刊连载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嬗变等专题。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小说文体研究的特别关注，还可从2005年8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得到印证。此次会议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史，以推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展。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的潘建国表示：“目前国内在这个领域的总体研究状况还比较薄弱。通过自由交流，讨论的重点渐渐集中到了文体的古今演变和小说的界定上。我们意识到，这是整个古代小说研究的未来走向和趋势。”与会学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的文体问题。诸如常森《先秦寓言的虚假想象》，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程毅中《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马振方《论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潘建国《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传奇的文体渗透》等文，重在对小说的若干历史形态重新加以审视，辨析了文体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力图还原小说史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二是对于特定的小说文体与具体作品文体特征的研究。主要有谭帆、刘晓军《说“章回体”》，杨绪容、黄霖《“公案”辨略》，侯会《试论水浒传的小说类型定位》，钱志熙《论说岳全传的通俗小说性质及其在文体上的表现》，李简《从“看钱奴”故事的改编看小说、戏曲两种文体的异同》等文，重点就中国古代众多小说体式展开讨论。三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理论问题的反思。以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沈伯俊《“世代累积型集创作”说商兑》，张国风《雅俗对立之文化意义的确立》，陈文新《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等文为代表，或对过去的一些富有影响的观点进行理论澄清和辨析，或就今后的研究方向与理路提出意见和建议。前者如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指出胡适的两种体裁论忽略了文学名著在演变过程中质的飞跃。胡适所说的两种题材实际上是长篇小说文体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后者如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指出以往的文体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文体外在形式的研究即所谓“辨体”上，比如何为小说、传奇与志怪的区别、话本的体制、小说叙述方式的韵散结合，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很重要，需要探讨；但文体研究如果仅局限于单纯的外在形式而不更充分地考虑其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恐怕是无法实现上面预期的目的的。为此，需要重新确认文体研究的内涵与指向。有关古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了小说的功能、发展、背景乃至本体等问题，可以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同时，这四个层面不是孤立的，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应重视文体构成方式形成的动态过程与运用的实践特性，而文体研究也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只有从不同角度审视古代小说的文体，才能使文体研究成为统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总之，本次会议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探讨。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尽管古代小说文体非常复杂，但正因其复杂而具有不断深入研究的可能，并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一个极具价值的生长点。[※注]

4.戏曲文体研究。有关古代戏曲文体的整体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代表性论著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之声》第6辑，1989年），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主要从“文体”的角度考察戏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质，并较系统全面介绍了古代戏曲在体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概况及其不同戏曲形式的不同特点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提出综合性、抒情性、叙事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文体特征。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则提出代言体、叙事体和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根本特征，它们三者的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戏曲既有别于小说、诗歌，又有别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戏剧。

在分体研究方面，以传奇文体研究成果为著，代表作是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注]为代表。此书以六章的篇幅对传奇戏曲文体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第一章以文化权利下移为切入点，论述了传奇戏曲兴起发展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考察传奇戏曲剧本体制逐渐规范化（明）与解构化（清）的过程。第三章关注传奇戏曲的语言风格由俗变雅、由雅趋俗、由俗返雅、变雅为俗的演化历程。第四章通过与诗词、散曲、剧曲、杂剧等其他文体的比较，揭示传奇戏曲的抒情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第五章探讨其叙事方式所导致的务虚、尚实、寓言三种审美倾向。第六章阐述叙事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在对文体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同时，注重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左右勾连；同时以文化分析为切入方向，在形式分析中蕴涵了文化意味，加深了分析的理论深度。汪超《尊体与辨体》（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在郭著的基础上，通过尊体与辨体的特殊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演变历程。即不仅在于展现尊体与辨体命题的主旨特征，而且更重要在于揭示二者如何影响和推动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发展，以期审视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发展的整体风貌。杂剧文体研究方面，则主要有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戏剧艺术》1998年第3期），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吕效平《试论元杂剧的抒情诗本质》（《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宋若云《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易勤华《略论元杂剧文体的诗化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文。其中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认为中国戏曲作为文学与唱念做打结合的综合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元杂剧之所以被视为“杂”，恰好是戏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留下的充满特色的烙印。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重点强调了元杂剧相对于诗词及散曲而言所具有的叙事性特点；相对于汉魏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而言所具有的抒情色彩，认为它是一种融合了叙事艺术与抒情艺术的文学体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而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分体研究成果极不平衡，尤其是诗歌、散文、戏曲的分体研究亟待加强。与此同时，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四分法所依据的是西方的文体分类，亦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分类的结果，其中往往在“名”与“实”上存在着古今中西的差异，如何在共性下把握异性，或者在异性上总结出共性，也就成为分体研究的一个普遍难题。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叙事学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至90年代而大热。通过考察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轨迹及其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译介、挪用、杂交、创建的轨迹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注]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由一开始的生搬硬套，到后期的得心应手，到创建中国叙事学的新型研究范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有破有立的艰苦历程。可以说，叙事学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发展最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涵化力与创造力。

一 古代文学与叙事学理论建构

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学者理论掌握的深入和本土意识的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时，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古典叙事形态几经碰撞，既显示出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实际的龃龉，也在冲突中呈现出一些有价值的内核，很多研究者惊喜地发现中国古代关于叙事形式的阐述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散金碎玉随处可见。然而一方面，中国的叙事文学有别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叙事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语言与叙述方式，如李洁非就指出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叙事文学在叙事的起点、小说的早熟、叙述技巧等很多方面都有别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叙事文学，而“在这些差别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民族性情，看到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幻想方式，看到了他们运用叙述语言和虚构功能去建构独立于自然真实的‘另一种真实’的独特智慧”[※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有关叙事的探讨多是感悟式、即兴式的，系统性的较少见，总的说来缺乏一个像西方叙事学那样严整的理论和批评体系。虽然在传译西方叙事学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问题，出现了一些可贵的理论探讨的先行之作，如徐岱《小说叙事学》第一章第一节讨论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并以“双子星座”指称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两个核心“史传”与“诗骚”，以“三驾马车”指称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这三个古典小说评点大家，并以“四大范畴”概括中国叙事思想的白描、闲笔、虚写和传神；[※注]胡亚敏《叙事学》中也附有专章谈“金圣叹的叙事理论”，提出金圣叹的叙事理论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从叙事角度、叙事顺序、叙述节奏、叙述频率等方面作了探讨，最终已触及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密码”问题，提出“我国史传文学的发达为金圣叹叙事理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这一点在后来一些研究者如杨义、傅修延等的论著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论述在当代叙事学家那里仅属于展开正论之前的“序”或正论之后的“附”，不具有独立自足性。因而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畸形现象：一方面，大量文章和专著用力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形成一股颇为强劲的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冷”清。[※注]而且即使那些有意于理论建构之作，也往往“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注]，不同程度地带有先天不足的印迹，直到90年代初，学界还没有建构中国叙事学的自觉意识。

直到1994年，杨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才正式提出“中国叙事学”这一命题。杨义对中国的叙事文学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方式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以这个动态的圆为逻辑起点，中国叙事文学或截取圆形运行的片断，或捕捉众圆的交叉点，为正文叙事提供丰富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动力，它们的空间位置有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四种形式，为叙事操作输入对立、冲突、中和、转化的活力，同时圆形结构和阴阳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叙事作品采取流动的视角，并具有流动多端和层面超越的特点。[※注]杨义此文不仅把建构中国叙事学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且把创建中国特色的叙事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魄力与胆气已经标志着中国叙事学真正进入创建期了。此后的三年，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正式敲响了中国叙事学创建的黄钟大吕。

杨义之于中国叙事学的创建，既包含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上溯文化之源的寻根意识，也包含了一个当代中国学人冲决西方话语体系、建立自己学术立足点的主体精神，为此，杨义爬梳剔抉，孜孜矻矻，耗时数载。在《中国叙事学》之前二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注]，对二千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作了抽样考察和细致剖析，提供了一整套中国化的叙事学的概念术语和解读方法，从而建构起独具个性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注]为之后《中国叙事学》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文本根基与丰富的批评实践。《中国叙事学》以“返回中国叙事本身”为立足点，杨义在“后记”中这样说：

随着中西对话的深入，我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论，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文化智慧。中西文化是两个不同心的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随着近代文化交流的增频和加深，两圆之间重叠之处日益扩大，但未能改变其不同心的状态。也就是说，中西文化可沟通，但不能全兼容，叙事学的世界性当存在于这种张力的对比推移、互动互补之中，从而使人类的叙事文化姚黄魏紫，多姿多彩。“现代的风后”设计的指南车，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指引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于此建立自己进退有据、与时俱进的学术立足点。

于是，我初步拟定的学术战略思想是：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整合以期创新。

二 古代文学叙事研究的主要成果

中国叙事学创建于90年代中晚期，这不仅得益于其主要创建者杨义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实际上也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换言之，这是时代机遇与个人努力的完美结合。就叙事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自80年代以后西方叙事学就开始与多种批评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学等相融合，本身已突破旧有的语言学模式，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这一点也不能不影响到一些思维敏锐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评价与借鉴。考察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轨迹及其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沿着译介、挪用、杂交、创建的轨迹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1993年之前是起步期，1993年至1998年是腾飞期，1999年至今是其高空翱翔期。[※注]1988年，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基础，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注]，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学术传动与示范意义。1994年，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注]出版，被论者誉为“第一部从叙事角度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著”，开辟了研究中国小说的新思路。[※注]1995年，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注]出版，以现代小说叙事学为参照，结合中国小说艺术、小说美学的民族传统和特殊范畴，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而在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前后至21世纪的前十年中，还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中国叙事学研究或建构的文章或专著。其中，有对经典名著的探讨，如傅修延的《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王彬的《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梅新林的《红楼梦“契约”叙事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期），梅新林、张倩的《红楼梦季节叙事论》（《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期）等；也有分体叙事文学研究，如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苏永旭主编的《戏剧叙事学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江守义的《唐传奇叙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邱江宁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晓均的《明清长篇小说的结局艺术》（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孔庆庆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等；有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溯源，如1998年《中国文学研究》以“挖掘叙事学的中国之源”为题组织笔谈，认为“运用当代叙事学原理，对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不仅对于继承中国古代文艺思想，而且对于发展、完善中国当代叙事乃至文学理论体系，都有重要意义”[※注]，再如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学批评之研究，如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霖、李桂奎等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李桂奎的《中国小说写人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罗书华的《中国叙事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则另辟蹊径尝试着以本土话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作出新的理论建构和学理阐释。这些论著，显示出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已经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而且逐渐与文体学、符号学、心理学、修辞学等相结合，注重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审视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形成与特质，而且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西方叙事学语言学模式的扬弃，并进而发展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与中国悠久深厚的叙事传统的血脉相连，不仅使学者所构建的理论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而且往往赋予这些论著以理论话语与批评话语的双重品格。同时，强烈主体精神的灌注又使得不同论者的论著具有不同的审美体验、价值判断、生命感悟与语言风格，相当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叙事学论著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论著干涩枯燥的面目。

回顾来路，从20世纪初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西方批评模式的现代化发轫，到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群为代表的批评模式的走向成熟，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不过20余年，就出现了杨义《中国叙事学》这样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的力作，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界理性思维的成熟令人鼓舞和自豪。可以说，中国叙事学尽管起步维艰，但毕竟已经新莺初啼，显示出乐观的前景。当然，一种新的思维、理论从传入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总是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一方面，研究者要对新的东西进行消化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允许走弯路、犯错误乃至食洋不化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外来思维、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还需要选择新的话语形式。不管是名词术语的确定，还是单纯文字的表述，都需要也应该允许有一个尝试、失败、再尝试最终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产生为研究者所共同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2004年12月，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策划组织了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议题之一即探讨叙事学怎样中国化，中国叙事学研究如何与世界叙事学研究接轨。[※注]而本次会议之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即以《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为名，也显示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傅修延《叙事学勃兴与中国叙事传统》，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也都能站在21世纪的学术制高点上对此作了新的反思和建议，刘文指出叙事学对于古代小说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以往小说艺术分析的单一思路。20世纪统摄于思想内容之下的艺术分析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而叙事学之于小说研究则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它赋予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野，表现出了它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适应性、有效性。随着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普遍运用，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它已形成了某种套式，缺乏价值判断，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并难以与古代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协调。如何发掘古代小说在叙事上的创新，同时又能兼顾小说艺术的整体评价，使叙事学具有价值评判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了切实推进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努力探寻适合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命题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则是一个可以充分激活的资源。[※注]傅文则提出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让中国叙事艺术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是目前叙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注]两文都富有启示意义。

第三节 古代文学的阐释学研究

“所谓阐释学，大致说来，是指探讨理解（认识）与阐释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发生的一门学问。”[※注]阐释学，又称为诠释学、解释学和释义学等，是欧洲20世纪60年代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同时崛起的重要思想流派。1960年，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一书，标志着西方现代阐释学正式形成。80年代“文化热”兴起后，西方阐释学理论和著作得到广泛的译介和引进，促使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研究率先在哲学领域进行，稍后又延伸到文学等领域里。21世纪，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研究同时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阐释学理论研究实现了由西方引进到本土建构的初步完成。阐释学的理论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和激发了古代文学的文本阐释，特别经典文本阐释在21世纪得到了繁荣发展，许多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在阐释学思维的导向下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重释和讨论，古代阐释学研究也实现了由理论重构到批评重释的实践转换。

一 古代文学与阐释学理论建构

早在20世纪70年代，钱钟书等学者就开始介绍、引用西方阐释学理论，如《管锥编》就引用了阐释学理论。80年代“文化热”兴起后，西方阐释学理论得到系统的翻译和介绍。1984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第2、3期上连续发表了《神·上帝·作者——评传统的阐释学》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等文章；1986年，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8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殷鼎的《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1992年和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分别出版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和《哲学解释学》。至此，西方阐释学理论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与引进。

西方阐释学的译介促进了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中国阐释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如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刍议》[※注]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相关理论作了初步探讨。世纪之交，汤一介发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注]等文章，提出了“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口号和设想。[※注]一些学术杂志如《学术界》也开辟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刊发有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方法论反思——兼与杨润根先生商榷》[※注]等文章，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周光庆自90年代初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专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该书从中华文化经典的历史存在出发，以西方解释学理论为参照，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典范体式和解释方法论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特别是对“语言解释方法论”、“历史解释方法论”、“心理解释方法论”等中国古典解释学相互贯通和相互发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解释方法论系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总结。2001年李清良出版了《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全书分为“导论”、“语境论”、“‘时’论”、“理解根据论”、“理解过程论”、“阐释论”等六大部分，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出发，希望系统清理中国阐释学理论，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基本体系。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学术阐释的基本方法是“双重还原法”，即“本质还原法”和“存在还原法”，前者是向事物的原初状态还原，后者是向领会的原初状态还原。中国古代学术阐释的基本方式是“解喻结合”方式，“解”即解说式阐释方式，主要通过字句的训释解说文本原意；“喻”即譬喻式阐释方式，主要通过提供不同的语境显示文本用心。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通过收集分析散见于各种典籍中有关言说和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论述，探讨了经学、玄学、佛学、禅学、理学、诗学中蕴藏的丰富的阐释学理论内涵，由此揭示出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异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价值。2003年，伽达默尔研究专家洪汉鼎主编的“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和刘耘华《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等书，也对古代阐释学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稍后于哲学领域，文学领域也对古代阐释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同哲学领域研究一样，文学阐释学理论研究也首先是译介、引进西方理论。1988年，张弘翻译了美国戴维·霍伊《批判的循环——文学、历史和哲学阐释学》一书，更名为《阐释学与文学》作为“X与文学丛书”系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还是偏重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理论介绍，只是在最后一章才论及文学阐释学理论。1998年，张隆溪《道与逻各斯》英文本翻译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沿着钱钟书中西解释学理论“对话”的路子，从跨文化的角度探究了中西方文化解释学理论的共通点，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和理论见解，对国内的文学阐释学理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金元浦《文学解释学》[※注]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解释学命名的理论专著，该书主要以西方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为参照系来探讨文学解释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学理论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勾勒。21世纪，文学阐释学理论研究得到很大进展。李咏吟是突出的代表，他先后出版一系列与解释学相关的著作，如《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创作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解释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诗学解释学》论述了解释学法则与诗学解释学的构建，诗学解释学与创作的价值观，以及中国诗学解释学的现代走向等内容。作者认为：“诗学解释的一相基本目标是：通过话语构建最大限度地揭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深度和思想深度’。”[※注]《创作解释学》则立足于创作实践本身，运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创作活动进行了极富美学意味的学理考察。邓新华《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论著，该书主要以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阐释原则、文本理解途径、诗性阐释方法以及与儒释道思想之间的关系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有两在阐释原则，即“以意逆志”论和“诗无达诂”论；有三种文本理解途径，即“品味”、“涵泳”和“自得”；有三种诗性阐释方式，即“象喻”、“摘句”和“论诗诗”等诗性阐释方式；儒家的“依经立义”论、道家的“得意忘言”论和释家的“妙悟”、“活参”论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有重要影响。

此外，袁世硕《文学史与诠释学》（《文史哲》2005年第4期）、余宏《文学史撰写与诠释学》（《扬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文就文学史与诠释学关系作了新的探讨。袁文认为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余文提出哲学诠释学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文学史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与诠释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史料、史观与史撰三方面均可看出细致入微的分析诠释在文学史撰写中的奠基意义。再如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商务印馆2004年版）、李剑亮《宋词诠释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则是古代文学阐释学的个案研究。前者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朱熹的诗经解释学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后者以宋词为特定的对象，对宋词的诠释史、诠释内容和诠释方法等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

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理论研究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阐释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指导，更重要的是革新了思维导向，强调从文本阐释角度来诠释和研究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阐释模式

阐释学的批评实践以经典重释为典型代表，虽然阐释者并不一定是有意地借鉴和运用阐释学的理论知识，但阐释者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思维则与阐释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具有某种暗合性。

经典名著阐释涉及文史哲的各个领域，但是通过现代媒介传播而具有公众影响力和引起公众讨论争鸣的经典名著则是一些较为典型的名著。举其要者文学经典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史学经典有《史记》、《汉书》等，哲学经典有《论语》、《庄子》等先秦诸子经典。经典名著阐释方式因阐释主体的多重化也走向多元化，但从阐释的范式和内容来看，主要有三种：即“大话”经典、“代读”经典和“还原”经典。三种经典重释分别体现了娱乐文化、通俗文化和学院文化对于经典的不同诉求和阐释方式，其出现具有一定的时间先后性。

1.经典“大话”系列。大话经典是最早源于1994年香港无厘头电影《大话西游》对《西游记》的重释。这种阐释方式是通过经典的二次再创作来对经典内容进行间接阐释。其再创作的基本特征就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经典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而“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注]《大话西游》虽然最早票房惨淡，但到了90年代末期却风靡整个内地。“大话”狂烧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走向纵深时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对于文化娱乐和消费的需求，具有文化发展风向标的意义。进入21世纪，大话经典由娱乐化走向实用性，一批大话经典的作品以四大小说名著为底料，通过二次创作，将经济、管理和励志等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最早的是2003年成君忆的《水煮三国》，2004年这种大话经典达到高潮，生产了许多同类作品。21世纪的经典大话体现了文化实用性特征，也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总体而言，大话经典体现了娱乐文化对于经典消费的诉求，具有娱乐性、消费性和实用性等强烈的现实性色彩，与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2.经典“代读”系列。梅新林、葛永海《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一文率先提出“经典代读”的概念，“经典代读”是以央视“百家讲坛”的经典重释为典型，指“由学者个体阅读取代大众阅读”，并且借助电视等电子媒体向大众群体灌输学者个人对经典阐释的理解，而大众群体对经典的接受不是自己阅读经典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学者的阐释间接获得。因此，“代读”经典是由学者阐释、媒体传播与大众接受三者共同完成的一种经典重释方式。[※注]“百家讲坛”“代读”过许多经典，涉及文史哲等各个学科领域。其中，以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论语》《庄子》心得系列最有社会轰动效应，也最具典型性。“代读”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通俗化，以大众群体乐闻的语言诠释经典，而阐释者的个性特征则通过电视媒体统一包装后成了迎合大众群体口味的“公众”特征。“代读”经典体现了通俗文化对于经典阐释的诉求，折射了快餐文化时代大众群体对于经典的渴望而又无意或无能直接阐释经典的文化怪圈。

3.经典“还原”系列。还原经典是对经典原初面貌和本来含义进行还原研究，消除原先阐释中过度诠释的附加内容或单向维度造成的阐释缺憾，是一种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以李零的《论语》解读和杨义的“诸子还原”为代表。李零的《论语》解读主要有《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去圣乃得孔子——〈论语〉纵横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两书。李零重释《论语》是为了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对“人造”的“假孔子”打假，以达到“去圣”之效。李零认为：“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而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注]杨义的“诸子还原”是对先秦诸子著作进行还原研究，先是发表了《〈论语〉还原初探》（2008）、《〈庄子〉还原》（2009）、《〈韩非子〉还原》（2010）等文章，2011年又由中华书局推出《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老子还原》和《庄子还原》四部专著。杨义从“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的脉络、年代沿革的脉络以及诸子的编辑学”等五条“脉络”对先秦诸子进行“西方的分析式阐释和本土的感悟式阐释”，以期还原诸子，“重新树立文化创造的信心”和“寻找文化精神的家园”。[※注]还原经典体现了学院文化对于经典阐释和学术研究的世纪反思，这种反思既折射了对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过度娱乐化不满，也折射了对学院内部学术研究的“失真”状态不满。

三 古代文学经典阐释的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影《大话西游》问世、走红至21世纪一批以“麻辣”、“烧烤”、“水煮”为名的仿作出现，经典名著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消费文化对经典再创作和重释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由此引发了经典重释的第一波讨论和争鸣。2004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因收视率要求而转型后，随着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先后登台亮相，大众媒体与学者共同演绎的经典阐释，由于其观点、方法和价值导向等不同于精英主流，又引发了经典重释的第二波讨论和争鸣。先是2006年红学研究专家对刘心武“揭秘红学”的批评，后是2007年对易中天、于丹以及《百家讲坛》的批评。这波讨论异常广泛，从草根平民到学院派精英，从报纸杂志到网络博客，都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倒”与“挺”形成了态度鲜明的两派。李零据大学讲义整理而成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于2007年出版后，因其观点抵触传统儒家观念而遭到大陆“新儒家”陈明、蒋庆、康晓光等人的严厉批评，由此引发经典重释的第三波讨论和争鸣。此外，由于经典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外引进后，在21世纪得到了深化和发展，经典化理论研究中也时有牵涉经典阐释方面的讨论，从而为上述三波讨论推波助澜。上述三波讨论有一定的时间先后，但同时又存有叠加。其讨论和争鸣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关于经典重释中消费性价值取向问题的讨论。文化消费时代经典重释的消费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无可否认的。而经典消费对于价值导向的负面作用也极大，赵学勇指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使得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注]陶东风则进一步指出“大话”经典在“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与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时，极大地“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注]因此，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超越时代的文化精神和艺术魅力被消费文化彻底解构，其结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是：走向终结”。[※注]对此，也有少数人持相反的乐观态度，认为消费文化促使了经典走向大众化，扩大了传播面和生存空间。实际上，消费时代文化经典遭遇到消费性是不可避免的，消费文化对经典的侵蚀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面对这种消费性取向的现实，如何引导经典重释在社会效应与经济利益博弈中更好地平衡两者，甚至是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才是问题讨论的关键所在。

其二，关于经典重释中阐释角色定位问题的讨论。经典重释首先是一种私人化的主体行为，是阐释者对经典理解的思想表达，但是由于大众媒体的参与、商业消费的导向又使得这种私人化的阐释行为超越了阐释者个体，有越俎代庖替代大众群体进行经典阅读之虞，以及迎合大众口味进行阐释谄媚之弊，因而模糊了阐释者的角色定位。梅新林、葛永海对“代读”经典中阐释主体、受众和媒体在经典重释中的角色定位的偏移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代读”经典中受众出于对文化的渴求，被动接受学者对以典的解读，导致自主阅读经典的角色缺位；媒体受商业利益驱动，以至于文化策略运用失当，文化角色定位偏移，出现角色越位；阐释主体的学者受制于大众强势媒体的导控，由文化理想的导航者变为大众趣味的迎合者，是为角色错位。[※注]此种分析可谓鞭辟入里，独到深刻。张法则直指《百家讲坛》的经典阐释是以“说书的方式而不是从学术的方式”出现的，但“说书”的方式却又披着“学术方式”名义进行。[※注]这里所谓的“学术方式”和“说书方式”其实也是指向经典阐释角色的私人化与公众化的定位问题。因此，当经典重释遭遇大众化境遇时，我们提倡私人化的个体阐释；当阅读受众以“代读”方式间接粗浅地接受经典时，我们提倡以“自读”方式直接深刻地接受经典。

其三，关于经典重释中当下性思想解读的问题讨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重释的两种诠释模式。前者主要借经典作当下思想观念的发挥，后者则力图申说经典的原始意义。李零的《论语》解读更倾向于“六经注我”方式阐释经典，由于不满几千年来孔子形象被意识形态化，因此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把《论语》当做“思想史”来读，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注]李零这种解读，钱理群是“最为赞同的”，[※注]但却遭到了许多批判，特别是大陆“新儒家”。如陈明指出：李零解读《论语》的目的实质上是要否定“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又不愿、不能或不敢摆出阵势举证讲理加以论述证明”。“孔子是真实个体和文化符号的统一”，李零是“以《论语》中的‘真实个体’为标准，将后来的符号以‘假的’、‘人造的’理由一笔抹杀”。[※注]经典重释中当下性思想的注入是必然的，因为任何阐释都离不开当下的时代性。问题是“解构”之后还应重视“建构”，在文化消费和权威消失的时代，人们普遍倾向于解构传统文化经典，但如何建构既有原典本质又有时代内涵的新质文化却未有举措。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味对经典作当下解构就会丧失民族文化本源和创新内质。

以上对三波讨论各有侧重地列举了一个问题来评述，实际上三个问题在三波讨论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具有典型性，体现了古代经典现代重释过程所存在的一些误区和不足。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失误就否定经典阐释的成就和价值，经典重释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

第四节 古代文学的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是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与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一门新兴交叉学科，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80） 首创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成为传播学学科最为重要的奠基者。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相继输入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于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但总体成果不多。进入21世纪后，才逐步走上了繁荣和深化的新阶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传播学旨在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传播又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都与传播学相关，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因为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离不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只有通过传播并为读者所接受，文学生产流程才算最终完成。因此，以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身的固有局限以及一些本土学者的应用失当，也在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这就警示学界在本土化与内化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 古代文学与传播—接受理论建构

传播与接受，是基于不同施受关系的不同定位。就理论渊源而言，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兼容了来自西方的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理论，然后逐步进入本土化的建构历程。这里一并纳入广义的传播学范围之中。

自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的四要素以来，把文学活动视为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而接受美学又特别强调了接受活动对艺术本文的意义生成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得文学研究的视野更进一步超越了艺术本文的限制，成为对整个文学活动系统的研究。然而无论是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还是接受美学理论，尽管揭示了文学活动的系统性质，但对文学活动系统中各个环节的研究仍然是偏于静态的研究。而文学活动从艺术本文创作的完成到接受乃至回归、反作用于世界，这个过程的发生、运作就是文学的传播。文学传播在文学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传播方式在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同时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本文的阐释。传播方式的演变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性格的引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新时期将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1978年7月，该刊发表了郑北渭教授撰写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文虽然只是介绍性的文章，却迅速打开了人们的新视野，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内地引进并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历程。再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中国内地出版，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传播学概论》（198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等，标志着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从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到 1986年第二次研讨会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以及以此为宗旨的一批教材与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并且开始尝试传播学本土化的体系建构。[※注]

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与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应用于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早期如张可礼《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一文发表于1984年第5期《文史哲》，可谓开风气之先。但在当时，传播学只是作为诸多从新方法论到文化研究中的一员，几乎被淹没在新方法热与文化热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传播学开始广泛应用于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注]并开始了本土化的理论探索。1996—1997年，张荣翼、李郁相继发表了《古代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论文学活动中传播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文从文学传播作为一种评价、一种阐释、一种说明描述三个方面重点讨论了古代文学传播的批评特性与职能。李文则重点讨论了古代文学传播的含义、意义，认为文学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整个生存活动而发展，对文学活动的认识与研究也在不断地展开、深入和丰富化。以上三文都着力于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创建文学传播学分支学科，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柯卓英《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新闻知识》2008年第1期）、《文学研究领域中传播学理论运用探析——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李永平《文学传播学论纲》（《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等论著都是以此为学术宗旨。这些论著首先是借鉴传播学对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定位，柯文的定位是：文学传播学是文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学信息系统及其嬗变规律的科学。李文的定位是：文学传播学是从媒介文化的视阈来研究文学的话语体系，研究传媒的文学特性、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流传和影响的特征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其次是创建文学传播学的学术构架，《文学传播学引论》的总体框架采用了传播学的传统模式，从“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的“五W理论”出发，构成了包括文学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文学传播的内容分析、文学传播的媒介分析、文学传播的受众分析、文学传播的效果分析五个研究层面。另一方面，是建构中国文学传播学理论体系。在此，拟重点介绍一下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该文以创建文学传播学为宗旨而倡导开展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指出：“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典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价值,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作者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思路、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方式、类型、传播思想及辅助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要素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路向、价值，首次较为全面地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进行理论探讨和初步构架，是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论纲。曹萌规划出了古典文学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这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促进文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成熟，促进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学科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此外，需要关注一下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要探讨的六个层面问题；后者试图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或者说研究体系，比较系统地分类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轨迹，但在处理理论建构与历史描述之间还存在一些缺陷。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也是在引进和消化西方接受美学的过程中兴起的，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接受史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初接受美学的引进和消化；二是与之同时接受史研究的酝酿和尝试；三是90年代以来接受史研究的多元发展。1983年，《文学理论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相继发表了冯汉津译意大利学者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受》、张隆溪的比较诗学论文《诗无达诂》以及张黎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注]。此外，钱钟书完成于1983年的《谈艺录》（补订本）也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1987年，德国H.R.尧斯、美国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西方学者有关论著的相继译介与出版，接受美学和接受史日益受到我国学界重视，为中西文论的“互相照明”提供了新视野，也直接开启了接受史研究的新领域。就在尧斯、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出版的次年，李延《从接受美学看〈金瓶梅〉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刘绍智《接受中的〈三国演义〉》（《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小元《从接受美学看意境》（《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等文相继发表，成为从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转向尝试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重要标志。1989年，朱立元、杨明发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指出“读者反应”对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意义在于：“除现行的文学史、批评史之外，还可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文学作品（包括许多作家作品），考察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中窥探社会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现在已有人写的《诗经研究史》、《鲁迅研究史》或许即可归入这一类。已经出版和正在编撰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则是为此类研究提供资料。这一类‘研究史’，从广义来说，似亦属于批评史的范畴，但其体例、写法又与现行的批评史不同。我们姑称之为‘接受史’或‘效果史’。”这是大陆学者对接受史特质及研究方法认知的首次表达，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

90年代至世纪之交，文学接受研究在呈多元发展之势中相继出现了一批富有学术含量的要研究论著（详后），并在本土化的宏观建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文学传播研究一样，其中也是文学接受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学理思考与理论建构的双向并进。前者如王金山、王青山《文学接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00年版）从文学接受构成论、文学接受的主体、文学接受的客体、文学接受方法、视角论等几个重要方面初步搭建学术构架。后者则主要体现在陈文忠《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等重要论著中。1996年，陈文忠发表《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首次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宏观探讨，提出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由此结揭示了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学理路径。此后，陈文忠又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理论和实践上更深入地探讨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其中第一编“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从中国诗史的实际出发，探讨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在此前的观点上作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而后至2003年，陈文忠发表了《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该文在总结接受史研究20年历程与成果的同时，就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一些重要论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第二部分“接受史模式新探索”中探讨了微观接受史的多元深化、作家接受史模式的尝试、宏观接受史的大胆尝试、宏观接受史的大胆尝试等问题，还重点辨析了常常容易令人混淆不清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的内在区别。

21世纪以来，致力于理论建构的重要著作还有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两书，邓著旨在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和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文论所蕴涵的丰富的有关读者文学接受反应的材料进行清理、挖掘、研究和阐发，勾勒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理论发展的过程，揭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方式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借此想建构起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体系（绪论）。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发展篇”，对自先秦至明清的接受诗学进行史的梳理，指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经历了先秦的早熟、两汉的异化、魏晋南北朝的自觉、唐宋的深化和明清的拓展几个阶段；下编“方式篇”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三种典型方式——“玩味”、“品评”和“释义”进行了深入阐释。邬著则从读者接受视野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批评，探寻文学评价和审美差异源自读者的原因，并发掘和总结古代接受文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及批评实践的经验。

在对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理论进行分别独立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将来两者融合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建构之中。1998年，王兆鹏在一组笔谈中发表了《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一文，开始把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提高到文学史研究的高度，进而促发了人们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视以及彼此的交融与贯通。文中写道：

本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阐释后，才能发挥和实现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作品的增值或减值，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研究文学史，不仅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过程，还必须注意到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

2006年，王兆鹏、尚永亮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前期成果的结集，内容涉及文学传播与接受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外文学相互传播与接受研究等。基本囊括了世纪之交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后，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进入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研究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成为硕博论文的重要选题。其中部分学者踵武钱钟书的学术路径，尝试以中国古代本土文论与西方传播—接受理论的对接与互释。邓新华《唐代“意境”论所蕴含的文学接受思想》（《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试图通过对唐代殷璠的“兴象”说、皎然的“诗境”说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诸说的考察和分析，阐明唐代理论家提出的“意境”论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读者的文学接受进入文学本体的审美范畴，这也就是唐代“意境”论所包含的接受美学意蕴之所在。尚永亮尚永亮、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则是借鉴接受理论反思传统文论的不足，认为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之法有扭转“断章取义”之风的功效，但它将对作者之“志”的理解当做阅读的唯一目的，忽视了接受主体及其阐释能力，忽视了文学文本丰富多元的意义内涵和审美价值，从而形成单一化、平面化、狭隘化等弊端，给中国阐释学带来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总的来看，此类对比和互释当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总体成果相当有限，说明文学传播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还任重道远。

二 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

盘点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成果，大体按总体研究与分体研究两个方向推进。在此，先论述整体研究，然后按各类文体展开，以诗、词、小说、戏曲的传播研究为主体，其他文体的传播研究则较少，最后归结于域外传播研究。

1.古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兹分总体与断代研究展开论述。

一是古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有关古代文学传播的通论式论著，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媒介、模式与方式的研究。早期论文如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吴承学《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重在特定时代与文体的传播方式的探讨，后来逐步扩大至对中国古典文学内部传播模式的整体性思考，代表作有孙民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内部传播模式的思考》（《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张次第《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与方式》（《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林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现代情报》2004年第10期），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曹萌、张次第《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媒介》（《陇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通论式的整体研究，还涉及其他相关的重要论题，既有比较宏观的论说，如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王玉琦《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征》（《江西财政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晓光《论中国文学传播的三种历史形态》（《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刘晓琴《现代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等；也有一些专题或交叉性的研究，如曹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6期）、王运涛《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动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论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理论界》2008年第4期）、《略论创造性模仿和古代文学传播》（《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版）、毛峰《准古酌今：经典性生成的传播机制》（《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傅宁《试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传播的法律理念》（《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广泛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主体、目的、功能、特点以及一些交叉或专题性研究等重要论题。

二是各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主要体现在有关各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论著之中。其中较早问世的是张可礼的《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文史哲》1985年第5期），而后逐步往各代拓展。但从建安时代向上追溯，只有罗家湘《论先秦时代的文学传播活动》（《语文知识》2011年第2期）等少量论文，表明上古时代的整体传播研究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往下通观唐宋两代，成果相对比较丰富，是为古代文学传播历时性整体研究的重点所在。唐代文学传播研究方面，以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为代表。此书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唐代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结合考古学、史料学、历史学、版本学等学科知识，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的繁荣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等。王兆鹏《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两文集中于宋代文学传播研究，前文重点探讨了宋代文学的书面传播方式，认为宋代较之唐代文学，在传播方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宋代以降的元明清三代文学传播的整体研究比较冷落。至于近代，则有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版），周怡《中国形象在近代文学与传媒里的几个主要意象》（《文史知识》2011年第2期）等。

2.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一：诗。[※注]大致分总体研究断代研究与个案研究三个层面展开，重心是在断代研究与个案研究。

一是诗传播的总体研究。如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即是从整体上探讨了诗歌的传播情况，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再如白贵、李世前《翻新、累积与传播——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杨志学《诗歌传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以及相关论文，诸如《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年第1期）、《诗歌：从自我传播到人际传播》（《岁月》2006年第3期）、《集结与呼应——简论诗歌的群体传播》（《扬子江诗刊》2007年第2期）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古典诗歌传播现象、规律及本质、特征等。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则是从个案上升至整体研究。

二是诗传播的断代研究。先秦仅有曹建国《春秋燕飨赋诗的成因及其传播功能》等少量论文，受到学界重点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与唐代两大时段。前者有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徐习文《南朝诗歌的传播方式与特点》（《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南朝诗风的影响》（《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传播过程对南朝诗歌创作形态的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翟景运《南朝皇族与吴声西曲的创作与传播》（《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等文。后者出现了陶涛《唐诗传播方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著作以及诸多论文。陶著在厘清唐诗传播的文化原因后，重点探讨了唐诗的书写、演唱、诵读等传播方式及其传播效果。彭著上编“唐诗与社会信息传播”对唐诗的传播条件、传播内容和传播价值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诸多单篇论文，诸如陈岳芬《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2004年第3期），程建虎《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传播学视界中的唐代逐臣别诗》（《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吴淑玲《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等，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唐诗传播研究。

三是诗传播的个案研究。包括特定诗人个体、流派、诗集或选本传播的个案研究，重点集中于先秦《诗经》以及唐宋两代的一些著名诗人与流派。其余各代个案研究的重要论文尚有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李剑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陶渊明诗在南北朝的传播》（《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李红霞《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江汉论坛》2006年第9期），张静《论金元时期遗山诗歌的即时传播》（《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

《诗经》传播个案研究的早期论文主要有张可礼《〈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4年第2期），王秀臣《〈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郭持华《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瑞《从〈关雎〉看〈诗经〉在传播中的两个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梁振杰《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所引〈诗经〉异文看先秦至汉的〈诗经〉传播》（《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李树军《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新疆社科论坛》2004年第4期）、《周代礼仪用乐与〈诗经〉的传播》（《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何如月《从传播学视角看〈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第1期）,赵琳《春秋时期〈诗〉的传播及〈诗〉学观念的变化》（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孙东华《春秋中叶以前诗之传播途径研究》（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战国时代〈诗〉的传播特点》（《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王泽强《〈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刘毓庆、郭万金《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文史哲》2005年第1期）、《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于淑娟《论西汉初期〈诗经〉传播的特征》（《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对《诗经》的传播进行了各种角度不同的探讨。

唐诗个案研究中侧重于重要流派的有葛琳《论岑参边塞诗的传播意义》（《湖南社会科学》 2004年第6期），董弟林《啼血画梦傲骨诗魂——文化传播视域中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的内核结构》（《东南传播》2009年第1期）等；侧重于著名诗人个体的则有胡振龙《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徐明《杜甫题画诗的传播学观照》（《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沈文凡《试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新闻传播性》（《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段微微《杜甫以诗论诗的文学传播倾向》（《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吴淑玲《唐人选唐诗及敦煌写卷中少见杜诗的传播学因素》（《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卫亚浩、唐林轩《从白居易的诗到柳永的词——白诗与柳词传播现象比较》（《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1期），吴淑玲《元、白诗歌的传播学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韩瑜《韩偓诗歌在后世的传播及影响》（《中国韵文学刊》 2006年第2期）等。

宋诗个案研究中侧重于选本的有向以鲜《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侧重于著名诗人的有王友胜的《苏诗早期流播研究》（《阴山学刊》2000年第3期），赵丽《试论雕版印刷的盛行与苏轼诗歌的传播》（《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周迎《传播学视野中的苏轼题画诗》（《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郑永晓《黄庭坚诗歌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南都学坛》2006年第3期），张毅《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等。

3.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二：词。词的传播研究集中在唐宋词的传播研究上，其中焦宝、兴越《唐宋词文学传播的重要转捩——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对词体文学的影响》的研究角度相当独特。此外，陈水云《词籍出版与词学中兴——论清代词体文学的传播及表现方式》、李世前《清代词话与词的传播关系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则从词籍与词话的视角对清代的词作传播进行了研究，开拓了词的传播研究新领域。概而言之，以唐宋词为主体的传播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以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著作为代表。前者认为唐宋词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声音传播为主的“乐人之词”，以文字传播为主的“诗人之词”，以印刷传播为主的“词人之词”。因此作者从歌舞传播、吟诵传播、手写传播、题壁传播、石刻传播、印刷传播等几方面来考察唐宋词的传播方式。后者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方面对宋词的传播方式进行详细研究。谭新红还有《宋词传播中的男声演唱》一文，为其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系列成果。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下编“宋词与社会信息传播”对宋词的传播条件、传播内容和传播价值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部分相关研究论文，如刘光裕、郭术兵《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朱惠国《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朱伟杰《宋代女性词人词作传播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

二是唐宋词与歌伎媒介传播研究。即从歌伎这个特定的媒介来探讨唐宋词的传播，主要论文有蒋晓城《歌妓：宋词的传播媒介》（《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徐枫《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赵晓、孙国烈《试述歌妓传播宋词的特点》（《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曹明升《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2004），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陈中胜、徐胜利《论歌妓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2005），李克《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于宏《宋词传播中歌妓的角色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黄旭《论宋词歌妓传播的媒介生态》（《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等。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尤为突出，该书第七章专论了歌妓与词的传播关系，对于歌妓动态传播词作作了独特分析。

三是唐宋词传播个案研究。以柳永词传播研究为重点，主要论文有曹志平《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邓建《20世纪柳永词传播的定量分析》（《学术交流》2006年第2期），黄旭《论柳永词在北宋的传播动力》（《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陈水云《尊柳与抑柳——论清初对柳永词的接受之争》（《武汉大学学报》2002第4期）等。此外，温庭筠、花间派、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张孝祥等人的词作传播也有相关研究论文。

4.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三：小说。以明代为界，呈现为前冷后热的总体趋势，重心在明清小说的传播研究，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小说传播的整体研究。通代之作主要有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郭志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纪德君《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等。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是兼具白话小说与戏曲的跨文体研究，以元明清小说戏剧两种文体为范本，运用现代传播理论，并从传播者与媒介渠道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现象与特点。郭文按宋前、宋元、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等几个阶段探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情况。断代之作则有袁书会《从传播方式上看唐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差异》（《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04年第2期），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王平《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文史哲》 2003年第6期），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文学遗产》 2000年第4期）、《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程国赋、蔡亚平《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为考察中心》（《文史知识》 2010年第4期），姜子龙《禁毁与传播——关于明清小说的一种另类传播方式》（《理论界》 2005年第9期），林小燕《明代后期小说传播对朝廷禁令的突破》（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蔡亚平《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蔡之国《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 2006年第6期）等论著，大多同时具有鲜明的交叉与专题研究特点。

二是小说传播的个案研究。几乎都集中于经典名著。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是较早的小说传播个案研究，对《金瓶梅》的传播进行了研究。21世纪以来的主要成果有：甄静《元明清时期〈世说新语〉传播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借鉴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从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新的视角揭示《世说新语》在元明清时期的传播流布情况及特色。牛景丽《〈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太平广记》历时性传播与影响进行了探讨。王瑾《〈夷坚志〉新论——以故事类型和传播为中心》（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从续作、仿作、选本、话本改编、戏曲改编、对章回小说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夷坚志》的传播情况。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版本流传、选本、改编现象、传播主体、传播地域、传播环境等对“三言”“二拍”传播进行详细探讨。王平主编《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杨家将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十几部小说的传播进行了个案研究。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水浒故事的明清传播、近现代传播、当代传播进行历时性考察。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年）则就影视改编这一特殊传播现象对《红楼梦》现代传播进行了详细研究。此外，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探讨了书商出版推动古代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作用，是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刘永文、王景龙《〈申报〉与晚清小说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刘颖慧《插图与晚清小说的传播——以晚清〈申报〉小说广告为例》（《理论导刊》2006年第11期）则都是以《申报》为案例的个案研究。

5.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四：戏曲。戏曲的传播研究同样包括整体与个案研究。

先说戏曲传播的整体研究。通代研究之作中，上文已述及的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同时涉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与戏曲传播现象与特点研究。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虽然以传播命名，但主要是对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进行探讨，传播内容只有一章。张静《元代文人与戏曲传播初探》（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3年）探讨了元代文人对于元代戏曲传播的作用与影响。宋波《昆曲的传播流布》（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尝试运用传播学的观点解读昆曲的文化传播意义和影响，探讨了昆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字传播和口语传播的对立统一，同时还涉及了口语传播和地方宫廷行为模式的关系、传统文化传播模式的巨变与昆曲兴衰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焦福民《后戏台时期戏曲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探讨了近现代以来戏曲电影、戏曲电视、戏曲互联网等后戏台时期的戏曲传播情况及其生存传播的展望。

再看戏曲传播的个案研究。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为重点，分别以赵春宁《〈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燕飞《〈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为代表。此外，高明《琵琶记》、徐渭《四声猿》、张凤翼剧作、孔尚任《桃花扇》等剧作也有相关研究论文。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是以特定戏剧文学形象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作者以传播的控制、内容、媒介、受众、效果、情境、动机等分析模式，探讨包公获得成功传播的文化心理动因。

诗、词、小说、戏曲四体传播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探讨散文、变文、文论、诗话传播研究的论著，谌东飚《中国古代散文的传播与散文文体之关系论纲》（《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重在探讨散文传播与文体演变的关系；胡连利《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拜石《敦煌说唱文学与古代信息传播》（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皆以敦煌变文传播为论题，但彼此视角有所不同。前者重点探讨了敦煌变文的传播背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和传播意义。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等讨论了《文心雕龙》的传播意义和影响。

6.古代文学域外传播研究。古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了不少论著，21世纪除论著外，还有不少深入研究的文章。由于域外传播研究涉及到中外文学交流，因此这种研究有不少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域外传播研究可以从世界视域和国别视域两方面来考察。

一是世界视域的传播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在整个域外的传播情况。其一，综合性的介绍与研究。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探讨了每个朝代的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情况，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域外传播尤作了重点分析。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诗、词、散文、戏曲、神话与小说五编，从先秦到清代，全面介绍了20世纪英、美、法、德、俄、日、韩等国汉学家传播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按文学综合、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工具书等几方面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情况。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对古代与近现代文学在域外传播情况都作了简略介绍。其二，对某一文体的介绍与研究。早期有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以大量文献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域外的传播情况。相比之下，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更具学术含量，该文从传播所在国的文化传统来讨论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情况，注意到了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随意性、偶然性和非经典性等独特现象。此外，林一、马萱主编《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自中国戏曲起源以来在不同时期特别是20世纪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的传播作了系统介绍与研究。

二是国别视域的传播研究。即按国别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大致而言，90年代侧重于欧美国家的传播情况研究，21世纪则侧重于亚洲国家的传播情况研究。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阮洁卿《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史》（《法国研究》2007年第1期）、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分别对中国古代文学在法、英、德等国的传播进行了介绍。亚洲以在韩国、朝鲜的传播研究论文最多，如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学报》 1998年第6期），韩梅《论金圣叹文学评点在韩国的传播》（《东岳论丛》 2004年第3期），杨昭全《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及影响》（《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第5期），谭帆和郑沃根《中国小说评点本在朝鲜时期的传播与影响》（《常熟高专学报》 2002年第5期），聂付生《中国神魔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南开学报》 2005年第3期），吴秀卿《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2009），韩梅《论金圣叹文学评点在韩国的传播》（《东岳论丛》 2004年第3期）等。[※注]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有宋红《黄庭坚诗在日本》（《九江师专学报》 1986年第1期），区鉷、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衷尔钜《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0年第6期），张爱民《〈庄子〉在日本的传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李时人、杨彬《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周以量《〈夷坚志〉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研究》 2006年第2期）等。在泰国的传播研究有泰国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泰国赵美玲《中国古典诗歌在泰国当代的传播与影响》（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此外，还有夏露《〈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期），张玉安《中国神话传说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 1999年第3期），莫嘉丽《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年第3期）等文章。

三 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

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个案研究。在早期论文中，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第6期）是大陆学者最先以“接受史”为标题的论文之一。跨入21世纪后，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致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路向前推进，尤其以经典作家作品接受的个案研究为主体，主要集中在唐诗和宋词上，其次是先唐文学，宋以后的成果很少。

1.古代文学接受整体研究。从接受的对象来看，古代文学接受的宏观研究包括通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和断代文学的接受研究。

先说通代文学接受研究。代表作有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者为最先问世的中国文学分体接受史——中国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专著，在中国文学接受史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作者旨在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以作为接受史料的历代诗话为学术基础，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其诗学意义。后者是综合性的通代文学接受史研究著作，全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代不同类型的文学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既理清了‘史’的线索，又把握了‘论’的重点。在此基础上，书中着重探讨了各时代的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总结了各时代的接受理论”。

再看断代文学接受研究。以唐宋为界，呈前热后冷之势。先秦文学接受研究，仅有邓新华《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江苏社会科学》 2000年第5期）等少量论文，汉魏六朝与唐代是断代文学接受研究的两大重点。

汉魏六朝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涉及汉乐府与建安文学以及中古诗歌的接受研究。代表作有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以及她与赵红合作撰写的《论沈约对汉乐府的接受》（《求索》2007年第4期），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接受与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

唐代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有张浩逊《唐诗接受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和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点带面，古今贯通，选取一些接受者对典型诗人的接受情况；后者侧重于史的梳理，把明代唐诗接受史分为六个阶段，著者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唐诗接受观念与方法进行细致的比较与分析，对各种接受形态也加以具体而翔实的考察。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两部以唐诗选本为考察对象的特殊断代文学接受研究，两者都是探讨清代的唐诗选本研究，前者侧重于共时分析，后者侧重于历时梳理。

2.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一：唐前时期。主要集中于《诗经》、《楚辞》、《庄子》、《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

《诗经》接受研究有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龙向洋《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琼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等。

《楚辞》接受研究较之《诗经》成果更多。如高曼霞《接受过程中的〈湘君〉、〈湘夫人〉》（《求是学刊》1994年第5期），盛树屏《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邓新华《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江西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年第2期），郭建勋、毛锦裙《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求索》 2006年第10期），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云梦学刊》 2002年第5期）、《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第5期），《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求索》 2004年第6期），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云梦学刊》 2005年第4期），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中国韵文学刊》 2005年第4期），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西华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陈淑杰《李贺对楚辞的接受和创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郭建勋 《论词对楚辞的接受》（《求索》 2002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汉魏至唐代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庄子》接受研究除了单篇论文之外，还出现了研究专著。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对明代的《庄子》接受进行了研究，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

《史记》接受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对唐宋时期的《史记》接受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唐代史学、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方面探讨了唐代《史记》接受情况，下编则从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三个层面研究了宋代《史记》接受情况。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进而上溯于唐前，分别探讨了唐代以前的史书、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学者的《史记》接受情况，并对唐代以前的班马优劣论演化轨迹、《史记》传播与接受中的儒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赵洪梅《〈史记〉在元词中的接受研究》（《社会科学论坛》 2010年第4期）则将《史记》的接受研究延伸于元词。此外，韦爱萍《史实与诗美的完整结合——论李白对〈史记〉思想的接受》（《理论导刊》2007年第11期）、《史实和诗美的完美结合——再论李白对〈史记〉的接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为李白与《史记》两个个案的互释。

陶渊明接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李著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著通过对唐代各种史料的爬梳与辨析，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把唐代陶渊明接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的博士论文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

此外，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3.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二：唐五代。主要有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以及《花间集》的接受研究。

盛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集中于李白、杜甫、王维三大诗人。李白接受研究的代表性研成果[※注]有：伏涤修《李白诗歌作为唐诗最高典范的被接受与遭贬抑》（《烟台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朱易安《试论唐诗学建构的主流与非主流——以李白接受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因素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唐斌和王红霞《试论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西华大学学报》 2010年第5期）等。杜诗接受研究方面，较早问世的论文有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社会科学辑刊》 1995年第1期）等，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后有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注]专注于整个唐代对杜诗的接受研究。梁桂芳《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3期）则将杜诗接受研究延伸于宋代，并从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比较的视野加以探讨。王维接受研究方面，主要有：周嵬《盛唐和中唐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第2期），张进《宋金元王维接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孙武军、张进《明代前中期唐诗选评中的王维接受》（《宁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清初王维接受研究——从“自然”论窥探王夫之对王维接受》（《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第3期），袁晓薇《解读一个“全面的典型”——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汪苹芳《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王维田园诗汉译英对比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

中唐文学个案的接受研究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等为重点。韩愈、柳宗元在文学史上以“韩柳”并称于世，前者的接受研究主要有：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熊礼汇《从选本看南宋古文家接受韩文的期待视野——兼论南宋古文选本评点内容的理论意义》（《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重在韩愈散文接受研究。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2年第2期），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重在韩愈诗歌接受研究。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进而对韩孟诗派中的贾岛、姚合并称接受作了史的梳理和研究。有关柳宗元的接受研究主要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莫军苗《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柳州师专学报》 2011年第2期），莫山洪《论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柳州师专学报》 2010年第1期）等，杨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然后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莫军苗一文延伸于金元，在时段上正好与杨文衔接。白居易是中唐文学接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一是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的整体性研究，如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认为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二是特定时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如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社会科学辑刊》 2009年第4期）、文佳的《白居易诗歌在南宋的传播与接受》（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三是经典之作的接受研究，如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文学遗产》 1998年第4期），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年第3期）等。四是由白居易进而拓展至元白诗派的接受研究，如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还有如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广西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等的个案研究。李贺也是中唐文学接受研究的一个热点，早期研究论文有高洪奎《李贺诗歌的接受史研究：中唐至五代》（《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99年第1期），后有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历代接受现象及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研究》 2004年第1期）、《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文学评论 2008年第1期），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南开学报》 2004年第3期），何新所《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中州学刊》 2012年第1期）等。

晚唐五代以李商隐与《花间集》的接受研究成果较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清代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花间集》接受研究主要有：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一书从《花间集》的版本流传、批评、接受三个章节来研究，实际上只有第三章是接受史研究，对宋代、金元、明代、清代的《花间集》接受进行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东岳论丛》 2010年第12期），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年第4期）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此外，李春桃《〈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在各代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4.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三：宋金元。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

北宋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苏轼最盛，早期论文如王水照的《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词史地位的评定》（《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南昌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侧重于特定时代的接受研究；王友胜《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等侧重于对苏诗接受研究的学理思考。后来如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则趋于通代研究，前者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各个时代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者先按从时间纵向上论述了苏词在宋元明清的接受情况，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对苏词与柳永词、辛弃疾词、姜夔词的比较，以及苏词的本事、风格的接受研究，最后通过对几首经典词作的阐释史的梳理进一步分析苏词接受的个案情况。黄庭坚与苏轼并称“苏黄”，但其接受研究成果无法与苏轼相比，值得关注的是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该文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从选本中的柳、周词，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以及柳、周词对词人创作的影响等几方面来研究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

南宋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辛弃疾最盛，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分上下两编，上编“近八百年重点读者的辛词接受与消费调查”，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其中20世纪以前和20世纪的选本各9种，通过调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历代稼轩词批评史论”，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从理论接受、创作接受和社会接受三个层面来研究宋元时期的稼轩词接受情况。

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重点。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5.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四：明清。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经典名著的论文是李延《从接受美学看〈金瓶梅〉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8年第4期）、刘绍智《接受中的〈三国演义〉》（《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最早问世的学术专著则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与重在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路有所不同。后有喻晓、闻钟《〈红楼梦〉接受史研究：21世纪红学新路径之一》（《红楼梦学刊》 2000年第3期），提出以接收史研究作为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探讨其接受情况。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6.古代文学域外接受研究。古代文学的域外接受也有少量研究成果。马金科《朝鲜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首次对朝鲜诗学接受中国江西诗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书从朝鲜诗学的接受语境出发，分析了朝鲜诗学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在对接受中介的分析中探讨了接受的途径，通过对朝鲜诗话文本的深入解读，研究了朝鲜诗学对江西诗派的代表作家及其诗学理论接受的实际，并且与中国诗学的比较分析中，总结了朝鲜诗学接受江西诗派的特点和意义。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论述了日本江户时代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特别重点研究了江户时代汉诗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的接受情况。

四 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

除了以上以传播或接受的不同视角展开论述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合传播与接受而一并加以研究的论著。总的来看，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双向研究，也同样贯穿历代，但成果不如上述单向研究丰富。

1.古代文学传播—接受整体研究。通代研究成果有限，断代研究以建安与唐宋文学为重点。

先说传播—接受的通代研究。以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为代表，此书首次以中国戏曲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以“观众与作者”、“演员与作者”、“观众与演员”、“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等五条主要线索，系统地梳理了自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深入探讨了其中的规律。内容不仅涉及作家、演员、观众、批评家、戏班主人和出版商等多个层面，还涉及各种声腔剧种的传播与交流，多种演剧形态和场所的交叉与竞争，多种传播方式的共存与兴替，为中国戏曲构建了一部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传播接受史，是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要拓展。

再看传播—接受的断代研究。唐前建安文学是一个研究重点，主要有王玫《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建安文学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3年第2期）、《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邓义兰的《建安文学在南朝的传播接受》（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马丽娅《先唐俗赋传播接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以传播学和接受美学视角研究俗赋，重点探讨了先唐俗赋的传播情况，包括俗赋的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的历史记录、传播的外在文化影响等。唐宋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主要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尚著对元和诗自中晚唐五代至明清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陈著以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接受情况。唐宋之后的接受研究，主要有郭英德《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 1999年第2期），重点对元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了简要的论述。

2.古代文学传播—接受个案研究。以先秦与唐宋为两大重点，介于其中的汉魏六朝时段，仅有马丽娅《西汉〈楚辞〉传播接受的途径与方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张敏、肖伟《〈古诗十九首〉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等少量论文出现。唐宋之后则呈逐步递减效应，值得关注的是李根亮《〈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拓展《红楼梦》研究的视界与领域具有一定的意义。

重点之一是先秦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主要有王秀臣《〈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龙剑梅《〈山鬼〉主题的多元接受及其对文学传播的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等。王文认为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此文主要从《诗》的礼典属性论述其传播与接受的发生机制。尚著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庄子论、中篇屈原论皆非传播接受研究，下篇庄骚传播接受论结合社会文化思潮，对《庄子》《楚辞》在先秦两汉时期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及其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是先秦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

重点之二是唐宋文学接受个案研究，其中唐代主要有胡振龙《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2003），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东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陈文忠 《 从“手抄本”到“印刷本”的文化旅程——〈寻隐者不遇〉传播接受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2011年第12期），张春媚、刘尊明《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齐鲁学刊》 2003年第1期）。宋代个案研究主要有白贵、高献红《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河北大学学报》 2009年第3期），陈岳芬《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 2006年第3期），余敏先、米学华《试论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2期），邓建《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渤海大学学报》 2006年第1期），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静《朱淑真诗词在宋代传播与接受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5期）等，仍然集中于柳永。

3.古代文学域外传播—接受研究。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一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文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

五 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评价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梳理与分析上面来看，传播学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运用和开拓，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侧重于文学的分体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文体有唐诗、宋词、元剧和明清小说。这体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经典性，体现了经典文学因其突出的艺术生命力受到阅读者重视而得到广泛传播的文学现象。因此这种时代经典作品的传播研究有着特别突出的学术价值和典范意义。但是这种经典传播研究所涉及的文学对象又是较为狭隘的：一是表现在只集中在“一代文学”中的一种经典文体上，而未重视“一代文学”同时并存的其他文体作品的传播情况；二是表现在“一代文学”的时段选择主要分布在唐代以后，而对于唐代以前的许多经典文学的传播情况未予以重视，实际上唐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传播时间更久远，影响力更持久，它们对唐代及其以后的经典作品有着重要影响；三是表现在一种文体的作品选择也往往是极为有限的几种经典作品，在作品选择上还不具有广泛性。由于研究对象狭隘化，因而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展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传播的真实性和全貌性。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学传播的方式和媒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这就抓住了文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和本质，因为不同文体的文学传播需要依凭不同的传播媒介和方式，如词的最初传播与歌伎唱诵、小说的传播与出版印刷是有密切关联的。然而文学传播的研究内容又不局限于此，王兆鹏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有六个层面，包括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注]因此古代文学传播研究除了从传播方式和媒介来探讨外，还应广泛研究其他相关内容，虽然有些论著和文章对其他内容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总体上是关注不够，特别是从六个层面的综合上来探讨文学传播的研究更是乏见，这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从研究的理论探讨来看，虽然断续有一些文学传播方面的理论文章发表，甚至有人提出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注]但总的来说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较为缺乏理论探讨的，因而研究实践也缺少具体的理论指导。即便是文学传播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其内涵也含混不清的，诸如“传播与接受”、“传播与影响”、“传播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没有十分明晰的阐释与界定，因此在研究实践上往往是各唱各的调。有些虽能够给予它们一定的界定和区分，但理论与实践脱节，最终是“接受”、“影响”和“研究”往往也成了“传播”的另一种代名词。

正如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一样，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所考察的对象也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这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的艺术成就和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但同时这也显示出接受研究所涉及的面较为狭窄。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接受往往是与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同时，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特殊的接受，因此接受史研究与研究史或曰学术史研究又作如何的区分也是研究中必须面临的难题。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所以在文学接受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不少研究者往往把传播与接受混杂在一起，把接受史研究等同于研究史或学术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是对文学接受的文献资料（也可以看做是传播资料或学术研究资料）进行排比梳理，而没有考虑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和独特性。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

实际上，存在于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的以上问题，既有实践层面的问题，更是学理本身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听取和借鉴一些学者对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之言，以便从中获得多重启示意义。比如李永平《古典文学传播研究刍议》（《光明日报》2005年7月29日）、熊柱《关于当前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现状的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袁晓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与突围》（《学术界》2010年第11期）等文，分别就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李永平《古典文学传播研究刍议》对近几年来有关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多有批评，认为其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传播接受状况；二是某一文学体裁、题材、流派或艺术形象的传播方式或传播者考释；三是跨地区、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交流情况。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从事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学者对源于西方的传播学传播学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独立的研究方法还不甚熟悉，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把握多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该文甚至认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运用传播理论、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学者间也没有实现视界交融和对话。关于什么是“文学传播研究”认识上还不统一。基于此，对文学传播研究本身的性质、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法、意义的探讨亟待展开，为建立文学传播学做准备。

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袁晓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与突围》两文则主要是针对古代文学接受研究而言的。陈文提出当前的接受史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观念上，“接受史”与“学术史”常混而不分；在操作中，有的往往流于接受文本的罗列排比。只有在理论上真正搞清接受史的学术特质，才能在操作中避免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因此，有必要辨明接受史与学术史的异同。接受者包含研究者，“接受文本”同样包容“学术文本”，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体系中，接受史与学术史确是紧邻。但是，既不应把二者简单等同，也并非单纯角度的不同。所谓接受史实质是作家作品与历代接受者的多元审美对话史，是本文的召唤结构在期待视野不同的历代接受者审美经验中具体化的历史，也是古典作家的创作声誉史和经典作品的艺术生命史；它通常体现为不同时期的接受史包括普通读者、评论研究者以及作家艺术家，对作为接受对象的作家作品作出的理解、阐释及在创作中接受影响和借鉴等。接受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古今的审美经验，让古典走向现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史作为与创作史前后衔接的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新维度，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更紧邻文学史料学的学术研究史，在主体范围、对象性质、功能任务和研究态度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袁晓薇文进而指出：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在接受史研究广受瞩目、成果纷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混淆了接受史研究和史料学、学术史研究等的区别，以简单化的模式对不同接受对象进行统一操作等。这些倾向均为接受史研究学术特质的“变异”，若不加以澄清和纠正，将导致接受史研究学术意义的丧失。富含学术思考的“问题意识”是接受史研究成功突围的关键。

总之，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学术前景是喜人的，但对于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单向研究或传播—接受的双向研究及其与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之间的异同关系，还是应该作进一步的区分与辨析，力求避免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不断泛化之弊。与此同时，要努力通过贯通传播学—接受理论与方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传播学学术体系，然后在此坚实的根基上展开富有学术个性的高质量研究。

第五节 古代文学的译介学研究

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中译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古代文学翻译基础上进行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很早就有了，但译介的主体多为外籍人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译者才逐渐参与到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当中，而古代文学译介学的观念和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译介学兴起而出现的。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但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交叉性研究。限于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多由比较文学研究者承担，但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开始涉足这一新兴学术领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一 古代文学与译介学理论建构

“译介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阈而展开的异质文学翻译互动研究。”[※注]它是以文学翻译为基础，从比较文学的媒介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问，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发展和繁荣。

谢天振对我国译介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后出版了《译介学》（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和《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对译介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谢天振认为：“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注]也就是说，译介学“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把翻译文本作为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不是外语教学研究的对象加以审视和考察”。[※注]因此，译介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揭示它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二是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三是关于翻译文学史的方面。[※注]

谢天振的观点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呼应。如查明建也指出，译介学不是一般的翻译研究，“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研究；其次，它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即它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比较文学的学科规定性，是‘跨语言、跨文学、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离不开比较文学学科的规定性和研究目的。它由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乃至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区分开来”。由于强调译介学的比较文学属性，所以查明建认为译介学的本质“是文学关系研究：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译介学关注的是译语文化对文学译介的操纵，以及由此建构起的文学、文化关系”。“因此，一般的翻译理论，如翻译的语言哲学、直译、意译、等值等理论，不能应对译介学所要讨论的问题；非文学的翻译研究，即使是从文化层面来研究，也不属于译介学范畴；即使是文学翻译研究，如果不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出发点，论述仅止于翻译作品本身，也没有从文化层面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纯粹翻译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译介学。”[※注]

显然，谢天振、查明建等人的译介学理论强调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隔绝性，有意对两者作了区分。虽然译介学是在文学翻译基础上而形成的，但是译介学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翻译研究对于语言转换层面的探讨，而是由语言转换的语言学研究延展到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层面，突出了研究的“文化转向”。因此，译介学研究深化和延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内涵，但同时也与传统翻译作了“自我了断”。从比较文学的学科属性规范来说，这种理论阐释固然有其需求性和合理性，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毕竟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所以也有不少研究者对谢、查的译介学理论提出了批评。

有研究者就指出：“译介学研究尽管不是一种语言研究，但离不开语言，因为语言与文学本身就是不可分的。只要不是专门探讨指导具体的语言翻译技巧，就不能不说是属于译介学研究。”“目前对于译介学的界定基本上就是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前面两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本来就是翻译学所研究的内容，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传统的翻译研究现在也涉及了翻译的文化层面。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样，一般的翻译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所以，“译介学的研究范围‘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可能把二者很明确地区分开来，就像译介学这个术语本身的意义一样，‘译’就是翻译；‘介’就是介绍，而翻译本身就是介绍的作用，用一种语言（目标语言）来介绍另一种语言（源语言）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注]这里，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渊源关系得到了重新的重视和认可。

相对于谢、查等把语言转换层面的研究排除于译介学之外，有研究者则重新界定了译介学的研究对象。“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注]这里，既有译介技术的研究，也有译介文学和译介文化的研究。

尽管译介学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译介学的理论探讨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和译介批评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和促进作用，并且包含了古代文学的译介学研究。强调译介学的文学比较和文化比较，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批评的比较视野拓展，提升古代文学译介研究的当下意义；重新正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渊源性，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实践对于译介质量的重视和提高，促进古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和繁荣，使得古代文学译介基础做得更为扎实。

二 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

古代文学的译介成果在马祖毅和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03年修订版）、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过介绍。如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一书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俄苏、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蒙古、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家的翻译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张海惠、曾英姿、周珞编的《中国古典诗歌英文及其他西文语种译作及索引》[※注]收录自1990年以来近百种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著作和翻译作品集，包括200余首先秦至唐五代中国著名诗词的整篇英文原译作，以及约2500个英、法、德、俄、意、西等文种的译作出处。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工作，大部分是由国外的汉学家来承担的，对此有人指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注]。这从《汉籍外译史》中所列举的外译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绝大部分外译作品是由外国学者所翻译。

不过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化和中国本土翻译者的培养，由中国人自己对外译介的古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如英译方面：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有《红楼梦》、《楚辞》、《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史记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长生殿传奇》、《聊斋选》、《老残游记》、《古代寓言选》等，孙瑜译有《唐诗宋词》，孙大雨译有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陶潜《归去来辞》，宋玉《高唐赋》，潘岳《秋兴赋》，刘伶《酒德颂》，韩愈《石鼓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许渊冲译有《唐宋词一百首》、《英汉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苏东坡诗词新译》、《中国古代诗词六百首》等，赖恬昌译有《西厢记》、《中国诗歌》等，翁显良译有《古诗英译》，吴锡陶译有《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主编和翻译《唐诗三百首英译》，黄新渠译有《唐宋诗词选》，黄龙译有《庄子英译》、《孔雀东南飞英译》、《中国古典名诗选译》、《牡丹亭英译》、《聊斋故事选英译》等。法译方面：郭麟阁译有《红楼梦》前五十回，徐仲年译有《杜甫诗选》、《中国诗文选》，何如译有《木兰辞》、《十五贯》、《文心雕龙五篇》、《杜甫诗十四首》《屈原赋》等，罗大冈译有《唐人绝句百首》、《古镜记》，许渊冲译有《唐宋词一百首》等。[※注]

另有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其首批约100种选目中，也以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用多种语言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再如湖南人民出版社《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家经典译丛》、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工程浩大，也出版了几十种古代文学的翻译本。

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有了对外译本。如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英、西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英、法、德、西等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古典文学史》等。[※注]

古代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程度各有不同，但主要关注的是名家名篇。如《红楼梦》的译作就显得要多一些。有人统计过，《红楼梦》的外文译本至少有23种文字、79种译本。其中摘译本有7种文字，23种译本；节译本15种文字，31种译本，全译本13种文字，25种译本。[※注]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译本为：1927年王良志节译的《红楼梦》，此译本首次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呈现给西方读者；王际真于1929年在美国出版的节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于1980年出齐了120回的全译本（杨译本）；英国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全译本1986年全部出版完成（霍译本）。[※注]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于传播和宣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外国民众和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与外译汉相比，无论是所译的作品数量还是译文质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因此，古代文学的译介工作是今后翻译工作者和古代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必须花大力气去翻译更多的古代文学作品，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交流，使中国古老的文明为世人更为广泛地了解和研究。

三 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

古代文学译介实践本身就内含着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指向，因为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的转换，其中由于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构成因素，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必然有文化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原文与译文的或得或失或增或损，或屈从于新语，化入异类文化中，或不失其本，表达原文异趣，总之，是一种语义和词语形式的同一与差异的辩证发展”。[※注]因此，古代文学译介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的比较过程。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则是对古代文学译介行为的再批评，包括古代文学的译介技巧、译介文本和译介文化背景等方面的批评和研究。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代文学的译介史研究。上面提到的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等著作虽然主要着眼于古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但也对古代文学的译介情况有过介绍和初步研究。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虽然着眼于整个汉籍的外译史研究，但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史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史也有过介绍。不过目前完全以古代文学译介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尚缺乏，是一个待研的领域。但一些作品个案的译介史研究则出现了，如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具体考察了《红楼梦》在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的翻译、流布情况，特别是附录中包含了世界上各个语种的《红楼梦》译本一览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部文学巨著在国外的流传和接受情况。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注]对《红楼梦》的英译历程进行了划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30—1893年，此时期的翻译仅为提供语言资料，发表形式不正规；第二个阶段为1927—1958年，译本为译者意图和书商意愿折中的产物，以王际真译本影响最大；第三个阶段为1973—2000年，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代表，这两个全译本吸收了当代红学的研究成果，为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第二，古代小说的译介批评。这以《红楼梦》的译介批评为代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自1980年以来，《红楼梦》译介批评大约有五六十篇以上的论文发表。[※注]因此，有人提出了“红楼梦翻译学”，[※注]以期更深入讨论这些译本的翻译问题。2002年，“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红楼梦》译介研究走向新的高潮。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论文集主要涉及两方面研究：一是《红楼梦》译介文化研究，“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研究《红楼梦》翻译和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同时还涉及《红楼梦》翻译的体制、策略、翻译倾向和补偿策略等研究问题”；二是《红楼梦》译本研究，“主要包括文化和语言层面的问题，对译作和原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对译作进行审美的和其他方面的价值判断等”。[※注]前者如魏芳《翻译策略：译者在特定翻译情境下的选择——〈红楼梦〉两种译本文化内容的翻译策略比较》从翻译策略上看，指出杨译本采用“异化”策略，重直译，更忠实于原著，霍译本采用“归化”策略，重意译，更多考虑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后者如夏廷德《〈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人物姓名的翻译策略》探讨了《红楼梦》中人物姓名的翻译；洪涛《〈红楼梦〉中的语言禁忌及其英译问题》探讨了《红楼梦》中语言禁忌的翻译问题。此外，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注]是《红楼梦》译介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统计手段，并参照英国国家语料库的词频数据，对杨译本、霍译本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指出母语文化对译者的翻译文化观和翻译思维有着极大的影响。除《红楼梦》的译介批评外，其他小说译介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徐珺《古典小说英译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儒林外史〉汉英语篇对比与翻译研究》（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05年版）、孙建成《〈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书分别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的译介进行了批评和研究。

第三，古代诗歌的译介批评。诗歌译介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译介的技巧问题。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论稿》（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视角》（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部书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诗歌的翻译技巧，包括诗词曲中的标题、专有名词、时令节气、典故、数字、曲牌、双关、文化背景、美学特点等诸多方面的翻译技巧都作了详细地研究。穆诗雄《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注]一书从对比中英诗歌的诗体形式、诗歌理论、诗歌审美情趣入手，分析、比较、评判了各种译例的得失，并从中归纳出切实可行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王方路《中国古诗词的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注]一书的“理论篇”介绍了各种翻译理论，并在其“实践篇”中专论中国古诗词中的女性隐喻对译诗的影响。二是诗歌译介的“误译”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论者，如黄新渠《中国诗词英译的几点看法》（《翻译通讯》1981年第5期），余德予《略谈古汉诗英译的理解与表达》（《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童养性、徐永藻《浅谈英译唐诗之误》（《外语教学》1985年第4期），丰华瞻《略谈汉诗英译》（《外国语》1986年第2期），吴景荣《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等论文，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字词、句法、典故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误读”理论的大兴，论者对这些失误也似乎有了更多的理解。如汪榕培《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注]一书通过不同译文的比读，说明了“误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贾卉的博士论文《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注]认为对不同译本应摒弃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观念，用宽容、学习的心态去发掘这种翻译现象背后的理据，重视“误译”的合理性。三是诗歌译介的标准问题。如许渊冲《如何翻译诗词：〈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外国语》1982年第4期）、《谈唐诗的英译》（《翻译通讯》1983年第3期）两文中提出了译汉诗的标准为“三美”：首先要传达原文的“意美”；其次要以押韵、重复、节奏等方法传达原诗的“音美”；最后要传达汉诗整饬的“形美”。

第四，古代诸子散文的译介批评。曹惇《〈论语〉英译本初探》（《翻译通讯》1985年第8期）、王勇《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求索》2006年第5期）、杨平《〈论语〉的英译研究——总结与评价》（《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等论文探讨了《论语》的英译情况。王平《比较〈老子〉的三种英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增刊），崔长青《谈〈道德经〉的英译》（《读书》2000年第1期），陈国华、轩治峰《〈老子〉的版本与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张小钢、包通法《〈道德经〉英译版本的归类及思考》（《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论文和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对《老子》的译介进行了研究。汪榕培《〈庄子〉十译本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6期），陆钦《〈庄子〉在日本》（《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张爱民《〈庄子〉在日本的传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庄子〉在国外的版本注本及译本》（《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等论文和徐来《英译〈庄子〉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对《庄子》的译介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其他一些诸子散文的译介情况也有所研究。

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一方面促进了古代文学译介实践的发展和繁荣，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的质量提高；另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外文化交流。因此，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是古代文学译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化研究有助于古代文学及其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