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念及其相关思考在中国学术发展洪流中早已存在，但是真正学术形态上的研究，却是晚近的事。如果林传甲1904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可以算作是初步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文学史著述，那么这一研究进程也不过才百年光景。尽管林传甲明言是要模仿日本人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来进行书写，但实际上林著深受当时教学章程的影响，传统的学术印记在时新的“文学史”名称下不时地忘形现身。就学术深度而言，林著实在称不上是著述，但是风气一开，学术转型的大势就再难逆转。无论是东土的撰著，还是西洋的观念，都深刻地影响到国人的相关研讨。尽管传统的诗文评、文苑传、书录提要、选集评点，难免还会出现在人们的论述当中，但无论是文学史资料的整理、文学史观念的更新，还是文学史著述的涌现，都提示了这一进程的现代意义。在初期的模仿、困惑之后，文学史的研究开始具有自身的学科特色，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反映了这一动态过程的丰富与精彩。在此最后二章中，同样将以六十年贯通的方式对此期间问世的所有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与评述。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重写文学史”

从本质上来说，一切文学史书写都是重写，正如同所有的文学研究都只是对文学事实的一种重现。“只要是研究，便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因袭，便要对文学历史的发展提供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所以“广义的‘重写文学史’实际就是我们从未间断过的文学史研究”。[※注]当文学事件发生之后，文本与事件的过程，作为历史就已经凝定；而文学史只能是史家依凭主体的选择与鉴裁，对之作出相应的论述。无论如何尽力追求客观，主体的前在知识统系、时代思潮的影响，都会在选择与书写当中留下痕迹，在宽泛意义上来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史都只能是主体在当下的情境当中的一种叙事，完全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正如同对“文学史”这一专称的体认，无疑文学史的本质属性是历史的，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因而首先要强调的是其客观性；但同时它又是带有文学特征的历史，这一限定无疑加大了对客观性进行主观阐释的多样可能。

一 “重写文学史”的理论讨论

重写历史，本是学术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要求，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成为一种学术时尚，普遍被学者所关注与谈论，几乎成为一个世纪性话题，却缘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80年代以来有一些话题至今仍在不断被提起，其中一个就是“重写”，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哲学史，当然也有重写思想史。重写是“相当诱人的事情，更是必然的事情”。[※注]其中的“必然”，是从最初对一大批遭受不公正对待和评价的作家文人的“学术平反”，到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意义重释与价值重估，实际上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有广泛“重写”之必要与可能。

本次“重写文学史”发端于北京、上海两大学术中心。1985年，陈平原在北京万寿寺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提出了他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酝酿已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的学科格局作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注]成为“重写”的重要理论根据。[※注]然后至1988年，《上海文坛》专门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邀请著名学者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他们在开栏“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宗旨，即“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不仅“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注]并给予“重写文学史”这样的历史定位：“我们现在提出‘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正是在文学史研究的性质发生改变的时期，是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王晓明还特意将“重写文学史”溯源于1985年陈平原等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指出“重写文学史”不过是将三年前“郑重拉开的序幕”再一次拉开。这是旨在强调从1985年到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两次高潮的延续性以及京沪两大学术中心的连动性。至1989年第6期止，这一专栏就赵树理、柳青、茅盾、丁玲等多位重要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作出了新的解读，其评述迥异于此前的常规叙述，产生了重大反响。《人民日报》1989年1月3日曾予专门报道。1996年，在章培恒、陈思和的主持下，《复旦学报》也继《上海文坛》之后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在继续深化“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与争鸣中，由此促成了贯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交叉学科的创立。其他报刊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报》等，更连续刊文参与讨论，从而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理论热潮。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有明确的针对性，陈思和指出，“在50年代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政治风暴以后，渐渐地在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在文学领域的别样形式。因此“重写”在实质上反映了对当时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一种不满，“只有把一切研究都推到学术起跑线上，才能够对以前成果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因此，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注]而陈思和在“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以及王晓明、李劼等的新文学史研究，都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学理因素。其学术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型的文学史“范式”，而在于冲破了以往研究当中的桎梏。这正是陈思和特别强调的：“本专栏反思的对象，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并以此来代替或排斥艺术审美评价的史论观。毋庸讳言，这种史论观年代正是在后期的极左的政治和学术氛围里，逐步登峰造极，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的。‘重写文学史’，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以往的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和重评。”[※注]

因此，从特定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所凸显的正是研究的创新价值甚或颠覆性见解，“要着重研究最近的文学史研究提出了哪些重大的问题，人们在哪些方面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新认识，如何把这些新认识体现在新文学史的编写中”。[※注]对于这一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在古代文学史的重写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而且有些属于深刻的教训。像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学生重写文学史热潮，在其代表作品北大的红皮本文学史当中，我们现在感受深刻的恐怕还是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强调、对民间文学的刻意拔高；“文化大革命”中刘大杰不断地改写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所留下的也只是政治观念对文学研究强势渗透的痕迹。但是这些失败的重写，无一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人为地对文学研究干预的结果，而在学理上对重写文学史的思考尚未展开。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正式被提出时，它不仅表现了学界对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受意识形态过度关注的不满，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表达了对回归学理研究的追求与渴望。古代文学虽然不像现当代文学那样与政治密切关联，其研究形态中革命史叙述尚未臻极致，但是偏离正常的研究轨道是毋庸讳言的。因而重写文学史事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强调了文学史观的转变，反拨了那种以当下性为借口而肆意叙述、偏离历史本体的文学史书写模式。

这一切决定了“重写文学史”并非单纯的学术事件，实际上它同时也具备了意识形态意义。李阳春指出：“构成人们呼吁‘重写文学史’的根本原因，首先是长期形成的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造就了文学史研究中的‘千部一腔’、‘众史一面’现象”；“第二个原因是长期处于‘左’倾思潮挟持下的偏窄视角，导致了文学评价中的审美特质的严重缺失”；“第三个原因是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长期沿袭了朝代史或革命史的分期方法，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成了文学史的分期标准与依据，文学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规律和特性被置于受漠视的地位”。[※注]这充分表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而“重写”事件所强调的“审美”标准，无疑为学术的理性发展指明了路向。同时，这也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使传统文学史观念受到挑战，美国在80年代也对文学史写作进行了“重写”；相应地苏联也因过去被禁文学作品的发表而激发了“重写”的需要。国内的提倡恰恰是对这一思潮的参与及应和。[※注]

“重写文学史”事件在文学界进而在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除了对于“重写”含义认识的分歧之外，[※注]也出现了很多对事件背后所潜含的话语权力的警惕甚至是批判。罗守让指出，“重写”理论有三重失误：（1）对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彻底抹杀和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2）对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历史道路和革命传统，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3）鼓吹脱离政治和现实人生的纯审美的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史标准。[※注]艾斐更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看显然不是需要重写，而是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局部性的修改和整体性的充实与提高”，“所谓重写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所谓的‘新潮’观点和一己之偏见去重评以前的作家和以前的文学，所以‘重写’的实质，是对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扭曲、贬低和否抑”。[※注]不难想见，当时这一事件对学界的强烈冲击。对于这些质疑，主持人又特别声明历史与审美其实是并不排斥的，并不是要主张单纯的“审美”，“这点不解释清楚的话，恐怕会引起误解，误以为我们是在提倡什么‘纯而又纯的美’，而排斥文学史上的非文学因素，特别是政治、社会的因素了”。主持人强调“重写文学史是顺理成章提出来的。从大背景上说，这一发展变化正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注]不过专栏仍是在意犹未尽的情况下结束，而其学术影响则延展到了海外：“《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虽然告一段落了，但在海外的《今天》，却接了过来，它从1991年3、4期开始一直到1996年，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两篇文章在此栏目下发表，1993年第4期还推出《重写文学史专辑》，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刊物《野草》也曾刊发一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评论。”[※注]

“重写文学史”挑战传统的理论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尽管它也有理论上不尽完善之处，如对“革命史”路数的研究采取的“颠倒”处理；对历史/审美、革命/文学之间关系的体认也有简单二元对立倾向；但它所引领的学术新风却令人耳目一新。正像张颐武指出的那样：“它提供了一个来自‘个人主体’话语的历史阐述模式。它的具体结论的对错并不重要，而是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这一学科建立时期所建构的‘文学史’的另一选择。这一选择所提供的话语和知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注]它推动了学术领域一统而僵化的格局向多元化的转变，影响广被，泽及多个学科领域，甚至音乐学界亦有人受其启发而提倡“重写音乐史”。

古代文学的研究亦受到这一事件的深度影响，不仅在文学史观方面多有新见，且创造了不少新的史纂形式，而这些转变又带有学科自身的特性。曹顺庆等在反思文学史撰述情况之后认为，现在的文学史具有理论盲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几乎不包括文言文作品，实际上仅仅是一部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几乎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应该先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注]赵树功提出古代文学研究应当调整方向，要“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原生态重写文学史”，充分尊重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要“在一定程度上讲求‘时代性’”，不脱离时代的需要，同时吸纳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应“提倡古典文学‘诗性的私人化研究’”，突出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注]钱钢则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回归历史，重视实证方法，同时要注入时代精神，通过具体研究促进文学史观的成熟。[※注]宁宗一更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历，提出“每个人都有阐释文学史的观点、视点和操作程序以及具体方法，所以文学史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笔下有不同的面貌、色彩。在最准确意义上阐释历史，都必然具有时代精神、历史个性在、史学家的人文性格在”。“理想的文学史（哪怕是断代史），首先应该是一部文本的艺术分析史”，同时也是“审美化的心灵史”，研究之际应更多关注民间文化和社会史、民族风俗史等方面，具备研究的整体意识。[※注]

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以其出色的研究有力地参与到重写文学史的思考中来，由于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差异，其观点更带有他山之石的意义。蒋艳萍总结了宇文所安对文学史研究的反思经验，提出“宇文所安认为，不能将文学历史等同于朝代历史”，“不能仅以文学体裁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单位”，“不能将文学史写成文学英雄和文学经典的集锦”，“不能将文学史（包括文论史）等同于观念史”，这些见解确实认识到了文学史写作当中的常见弊病。在认识到问题之后，宇文所安更提出了相应的书写策略：“第一，将文学作品还原到对具体的‘话语体系’的考察中”；“第二，将文学史视为一部充满变化和不定性的历史”；“第三，将文学史视为一部永恒流变的读者接受史”。[※注]我们发现，这些建议在当下文学史写作中有些已经展现出相关的成果。

二 文学史重写的几种样式

最明显的文学史重写当然表现在专书撰述方面。1962年出版的社科院本与游国恩本《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学术含量的原因，历来一直被多所高校沿用为教材。不过这两套书的时代印记也较为鲜明，在书写模式方面属于典型的文学社会学路数，不脱“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文学内容—艺术特色—影响局限”这一固定框架。而重写则围绕这一范式展开反思，反映了学界在这一问题方面思考的深入与多元趋势。

1.编年史样式。由于文学事件与历史事件在本质上具有差别，而传统文学史往往沿用历史的分期来区划文学现象，王朝更迭同时也是文学叙述的段落起讫，这对文学属性的把握难免扞格；而且一般而言，文学史只能是选择典型性的文学现象或事件进行叙述，实际上属于片段式，缺乏历史的延续性。编年史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并对文学事件进行连贯的追叙。可以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为案例略作分析。此书对唐五代期间的文学现象、政治事件、文化政策等进行了巨细无遗的爬梳，以四大卷、250万字的篇幅对断代文学史进行了详尽的编排。在体例上，此书略去主观性的评述，以史实材料为主体，立事件为目，其下补充文献出处并进行说明，以年代先后为序而具有纲目性质；在史观上，不仅对“纯文学”现象搜罗殆尽，且注目于文学发展的实际面目，诸如译经事业、乐舞交流等文化现象都纳入叙述范围，充分展示了大文学史观；在编纂理念上，突出了对文献的重视与把握，以事实梳理为职志，在密实的史实背后蕴含了大量学术释读空间，从而为进一步提炼与阐释提供了重要基础。[※注]21世纪以来，由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分别向上下延伸，出现了系列性文学史编年著作（详见后文）。而在贯通历代的文学编年方面，则先有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黄山书社1987年版），后有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书上自春秋，下至近代，分时事纪要与文学大事两部分。但因历时跨度大，所录材料却过于简略，只能说为通代文学史提供了编年样式的尝试。后书上溯周秦，下迄当代，更以18卷、1400万字的宏大篇幅成为通代文学编年史的集成之作。[※注]王建生在《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文学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传统文学史带来的缺憾，在时空交汇点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图景。而且，伴随着立体交叉的排比、罗列，一些被隐藏的文学史实、现象得以显露，必将催生新的研究课题。文学编年史也有自身的弱点，在反映重要作家、作品尤其是对文学整体进行评判时，则显得不够明快。所以，两种不同路数、不同侧重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完全可以和谐并存。厚此薄彼，轻易地抹杀传统文学史的意义，将不利于文学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毕竟，文学编年史只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而已。

2.文化史样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史研究样式则将文学纳入文化范围内考察，重点在于强调文化因素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堪称其中代表。作者认为文化是沟通文学与客观世界的中介，提出“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其与文学的系统、子系统关系，最深刻地体现为文化自身的建构，制约、驱动着文学的建构，促成其演进；而文学又以其自身的变革，参与文化建构，二者形成双向同构的运动”。在上卷（魏晋—中唐）中拈出士族文化、生存焦虑作为观照文学的重要场域，同时将之落实到文学形式的演进之中，阐释文学当中的意象化与律化问题；下卷（中唐—北宋）则以士庶雅俗的对立以及文化由反思入内省的大势为切入点，考察文学的“再自觉”现象。这一路径不仅在文学史分期方面与众不同，而且直入内里，密切关注了与文学互动共融的文化现象，因而论述鲜活，具有在场的生动与理性的融通。

3.历史社会样式。这似可以社科院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为代表。这一丛书共计十种，目前出版的有六种：《先秦文学史》（禇斌杰、谭家健主编）、《魏晋文学史》（徐公持著）、《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著）、《唐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宋代文学史》（孙望、常国武主编）、《元代文学史》（邓绍基主编）。在文学史分期方面，丛书基本沿用了历史界的划分标准，以王朝为节点；在具体叙述上，由于篇幅的保证，各册皆细致周详，对文学史现象作出了较精深的掘发，以往不太为人关注的次要作家也以一定篇幅加以介绍，反映了研究的深细趋向；在叙述策略方面，前有总述，概述此其文学风貌及时代场景，后则以作家作品的形式展开。魏晋与南北朝卷因作者的学术专攻，更能显示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在考辨与论述方面皆有生发。这一套文学史虽不以编纂思路出彩，但整体学术质量较高。

4.人性史、形式史样式。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为其代表。此书长篇导论阐释了编纂宗旨与基本观点，作者认为“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而文学形式的演进又与人性的发展相关，“因此，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这部著作的特征，章培恒曾做过总结：“第一，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们比较注重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在过去，人们常常注重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而相对忽视了其自身的文学属性”；“第二，在作品的评价上，我们不太注意其文学之外的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其本身的价值”；“第三，在现象的分析上，我们力求将某种文艺思潮、文艺现象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影响同我们今天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避免用今天的标准为古人打分的做法”；“第四，在规律的把握上，我们注重研究和探索诸如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达、形式的变化等文学自身因素的更迭关系”；“第五，我们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注]可以看出，人性演变、形式发展、古今贯通是此书编撰中极为重视并力求贯彻的理念。而新近推出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更在相关方面对原作进行了深化。

5.接受史样式。这一路向突出了读者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读者的阅读以及文学本文的效应之于文学的价值。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所撰《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具有典型意义。作者在绪言中指出，古代文学接受史应当包括多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探讨历代文学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研究古典文学接受的不同类型及其演变；总结古典文学接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古典文学接受主体的构成情况和历史变化；考察各个时代对文学接受的制约因素；深入探讨古典文学接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总结古典文学接受的民族特点。全书对历代文学接受情况进行了大致梳理，突出了先秦的礼乐文化、汉代的诗经阐释、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清代的学术思潮等方面，对文学传播方式如歌谣、人际、商业、娱乐等概括也颇有新意，是具有一定开创意义的作品。

文学史撰述当然远超上述诸种，但以上所列基本能反映研究中的趋向与路径。在丰富多维的著述面前，似乎更容易理解重写文学史所激发的研讨热情及其中展现的学术自由精神。不过样式的多样并不能代表成就的高下，如编年史就不能提供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需要读者在重重文献之后细细寻绎；现存文学史对于文学形式的演进尚缺乏清晰的阐述，虽然分体类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但共时的文学样式之面貌以及历时转变之关捩，皆未能深入揭示；而接受史凸显了读者之维，但读者阅读、鉴赏、阐释的文献材料欠缺是较难克服之处；至于社会学路径则有弱化文学自身特色的可能。可以说，各种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史现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全景式的文学整体观尚未呈现，而这需要学界的继续努力。在这一层面，我们也可以说，重写文学史永无止境。

第二节 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

伴随着中国文学史从机械模仿到独立撰写再到个性著述，中国文学史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再到自主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文学史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阶段，是文学史理论研究的不自觉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基本停止，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此期的文学史理论研究没有自觉意识，主要散漫在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大纲当中，并且受到苏联文艺学理论和“左倾”政治观念所影响。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第二阶段，是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觉兴起阶段。此期的文学史理论研究是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和拨乱反正而兴起的，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研究意识。1983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的讨论是其兴起的标志。90年代为第三阶段，是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主建构阶段。此期的文学史理论研究与个性化的文学史著述互动密切，前者直接为后者服务，后者体现前者理念，两者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自世纪之交起为第四个阶段，是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阶段，研究者站在21世纪以世界的眼光对此前文学史理论和文学史著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提出了全新的文学史观。

一 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觉兴起阶段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文学史编纂出现了热潮，无论是个人史著还是集体编纂，都有高质量的代表作，但是专门探讨文学史理论的却很少见。这期间由教育部委托游国恩、刘大杰、冯沅君、王瑶、刘绶松等著名学者起草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几经修改，于1957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可算是初步的文学史理论研究。此书吸收了当时众多高校的意见，属于教学指导性质图书，既是文学史编纂的指南，又规范了文学史的教学活动，因而书中的表述实际上代表了此期文学史理论的一些观念。此书对上古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长时段的文学状况进行了论列，以九章的篇幅概述了各时段的具体内容，其分期标准主要是时代界限。在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方面，强调要“说明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内容、进展情况和发展规律，说明重要作家、作品和当时社会的关系及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代表作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成就，分析代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予这些作家、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对于研究文学史的态度和方法，则指出“文学史是研究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科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确认文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它的阶级性和社会教育意义”。对于此前的研究偏差，还强调要纠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毒害”及“庸俗社会学倾向”。[※注]无须怀疑，此书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反映了当时的较高水准，但就理论研究的特点而言，显然具有明显的文学社会学倾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阶级性、人民性、民间性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既体现了马列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在不断推进文学的革命化释读。由于大纲的指导性地位，它直接决定了文学史编写必须遵循这一规范，同时也影响到文学研究的理论取向，这其间意识形态的渗透是较为明显的。

1957年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虽然包含了一些文学史理论的内容，但显然还不是一种自觉的理论研究。文学史理论的自觉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门组织一些学者撰文讨论中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方法等问题，是其标志。期间，发表了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胡小伟《文学史要有多层次结构》、张碧波《文学史研究断想》、牟世金《从两个结合着手改进文学史编写工作》、王季思《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随想》、赵新桐《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史著作的编写》、禹克坤《文学史与文学规律》、郭预衡《浅谈文学史的编写》、费振刚《揭示文学发展中的内外联系》、林岗《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邓绍基《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等1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文学史的研究内容和文学史著作的编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前者主要强调要对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如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指出：“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最高任务是探索、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诸如文学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怎样由于各种矛盾的变化而显示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文学的‘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等等。因此，要求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是：既要研究一般的文学发展规律，也要研究进步的文学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研究中国的进步的文学的发展规律。”[※注]张碧波《文学史研究断想》也认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文学学科，它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途径的科学。”“中国文学史是在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艺术传统的产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特征，揭示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向，最终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注]禹克坤《文学史与文学规律》指出，文学史就是“通过对作家及作品的描述，显示一定民族、一定时代的文学的规律”。[※注]后者以胡小伟《文学史要有多层次结构》为代表，文章指出，文学史写作要有多层次的著述结构，“所谓‘多层次’，就需要在体现以时代思潮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的叙述方式的同时，吸收史学界常用的‘分体合编’体例的若干长处，加强综述概论，既能反映出重要作家作品的全貌，又能对各种文体的发展作系统性论述，采取古代史家的‘互见’方式，将这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彼此照应，互相补充，而不是简单地重复、雷同”。[※注]

强调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显然是针对此前文学史著述中那种政治标签、主观臆断的反思和检讨，是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拨乱反正和自觉兴起。尤其可贵的是在文学史著述的这种反思和讨论过程中呈现出初步的文学史观。如林岗《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认为文学史著述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把文学发展历程当作实体性的知识来思考历史，也就是叙述性的历史；另一种是对文学发展历程进行‘理性重组’，对其演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历史的叙述在这里已包含了第二级的评说，这种文学史可称为解释性的历史”。前一种是叙述性的文学史，“主要任务是‘记载’和‘叙述’”；后一种是解释性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历程的‘重构’，是运用思维能力的‘重构’”[※注]。

文学史理论的自觉讨论和文学史观的初步呈现，表明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觉兴起。80年代编著的许多中国文学史都是在这种文学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初步给予了文学史著述的指导。

二 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主建构阶段

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然是由现当代文学界提出的，但对古代文学史的重写和理论探讨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自90年代初期开始，关于古代文学史理论研究的会议与专栏得到大量召开和开辟。

1990年《文学遗产》开辟“文学史与文学史观”专栏，并于同年10月与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在桂林召开，围绕文学史研究总体理论问题与文学史编写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注]1991年7月，《文学遗产》又与辽宁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小型讨论会，就桂林会议遗留的问题继续讨论。1991年12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了“文学史学研讨会”，所内不同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史相关理论进行了讨论。[※注]1993年，《文学遗产》再次召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进行座谈，讨论文学史学的基本问题和构想。[※注]1994年4月，《文学遗产》、《江海学刊》、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西北大学中文系与漳州师院在漳州联合举办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就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对文学史新著的评价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注]1996年第2期《文学评论》刊登了一组“文学史学笔谈”；1996年第5期《复旦学报》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博士生座谈”专栏；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一组“文学史研究转型”笔谈。1996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范式”学术研讨会。[※注]199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江海学刊》、福建师范大学、漳州师院在福建莆田联合举办了“文学史学研讨会”；[※注]《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开辟了“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专栏刊登此次会议论文。

90年代的文学史理论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着文学史观的理念，认识到文学史观对于文学史著述的重要性。如赵敏俐说：“要编写具有时代水平的文学史，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文学史观的问题。”陈伯海也说：“文学史观是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研究者如何驾驭史料、如何形成其编写体例的问题。”[※注]张政文也指出：“研究文学史观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自觉的理性意识和自主的人文方法，从而使文学史研究构成对人类文学活动的终极关怀，有效地探寻文学发展的自由之路。”[※注]在文学史观的理念下，对文学史理论进行了自主建构和深入研究，并直接为个性化文学史著述提供理论服务。

第一，对文学史的属性进行确认，指出文学史具有文学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属性。[※注]张弘指出：“‘文学史观’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观，即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另一是文学观，即如何看待文学的问题。”[※注]张晶也认为，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史，体现出文学自身的特征与规律，这便是审美”。“其次，文学史是文学的‘史’，应该加强‘史’的意识，写史不同于写其他著作，有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交代。……同时，‘史’就意味着发展，写出文学发展的流程刀就是文学史的动态建构是十分必要的。”[※注]许总认为：“文学史作为文学的专门史，实际上应当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这样的两重属性也就使得文学史具有了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品格。”文学史的“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使得文学史呈现二律背反的独特性，“既受制于历史进程又超越于社会现实，既合乎某种规律又无一定规律可循，既历史地发展又超历史地存在”。[※注]

第二，对文学史的形态进行多样化探索。徐公持对学术界对于文学史形态的多样化进行了概括，指出主要有三种文学史观：一种是史学家性格的文学史观，一种是理论家或曰史论家性格的文学史观，还有一种是中和或曰调和性格的文学史观。第一种文学史观重历史、重客观、重描述，可以说是“再现”的文学史观；第二种文学观重理论、重主观、重阐述，可以说是“表现”的文学史观，而第三种文学史观介于二者之间，可以说是“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文学史观。从学术性格上看，第一种文学史观尚实，第二种文学史观尚虚，第三种文学史观虚实并重。[※注]第一种文学史观，如陈一舟指出：“文学史，它是而且只能是文学的历史。”“狭义的文学史，无论人们要如何去界定它的学科特性，它仍然不过是全部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同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艺术史一样只是人类史的某一分支。”[※注]许总也认为：“与其抽象地找寻规律，不如实在描述现象，在文化背景的铺展、作家心态的显微、文学史整体的结构的联结与叠合中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轨迹与进程，在动态地把握其运行方向的基础上，进而窥探文学史的丰富本相。”[※注]第二种文学史观，如王锺陵认为：“我所斯望的文学史著作是一种具有理论形态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我们的任务是使文学史理论形态化。”即“由高度抽象而达到的云外高瞩的理论观点与丰富的活泼流露着生机的原生态感性具象之统一”。[※注]钟优民也指出，文学史如果不“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发展的嬗变轨迹、宏观走向及其规律，单纯罗列文学现象，就事论事，不叫文学史”。[※注]第三种文学史观，如张晶认为：“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是文学史研究的正确方法。”[※注]

第三，对文学史的建构方法进行了探讨。如王锺陵提出民族文化—心理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的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所以，不从民族心理、民族思维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的进程，我们就难以懂得这种进程中最为深沉的底蕴。”[※注]宁宗一也提出“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心灵史’来研究”，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民的灵魂史、知识分子的灵魂史”，“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精神主体学、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注]此外，还有文化建构文学史、从美学角度来建构文学史、以哲学观点建构文学史等文学史观。[※注]

90年代文学史理论研究服务于文学史著述的突出标志性成果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和袁行霈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前者主张文学是人性发展史的文学史观，后者主张文学自身发展历史的文学史观。两部文学史体现了文学史理论自主建构与个性化文学史观著述的良好结合。

三 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阶段

自世纪之交起，文学史理论研究迎来了自我反思的新阶段。研究者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以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此前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理论，其中大文学史观的提出就是文学史理论研究自我反思的典型。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著述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了大文学史观，此后谢无量于1918年又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一书，但此时的“大文学史”还只是杂文学的同义词。80年代中后期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兴起后，人们开始从文化视野的广阔背景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并以此为视角对“大文学史”观念作新的思考。傅璇琮主编《大文学史观丛书》（1990）、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1993）、赵明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1998）先后得到出版。此时的大文学史观还只是强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未形成系统的史观理论。如傅璇琮主编《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曰：“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赵明《先秦大文学史》导论指出：“一部先秦大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对具有突出文化性征的先秦文学进行文学的文化发生研究，或文学的文化综合动态关系研究。”

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在反思过去的文学史观的基础上开始对大文学史观作全面系统的思考。其中，董乃斌、陈伯海、张炯和杨义对这一文学史观思考尤为深入。

董乃斌认为，20世纪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大文学史观、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纯文学史观和新时期以来的新的大文学史观阶段。而第二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以‘纯文学’和突出‘一代之胜’作为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使大量有用的、应该注意的文学史料被舍弃，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也造成了因将历史现代化而推动或削弱科学性的弊病”。“在将许多原先不受重视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和历代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一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请进文学史殿堂的同时，却把不少很有特色的传统文学样式驱逐出了文学史。”因此，作者指出：“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之上，我们不应该无视古人的文学观（事实上，它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更不可削中国文学史实之足以适西方‘纯文学’观念之履。于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文学史观’，便成了时代的要求。”而“大文学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宏通开阔，是对大文化背景的宏观和对心灵世界的微观的良好结合，是对学科交叉互渗研究方法的重视”。[※注]董乃斌从宏观大文化背景出发，站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立场，对西化的纯文学观进行深入反思后提出了大文学史观。

陈伯海也指出：“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他还认为传统的“缘情绮靡”通过现代性阐释，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素质集中体现，它“不仅能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甚且好拿来同西方文论中的某些观念（如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说）开展对话与交流，而大文学史之‘大’，便也会在这古今中外不同文学体制、精神的碰撞和融合中逐渐生成”。[※注]陈伯海在反思西化的纯文学观后，不仅提出了大文学观，而且还提出以传统的“缘情绮靡”来会通大文学史观，使大文学史观具有文学性的实质内涵而不成为杂文学，同时又超越纯文学。

董、陈两位学者是从本土文化立场反思西化的纯文学史观后提出大文学史观的，张炯则从多民族文学史立场反思汉民族文学史后主张大文学史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侗族学者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出版后，多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得到提倡，进入21世纪更是得到高涨。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张炯从多民族文学史的立场出发主张大文学观。早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中，他就主张多民族文学的大文学史观：“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应该是涵盖中国各地区的文学史，即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注]21世纪，他仍然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凝定并非仅因于汉文学的贡献，“中国文学史应是中华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注]

杨义的大文学史观反思性最强，内涵最丰富，是集大成者。杨义说：“有所谓‘文学三世’：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杨义对纯文学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纯文学观念超码隐藏着三个缺陷”：

一在本体论。当人们引进“他者眼光”对文学进行提纯处理时，它很可能把一些历史学、文化学的知识排除在文学体验的边缘或圈外。……二在功能论。西方观念源于西方文学经验，往往与中国经验存在错位。小说、诗词、戏曲，更不用说骈文、辞赋，中西方都存在着叙事学、诗学原理原则和智慧方式的偏离与歧义，在发生学、形态学和源流学上都有各具千秋的历史发展系统。不经辨析、校正和融合，就轻易地套用西方观念，也就很难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很难从本源上发挥中国文学思维和理论概括的优势。三在动力学。从西方引进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思潮，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具有提供世界视境的巨大启迪作用的，但它们与中国社会发展、人生方式和文化现实之间存在着许多距离与脱节。单纯追慕新潮而忽略中国经验和生命神韵，是很容易产生类似于邯郸学步的负面影响的，这也许是一些不乏才华的创作缺失大家风范和传世素质的一个原因。

而“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但提纯的洗礼带有某种人为的阉割性，使文学与整个文化浑然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被割裂了，因此在进化中隐藏着某种退化。当然，21世纪的文学观不是要退回到孔门四科的文学观，而是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唯有这种大文学观才能在吸收纯文学观的现代理性的同时，超越片面的提纯给中国文学的自我认知所造成的本体论的割裂、功能论的错位和动力学的脱节”。[※注]

同时杨义还从多民族文学观反思了汉民族文学史。他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回到文学生存的原本状态。中华民族的原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是多部族和民族……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只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总进程出发，才能看清少数民族文学这些部分的位置、功能和意义，也才能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地看清汉语文学的位置、功能和意义。离开这种整体和部分之关系的辩证法思维，就很难透视存在于其间的文学起源、原创、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很难推原各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以及蕴藏于其间的文化哲学和文化通则。”[※注]所以大文学史观，除了恢复纯文学观念剔除出去的大量作家和作品外，还应该关注到那些具有“边缘的活力”的少数民族文学。

综上所述，大文学史观是基于西化观念与本土观念、文化视阈与文学视阈、汉民族文学与多民族文学的文学史观反思而提出的。

第三节 通代文学史的编写

顾名思义通代文学史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延续性，它包括了绵延的文学发展历程，这其中自有文学活动以来至晚清民初时期古典文学完成其历史使命，往往是诸多著作的时间限定。不过通史同时更强调通贯的史识，它包含了对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全面把握与理解，正所谓“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这对研究者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通史既能代表文学史研究的水准，也是体现学者能力的标志性著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陶尔夫将20世纪称为“中国文学史的世纪”，并将其分为开创期（20世纪初—1949）、成型期（1949—1978）、更替期（1978—1988）与突破期（1988—20世纪末）四个时期，这一划分颇具启发性。[※注]结合前面关于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分段，可以把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文学史的撰写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后至80年代后期为第二个阶段，9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自世纪之交起为第四个阶段。其中，前一个阶段的文学史撰写尚缺乏十分自觉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后三个阶段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伴随着自觉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进行的。据此，下面以改革开放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来简述通代文学史代表作的编写情况。

一 前期的通代文学史编写

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此前的文学史著述更多的是个人行为，更具有个人学术色彩，文学史观也尽可因人而异；而此后由于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并积极向苏联文艺经验学习，文学史编著更具有时代意识形态的共性特征，且多为集体合作。

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五十年代出版社，第1、第2卷1954年，第3卷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有特点的文学史。第一卷主要论述早期神话、诗歌、诸子散文及屈原。第二卷重点讨论汉代的散文与辞赋、魏晋南北朝诗歌与文学批评、唐代诗歌。第三卷则以唐传奇与宋词为重点。余下的部分此后未见出版。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的别择眼光，所论列的文学史现象并非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作者较有认识的部分，如陶渊明、李白章节。第一卷更不以时代标示章节，而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内容加以阐发。在宋词部分，将花间、南唐词等作为词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突出了词史的连贯脉络。虽然全书篇幅不大，但是颇有深度。像用较大的篇幅来论述唐传奇，在此后的著述中也并不常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尤其欠缺的是，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这就缺乏精确、具体而深入的分析的本领”；在导论中作者还专门论述文学史的性质和方法，提出“文学史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历史科学底一般规律，结合文艺学底法则，对文学发展的具体状况及其规律性进行探讨的科学”。这表明作者力图在著作中贯彻新的文艺思想观念，同时也可以窥见意识形态向文学研究开始强势渗透的趋势。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上）（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则是一部强调艺术感悟与文学赏析的文学史。此书开篇论述史前短歌，至温韦词结束，全书则迟至90年代方整理出版。作者虽然强调对苏联教学大纲的学习，但书中鲜明的学术个性仍然引人注目。此书论述精当，对语言文字于文学的发展演进的论述尤其精彩，其论述诗体与语言的关系可见感悟之细腻。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更是出色，其中提出或涵盖的盛唐诗“少年精神”、“盛唐气象”诸说，形象生动，成为经典之论。

以上所论文学史多少还带有个人撰述的特点，1957年教育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则为文学史的写作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高等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注]具有典型性意义。此书实际涵盖的内容只有先秦两汉部分，诗经与楚辞方面由于编者的学术专攻，多有心得之见，如“南”是否诗之一体等。另外还根据甲骨学研究的成果，专列“文字的创造与殷周散文”一章，虽然或许有点考古多于文学的嫌疑，但这一安排也是别具匠心的。编者对狭隘民族主义、经济唯物论主张的偏颇有清醒的认识，主张批判地吸收借鉴文学遗产，政治性与艺术性兼顾。这自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出“艺术形式、语言技术等也是应该注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史的学术性。正像在谈及编纂体会时所说的，虽然在一般理论方面苏联先进经验可供参考，但涉及具体中国文学史问题，仍需具体分析。[※注]因此尽管政治因素已经产生了作用，但是并未影响根本的学术判断。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注]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作者大略以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为标准，对文学史进行区划，全书分为原始文学、殷商奴隶制社会文学、西周与春秋时代文学及战国文学，基本对应于先秦文学阶段。全书考证详核，论述明晰，在很多问题上有自己的按断。书中单列原始祭歌一章，对远古风俗、礼仪与文学关系多有阐发，是很有创见的部分。此外联系先秦文学来释读当时社会现象，也具有启发性。至于附录的《商颂考》力证“商颂是商代的颂歌，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的诗歌”，更是以考辨见长，对否定性意见逐一作出了辩驳。此书在很大意义上应被视为学术专著，尽管作者也不免强调劳动对文学意义、分析社会形态、强调阶级观念，但对这一时代烙印可予以理解之同情。而书中对引述的作品皆加译述，通过注释形式对相关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回应，都是极具个性特色的表现。

不过上述诸书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当时主流舆论的批评，所谓“形式主义观点”、忽视“民间文学”，等等，都成为它们的缺点；而马列修养不够，虽然有学习的主观要求，但一涉及具体问题就陷入原来的分析模式等，更成为它们的“通病”。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出现众多中文系学生“拔白旗插红旗”性质的文学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大学55级、57级、北师大、复旦、吉大等学生，都有文学史出版，其他跟风之作就更多。从学术性角度看，这些书意义不大，但是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值得关注。以最具代表性的北大红皮本文学史为例，书中突出了文学的阶级性，认为评价文学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位；其中贯串全书的观念主要是，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的规律。学理上的不足自不必多说，即便是主题先行，依据先定的标尺来编排材料写作文学史，这本身也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轨迹。在这样的形势下，两部由专家集体编纂的文学史更凸显出它们的学术史价值。

这两部书分别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代表了60年代文学史编写的成绩，“标志着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已走向科学、系统与体例的稳定，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后来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两部文学史的基本模式”。[※注]前书按照内容，远古至隋代、唐宋、元明清三段，分别由余冠英、钱鐘书与范宁主持。内容安排上自远古迄鸦片战争，分为封建社会以前文学与封建社会文学两大部分。前者又包括远古神话、商周散文与诗经，后者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诸段。游本也基本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分为上古至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初至清代中叶、近代、晚清至五四。这种以社会形态结合封建王朝的分段方法当然不一定完全符合文学的发展脉络，但是能反映时代文风嬗变，而且也便于操作。游本对清代文学的处理，显得较为细致，其中对近代文学的突出值得关注。提出这一概念表明作者敏锐把握了新旧文学的关节点，对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型因素进行了集中观照。两套文学史在学术性上都带有很高的品格，虽然不免受到时代风气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时有展露，民间文学、阶级分析等也占用了不少笔墨，但未从本质上损害其学术性。如科学院本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专论佛经翻译，阐述了佛经故事、佛教思想对文学创作、体裁、语言等的影响，就颇有新意。这两套书作为高校的教材，盛行多年，影响很大，实为“文化大革命”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学理性，更重要的是：首先，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开始确立。两者都以历史时段为划分标准，各段前总述部分先介绍社会、经济等情况，然后分析文化思潮，进而指向文学。在具体到作家分析时，一般采用“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社会影响”这一较为固定的套路。其次，两书作为教材，为同类著作提供了范式作用，无论是历史分期还是叙述模式，都得到后继者的效仿，从而使这一模式蔚为风行。另外，两书考虑到教学需要，章节分配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也成为此后大量文学史结构方面的范本。

此后文学史的编写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日益加大，“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学术陷于停顿，少量文学史著作只能被看做是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政治晴雨表。

二 后期的通代文学史编写

拨乱反正后出版的十三院校本《中国文学史》[※注]对此前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清算。此书仍以王朝为分期依据，内容方面以平正见长，明清部分颇为简单，仅以著名的小说与戏曲为主，对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则以近代文学为题加以介绍。其意义在于在十多年的学术荒漠期之后，此书对文学的革命史式书写样式进行了扭转。书中突出了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进步文学的限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认为封建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也还是生气蓬勃的进步力量，反映其进步性的作品就应当给以历史的肯定”。阶级分析、经济决定论等都有所淡化。可以说，在概述文学发展进程方面，此书基本完成了任务。但在具体分析作品思想、艺术特色时，不免仍留有革命话语痕迹。在总结文学史发展规律方面，则颇有缺陷。编者虽然摆脱了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线索的影响，但仍然强调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对立与斗争。这些因素使得此书具有过渡色彩，在组织教学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但纠偏方面仍需深入。

六省市十一院校本《中国文学史》[※注]就有了较大改观。全书结合社会发展分析文学状况，阐述文化思潮，对作品的阐释也不再强附政治。屈守元《中国文学简史》[※注]虽然篇幅不大，但明显标志了学术的正常回归。书中甚至论及“宫体诗”，并肯定了它在语言形式方面对初唐歌行与格律诗所产生的影响，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80年代前中期的文学史撰述基本上是对正常学术路径的追溯与重归。自80年代后期始，文学史的书写开始向纵深推进，文学史观多元化趋势明显，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

金启华《新编中国文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旨在打破章节架构，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文学流变进行概述。韦凤娟、陶文鹏、石昌渝编著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对文学走向、演变轨迹等有简明扼要的评述，而在作品体悟与赏鉴方面深具识力。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则对作家、作品评论模式的文学史体例进行了突破。作者选用概论方式对文学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进行了论述。全书主要分为总论与分论两个部分。总论对中国文学的特点、分期、地域特点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类别、趣味、鉴赏展开分析；分论对诗赋、词曲、小说、文的源流演变与体制风格进行阐述。

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文学史书写的拓展促进了文学史编纂的成熟，这在几部影响较大的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编纂理念方面有很大的更新。作者提出文学的发展过程与人性的发展过程同步，因而文学史应该揭示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逐渐解放的过程。这一指导思想表明写作中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超越了文学的外部因素，也意味着文学性的回归。作者重视文学作品打动人的情感力量，突出文学审美性追求，力图将文学形式的变异与人性的演化结合起来，并对作家的创作个性给予了大力阐扬。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对此前的研究又作出了推进。在分期方面，此书将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中世文学细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为萌生、受挫与复兴三段。这一方法将文学演变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单纯王朝分期是一种突破。在内容处理方面，此书凸显了近世文学的价值。作者秉持文学古今演变的观念，认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并无所谓文化断裂现象，现代文学所具有的革新因素其实都具有文学内部的动因，西学影响只是从外部推动了这一进程。在文学史观念方面，此书延续了对人性的关注，对文学形式演化的论述得到增强；虽然重视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但突出了文学本位思想。在具体问题的细化方面，如《大招》的作年、五言诗的兴起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都为全书的学术价值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编者在体例方面强调以作家为纬（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后），避免了一个作家分见多处的弊端，有利于突出作家的总体成就。在内容方面也颇有增补，如对秦国文学、辽金文学的补充，对作家、作品的增补等。在文学史规律探讨方面，重视揭示士风、世风与文学的关系，关注时代因素与文体变迁。与此书配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以文学史论述为基础，汇聚大量相关资料，便于考索，在编纂方式上也多有创新。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强调了文学本位观念。全书将文学发展变化分为三古（上古、中古、近古）七段（先秦、秦汉—魏晋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叶—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分期显示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打破了此前常见的朝代划分方式，综合考虑了创作主体、作品内容、体裁、语言、艺术表现、流派思潮等多方面的因素，更能反映文学本身的走向。在论述策略上强调以文学作品为中心，适当关注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重视文学思潮。在寻绎文学史规律时，重视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辨析，注意文体、朝代、地域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关注雅俗互动、不同文体间的渗透、复古与革新的互动、文与道的离合。至于书中对文学接受与文学传媒的标举，也为一般文学史所少涉及。

此外，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纂的十二卷本《中国文学史》，拟由《先秦文学史》、《秦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史》（上下）、《元代文学史》、《明代文学史》、《清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组成，“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也较有特色和成就。目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1996），徐公持编著的《魏晋文学史》（1999），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1991），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1995），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下册）》（1995），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1998），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1991）等。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因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包含大陆和港澳台，民族上涉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也影响颇大。傅璇琮、蒋寅总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以朝代分卷的同时，从“古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古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体例上有所创新，也有自己的特色。

通代文学史的编写关涉对文学的整体把握，其难度与价值成正比，从这六十年的编纂历程来看，也能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首先，文学史的写作经历了一个由外部逐渐回归至文学本身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意识形态日益强化、阶级意识突出、民间文学成为主流、形式论遭到批判，文学社会学印记明显；随后政治渗透更为严重，直至成为文学性质的革命史，完全丧失了学术的独立品格；拨乱反正后文学史撰写开始纠正此前出现的偏差，向正常的学术研究回归；8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观念趋于活跃，对文学特性的体认在文学史书写中得到体现。此前广受批判的形式分析、人性问题都渐次成为著述中的主线。特别是所谓的外部研究开始淡化，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得到凸显。通过多元化的探讨，对文学的认识有所掘进。其次，个人撰写形式逐渐退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有部分文学史是个人多年讲学、研究的成果，自教育部规范文学史教学工作以来，集体编写就成为主流。像程千帆《程氏汉语文学通史》那样富有学术个性的个人著作已属凤毛麟角。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通代文学史涉及众多问题，个人学识毕竟有所限制，集体操作更能发挥个人所长；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强调集体性有关，甚至不少文学史的编写还专门邀请学生、工人等加入，以取得广泛认同；此外集体编写的好处在于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见到成效，也是适应高等教育教学需要的必然产物。最后，高校教学体制对文学史编写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史的草创时期颇有一些著述出于专家个人的兴趣，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多的是出于教学需要。其好处在于经过教育部审订，可以保证文学史的学术水准；其隐性不足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模式容易走入程式化的套路，研究者个人观点无法得到充分展现，在结构安排方面可能会因为课时的原因而出现追求各段平衡现象，割裂文学史本身发展的脉络，忽视文学史演进的不平衡状态。而这些现象也提示我们，在不断展开的文学史重写过程当中，应该从哪些方向努力，从而取得新的成就。

第四节 断代文学史的编写

断代文学史是对文学史长河中特定时段文学发展面貌的论述，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定，相对于通代文学史而言，它更显深入与专精。在断代文学史的草创阶段，也不乏粗略介绍性质的著作，其意主要在于界定学术范围，探讨时段文学特征，伐山林之功多于精耕细作之力。新中国成立后断代文学史的编写则反映了文学史研究领域渐次细化深入的过程，出现了不少优秀著述，60年中期发展走向与演进特点值得关注。[※注]首先，研究进程具有不均衡性。60年代以前成果相对较少，自80年代开始断代文学史的写作方才进入繁荣阶段。其次，对不同文学时段的关注有较大差异性。先秦文学较受关注，而唐宋等研究较为成熟的时段反而并不突出，宋代以后的断代文学史更少。再次，随着断代文学史编写进程的推进，近代文学史渐呈异军突起之势。最后，编年体断代文学史受到重视。

一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编写

先秦文学是后世文学发达的基石，“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由于先秦时期文学尚未完全独立，历史、哲学文献中多有文学内容，因而文学史呈现出泛文学化倾向。特别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史部、子部被纳入文学史叙述也成为一种操作上的必然。而此期文学史料在真伪、文字方面多有歧见，相应考辨成为论述的前提。另外考古所见新文献，往往能提供重新认识先秦文学史的内容，因而对考古史料的重视也是此期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其他时段的一大特点。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是一部论述平稳而时有新见的著作。作者根据此期文化发展的特点，即由王官文化—孔子私学—稷下争鸣—《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渗透综合这一走向，从文体嬗变角度把握此期文学发展，将全书划分为神话、诗歌、散文、辞赋四个部分，既呼应了历时演变轨迹，又基本切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路径。在论述方法上，虽然沿袭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评述这一模式，但能注意将之分散打入具体问题的论述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肤廓的弊病。内容方面，为谐隐、寓言、故事单设章节；注重新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对文学的促进，揭示巫觋、乐师、倡优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都颇具新意。另外，书中还重点介绍了汲冢书，并通过对其中《穆天子传》韵散结合的语言形式的解读，提出“这种说唱相间的叙说方式，证明是自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的学者论证唐代《变文》的说唱是受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是错误的”，也可备一说。

张志岳《先秦文学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强调了“史识”对于驾驭文学史材料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作者将文学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归结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认为中国文学存在有讽喻文学与叛逆文学两个传统，分别以孟子与庄子为奠基者，这两个传统并行发展但并不对立；而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衰替，则与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全书基本上围绕这一线索展开论述，体现了作者概括文学史规律并付诸实践的努力。刘毓庆《古朴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论述了太古至秦的文学发展情况，因此期文学与学术不分，故称为“古朴的文学”。此书以神话、诗歌、散文三段分论文学历程，辞赋纳入“散文的时代”章节中，但指出它已“跨出诗文的边界”。蔡守湘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注重突出各时代不同文化特点与文学的联系，从原始社会文化与上古歌谣神话传说、巫史文化与散文兴起、史官文化与历史散文、士人文化与诸子散文等角度展开论述，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诗经、楚辞的特点与价值。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大文学史既是对先秦时代文史哲混融的文化生态的尊重，又包含了对深厚文化内容的重视。论述中结合时代文化来阐释文学发展，更使得此书的文化批评意味浓郁。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是其早先《战国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修订本，为第一部专门研究战国时代文学的断代文学史。此书结合战国时代巨变分析文人文化环境，论述其时著述风气，阐释此期文学思想，从论说体、叙事体、抒情体与赋体入手论述战国文学特征。论述时注意宏观提炼与细部精研相结合，将文化分析与文学释读相对照，突出了战国文学的独特面貌与文学史价值。

亦有将先秦与两汉合论的文学史著作。刘持生《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与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两书皆以论述深入细致见长，而不追求体例上的创新。刘著分为先秦、两汉两部分，大略以文体划分层次，对神话、诗歌、史传散文、诸子散文、辞赋、五言诗等进行论述，所论简明扼要。在描述他人见解之后，往往加以按断，如对五言诗的产生、对诗经的成书、编排等问题，都有精辟的识见，是述论结合的文学史著述。其结尾尚附录有魏晋文学部分。聂著则在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诸背景的映衬之下，对文学发展进行勾勒。

刘毓庆《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两汉文学的专门研讨。作者将汉代文化的特点概括为文化复古、传统综合、思维回归，从辞赋、散文、诗歌三个方面来把握两汉文学。作者认为汉代文化特点促进了纯文学体裁汉赋的出现，并唤起了文学的复古与回归。汉人对文学的特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却未能在理论形态上加以确认，因而他们的文学观、文学表现形态是“朦胧”的。赵明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文化的宏观背景对汉代的文学进行论述，分赋体、诗歌、历史著作、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思想等六大板块。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较早论述中古时段的断代文学史。作者结合社会情况、政治局势、思想风貌，对此期文学的变化进行论述，对文学形式的变化颇为关注，如对南朝中后期诗歌对形式的追求以及七古、律绝的发展，即专门加以阐述。对骈文、文论、小说的编排，使文学史在内容上更为丰满。而专设一章谈论中古时期赋的发展演变，则是别具匠心的有得之论。聂石樵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注]强调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以文体为纲，通过对诗歌、乐府、赋、骈文、散文各体产生、发展、衍化的描述来勾勒此期文学面貌，在体裁之下又析论作家作品，发掘其文学史地位与意义，从而使宏观与微观得到较好结合。作者强调对文献的考辨分析，重视社会文化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以史证诗，从而使文学生态得到丰富与还原。

在先秦至唐前的文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系列断代文学编年史著作。问世于21世纪之前的有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等。而按研究对象时序排列，则依次为：赵逵夫《先秦文学史编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赵逵夫《先秦文学史编年》在编年体的基本架构中，以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编排、考订了自夏代至秦朝两千年间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著作年代及相关史实等，建构了富于民族特色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体系，对先秦时代包括佚诗和歌、诵、谣、谚、箴、铭、颂、赞以及有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分析、比较，确定或大体上推断先秦文学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等问题，使得先秦时期大量繁杂纷乱的文学史料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与条理，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及理论研究上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从时间的“纵轴”与空间的“横轴”上了解、把握某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及整体风貌。[※注]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分为三编：上编为秦代文学编年，始于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终于秦二世胡亥三年（前207年），主要收录秦王嬴政元年至秦二世四十余年间的文学。中编为西汉文学编年，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25年）。下编为东汉文学编年，始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时期二十五年（220年）。通过逐年排比相关文学史料，力图立体的展现两汉四百余年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上二书可以说是赵、刘本人以及学界同仁诸多先秦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汇聚。傅璇琮在为《先秦文学编年史》所作《序言》中称《先秦文学编年史》是“百余年来先秦文学研究从未做过的第一部编年史著述，体现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难能可贵的创新意识与探究学术新知的开拓精神”，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也可作如是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完成于1937—1947年的10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又经作者反复修改、补充，直到1978年12月1日逝世为止，因而可以说是作者生前的一部力作。此书上自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51年卢谌死，对历时351年间152位文人事迹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详核的考订和编年，是研究中古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对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活动进行了编年，考虑到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在时限上下各有适当延伸。通过对文学活动的编排，指出建安文学的繁荣是文学遗产积累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并非曹操个人之功，它与时代的刺激和作家个人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对东晋百余年内文艺家的生平、作品、文坛活动、文艺交流等进行考辨编次，研考范围除文学外还涉及书画与民间文艺。在体制上与陆著大致相同，且具有断代的完整性，可以看作是陆著的续作。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分为前编、正编和后编三个部分。前编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十六国文学编年（279—419年），正编为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420—589年），后编为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590—618年）。正编为全书骨干，由五卷组成，依次为：晋宋文学的转变；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这一著述体例的设计，充分印证了作者旨在文学编年的时间轴线上突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整体面貌。以上诸书的依次排列，即可在整体上大致将先秦至南北朝的文学编年连接起来。

二 隋唐宋元的文学史编写

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成熟断代文学史之作。作者从文学流变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段，认为虽然政权更迭，但是隋唐五代在文学上是一脉相连的，隋是唐文学的序幕，五代是唐文学的尾声。作者敏锐地指出，此前文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诗歌成就方面；将唐文学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显然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内容安排方面，作者对词、散文的发展进行了适当考虑，同时为唐传奇作者如沈既济、李朝威、白行简、袁郊、裴铏、杜光庭安排了不少篇幅，从而大致勾勒出以诗歌为主体，小说、散文、词并行演进的文学面貌。在论述策略方面，主要是先概述时代文学背景，而后以作家条目的形式展开分析，这自然与当时的文学史主流书写样态保持了一致。在具体观点方面，如提揭魏征诗歌，重视其对宫体诗风的摆脱；详细论述沈宋在律体定型方面的贡献，都颇有心得。

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唐代文学的流变进行了大致梳理。全书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小说、词及说唱文学，注意结合时代精神、民族品格与阶级特性来阐述作家作品，同时关注文化交流，突出唐代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着重探讨唐代文学的嬗变之迹。作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十个时代，阶段划分主要着眼于文学发展的能动、转折及受动，而以安史之乱为文学的盛衰分界。此书不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所论述的作家也多为体现文学转变的典型性人物，其重点实在于反映文学的流变与走向。因而书中对文学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对创作思想与文学理论、对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论述更显突出，体现了作者在宏观层面把握文学发展脉络的意图。其分期即为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与体现。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册）[※注]更注重于此期不同阶段的文学面貌与特点。作者认为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文学演变关系密切，而心态又与政治、思想及文化环境，故而对文学现象的描述必须要考虑上述背景，从而使文学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心态史的意味。此书以体裁为章节框架，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发展所具有的阶段性差异进行细论，充分尊重文学本身发展样态与规律。对文学性的强调也值得关注，其内容构架也往往以艺术分析与审美判断为基础。如盛唐诗人群体中，常见的表述往往是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此书则从美学风貌入手，将王孟等诗人归结为“以人与自然为题，追求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群落”，又以“寄热望于人间世的诗人”统领三类诗人，即“追求雄健狂放的清刚之美”的王昌龄、李颀等诗人，“追求慷慨苍凉的豪壮美”的高适与“追求奇峭俊逸的壮丽美”的岑参，表现出论述策略与文学史观的不同。

聂石樵《唐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版）保持了作者同类著作的一贯特点，首章概述经济、文化交流、科举、宗教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下文分诗歌、赋、骈文、散文、传奇、词来详细论述。考述结合，强调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内容充实而富参考价值。其中论述唐赋发展特点，也是一般文学史中所不常见的。毛水清《隋唐五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则突出了对中小作家的关注，特别是对五代十国诗坛的论述，颇为细致。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第一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集成之作，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的反思与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作者有鉴于作家小传、作品汇编类的文学史难以呈现文学史整体面貌，注重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细致梳理作家事迹、考订作品编年、关注文化政策、留心文坛走向，由个人活动拓展至群体交游，由文学延及艺术，此外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凡与文学相关的代表性资料，并行搜采辨析，以求立体呈现当时文学活动的原貌与实景。在具体操作上，编排具体到月，以纲目形式概述文学活动，下列材料补充论述。考辨细致，线索清楚，极便于体察唐五代时期文学发展的全景。此外，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对盛唐文学高峰时段十五年间的史事、文学活动、作家作品等进行比次，以作家为纬依年编订。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填补了对五代十国文学编年的空白。

宋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特色鲜明的著作。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此期文学现象有简明的阐述，限于篇幅未能细化。程千帆、吴新雷合撰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体现了理论评述与文献梳理的良好结合，在对宋代文学作出综观把握的同时，不废细节方面的精细追求，常常以寥寥数语对文学现象作出很好的概括，如对西昆派后期作家的论述。此书有不少创见，如对南宋散文脉络的梳理，对宋骈文、小说、戏曲的介绍，都发人所未发，至于在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时出考论，上下勾连以突出文学发展脉络，充实以中小作家的评述等，都是其突出特点。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加强了对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南宋部分的研讨。此书在重视南宋文学对北宋文学继承与延伸的同时，更强调了南宋文学一系列新质的变化。作者指出，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南宋作家的阶层分化更为明显，文化下移，文学取向出现巨大差异；就地域空间而言，文学重心由北而南，就文学样式而言，重心由雅趋俗。在传统诗、词、文的脉络梳理之外，还强调了南宋笔记、诗话、词话、文话的成就，介绍了通俗文学的成绩，并就南宋与汉文化圈其他民族政权的文学交流进行讨论，从而使文学史出现了新的样貌。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为首部宋代文学编年史之作，两位作者以编纂《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等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稽考宋代文学史料，以编年的体例立体地呈现宋代32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对于推动宋代文学史研究的“实化”与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 明清近代的文学史编写

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目前最详细的明代文学断代史。全书以小说、戏曲、诗文为文体建构文学史框架，通过对不同体裁文学发展走向的梳理，分明初、明中叶与晚明三个阶段，结合文学思潮、文坛走向与重要作家，对明代文学进行了论述。书中不少观点体现了作者持续的学术思考，如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提揭与分析。吴志达、廖可斌的《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以明代文学三次复古运动为切入点，对明代的文学流派史和文学史进行提纲挈领式的勾勒和梳理，亦可视为一部明代文学简史。吴志达、唐富龄合著的《明清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的明、清两代文学史分由吴志达、唐富龄著述，各体文学虽然都有论述，但主体还是小说和戏曲。明、清代断代文学史极为少见，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清时代研究的积淀相对较为薄弱，全面透彻的文学史成熟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学者的个人选择有关联。不过随着近年学术格局的变异，相信这一情况会得到改变。

但是，近代文学史的撰写著作却不少。“近代文学”理论上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这80年的文学，这种时间划分更具政治意蕴，实际上涉及了清代后期和民国初期。

复旦中文系56级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是较早的近代文学专史。此书对90年间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概述，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节点，对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活动皆有介绍。编者以反帝反封建的主题、题材、思想内容作为近代文学史的主线，强调了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关注新的文学形式的形成与出现（文学语言、样式的革新，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否定）。作为首次全面论述近代文学的专书，它提供了当时语境下对近代文学的整体认识，有创始之功。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凸显了政治意识，强调了阶级斗争在文学演化中的作用，过于重视各阶段文学发展的阶级属性，对文学形式层面多有批判，此书的弱点也非常明显。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重大历史事件主导的文学思潮为节点划分文学发展段落，即古典文学始变期、文学改良运动高潮期到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盛与衰落期。作者将近代文学的特征概括为反映现实、题材广泛、带有新旧文化斗争性质与接受外国创作方法影响。全书以诗文、小说、戏曲和弹词为纲，论述平实中允，但只完成了太平天国前后时期的文学史写作。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从生存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氛围中全面把握近代文学史，指出近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编者结合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将近代文学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在论述各阶段文学演进之迹的同时，又注意对近代文学总体特征的把握，从其复杂性、功利主义与审美价值的背反、发展的曲折性与演变的急遽性角度切入，从而凸显近代文学在新旧文学转关之际的意义。此书还特别重视对文化场景的阐释，注意从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角度分析文学现象，因而在标举重要作家之外，还以对派别的论述统领作家群体，从而贯串整个文学流程。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突出了近代文学的学科意识，主张将鸦片战争后的清代文学划分出来，以与史学界对近代史的分期一致。编写者指出，近代社会本身具有特殊性，近代文学接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在性质上是具有近代社会特点、以反殖民反帝反封建为特征的新文学，但这一分期只能采取模糊概念，故而上限约向鸦片战争前延伸20年，下限则向五四运动后延伸10年左右。在结构上此书也颇有特点，注重文学整体风貌的把握与具体细节的论述，上编从近代社会性质与文化精神、近代文学发展阶段与特点、近代文学思想与流变、中西交流与翻译文学、文学批评五个方面总论近代文学的宏观特征；下编分诗歌、散文、小说与民间文学来论述文体的变化发展。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版）则是目前最为详尽的近代文学断代史。作者以丰富的文学史料为基础，分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文学（1840—1873）、维新时期文学（1873—1905）、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1905—1919）三个阶段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全景式的把握，形成了“近代文学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经过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觉醒的、蜕变的、开放型的文学”的大判断。此书从多民族文学角度出发，对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与文学活动展开论述，拓展了文学史视野；在审视近代文学成就的同时，注意结合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总结其间经验与得失；对一系列不受重视或受到不当认识的作家及文学现象予以专门阐释，填补了文学史空白；同时注意进行比较，以求获得对文学史现象的全面允当评价。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以创作实绩表明了近代文学研究的走向成熟。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吉林人民出版1983年版）钩稽史料，对近代文学活动、历史事件、作家行止、报刊电影记事等进行编排，收录作家374人，作品约400种，报刊10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