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古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人民性特征的白居易、杜甫、关汉卿、《水浒传》等少数作家作品上。195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号召文艺工作者要“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为当代文学艺术工作服务。[※注]于是掀起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潮。俞平伯新中国成立后的红学研究正是这股热潮的一部分。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受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的批判，并且在最高领袖的指示下最终演变为一场批俞运动。此后又由批俞运动演变成批判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运动，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打倒。

一 俞平伯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

1952年9月，俞平伯在对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增删的基础上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后两年间作者陆续地发表了一系列的红学研究文章，如《红楼梦与天齐庙》、《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论》等，[※注]其中《红楼梦简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虽然对“自传”说作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仍然继续坚持新中国成立前所形成的“钗黛合一”说、“色空”观和“怨而不怒”风格说等红学观点，于是引来了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等人的严厉批判。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先是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先投给《文艺报》，被拒后转刊于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与此同时，两人又在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了李、蓝的批判行为，而且还给他们的批判定性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开火。”“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拦阻‘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袁水拍《责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对容忍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屈服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了严厉的责问。

由于毛泽东亲自过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54年12月8日召开了扩大联席会。会上，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作了《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些发言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而展开的。从此，一场由学术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运动便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些批俞文章结集为《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发表的批俞文章129篇。这场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发起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其批判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集中批判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研究。

李希凡、蓝翎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因此，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注]此后，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又进一步归纳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原则性错误：“首先，俞平伯先生以主观主义变形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方法。其次，正因为俞平伯先生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地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地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以部分偏概全面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地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再次，由于俞平伯先生离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因而在批评作者的态度时，就只能从形式上把它总结成：‘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注]

对于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在毛泽东批示之后的批判中更加突出。如何其芳指出：“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把文学艺术看作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注]程千帆指出：“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意见，不论是表现在其旧著作《红楼梦辨》或其新著作《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中的，都彻头彻尾地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就文艺的范畴来说，则是力图抹煞文学艺术本身及其美学思想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唯物论，而代之以披着客观主义外衣的主观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论。”[※注]王瑶则从政治高度分析了对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必要性：“俞平伯先生的错误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重视，除了问题的本身以外，就因为它表现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阶级斗争的面貌是非常复杂和尖锐的，它必然也会反映到我们研究工作的领域中。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次的讨论，结合对于自己工作和思想的检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我们的思想和研究工作都提高一步。”[※注]

二是在具体问题上重点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自叙说”、“色空”观、“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等沿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方法的错误观点。

1.批判“自叙说”。李、蓝认为“自叙说”的根本错误是“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像贾氏衰败这样“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问题。俞平伯从“抄家、自残、枯干”三个原因解释贾氏衰败，“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事实上，“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注]

2.批判“色空”观。李、蓝认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注]毛星则认为俞平伯的“色空”观念含混，“有时指的是色欲，有时又指的是爱情，有时又泛指人生”，如果把“色空”观解释为这样的含义，那么《红楼梦》“就变成了一部劝善戒淫、反对恋爱或主张逃世的‘善书’、‘道书’，和‘太上感应篇’一类书的‘思想价值’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而《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红楼梦》的人民性也就几乎可以化为乌有了”。[※注]

3.批判“钗黛合一”说。李、蓝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创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俞平伯主张“钗黛合一”说“便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注]聂绀弩也认为“钗黛合一论”“就是说钗黛两人之间没有矛盾。但钗黛之间的矛盾是《红楼梦》中的关键性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主峰”，因此“钗黛合一”说“是直接、干脆、全部、彻底地否定《红楼梦》的”。[※注]

4.批判“怨而不怒”说。李、蓝认为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实质上“是他对红楼梦创作的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这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反封建主义意义是截然相反的。[※注]徐嘉瑞也认为俞平伯的“怨而不怒”风格说抹杀了《红楼梦》作者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注]

通过一番批判后，俞平伯在1955年第5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认识到“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不能局限地意味着这只是对某一特定文学名著理解的分歧，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并且检讨了自己“前后断续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主要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是多端的，无论是属于大胆的假设也好，猜谜式的梦呓也好，烦琐的所谓考据也好……基本上只是主观主义在作祟”。[※注]

二 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

由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源于胡适，所以由批俞运动又势必延伸到批胡运动。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刚开始时，陆侃如就发表了《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中国学术界残存的毒害》和《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注]等文章，拉开了批胡的序幕。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郭沫若发言《三点建议》指出：“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他被称为“圣人”、“当今孔子”。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注]郭沫若对胡适的批判作了明确的定性，认为胡适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批判胡适就是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遗毒影响。1955年第1期《学习》杂志刊载了《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一文，指出：“按照事实来看，唯心论思想在我国社会中不但不是已经销声匿迹，而且是在许多方面还在实际上占着优势”，“不去毁灭唯心论思想的堡垒，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就不能建立巩固的阵地”，因此文章召开大家“应当从各个方面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于是在1955年批俞运动的同时又进而追本溯源，开展了清算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影响的批判活动。

1955年对于胡适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就对其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批判胡适古代文学研究赖以依存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何其芳指出：“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学派之一……它否认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它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所说的‘真理’，不是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标准，而是以令人满意和有效用为标准。……他提倡这种反动的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教人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注]毛星也指出：“胡适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的一种，这个‘主义’的最根本性质，是它的根深蒂固的反人民的立场。”[※注]高清海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不仅通过宣传宗教和信仰替反动的资产阶级服务，并且直接以其哲学理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指向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胡适把这种反动的哲学贩运到中国，目的也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替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替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作辩护。”[※注]

二是批判胡适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总体性的批判，如林淡秋指出：“胡适的文学思想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想，是他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哲学思想的亲骨肉”；“胡适所谓‘人的文学’，一句话，就是描写抽空了社会阶级内容的‘人性’、‘人道’和‘人生’的文学。”[※注]胡念贻指出，胡适的文学研究是和“他的那一套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不开的。他所写的许多关于文学的论著，就是实用主义在文学上的具体运用。不论他是在解释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好，在考证作者和版本也好，在谈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好，都是离不开他的这一套观点和方法的”。[※注]有人甚至对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作了完全的否定：“胡适二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只是一系列的破坏工作。他以考证来麻痹人民，以比较研究法来侮辱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文学传统，以形式主义来歪曲优秀古典遗产，从而体现其反动的政治任务。胡适的学术活动同他的政治活动是完全一样的彻头彻尾的反科学、反祖国、反人民。”[※注]也有不少学者集中于对胡适古代文学研究考据学方法的批判，如何其芳指出：“胡适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完全是和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研究文学作品总是避开它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谈，或者加以歪曲，而去津津有味地考证一些次要的枝节的东西。他提倡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风气。……这引导人脱离政治，忽视当前的重大问题，也看不见文学作品的倾向性和思想性。”[※注]詹安泰也指出：“胡适提倡这样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引诱人们专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专做枝枝节节的工夫，阉割掉整个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一方面使人们脱离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现实，关在房子里做其‘钻牛角尖式’的考证工作：这就在其否定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重要任务中，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注]

与俞平伯相比较，对于胡适古代文学研究的批判，显然更具政治性，也更为严厉。如果说对俞平伯的批判还带有一定的学术性的话，那么对胡适的批判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论是非。这是因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术“代言人”，虽然于1949年离开了大陆，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界依然具有很深的影响力。因此，只有彻底根除胡适的思想和学术影响力，打倒资产阶学术旧权威，才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学术研究新体系。

批俞批胡运动还波及对其他一些研究者及其著作的批判，如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何心隐及其《水浒传研究》、周贻白及其《中国戏剧史》等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批判。

这场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发起，在毛泽东直接干预下的批俞批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贯彻与实施，是以现实主义、阶级性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学批判范式在向来显得比较保守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批俞批胡运动以迅雷之势迅速地打倒了以考证方法为主体的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也打倒了古代文学研究中以胡适为象征的学术旧权威。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批判运动快速彻底地清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确立并巩固了学术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以及文学和文化批判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这场学术批判运动也扶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学术界输入了新鲜血液。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重大缺陷也显而易见，就是以激进的政治批判方式进行学术批评，批评的双方不是处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批评中的政治意味十分浓厚，教条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也十分突出，因而其中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观点和意见。这些错误观点和意见以及激进的批判方式对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