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彻底地打倒了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在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的同时，必然要树立起能够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术新权威。而要寻找这样一位学术新权威，不仅要求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有相应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能在政治上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充分认可，鲁迅正是具备这样双重条件的最佳人选。

一 政治—学术双重身份的确认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首先是从政治上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并给予极高的评价。1937年10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从政治上确认了鲁迅的崇高地位，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说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认为鲁迅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由此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注]“政治”、“斗争”、“急先锋”等政治观念是毛泽东认可鲁迅的契合点。此后，毛泽东又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文化上定性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

认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所有这些评价几乎都是从鲁迅的政治性着眼的。可以这样说，首先是由于鲁迅的政治身份使他得以被确立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权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面旗帜。

1942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六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纪念鲁迅先生》。社论指出，鲁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底战士，中国共产党底良友与战斗的同志”。这是解放区官方对鲁迅的政治身份与地位所进行的高度评价和确认。1952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鲁迅的政治身份与地位的再次确认。社论从革命爱国主义的政治高度倡导向鲁迅学习，认为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崇高的、热烈的、革命的”，因此，“他对于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深恶痛绝；对于一切先进的、发展的、革命的东西则梦寐以求”。同时社论还认为鲁迅“对待民族遗产的态度，和他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都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分不开”，因为“有了革命的爱国主义，才能正确地批判与接受过去所有的民族遗产”。这为鲁迅在政治上得到中国共产党认可的前提下，由文化权威过渡到学术权威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宋民间之小说及其后来》等，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校录《嵇康集》等。其一，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如胡适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注]郑振铎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注]阿英称《中国小说史略》“披荆棘、辟草开荒，为中国历代小说，创造性的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图”。[※注]其二，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十分注重传统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如他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前就辑考《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小说文献，文献考据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提炼是文献考据的升华，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其三，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善于抓住现象剖析本质。王瑶认为鲁迅“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找出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注]其反复为所称道的典范之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是如此。

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发表了社论《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社论指出：“鲁迅对于研究古代作家和作品，用过工夫，做出了榜样。”这样，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为契机，在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被打倒之后，鲁迅凭着为中国共产党所高度认可的政治信誉度和古典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定为无产阶级学术新权威而成为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二 古代文学研究新权威的树立

鲁迅作为学术新权威的树立也得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评骘和确认。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学界从学术研究的态度、目的、内容和方法等几方面对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骘，从而突出了鲁迅在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权威性。

第一，从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态度，能够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褚斌杰说：“鲁迅先生对于文学历史的发展，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的。鲁迅先生一方面提出了新旧文化发展的必然关系，一方面也谈到了新文化创造者在继承旧文化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不是兼容并蓄，也不是完全割断，而是有所承传，也有所择取。这就是鲁迅先生与当时的对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态度者截然不同的地方。”[※注]刘绶松也指出，鲁迅在“五四”以后与一切“遗老遗少”们作战时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一方面严格地批判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糟粕的东西，驳斥和粉碎了敌人的阴险企图，另一方面，又捍卫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鲁迅“以他的如炬的锐利的眼光，在广博的材料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作出了透辟的科学的论断，为批判地接受祖国文学遗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注]

第二，从学术研究的目的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是为了革命现实的需要，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张志岳指出：“综合鲁迅一生整理、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始终是和他思想的发展、战斗的实践密切地结合着的。……鲁迅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业绩就成为鲁迅全部事业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和人民革命事业也就有着有机的联系。无论从动机或效果上去考察，都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业绩，几乎全部是符合人民的要求、革命的要求的。”[※注]也就是说，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为了民族解放斗争，是与人民革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从学术研究的内容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善于在研究中挖掘出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优秀文学遗产。王瑶指出：“鲁迅先生读了很多的古书，但不只未为古书所俘虏，而且更明白了历史的真相，加强了他战斗的坚强的韧性。他分清了传统文化的积极面与消极面，而且能合理地给以正确的批评，因而接受遗产与反封建并不发生相反的作用，而是相成的。他懂得了‘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礼教秩序发生了强烈的憎恶，像瞿秋白先生所说的，他是封建宗法的逆子。而从古书里，不但增加了他反封建的战斗意志，也使他对敌人特别了解清楚，增加了他战略和战术的敏锐性。”[※注]张志岳也指出，鲁迅能够“从反侵略、反封建的意义上广泛的发掘了一系列的反抗性的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的战斗传统”。鲁迅善于挖掘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文学遗产，一方面体现在他十分注重民间文艺和民间传说。“他曾赞美过绍兴戏‘目莲救母’里的‘无常’，认为那无常说的‘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是‘何等守法，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能做得来么？’又介绍过也是目莲戏中的‘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也曾同情过‘水满金山’的白娘娘。”这些都“应该视为战斗文艺的源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鲁迅还善于在文人作品中挖掘出具有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优秀文学遗产。如他“喜欢屈原、孔融、嵇康等人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敢于暴露统治阶级的某些丑恶，代表了一定的人民意志，表现了一定的反抗精神，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注]刘绶松则指出，鲁迅论及《诗经》、《楚辞》、《史记》、清末谴责小说、陶潜、钱起等时，都是从战斗性、人民性的文学内容和意义出发的。[※注]这些具有丰富的战斗性、人民性的优秀文学遗产有助于战斗文学的发展，有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这就是鲁迅努力挖掘它们的原因所在。

第四，从学术研究的方法来看，鲁迅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体现在他善于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即通过对作家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对作品时代思潮的研究来探讨作家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对此，鲁迅自己作了概括：“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认定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全面地考察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思想情况，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完全科学的态度，也是我们接受祖国文学遗产的正确方法。有了这种态度和方法，才不至于主观主义地对作品妄加判断，乱贴标签，以致厚诬古人，贻误来学。鲁迅的这个指示，的确是值得我们文学史工作者认真学习的！[※注]

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全面的研究方法，不仅是要顾及作品的全篇和作者的全人，还要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是紧紧掌握了这个方法，生动地描绘出魏晋时代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局势，便使我们眼前出现了魏晋作家的鲜明真实的面貌。[※注]

褚斌杰也认为，鲁迅是“从历史社会的根源来解释文学的发展和现象，他认为古典作品的题材和形式，都是与产生它的时代相联系的”。因此，鲁迅总是“结合着当时时代的特点和政治情况，结合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的哲学思潮、风俗习惯”，来对文学的整个风貌和各个作家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进行生动的阐述与研究。[※注]

经过1956年学界的集中讨论和评骘，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凸显和张扬，作为无产阶级学术新权威得到了学界的确认，从此被认同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旗帜和榜样。

鲁迅作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权威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新传统最终得以形成和确立。重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学术新传统，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典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而这种学术新传统的最终建立和形成，即集中体现在古典文学研究社会学范式建构的完成及其成功运用。1954年至1955年的批俞批胡运动，有力地激发和带动了学术界的《红楼梦》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也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深刻地剖析了《红楼梦》的社会本质和政治内涵，彻底地扫荡了曾经一统天下的考证派红学研究，并打倒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旧权威。然而学术旧权威的打倒并没有使学术新传统得到最终确认，因为在所有参与批俞批胡运动以及社会学范式建构的学者群中，还难以找到一位能够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足以与资产阶级学术旧权威胡适相抗衡的学术新传统的“代言人”，而鲁迅“政治—学术”的双重身份和地位正好契合了这一要求，当他被树立为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新权威之际，也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学术新传统得到了最终的树立和确认。从此，社会学研究范式在与鲁迅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贯通之后，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甚至是一元化模式。当然，鲁迅所运用的社会历史批评法与当代社会学研究范式虽然有很多共通性或相似性，但在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前者尚未提升到这一层次。然而，由于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其学术观点与见解具有创新性和深邃性，所以其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能够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发人深省，给人警示。再加上鲁迅政治身份的特殊优势，遂使他最终被推上了学术新传统“代言人”与古典文学研究新权威的崇高地位，于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当代学术新传统及其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因此增加了本土含量与学术分量，从而获得了相互增值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