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本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一场正常整风运动，但到后来却由党内整风变成了党外“反右”运动。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章明确提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因此，“反右”斗争的核心就是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阶级斗争。正如郭沫若所说：“反右派斗争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容许了温情主义，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态，为帝国主义所统治。”[※注]“反右”斗争在政治上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不仅严重波及了古代文学研究，而且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后续影响。

一 “反右”运动的严重冲击

在“反右”斗争的严重冲击下，贯彻“双百”方针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局面犹如昙花一现，再次遭到了重创。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的“百家争鸣”局面被迫转为“一家”独放，即向资产阶级右派开火。“右派”分子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古代文学研究文章被重新提上审判台，接受反“右”者的严厉批判，以便清除资产阶级流毒，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洁。如冯雪峰的古典文学研究被批判成“和胡风同样不把现实主义看作正确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而把它解释为一种主观的战斗精神”，“不重视作品反映什么以及如何反映的，只强调作家的主观愿望，忽视作家的生活实践”。“这种荒谬的理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掩盖他们丑恶本质的幌子。”[※注]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者和学术成果遭到严厉批判。如有人对詹安泰批判道：“右派分子詹安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在许多地方以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论调，否定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也否定了阶级斗争。”“詹安泰不仅仅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纯艺术主义，而且他还在谈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的招牌下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没落阶级的悲观颓废的思想感情，向广大读者散布毒素。”因此，“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我们必须对他这些谬论进行驳斥”[※注]。有人针对1956年彭慧《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它是否市民文学问题》一文进行批判，认为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她纯粹是教条主义地搬用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文艺理论，借着提高‘红楼梦’的人民性为幌子，来宣传她的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是一篇充满毒素的文章”。因为“彭慧在正面地分析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内容时，虽曾反复地强调它的人民性，但文章的内容并未真正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曹雪芹的思想及其创作发生过多么大的作用，甚而是抽掉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使人感到空洞无物”。而造成这种研究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右派分子彭慧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突出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高自大，一是自私自利。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狂妄非常卑鄙的程度。很难设想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难以正确地估价人民群众在作家精神劳动中所起的作用，能够真正理解文学的人民性”。[※注]

最后，一些研究方法如考据研究也重新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论方法受到批判。如有研究者认为：“考据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它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作为指导，也即应该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唯心主义的考据方法，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确实不能满足于过去做的一些考据工作，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用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工作，为人民服务”。[※注]

总之，“反右”运动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严重冲击，诸多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贯彻“双百”方针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复兴局面，至此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 “反右”运动的后续影响

“反右”运动不仅重创了古代文学研究初步复兴的良好局面，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续影响。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兴无灭资”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同时又在各个高校古代文学教学领域开展了“厚古薄今”的学术批判运动。

1.“兴无灭资”的批判运动。1958年“兴无灭资”批判运动所及，包括了对一大批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其著作所进行的学术批判。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分别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其相关的一些具体论点进行了批判。如《我们的看法——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文认为刘大杰在学术思想上有三方面的错误：“以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原则的抬高文人和统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贡献；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来解释文学史的发展”；“忽视作家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局限，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来评价古典作家和作品”；“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来代替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马列主义标准，坠入了自然主义的泥潭”。[※注]更有人无限上纲上线，批判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浸透着胡适的反动文学史观的”，[※注]“是文学研究中的一面大白旗，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发行初版，1957年12月作家出版社重印出版。1958年，该书也同样遭到批判，认为“著者持着唯心论的文学观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就使得《插图本》在认识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时，作出了极端错误及可笑的论断，以致全书具有非常浓厚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色彩”；“在论述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不仅没有正确的总结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反地对中国文学作了肆意的歪曲、诬蔑”；“在研究方法，著述的体例上，《插图本》著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真相也暴露无遗”。因此，《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诚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注]郑振铎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俗文学史》被批判为“大量贩卖胡适那些毒货，大肆诬蔑歪曲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是“站在封建士大夫与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形式主义出发，把大量统治阶级的作品混进民间文学，并大加捧扬，同时对民间文学大加排斥或把它们贬得一钱不值”。[※注]林庚的古代文学研究被批判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观点和标准，用形而上学和诡辩的方法”，“为资产阶级清理遗产”。他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则被批判为“一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著作。[※注]19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被批判为“是一本彻头彻尾用主观唯心主义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从而大事宣扬他的一整套形式主义艺术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著作”；[※注]是“一部赞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颂诗”。[※注]陆侃如的《中国诗史》被批判为“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著者在研究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时，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都把他们两两分离开来。结果，在论述诗歌新体裁、新形式的起源、发展时，解释各种文学现象的形成时，以及评介诗人与他们的作品时，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唯心主义泥坑”。[※注]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被批判为“在盗用鲁迅旗帜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点的货色，跟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注]他的《中古文学史论》被批判为“完全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文学的喝彩、欣赏、保护”，是“站在极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那种反动文学作为一种极美的东西宣扬了它们”。[※注]游国恩的《楚辞》研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像一条白线贯穿”在整个研究工作中，[※注]用“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方法去歪曲屈原的思想”，“抹杀了屈原作品中活生生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斗争性，抽掉了它们的思想内容而使之僵化”。[※注]总而言之，这场“兴无灭资”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把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都当作宣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政治批判，完全否定了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

2.“厚古薄今”的批判运动。1958年“厚古薄今”批判运动的对象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教授，批判的方式主要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开展。1958年7月至9月，一些批判文字结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共四辑。每辑基本上是集中批判一个地方的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如第一辑主要批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的厚古薄今，第二辑主要批判南开大学和天津师院的古代文学教学的厚古薄今，第三辑主要批判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

“厚古薄今”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批判。如对北京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批判：“许多教授对古典文学采取无批判的态度，甚至对落后的东西公开颂扬”；注重“形式主义的、随意渲染的”“艺术分析”和“真学问”的“烦琐考证”；对一些现象乱贴标签，不能熟练地应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阐释。因此，这种“‘厚古薄今’是文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路线”，与“厚今薄古”的无产阶级教学路线是针锋相对的。[※注]其结果是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里高高飘扬着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被认真的区别开来，同学在接受古典文学中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不少消极因素”。[※注]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错误则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注]古代文学教学课时过多，所占教学量的比例过重也受到了批判。如有批判者指出，北京大学中文系“51”班大学四年，其中古典文学史学了三年，课时是每周5小时，共540小时，占全部文学史时数的83.3%；新文学史只有一年，课时是每周3小时，共108小时，占全部文学史时数的16.7%。这种厚古薄今造成的后果就使得同学们“轻视我们新文学的成就，轻视工农兵文艺”。[※注]

与此同时，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体——教师更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山东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被批判为有严重的崇古非今思想：“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错误地把他们捧到不应有的高度”；“和现实格格不入，和古人的生活情调却很合拍”；“认为能背古书就是学问，能考证就是才能，提倡资料第一”；“人心向古，互相竞古”。这种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把学生“引进崇古非今的大门，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其实质既是“封建文人思想情感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表现”。[※注]许多古代文学教师个体都受到了批判，如北京大学的林庚、游国恩、萧涤非、吴小如、王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丕模，山东大学的冯沅君等，都在这场厚古薄今批判运动中受了学生或青年教师的批判。“厚古薄今”的批判是为了拔去资本主义这面白旗，正如《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的“出版说明”里所说：“批判的是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当中的严重的厚古薄今倾向。这个倾向实际上就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资本主义道路。”“厚古薄今”批判运动没有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师个体作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

3.两次批判的负面效应。“兴无灭资”和“厚古薄今”两次批判运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既有学术的，也有非学术乃至反学术的。

所谓显性效应，就是以“大跃进运动”方式进行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工作，出现了一批“红色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在政治“大跃进”氛围中，各大院校纷纷组织人马进行教材编写，出现了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一批“红色的中国文学史”也就在这个时期接连快速问世。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体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上下册，1959年出版了四册修订本），1955级学生还集体编著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1957级学生编著了一部《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也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上册，1959年出版中下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苦战三十天”，集体完成了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及古典文学教研组教师合编了《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明清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了《中国文学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唐宋元明部分，1960年出版清及近代部分，1961年出版先秦至隋部分）；等等。

这批红色文学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批判白色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树立红色的无产阶级学术观点。如北京大学版《中国文学史》在“绪言”中指出其指导思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坚决贯彻了阶级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人民性观点，从而把文学史研究初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史》在“后记”中指出该书“努力地试图根据马列主义来阐明民间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生活现实，来解释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初步地建立反映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民间文学史体系，批判以反映地主、小市民的生活为中心的俗文学史的体系”。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在“前言”里说：“所有这些学术上的探求，我们都自觉地力求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这应该是‘古为今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我们认为，这虽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书，但不应该在它里面找到与当前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无关的平静的书斋语言，它应该是一支压满了子弹的机关枪，我们要用它来保卫毛泽东文艺思想，用它来参加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斗争，特别是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为了具体贯彻红色的无产阶级学术观点，这些红色文学史往往强调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是整个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北大版、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学史》都是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主线贯穿全书的写作，都把民间文学放在显著的位置上。如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导言”：“进入阶级社会后，我国古典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学——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进行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一部文学史，就是这样的斗争所构成的。”同时在编排体例上，每编“绪论”之后，紧接着就是该时期的民间文学，以突出民间文学的重要地位。

红色中国文学史编写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大跃进”式的教材编写，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编写内容都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和教条化处理，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政治思想观念，缺乏客观性和学术性。

所谓隐性效应，就是政治批判多于学术批评，为“学术—政治”的泛政治化批判埋下了伏笔。1958年“兴无灭资”、“厚古薄今”的批判运动，是“反右”运动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后续影响。这种批判已经远离了正常的学术批判，政治批判意味十分浓厚。政治化、公式化、口号化的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学术的品格、学者的尊严都遭到严重的践踏，政治上的“反右”扩大化已经严重地重创了正常的学术批评，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古代文学研究。

在这场学术批判运动中，担当主力军的是青年学生，他们以宏伟的抱负、饱满的热情、昂然的斗志对一切怀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师们开炮，希望以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学术阵地。这些青年学生大多由于“根正苗红”，思想活跃，敢说敢为，所以能“大破大立”，无所顾忌，而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上一辈迥然有别。但是由于从“兴无灭资”到“厚古薄今”的两次学术批判业已蜕变为政治批判运动，批判目标的替换导致了批判方向的扭曲，批判热情越高，批判力度越大，批判的破坏力也就越强。其结果是青年学生良好的主观愿望与批判的客观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悖论——无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却极大地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学术批判的悖论及其负面效应更是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