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问题的讨论和文学“共鸣”问题的讨论是同时进行的，开始于1960年，至1961年达到高峰。《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等开辟过问题讨论的专栏。为了便于问题的论述，拟将两个问题的讨论分开叙述。

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山水诗的评价问题。其中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是讨论的焦点问题。[※注]

一种观点是肯定了山水诗具有阶级性。朱光潜1960年著文《山水诗与自然美》说：“所谓‘山水’泛指自然界的事物，所以涉及自然美的问题。这是近来学术界所殷切关心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山水诗乃至于一般自然美是不是反映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有无阶级性。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原因是：“第一，艺术是一种反映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有它的阶级性……山水诗作为诗歌艺术中的一种类型，当然也就不能是例外。其次，诗人在山水诗里反映他所欣赏的自然美，如果承认自然美在他的诗里反映出他的意识形态或阶级性，就必须同时承认在他写诗之前，在他的欣赏意识里就先已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他的意识形态或阶级性，诗里所反映出的自然美和诗人先在欣赏中所意识到的自然美只能有一程度上的分别，不能有本质的分别。不可能他在欣赏中所意识到的自然美没有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而在他的作品中就无中生有地突然显出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总之，人不感觉到自然美则已，一旦感觉到自然美，那自然美就已具有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注]

在此前后，附和山水诗具有阶级性的论者甚多，成了讨论中的主流派。如李正平指出：“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和主要内容的山水诗景物画也和艺术家的社会意识、阶级意识相联系，并且，后者渗透入前者，通过前者得到表现。”因为“山水诗人、景物画家描绘的直接对象，虽然是没有意识的自然，但是他们的描绘并不是刻板的、盲目的、照旧式的临摹，而是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的”。因此，“整幅画、整首诗不能不反映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而且画和诗中的任何原材料，也不能游离于这个反映之外。艺术家的思维、语言和颜色在作品中，并不能给自己造成独立王国，同现实隔绝起来，既不表现艺术家自己的意识，也不反映社会的阶级的意识”。山水诗、景物画是通过“人化的自然”、“寓意、象征和比喻”、“情绪的程度”、“画面效果”等手段来表现其阶级性的。[※注]孙子威也指出：“山水诗不是纯自然景物的拷贝。它是自然景物的主观反映，是景与情的结合，是自然美与诗人的审美观和美学理想的辩证统一。有的作品即使没有直接地透露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情，而是抒写对自然的喜爱，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喜爱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所以，“科学地说，山水诗只有两种：一是阶级性明显的，一是阶级性不明显的；没有阶级性的山水诗，是要到彻底地消灭了阶级以后才有。”[※注]此外，文效东《论山水诗的阶级性》、许怀中《漫谈山水诗、画的阶级性问题》等都是肯定山水诗有阶级性。[※注]

另一种观点则是否认山水诗具有阶级性。罗方认为，山水诗是“经过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然的一部分的美，为大家都可能接受的一部分的美。当一首山水诗只是单纯地描摹自然的一部分或一刹那的景象时，它能够给予我们的也往往就是这样的一部分的美。这种被反映出来的自然的美，只是一部分自然山水的美的集中的体现而已，因而是很难看出它们的阶级性的，并且是很难以阶级性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因为“当某一处的自然景物出现在诗人眼前的时候，诗人为眼前的自然景物的美的形象所吸引，使他惊奇、赞赏，于是产生一种欲望，想把它们尽可能如实地描绘出来。这样的创作动机就不一定和作者的阶级的利益、他自身的利益以及他自身的遭遇有什么联系”。同时，“自然景物可以使这个诗人发生惊叹与赞赏，也可以不使他发生惊叹与赞赏，而且即是同一自然景物，不同诗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然而这种对自然山水的不同的爱好与不同的表现，就不一定能系统的整个的体现诗人的美学观点，即使体现了诗人整个美学观点中的一部分观点，如王维的特别喜欢‘静观’，可是就其一首诗所写出的‘静观’的本身来看，也很难说一定就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情趣的体现。难道劳动人民就一定随时随地都喜欢喧嚷的环境吗？”[※注]

叶秀山也认为山水诗不具阶级性，其原因则是这些山水诗严格地说是算不上艺术品的。他说：“我们固然主张艺术是自然的能动反映，但也不能否认有直观反映的存在，而且应该说，对自然的能动的反映是在直观的反映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我认为这种直观反映的山水诗，严格说来，不能称作艺术，至少只能说是艺术的低级阶段。我认为，只有自然形象和社会思想感情结合起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但这种直观反映的山水诗的存在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倒如王维的这样一些诗……都是自然山水的直观的写照，这里边可能也有感受，但作者只写出一些生理上的感受（视觉、听觉、嗅觉等快感），并没有流露什么社会思想感情。像这样的诗，严格说来，算不上艺术作品。”因此，对这些山水诗的欣赏也就是非艺术欣赏。因为“这种欣赏不是艺术欣赏，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注]

山水诗问题讨论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关于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朱光潜认为山水诗盛行于晋宋时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北方外族侵凌之下，中原汉族长期统一的统治局面开始土崩瓦解，统治政权偏安江左，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社会剧变中的士大夫阶级与现实生活产生了矛盾，于是借着佛老思想，或清谈佛老，或“纵情山水”，这样山水诗便应声而出。二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化到了晋宋时代开始转向颓废”，文化的颓废导致诗歌轻内容而重形式技巧，讲究声律辞藻，山水诗的盛行既可以克服“用语言描写事物静态的困难”，又可以让诗人崇尚的艳丽色泽“从自然景物中大量吸取”。因此，“山水诗作为一种类型在晋宋时代奠定，是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的。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浊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注]袁行霈认为山水诗的产生既有着政治、阶级的根源，也有着文学上的准备。他说：“宋初山水诗的产生是早已被魏晋以来的政治、阶级状况所决定了的。它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在隐逸的风气下、隐逸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失意的贵族和中下层地主阶级则是它产生的阶级背景。此外五言诗的成熟，民歌、游仙诗、招隐诗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又为它的出现做了文学上的准备。再加上江南秀丽的山水——这是山水诗的描写对象，缺了它也不成，以及谢灵运个人的作用，于是山水诗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注]曹道衡则认为庄园经济的发展、老庄思想的盛行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向往隐逸之风是山水诗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有条件、有能力纵情山水；老庄思想的盛行使得他们能够借着游玩山水讲究养生，并以山水景物表达老庄玄理；向往隐逸之风则直接体现了对山水的纵情与游玩，从而写作大量的山水诗。[※注]林庚认为山水诗的发达“既不由于魏晋以来士大夫们的雅好园林，也不由于隐士们的逃避现实遁迹岩穴”，而是“结合着南朝的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南朝的经济发展和水路交通的发达，为人们认识自然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首先表现在江南民歌当中。作家又从民歌当中学习了这些，而自己也过着游宦的生活到处奔波，生活中阅历过无数山川景物，作为一个生活的环境，就自然地反映在诗歌里。所以山水诗大量产生了。[※注]总之，关于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大致是从政治、阶级、经济、思想、文化和文学等几方面来阐述的，争鸣者所持的立场不同，因而侧重的要点也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论述的。

山水诗问题讨论的第三方面内容是关于山水诗的评价。在山水诗的评价上，对山水诗艺术方面的评价较为一致，大都肯定了这类作品在描写大自然上所显示的高度成熟的技巧。其分歧主要是对山水诗的思想内容的评价。因评价的视角不同而持不同的态度，大致也分为否定与肯定两种。朱光潜从阶级性的视角出发否定了山水诗的思想价值：“山水诗是有闲阶级的产品，它还有意无意地炫耀有闲阶级的‘清福’。写山水诗的总是由城市‘遁世’出来的士大夫阶级，而不是本来居山居水的劳动人民。”因此，爱好山水诗的趣味，“打个不大体面的譬喻来说，很类似过去没落阶级的人提着画眉鸟笼逛街。”这些山水诗的思想内容没有什么可取的。[※注]潘仁山也认为山水诗充满了古代士大夫的“闲情逸爱和宦海浮沉的悲凉之感”，“与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大相径庭”。[※注]曹道衡也认为魏晋以来的山水诗“在内容上往往偏于闲适，而且常常归结为消极出世的玄理，在风格上则讲究辞藻、对偶，力求刻画工细。这些特点正是体现了大贵族官僚地主阶层的艺术趣味”。[※注]与上述观点相反，罗方则肯定了山水诗的价值。他说：“山水诗作为一种艺术，它所概括和集中的自然的美常常是很能诱发和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的。”“山水诗不可以也不应当一般地否定，某些感情健康的或单纯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良好的影响，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开阔我们对大自然的视野。”[※注]

综上所述，山水诗问题的讨论牵涉的核心内容就是山水诗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肯定山水诗具有阶级性论者是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认为山水诗是诗人对自然景物的能动反映，是人类思维意识的结果，因而具有阶级性；否定论者则是从山水诗所反映的自然景物出发，强调自然景物的客观性，山水诗对这些自然景物只是一种“复制”或曰“直观地反映”，因而诗歌虽然经过人类的思维却没有过多的意识性、阶级性。如果只就反映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显然肯定论者更具有学理上的优势，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人的主观能动反映的结果。因此，表面上看起来，肯定论者在讨论中更具学理上的说服力，讨论中也是以这种论者占据主流。但事实上，这种学理上的优势并不能说明学理上的正确性，其根本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性。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属性，具有阶级性，而意识则是一种生理属性，并不一定具有阶级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或者说以意识形态替代意识的内涵，实际上是抹杀了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区别，否定了人类的共性特征。虽然否定论者在讨论中的学理上处于劣势且只占少数派，但其结论却更为科学，因为这种结论已经间接地指出了人类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山水诗就是这些共性的具体体现，是人类对自然美的共同感受的结果。否定论者之所以会在讨论中的学理上处于劣势，其原因也正如肯定论者一样，忽略了人类的共性特征，不从人性的特点出发来论证他们的学术观点。而这种忽略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态度，因为早在此次讨论之前的1959年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以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人性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而被批判打倒，而这场山水诗与文学“共鸣”问题的讨论也正是为了延续这种批判而展开的。因此讨论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学理上的根本抽掉了，其讨论结果的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人性之“本”已舍，所以阶级性就成了山水诗特点、产生和价值阐释的唯一的重要理论。这种学术讨论是在政治至上时代中的无奈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山水诗与阶级性相涉并不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