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周而复始的学术批判运动尽管与学术研究此分彼合，交替前行，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至1955年批判俞平伯、胡适，到1952年至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皆以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学术批判开始越出学术圈，并以政治运动的大批判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然而直到1962年“革命大批判”前夕，诸多学术批判运动还不是以政治目的为唯一取向，学术研究还没有完全沦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批判内容还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自1962年9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对其严重性的估计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由此产生了文艺界的“革命大批判”。自此以后，学术批判运动走向了泛政治化，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了庸俗化，以致学术研究与政治批判混而为一，古代文学研究也因此异化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政治斗争的功利目的替代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探讨。到1965年至1966年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标志着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最终形成，并成为此后“文化大革命”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唯一学术模式。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学术批判的泛政治化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庸俗化蜕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论”扩大化与绝对化的恶果。

一 “阶级斗争论”的泛政治化指向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严重干预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最终被简单化、庸俗化和异化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和绝对化。唯阶级斗争论不仅是学术批判泛政治化衍变的理论支撑，而且是其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理论导向。正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鼓吹下，古代文学研究由正常的学术研究异化为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功利所替代。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由此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导向，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新传统中的核心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由阶级性价值导向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理论，实质上是对学术批评中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作用及阶级斗争理论的丰富内涵作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处理，从而过分强调和突出二元对立的唯阶级斗争论。唯阶级斗争论作为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理论支撑，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是政治观念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政治观念上的唯阶级斗争论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由于阶级社会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社会要发展和进步，阶级斗争是其唯一动力。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地主阶级要剥削，农民阶级要反抗，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得到解决。如洪广思认为《红楼梦》产生的清代康、雍、乾时期，虽然是清王朝封建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康熙执政61年，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这主要表现在广大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则丧失土地，流于赤贫，为生存而兴起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几乎遍布全国各主要地区。正是这种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促使了末世的封建社会走向衰亡和消灭。[※注]

其次是文学创作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一是强调作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地位，认为阶级社会中的作家必然具有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地位，他们不是处在先进的阶级当中，就是处在落后的阶级当中，两者是二元对立的，其阶级身份也是不可调和的。如杜甫就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注]二是强调作品内容的阶级斗争性，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必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如《红楼梦》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就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斗争，“作者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对贾府这个典型的封建贵族世家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生动地、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画面，宣告了封建制度已经衰朽和行将死亡”。曹雪芹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描写了奴隶们的苦难及他们的反抗，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表现了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注]三是强调人物形象的阶级意识性，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体现一定阶级的思想观念。如《水浒传》中的宋江则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投降派，是革命派的修正主义者。“他上梁山是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为了达到扑灭农民起义烈火的罪恶目的，他处心积虑地要窃得这个‘山东烟水寨’的领导大权。他一上梁山，就招降纳叛，网罗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逐步改变梁山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晁盖牺牲后，他‘权居主位’。拉卢俊义上山，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投降派势力，排挤革命派，巩固自己刚刚取得的统治地位，以便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注]

最后是学术批判层面上的唯阶级斗争论。由于强调文学是对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写，所以学术批判就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工具才能真正解读和批判文学作品。如洪广思认为对《红楼梦》就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阅读”，因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才可以弄清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几百个人物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才可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抓住以贾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兴败这条主线，认识封建制度和封建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才可以看出，作品中极力渲染的所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统治的黑暗王国，是封建主子的天堂，被压迫奴隶的地狱”。[※注]同时，学术批判层面上的唯阶级论更重视学术批判之外的政治功利目的。如洪广思认为阅读评论《红楼梦》，就要“把它作为一部阶级斗争历史的教科书”，“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就要从《红楼梦》里认真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反动阶级的阶级本质和他们的两面派嘴脸”，“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时刻警惕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而在当前，“正确认识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一书所进行的反孔反儒反封建正统斗争的重大意义，就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加深对反复辟斗争的极其深远的意义的认识”，把评论《红楼梦》与批林批孔运动结合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参加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注]

泛政治化的唯阶级斗争论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处理，使丰富的阶级斗争理论异化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论；在实践上强化了学术批判的政治功利目的，使学术批判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由唯阶级斗争论支撑和引导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就必然走向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

二 学术批判的泛政治化蜕变

从50年代的三次学术批判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泛政治化蜕变，196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8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又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此以后，阶级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反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就是强调要从阶级观点出发，以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评价和批判。比如有人认为评价古代作家必须运用阶级观点，因为“古典作家出身于剥削阶级，他们和广大劳动群众不免存在着距离，而与其所属的阶级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陶渊明，虽然他的诗歌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描写田园风光，令人耳目一新，但他却没有真正接近人民，了解人民，与人民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如果硬要把陶渊明拉上与人民的关系，那么就主观地切断了他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系，这是不对的。[※注]

有人认为评价古代爱情作品也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不能对古代爱情作品的客观作用估价过高；应该把古代爱情作品放在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中进行考察，恰如其分地估价这些作品的历史意义及其作用”。因为“历史上任何进步的爱情观点同今天的无产阶级的恋爱观，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是古代爱情作品中的民主性精华，我们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度，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批判。如果在研究或教学工作中不分精华和糟粕，对古代爱情作品盲目肯定或任意夸大它的历史作用，都不能算是认真负责的科学研究态度。我们还必须看到，古代爱情作品容易在青年中发生影响，不严肃地对这类作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批判，它的危害作用是可以想见的”。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只是对新兴市民阶层在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反映，虽然他们的爱情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层，但这并不完全就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注]

有人认为对古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英雄只能是阶级的杰出代表人物，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英雄。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英雄，不同的阶级也需要不同的英雄。因此，流传下来的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就必然有不同的阶级属性，适合于一定阶级的需要。对待这些英雄形象，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加以考察和评价”。[※注]

甚至有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学艺术如果不能发挥帮助先进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作用，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它就不可能得到繁荣和发展。”例如，“戏剧的发展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实质上，戏剧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舞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因此，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当它未掌握政权以前，它必然要运用戏剧这一武器和舞台这一阵地来帮助它进行阶级斗争，以利于夺取政权；当它夺取了政权以后，它必然要控制戏剧舞台和严禁敌对阶级运用戏剧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以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研究戏剧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武器，“研究中国的戏剧发展史，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说明戏剧发展的根本原因”。[※注]

坚持以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标准来研究和批判古代文学，其目的就是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张志岳指出：“学术是阶级性的，它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便必然要为剥削阶级服务，超阶级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学术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不仅是我们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也是追求科学真理所必须遵循的途径。在这里，学术和政治是统一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对待学术和政治关系的正确态度”。[※注]更深一层次来讲，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就是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下政治批判的合一性。谭拓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现代无产阶级思想观点，通过分析批判来分清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呢，还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无批判地肯定古典文学的民主性精华，甚至于连古典文学中的封建性糟粕也要加以肯定和美化？在我们看来只能是前者，而不能是后者。”[※注]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以便更好地为当下的政治批判服务。由此，学术批判泛政治化的症候和端倪开始得到凸显和张扬。

“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标志着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最终形成。《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作的一部新编历史剧。自1961年公演后，掀起了一股“海瑞热”，并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等“封建主义的东西”的要求，但遭到冷遇。直到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授意、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显要位置发表。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都全文转载了该文，长期“捂着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贯穿《评〈海瑞罢官〉》全文的思想主线是阶级斗争，文章以“阶级分析方法”，不顾历史事实和作品实际，任意歪曲地指责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把海瑞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心的保卫者”“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予以歌颂，“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评〈海瑞罢官〉》的核心内容就是把《海瑞罢官》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站在“高度的政治原则”立场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作政治索隐，同60年代初“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文章认为“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平冤狱”就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的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最终达到了江青等人的政治斗争目的。1966年4月至5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因为袒护过吴晗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同时解散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重建“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负责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

《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次典型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阶级斗争论不仅贯穿于整个学术批判当中，而且影响到学术批判之外的政治行为。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最终达到了批判者的政治目的。因此，发动于1965年至1966年的对《海瑞罢官》学术批判的完成，即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学术”批判的开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模式，只不过是对《海瑞罢官》学术批判的进一步扩大化与绝对化而已。当这种学术批判不断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得到复制、延续与放大，并且成为唯一的学术模式，那么由此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更大的重创与劫难也就无法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