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30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理论上的鼓吹。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批判“封、资、修”，大批学者专家，甚至包括一些青年教师都遭遇到了批斗。1968年以后，又在“五七道路”的指示下，许多文艺界人士、学者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学术研究已基本终止，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几乎没有一篇论文、一部论著发表。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几次异常的学术高潮。这就是1973年至1974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和“评红热”，1975年至1976年的“评水浒”运动。这几次学术批判都是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而展开的，是以政治批判替代学术研究的典型案例。此外，主体运动之外的一些学术批判也自觉地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

一 “评法批儒”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到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通知，作为一号文件下达。一号文件的下达，标志着“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评法批儒”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973年就屡屡被提起，至此也正式拉开了大幕，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

“评法批儒”运动主要是推崇法家而批判儒家，认为开展评法批儒运动能够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认清敌人的“反动”面貌。例如，1973年《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论尊儒反法》说：“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各个领域得到轰轰烈烈的开展，其中文艺界的批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就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儒法斗争成了古代文学批判的主要阐释理论，一部中国文学史被说成是一部儒法斗争的文艺史。如有人指出：“一部中国古代文艺史，首先是劳动人民争取在文艺上表现自己，不断推动文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儒法两家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文艺领域内展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的历史。”[※注]“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江天”所炮制的《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儒法斗争”作了集中阐述。文章认为：“历史上的儒法两家，都把文艺作为推行各自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武器。文艺为哪条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也就成了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根本问题。”[※注]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评法批儒”运动有两个突出的标志性事件：一是柳宗元及其文学创作被阐释为反对儒家的杰出法家代表；二是刘大杰以儒法斗争为主要线索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

柳宗元是毛泽东的偏爱，早在1971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审阅和过问下，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有的学术著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出版和发行。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把儒法斗争定性为“我国思想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反对韩愈、李翱的斗争，就是思想战线上这一路线斗争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柳宗元是法家路线的主要代表”。[※注]柳宗元则被塑造成一位反对儒家思想的法家代表。如有人著文《柳宗元坚持统一、坚持前进的反儒立场》认为：“柳宗元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同儒家的复古倒退论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斗争，这种战斗精神，充分表现了他鲜明的尊法反儒立场。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法儒两家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注]而柳宗元的文章则被认为是反对儒家思想斗争的产物，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如《〈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一文指出：“《封建论》是第一篇敢于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分封制鼓吹者的主要论据，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和法家，并把他们同儒家的‘圣人’对立起来，进而隐晦曲折地批评了儒家及其‘圣人’的文章。”[※注]《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则认为“《封建论》是柳宗元阐述其革新政治主张与进步历史观的代表作，是唐代中叶法家与儒家、庶族地主革新派与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保守派和藩镇势力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注]此外，杨生华、张孝芳《两条根本对立的用人路线——读柳宗元的〈六逆论〉》认为：“《六逆论》是唐代著名法家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是唐代儒家法家大论战的产物，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尊法反儒思想。”[※注]应举《柳宗元的法家思想简论——读〈柳河东集〉札记》指出：“是法治还是礼治，是儒法两家重要的区别之一。柳宗元是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这在他的《反复仇议》与《断刑论》下篇等著作里申发得极为鲜明。”[※注]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写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版于40年代；1957年和1962年先后两次进行修改；1973年第三次修改出版了第一册，1976年修改出版了第二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修改本，特别是第二册的修改，完全是以“儒法斗争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为指导思想的。作者把儒法斗争作为文学史修改的主线而贯穿全书。一是以儒法斗争来分析时代背景。如作者认为隋文帝杨坚是一个鄙弃儒学的人，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则大反他父亲的法家路线，大搞尊儒崇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不单是一般的“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实际上体现了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的政治斗争。[※注]二是以儒法斗争来清理文学发展情况。如作者认为唐代边塞诗派较富于法家精神，田园诗派则主要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古文运动存在以柳宗元为代表的革新派和以韩愈为代表的保守派，两派形成革新与保守、唯物与唯心、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在两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唐传奇的发展也显示了儒法思想斗争的线索。[※注]三是以儒法斗争来进行作家评价。如作者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鄙儒尊法，态度鲜明。杜甫虽受儒家的影响较深，但由于他始终遭受豪族权贵的压制和长期流亡生活的体验，其思想有所变化和发展。……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重法轻儒的思想。”[※注]四是以儒法斗争来分析作品内容。如作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表现了对儒学、儒生的批判，其中《嘲鲁儒》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前四句，谴责儒生只知道读死书、死读书，在五经章句之中，终其一生，对于国家大事，则一无所知。接下来四句，形象地描绘了儒生们方巾阔步、道貌岸然的丑态。[※注]

“评法批儒”运动有着先行的政治功利目的，这就是江青等“四人帮”企图通过评法批儒的运动为打倒周恩来而制造阴谋舆论。如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罗思鼎撰写、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通过儒法斗争的评述来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1973年第4期《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一文，批判“丞相田千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以丞相田千秋影射攻击周恩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评法批儒”运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四人帮”这种影射与攻击的政治阴谋活动，但却或多或少地间接地附和了这种阴谋政治。如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专列了“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作者认为武则天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和政治魄力的政治家”，“她比起唐太宗李世民来，更坚决地执行了法家路线”，因此她上台后首先打击了儒学，大力推行了法家路线，而在武则天自己的诗歌里也常常表达了她要执行法家路线的决心。正是武则天的法家路线统治下，以陈子昂、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发展具有鲜明的法家路线倾向性，扫除了前代浮艳的文风和上官体诗歌作品，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注]因此，作者认为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初唐文学成就“是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的产物，是法家政治路线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注]作者如此鼓吹武则天及其法家路线，正满足了江青自诩为女皇武则天的心理需求，这就有意无意地对“四人帮”的阴谋政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评红热”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同时，“评红热”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不读几遍就没有读懂，并批评了《红楼梦》是写爱情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借爱情写政治的：“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爱情掩盖它。”同时，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掀起了一场“评红热”，使之与“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于是这场“评红热”就成了“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同时，《红楼梦》批判又被“四人帮”借以影射批判周恩来等领导人。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评红热”中所发表的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达319篇。[※注]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三个方面：

第一，从阶级斗争论出发，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如孙文光《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一文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亲身经历过封建贵族家庭由鼎盛而极衰的变迁，看出了整个封建贵族阶级‘树倒猢狲散’的覆灭命运，怀着‘无才补天’的惭恨，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它写的并不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实事，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尽管曹雪芹曾幻想‘补’封建社会之‘天’，也不可能具备自觉的阶级观点，但是，由于他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笔下的《红楼梦》，终究触及当时社会政治的大量黑暗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的阶级斗争画面。所以，我们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注]洪广思[※注]、薛仑《〈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一文也认为：“《红楼梦》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反映了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注]还有人从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总纲的观点出发，认为《红楼梦》“就是从第四回里‘护官符’所点出的四大家族这个总纲展开的”，表现了“末期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阶级衰亡没落的全部政治斗争内容”。[※注]

第二，从“评法批儒”的现实政治斗争出发，强调《红楼梦》的反儒思想内容。如《〈红楼梦〉的反儒倾向》一文认为《红楼梦》“作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及其主要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宣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预示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变革必将来临”。这种反儒思想表现在“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撕下了作为‘三纲’之本、‘五常’之首的仁的画皮”；“反映了要不要走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通过“精心刻画一系列富有聪明才智的妇女形象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和女奴隶的形象，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注]有人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也具有反儒思想，这种反儒思想表现在：“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否定”；“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否定和反抗”；“对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作者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让自己的主人公打起了反对儒家思想的旗帜……抨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注]还有人通过曹雪芹原著与高鹗的续书进行比较，分析了《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原意是“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而高鹗的续书却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续书中尊儒反法与前八十回尊法反儒”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表明：“封建末世开展的儒法斗争，已经伸及到当时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创作等各个领域。”[※注]

第三，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洪广思批判道：“在刘少奇、周扬一伙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庇护下，不但地主资产阶级‘红学’的腐朽观点在不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一些号称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来解释《红楼梦》的研究者，也一再借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说什么《红楼梦》表现了‘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说什么《红楼梦》提出了一个‘在今天和将来都仍然适用’的‘爱情的原则’，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典型直到今天还‘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一个共名’。”这个“共名说”就是何其芳所提出来的，因此被批为“修正主义观点”，“是在借《红楼梦》研究来宣扬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注]

这场“评红热”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批判的政治目的首先是指向林彪的。如林彪对《红楼梦》第一百○七回的批语“天马行空，勿太密，亲则疏”被批判成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此回有一段写路人对曾经受贾府恩惠却对贾府“查明实迹”的贾雨村的议论。批判者认为林彪的批语显示了“他以贾雨村为借鉴，告诫自己：‘勿太密’，即既要装出‘高举’、‘紧跟’的样子，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靠拢’；同时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可而止，‘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这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真实目的的又一次自我暴露”。[※注]

“评红”运动更深层的政治目的则是为“四人帮”的阴谋政治活动服务，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早在1972年下半年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中，江青就利用了《红楼梦》的谈话来为其做“女皇”的美梦鸣锣开道，江青大谈《红楼梦》里“父党”与“母党”的斗争，说林黛玉属于“父党”，薛宝钗属于“母党”，“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显然，“母党胜利”就是江青做“女皇”的美梦的“胜利”。“评红”运动中，“四人帮”又利用影射的手段把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如“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就发表过批判文章《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文章声称“《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货真价实的‘儒’，封建末世的孔老二”，“在贾府，他是唯一由皇帝亲点、不只有衔而且有权的现职官员”，“贾府的内政外交，奴隶的生杀予夺，决策大权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以贾政来影射周恩来的政治阴谋昭然若揭。[※注]

三 “评水浒”的“学术—政治”批判运动

“评红热”刚刚消退，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又大张旗鼓地粉墨登场了。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由大会决定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毛泽东提议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前“四人帮”妄图排挤周恩来和邓小平而自行“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邓小平复出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受毛泽东委托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各条战线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了整顿，这更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同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他个人对《水浒》的看法。毛泽东认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姚文元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有机可乘，可以利用批《水浒》来批倒周、邓等人。于是立即给毛泽东写报告。报告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同时，报告请示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和这篇报告印发给政治局在京成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请示。[※注]

姚文元的报告批准后，“四人帮”立即着手《水浒》的批判工作。8月23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近年来〈水浒〉评论简介》等文章。8月30日，《光明日报》又刊载梁效《鲁迅评〈水浒〉评得好——读〈流氓的变迁〉》一文。8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在姚文元直接授意下写成的署名为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于1975年第9期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自此，一场热闹的“评《水浒》”运动又登场了，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场“评《水浒》”运动所发表的文章多达一千多篇，但其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毛泽东关于《水浒》是一部反映投降的反面教材的谈话加以阐释和讨论的。如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的短评批判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从朝廷方面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他是投降主义者；从梁山方面来说，宋江修正了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他是修正主义者。所以宋江的投降主义表现为修正主义，他的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投降主义。这就是评《水浒》文章的内在逻辑。

评《水浒》运动的目的不在于学术批判而是着眼于政治斗争。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同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也发出号召：“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因此，评《水浒》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

更确切地说，这场评《水浒》运动实际上就是借《水浒》中宋江架空晁盖的邪说来影射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做法诬蔑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这可以从“四人帮”其他一些场合的多次谈话中得到明确验证。1975年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江青又说：“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9月17日，江青又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界、新闻界一百多人讲话，再次指出：“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注]虽然江青的这些谈话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许“全面整顿”走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1975年11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被批判后，“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止了，“四人帮”趁机加紧对邓小平等人的诬蔑和迫害。评《水浒》运动又掀起一股新高潮。如《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就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实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把历史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对《水浒》的评论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注]《宋江一上山……》则直接攻击邓小平：“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注]以宋江上山影射邓小平复出。至此，先前的“学术—政治”批判完全蜕变为服务于政治阴谋、政治斗争的政治影射学。

四 “学术—政治”批判模式下的学术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几场学术批判运动以外，其他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并且几乎都离不开泛政治化的批判模式。其中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可以视为以“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仍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李白与杜甫》于1971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心而论，这部论著是花费了作者不少心血的。作者凭着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考证功夫，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考证出李白的出生地——中亚碎叶城，理清了李白的家世索引，分析了李白与杜甫的交往，编写出李白和杜甫的年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见出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但在“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膨胀的特殊年代，郭沫若未能坚守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在极“左”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以阶级斗争论为评价标准，以迎合最高领袖口味为宗旨，运用“学术—政治”批判模式对李白与杜甫作了随波逐流的主观臆断的曲解和歪解。

首先，以阶级分析法来代替作家具体而多样的社会身份考察。如作者认为李白父亲是大商人，但社会地位不高，这“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李白”。[※注]作者由阶级身份的简单划分直接代替李白具体的社会身份考察，并由此推导出李白具有平民性的思想性格特征，把李白划入到人民诗人的阶级队伍当中来。同理，作者又以阶级的标准把杜甫划入到地主阶级的队伍当中，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注]作者把杜甫划入到地主阶级队伍，把李白归入到人民阶级队伍，显然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法，缺乏具体的社会分析和时代考察。

其次，以阶级斗争论来分析评判作品的思想内容。如对杜甫“三吏”、“三别”的分析，作者认为“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杜甫并没有作到深刻的了解”。“这六首诗……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注]作者完全是以先入为主的阶级观念来对杜甫“三吏”、“三别”的思想内容进行曲解和歪解，指责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污蔑人民。

最后，以领袖旨意来作出“扬李抑杜”的不同评价。由于最高领袖“扬李抑杜”，偏爱李白厌恶杜甫，所以作者也一改“文化大革命”之前对李杜像“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的评价，[※注]而是严厉地质问：“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注]并且对杜诗作大量的曲解和歪解，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凭空猜想茅草“有一尺多厚”，茅屋“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曲解“盗贼”、“娇儿”等个别词语在诗中的意思；歪解整首诗歌的思想主旨。[※注]前后学术观点的明显牴牾绝非是作者的自我修正，恰恰是自我“修错”，其目的是了为迎合最高领袖的口味和观点。这就丧失了一位学者所应的学术立场，更不要谈论什么坚守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了。

总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与“四人帮”的阴谋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关联性，但其批判模式仍属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范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混淆了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界限，把学术研究等同于政治批判，表现了突出的教条化、庸俗化思想。特别是作者为了迎合领袖的旨意，主观随意地处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和独立精神。当然，站在时代的新起点，我们还是应该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来对待这一著作，也应适当肯定其中具有学术含量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