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同时面临着矫正与转型的双重使命，如果说“矫正”是面向历史的扬弃，那么“转型”则是面向未来的重建。在此进程中，需要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文艺思想解放和外国文学思潮输入双重资源的作用和影响。

一 文艺思想解放的资源与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运动，但就整个理论界来看仍然是以“左”倾思想为主导，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方针严重地阻碍了思想解放的兴起和深入。直到1978年才出现了重大历史转折，此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以此为发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开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注]这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界的解放，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主题基调。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会议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影响到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从1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艺》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否定了“文艺黑线”论，推倒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力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即“从属论”）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即“工具论”）一直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尽管当时的批评家也试图对这一文学观念的缺陷作一些修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矫正。在这场文艺思想大解放中，文艺界与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这一关系，展开了一场“为文艺正名”的讨论，重新定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78年6月，陈丹晨、吴泰昌在《上海文艺》上发表《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一文，文章把“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列为“四人帮”“最惯用最典型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文艺谬论之一。”继而陈恭敏也发表了题为《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对“文艺是政治的工具”提出了质疑：“把文艺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是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是不符合艺术的规律的”，“当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种‘工具论’，更值得加以重新研究”。[※注]1979年3月，《文艺报》举行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开始受到普遍的诘难。

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对文艺“工具论”作了极为有力的批判。文章指出：“我们的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而得‘放’，迅速改变现状，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个口号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如果仅仅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全部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合理变成了歪理。‘四人帮’的鬼把戏正在于：他们把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阶级斗争工具’，作为全部文艺的唯一功能来加以宣扬，从而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将某些无法起‘阶级斗争工具’作用的文艺开除文艺行列；另一方面又将那些根本算不上是文艺但却适合于他们所需要的阶级斗争的东西强称为是文艺。这样，就把文艺变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文章不仅从思想解放的高度批判了“工具论”，揭露了“四人帮”以“工具论”进行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而且从文艺的自身的特点出发揭示了“工具论”症结的学理所在。文章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应当是文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只有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的文艺观，才是唯物主义的文艺观。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这样就撇开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文艺与阶级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这样的文艺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同时文章还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以审美为中心的多种社会功能，反对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

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得真的价值；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为了求得善的价值。在真与善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是为了求得美的价值。这三者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文艺所追求的真，不是概念的真，而是艺术形象（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真；文艺所追求的善，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而是把强烈的、代表人民的爱与憎熔铸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中；文艺所追求的美，也不是纯形式的美，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

由此可知，“‘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所以必须纠正，因为它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成唯一的、全部的关系，这样的文艺观，将导致文艺与政治的等同，因而是一种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为文艺正名》正是从思想解放、文学自身特点揭示了“工具论”的症结所在，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影响。在此之后，《文学评论》、《文艺报》等许多报纸杂志或开辟了“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专栏，或刊载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文章，在全国形成一股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讨论的高潮。尽管仍有一些文章还是坚持“从属论”、“工具论”等陈旧观点，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错误所在，正确地澄清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也已成为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表《祝辞》，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党的文艺政策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注]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过去长期使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社论既肯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着重指出了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缺陷，强调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社论根据第四次文代会精神，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确立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针。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作了重新的评价：“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注]也就在第四次文代会后不久，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被彻底否定，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及其政策方针也得以废除，这是文艺界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成果。

文艺思想大解放直接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新时期之初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学术“冤案”的“平反”，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都是建立在文艺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之上而逐步向前推进的。

二 外国文学思潮输入的资源与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此与文艺思想大解放常常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

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是较早把外国文学思潮引入本土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撰文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几个主要流派作了重点介绍，分别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象征派诗歌、三四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和50—7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对这些文学流派的介绍，主要是出于思潮性和艺术性的考量，已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至上的惯性思维。如他介绍象征派诗歌时指出：“无论在思想倾向或艺术手法上，象征主义都是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象征派诗歌值得我们注意的既在它有曲折地反映艺术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矛盾的思想内容，更在它开拓了一些新的艺术方法。这种艺术方法……就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用一个诗篇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形象地构造作者所想创造的意境，极力避免泛泛的一般的陈述或描写，力求表现方法上的浓缩和精练，力求体现‘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闻一多：《诗的格律》）”。关于意识派小说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意识流小说家力图打破现实主义小说只注重对外界环境、人物行为的描写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旧框框，“深入到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在写法上，他们主张作者应当避免直接出面评头论足或说教宣传，放手让人物意识自动地、自由联想和种种象征手段来真实地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而荒诞派戏剧是以“二战”后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把“自我”看作存在的核心，把世界万物看成是“自我”的表现、补充或阻碍，人的存在只能是“荒诞的存在”，所以荒诞派戏剧“也只能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这种荒诞的存在”，其舞台出现的就是“非理性的世界和非人化的人物”。[※注]这几种文学流派不仅有欧美文学思潮的时间上的承前启后的传承性，而且分别体现了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不同文学体裁，因而具有典型性。此后，袁可嘉又从总体上概括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主张，即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和重形式创新；其艺术手法是采用表现法，而非描写法。[※注]

1978年，《哲学译丛》第4期上刊有郑项林摘译的《结构主义与哲学》和王炳文摘译的《结构主义》两文，简要介绍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但未引起反响。1979年，袁可嘉又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对比利时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译著，极大地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上从第8期到第11期，连续发表4篇专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包括《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语言的牢房——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人类学》、《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980年，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由曹庸翻译刊载在《外国文艺》第3期，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介绍英美新批评的文章。1981年，杨周翰于《国外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从新批评理论反思了我国此前的文学研究。1982年，赵毅衡撰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新批评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新批评派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主义，其突出特点是能够对文学作品结构作辩证的理解，强调绝对的文本中心主义，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心理原因，把读者反映问题，文学社会效果问题，文学作品群体特征及文类演变等等全部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十分注重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甚至以文学语言特征作为文学区别于科学的特异性。[※注]1984年，韦勒克和沃伦所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学界对新批判理论的关注和重视。

1981年，朱虹《〈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发表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作者站在女性主义价值立场上，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编选出版了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系统地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的译介。序言中不仅简介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还简介了《女性之谜》、《性权术》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弗吉尼亚·伍夫的《自己的房间》及苏珊·格芭等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由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文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

1983年，张黎《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对接受美学进行了介绍，指出接受美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变革的直接产物，把读者提到了文学考察的主要地位，“强调了为文学史家们历来所忽视（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读者’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重要因素”。[※注]

此外，还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高行健出版于1981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小册子。该书虽然是探讨小说写作技巧之书，却对西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流派作了大量的介绍，几乎涉及西方现代文学种种流派及其相关的艺术技巧，如叙述语言、叙述人物、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象征、结构、艺术抽象、时间与空间、距离感等。[※注]

80年代初期，一些学术刊物纷纷开辟专栏来介绍和讨论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思潮，在外国文学思潮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外国文学研究》从1980年底开始率先推出“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对西方种种现代派文学进行了介绍并讨论。《当代文艺思潮》于1982年4月创刊，其宗旨之一就是“开拓文艺研究领域，革新文艺研究方法”。从1982年至1984年先后开辟出“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与现代科学”等专栏，介绍讨论外国文学新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艺研究的新走向。

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输入也对外国文学思潮输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如1981年在北京先后隆重举行了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大会，推动了西方古典哲学理论的输入；此后有“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这些都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西方文学思潮的输入。

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不仅拓展了固有的学术视野，而且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武器，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当诸多学者从“从属论”、“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逐渐清除了“阶级性”、“人民性”等批评话语后，他们关注的视角就不再停留于作者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而是由此延伸到作品的文本本身、作品的接受者——读者。同样，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而是开始借鉴美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宏观研究方法以及民俗学、考古学、神话学、宗教学等文化学思维来进行新的文学解读和研究。因此，对于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