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交织着对三十年间累积的学术“冤案”的“平反昭雪”。所谓学术“冤案”，是指那些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政治批判运动中出现的对于一些古代文人作品的错误批判和定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被错批的学术问题又得到了重新评价和肯定。这些“平反昭雪”的学术“冤案”典型者有：孔子、杜甫、韩愈、金圣叹以及宋诗的错误批判。

一 孔子的“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随着“评法批儒”斗争的进行，“法家”被标榜为进步的革命派，而“儒家”则被视为落后的保守派，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被认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儒法斗争”，[※注]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文艺思想自然也紧接着被批判打倒。

“四人帮”被粉碎后，章培恒、胡念贻等人分别撰文对中国文学史中的“儒法斗争”主线谬论作了批驳。随着“儒法斗争”的思想束缚被打破，儒家思想、孔子思想被歪曲的评价开始得到“平反”。庞朴认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人物，孔子创建了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错误见解，也认识到了一些真理，从而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由以出发并得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孔子学说在后世产生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还有积极的一面；后人对孔子的利用，起过反动作用，也曾起过进步作用。我们不能以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不能拿一种作用抹杀另一作用。而所有这些方面和作用，又只有从其同孔子思想的联系和区别中，作出评价，从历史发展的曲折和波澜中，寻找说明；不能皂白不分，爱恶先定，‘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胡涂对胡涂，那将是什么也判不清楚的。”“四人帮”的荒谬性就在于“既不区分不同尊孔活动的不同实质和作用，更蓄意混淆孔子思想和尊孔活动实际存在着的差别，进而把肯定孔子思想合理因素的学术研究一律谥为尊孔，继之以‘凡是尊孔派都是反动派’的大棒，凶神恶煞，气焰万丈，把历史搞乱，把理论搞乱，把政治和学术关系的政策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其结果是，在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切工作的大破坏中，历史研究中的孔子批判工作，也是荒芜一片，疮痍满目，直至形成禁区，无人敢于涉足。”[※注]

对于孔子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地位，陈祥耀认为孔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孔子编辑、传授的经书，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孔子的“德治”以及通过孟子而发展起来的“仁政”思想，成为古代进步的文学家衡量政治、批判现实的主要思想武器；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有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孔子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把内容放在第一位，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孔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注]张文勋则认为孔子文学观中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关于“道统”和“文统”的问题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注]蔡厚示也指出，在先秦文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占有突出的地位。孔子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等问题，都作过较明确的回答和发表了较完整的见解。在古代文论领域中，孔子不仅比他的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比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晚于他一两个世纪的人）提供了较为正确的看法，这正是他的历史功绩。[※注]李泽厚则指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奠定汉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中国美学的思想主线。[※注]

二 杜甫的“平反”

杜甫被喻为“诗圣”，新中国成立后又被称为“人民诗人”，但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喜好多次表达了对杜甫的不甚喜爱，[※注]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杜甫不仅被摘掉了“诗圣”、“人民诗人”的荣耀，甚至被当作反面诗人典型被批判打倒。1968年至1969年，郭沫若附和毛泽东的个人喜好，写作专著《李白与杜甫》，1971年出版。该书首先摘掉了杜甫头上“诗圣”和“人民诗人”两顶帽子：“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并且严厉地批判道：“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注]此后，刘大杰在再次修改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杜甫所真正向往、赞美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儒化了的法家政治”，后来又产生了疑儒、轻儒思想，晚年进而“由轻儒倾向于重法”。这样，杜甫既是“法家诗人”又是“封建卫道士”。[※注]

针对刘大杰的观点，陆侃如以杜诗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所谓“法家说”根本不能成立，而杜甫后期所谓由儒入法的“转变”也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后期杜诗中的儒家色彩远远要超过其他一切。[※注]韩酉山则指出，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就逐渐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流传下来，同先秦法家思想有着不同的基本特征，如“法古”、“礼治”、“仁政”等，而“杜甫的政治思想同儒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同法家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杜甫所谓“被他儒化了的法家政治”思想根本不能成立，所谓“由疑儒、轻儒倾向于重法”的思想发展过程并不存在。[※注]

对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观点，许多研究者都提出了批评。萧涤非认为郭沫若是用曲解和误解杜诗的方法来歪曲杜甫；[※注]高建中也认为郭沫若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剪裁客观材料、甚至不惜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研究方法来曲解杜甫的。[※注]董治安则指出：“杜甫的诗歌用同情的态度，相当广泛地写出了当时人民的疾苦，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鞭挞大地主统治集团的种种罪恶，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带根本性的矛盾。”所以“杜甫对待人民的同情和对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批判态度，使得他有别于其他许多封建地主阶级作家”。[※注]王学太特别推崇杜甫“用尽毕生精力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塑造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典型人物形象。这里有农民、士兵、军官、贵族、书生、商人等，并且描绘了这些典型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这一切生动地再现了大唐帝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程。他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人民所受的苦难，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包括爱国主义呼声）。在占杜甫作品绝大部分的抒情诗中塑造了一个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命运、共甘苦的诗人自我形象。他的一生中遭受了许许多多苦难，但是不管生活的道路有多么艰难，他的忧国忧民之志愈挫愈坚，如倾日之葵，朝海之流，永不变其初衷。他的诗深深激动着后代读者，告诉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如何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许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的仁人志士不少是受到杜诗哺育的”。[※注]因此，陈昌渠认为杜甫“可以，而且必须”称为“人民诗人”；[※注]萧涤非在《杜甫研究》中也指出：“在我国文学史上，欠劳动人民的血汗债最少、而为劳动人民说的话却最多的诗人，不能不推杜甫”，所以杜甫是称得上“人民诗人”的称号的；[※注]朱东润也认为杜甫“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可以被称为“人民的诗人”。[※注]至此，“人民诗人”的荣耀又戴在杜甫的头上了。

三 韩愈的“平反”

犹如评价李白、杜甫一样，历史上评价韩愈、柳宗元两人也是扬抑各执一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最高领袖个人的爱好，人们往往扬柳抑韩，韩愈一直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50年代，就有人著文批评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注]“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出版了《柳文指要》一书，书中凭着作者个人的兴趣和附和领导的爱好，也持扬柳抑韩的观点，严厉批判韩愈所谓勾结方镇、疏附宦官的政治行为和思想，批评韩愈“以文为诗”的诗风。[※注]新时期之初，吴世昌仍然延续着扬柳抑韩的论调，对韩愈作了否定性的评价，甚至对于韩愈的古文运动主张和地位都作了否定，认为韩愈的文学主张是“贵古贱今”，把韩愈当作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或领袖“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注]

针对扬柳抑韩的现象，郭预衡撰文对韩愈的政治思想作了重新考察，认为韩愈虽然反对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客观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但主观上他是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反对佛老思想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韩愈的政治思想作一概的否定。[※注]郭预衡紧密结合韩柳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考察了韩愈思想的复杂性，批驳了对韩愈的一些不正确的评价，为韩愈的“平反”迈上重要的一步。蒋凡则进一步指出，韩愈的政治主张虽然与王叔文集团有分歧，但对“永贞改革”并没有全面对抗，与“永贞改革”的具体措施也“并无根本矛盾”，“在‘外制方镇’、‘内抑宦官’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在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对王叔文集团和‘永贞改革’的态度，并不是检验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在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反对王叔文集团的，“既有反动腐朽的势力，又有进步的政治人物，不可一概而论”。[※注]王启兴也认为韩愈的政治思想和王叔文集团的“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改革措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注]

针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诗风批评，江辛眉指出，韩诗之所以具有刻意求新、险怪奇崛的风格，是为了矫正大历到贞元年间诗坛诗风平庸、多袭陈言的状况，实质上是一种革新尝试。“韩愈诗的散文化倾向，正是当时古文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力矫诗坛颓风的有效措施。”“只有在诗的散文化倾向出现以后，才始意味着逐步摆脱了六朝以来轻靡诗风的桎梏”，“诗的散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给诗歌以更大的自由，增添纵横驰骋的气势”。韩愈的诗歌创作虽然是有弊端的，但是“不能由这些弊端存在便说这些手法不能用”。[※注]程千帆也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其实际意义就在于要突破诗的旧界限，开拓诗的新天地，这不但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面目，而且成为宋诗新风貌的先驱。”[※注]阎琦指出以文为诗具有合理性：诗文在体制上有互相渗透的现象；诗乐分离使以文为诗手法成为可能；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宜于散文化；题材的扩大促进了诗的散文化。韩愈以古文句法为诗，“最成功的努力是尽力创造一种使诗歌既不失基本整齐、规范的句式，又摆脱了形式整饬的束缚；既不是押韵的散文，又采用接近散文那样流动、潇洒、善于传情达意的语言和句式的新型诗体”。[※注]

刘国盈则撰文重申了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重要地位：“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不过是像接力赛跑一样，他接过了前人传下来的接力棒，继续向前跑了一段路程罢了。然而，这一段接力却很重要。没有韩愈的接力，古文运动就可能半途而废，有了韩愈的接力，古文运动就有了成绩。”“古文代替了骈文的地位而成为一种通用的文体了。这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韩愈个人所作的努力，也是不能抹杀的。首先，韩愈通过师道关系，大大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其次，韩愈写出了‘许多堪称模范的散文作品’。……只有韩愈的大量的‘堪称模范的散文作品’问世之后，才显示出了古文运动的实绩，才最后战胜了绮靡的文风。”因此，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是功不可没的。

这样，韩愈对“永贞改革”的思想态度、“以文为诗”的诗风、古文运动中的地位都得到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 金圣叹的“平反”

金圣叹是清代著名的文论家，其评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在清代颇为流行，但对于金圣叹及其评点的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争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金圣叹被定为“反动的封建文人”，其评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也多被否定。1964年在关于金圣叹的讨论中，虽然偶有研究者反对这种定评，但并没有推翻这个符合政治原则的结论。[※注]1975年，《学习与批判》刊登了罗思鼎《三百年来一桩公案》一文，对金圣叹及其评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作了彻底的否定，并且对一切不同意见加上“刮起为金圣叹翻案的妖风”的罪名，妄图给这桩公案下个定论。

“四人帮”粉碎后，金圣叹及其评点的“平反”工作被研究者提上日程。张国光首先为金圣叹不遗余力地作了翻案工作。张国光认为，历史存在着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一个是旧本宣传投降主义走投降路线的《水浒》和宋江，一个是金圣叹评改的《水浒》和宋江。“金本《水浒》是评改得成功的。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被逼上梁山的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歌颂了农民的起义斗争，歌颂了敢于革命的英雄好汉，体现中华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符合于事物的辩证法。”金批序文、批语中对宋江的讥贬，是金圣叹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涂上的一层“保护色”。[※注]张国光还指出，在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成就最高、对我们的借鉴作用最大的则是他的《西厢》评”，金本《西厢记》中，无论是思想主题、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其成就都远远超过了王本《西厢记》。[※注]金本《西厢记》优于王本《西厢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正面人物性格进行了深化；对王本《西厢记》的唱词进行了加工，使之更易于阅读和普及；截去了第五本，删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突出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注]

由于张国光为金圣叹的翻案做得过于完美，有点矫枉过正的味道，因此引起了一些批评。如萧相恺和欧阳健就指出，张国光为金圣叹翻案而努力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为了夸大金圣叹和金本《水浒》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对于旧本《水浒》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等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注]

黄霖、洪克夷等人则对金圣叹及其评点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翻案态度较为平允。黄霖通过对金圣叹的诗作《沉吟楼诗选》的思想内容分析，认为“金圣叹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他“一生穷秀才的生涯，虽然没有使他跳出阶级局限，倾向农民革命，但低下的地位、困苦的生活就是能使他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群众的疾苦，能起来抨击腐败的政治和呼吁改变劳动人民的遭遇，以至最后挺身而出，为反对贪官酷吏而献出了生命”。金圣叹评改《水浒》无可否认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暴露着种种局限，但“不能简单地说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能像他这样大胆地、热情地对这样一部书、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些事，作这样的歌颂的，实在是不多的”。[※注]洪克夷也认为金圣叹“既有反清的民族思想，但又缺少骨气，容易动摇。他对封建政治腐败有不满和牢骚，在环境的推动下甚至敢挺身而出，可是他并无反叛的决心，更没有反叛整个封建统治制度的思想。他不甘受严格的封建伦理的羁绊，但头脑中又有浓厚的封建观念”。金圣叹思想中有最为可贵、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在某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封建传统的叛逆精神。他不仅痛恨贪官污吏，而且由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而至于贬斥君权”。金圣叹“评点的《水浒》、《西厢》，是早被封建统治者斥为‘诲淫诲盗’的。在他们看来，书评中蔑视传统的议论，以其触目的光彩，足以掩过浓厚的封建意识的一再表露。事实上两者客观影响的大小，确实不是以字数篇幅的多寡计的。因此我们若平心而论，金圣叹及其书评对封建制度所起的，毋宁说主要是破坏作用，而不是维护作用”。[※注]黄霖、洪克夷等人的评价在肯定金圣叹及其评点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时，也没有刻意忽视他的历史局限性，是较为公允的。

五 宋诗的“平反”

唐宋诗之争是一桩学术公案，历来各有褒贬。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十三年后，信被公开发表，[※注]又引起了一场褒唐贬宋的宋诗批判，纷纷批判宋诗违反形象思维的规律。如周寅宾指出，宋代诗坛先后出现了西昆体和江西诗派，它们都违反了形象思维的规律，其原因则是宋人脱离了现实生活，结果只能作空洞的议论和堆叠晦涩的典故。[※注]苏者聪则从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毛泽东的观点：“唐人强调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宋人多从前人创作中讨生活”；“唐人重抒情，宋人主说理”；“唐诗用形象，宋诗发议论”；“唐诗用比兴，宋诗用曲故”。[※注]宋诗违反形象思维规律的突出表现就是“以文为诗”，好发议论，好用典故。这显然是把“形象思维”与“以文为诗”作了绝对的区分。

对于此种论调，程千帆指出，诗歌中的议论“是《诗》、《骚》中早就存在的。韩愈以及追随他的宋人以古文立论之法入诗，只是踵事增华，并非自我作故；同时，也只是扩充了诗歌议论的成分，而非只在诗中说理，不在诗中抒情。韩愈及宋人的许多含有议论成分的好诗，无一不是抒情与说理非常巧妙的融合”。因此，“以文为诗”是可以与“形象思维”共存的。而“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在宋代作者中只占极少数。多数人以文为诗，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其作品并不缺乏形象性。由此可见，他们并非不懂形象思维”。[※注]也就是说，宋诗虽然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但同时也包容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同时共存的。以此种观点来批驳贬宋诗的研究者甚多，如徐有富说：“宋诗的议论不仅没有违背诗歌创作的规律，倒是十分注意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的。”[※注]赵仁珪也说：宋诗的议论化“能在形象的基础上加深命意，余味无穷，富有哲理性”。[※注]江溶也指出：“宋人议论入诗，虽有流于抽象迂腐的，但多数并未取消用形象思维来反映生活这一特质。许多议论本身就是通过生动的图画进行的。……有些议论本身不一定非常形象，但由于饱含了诗人的情感，并与作品的其他部分有机地糅合，依然起到良好的效果。”[※注]

杨廷福、江辛眉则针对苏者聪的观点一一作了反驳，他们认为宋诗并非没有联系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对“从前人创作中讨生活”的倾向也不一概而论；以“抒情”和“说理”来界分唐宋是不适当的，因为“情”和“理”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并且宋诗说理之处也是从唐人嬗递而来的；发议论和用形象并无矛盾，唐宋人都是能形象化地抒发议论的；宋人运用形象化比兴手法，甚至较唐人还深刻，而且用典也是一种“比”。[※注]

张白山再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视角来批驳贬低宋诗的错误论点。他说：“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当说宋诗是唐诗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也谈不上创造。宋诗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宋诗散文化问题。”[※注]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实则是宋诗继承唐诗之后的新变和发展，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革新和发展就贬低宋诗的成就和地位。傅璇琮也肯定了“宋诗是唐诗的发展，而不是停滞或后退”。[※注]刘世南在充分肯定宋诗继承唐诗的优良传统而有所革新和创造的同时，更大胆地指出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对宋诗的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而那些在《信》影响下随声附和的，也是‘一叶障目’”。[※注]

至此，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手法，宋诗的诗歌史地位得到了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场由毛泽东个人喜好而导致的唐宋诗论争得到了平息，一些研究者在思想解放之初因思想尚未完全解放而加诸宋诗的不恰当评价也得到了修正。

通过对上述学术“冤案”“平反”的个案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系列“冤案”的“平反”的过程中还存有一定程度的“左”的思想，还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化目的和阶级性的标准，但总的来说，这种学术“冤案”的“平反”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因思想解放而进行自我矫正的珍贵成果。其重要意义一是在于对过去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经验教训的理论反思与总结取得了新的阶段性成果。这为今后古代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总结和超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二是在于摆脱了以往泛政治化与庸俗社会学研究的惯性思维。不再以政治意图或政治人物的言论而故意拔高或贬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历史价值，甚至能够对政治人物的一些有失公允的“定评”进行翻案，因而具有拨乱反正的示范意义。三是在于纠正了过去研究中只重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的普遍缺陷。在注重分析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同时普遍重视艺术性的探讨，努力做到两者并重，这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作了良好的铺垫。四是在于对学术“冤案”本身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清理和再评价。在正面肯定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和历史价值时也不忽视他们所存在的缺陷，把作家作品还原到特定历史当中去加以理解和研究，然后较为客观公正地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相应地位。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