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吸纳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萌生于20世纪初期，兴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转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由于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主导和盛行，美学逐渐被扭曲和妖魔化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美学研究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曾经失落和被禁锢的“美”再次激发了人们潜在的渴望，美学研究又重新恢复了固有的学术活力。到1980年后，终于兴起一股席卷大江南北的“美学热”。在这股美学热潮下，古代文学研究也由社会学范式转型为美学范式。

在20世纪初期美学由西方传入中国之际，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三位学者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王国维“确立了美学这门学科在体制内的地位”，“一是使‘美学’成为定译；二是以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在理论上使美学成为中国新型的教育体制中诸多人文学科中的必要课程；三是以自己的一系列论著呈现出了美学是什么，显示了美学独特的学术品格。”梁启超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一种“革命”营造中，“显示了美学巨大的政治/社会功用”。蔡元培“在王、梁于清末开出的美学局面基础上，于民国初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凸显了美学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三种向路：“王是超越的美学，即美和艺术让人从现实的功利中超越出来，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蔡是育人的美学，即用美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梁是功利的美学，即用美学去促成全社会进步。”[※注]

1919年至1949年，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兴盛阶段，许多研究者都力图把西方现代美学范畴与中国传统艺术完美结合起来，构建中国自己的美学学术理念和体系。其中，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极为杰出的美学学者。朱光潜将大量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同时又重构了中国的美学话语。其重要著作有《谈美》（1932年开明书店）、《文艺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诗论》（1931年写成，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等。朱光潜接受了西方学术的思辨分析方法，又以中国传统学术的直觉体验相补充，让传统之树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激发下绽开适应时代要求的花朵。他以西方理论指导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现象的分析，又以中国古代的理论印证西方理论。同时，他还特别注意从感性生活经验和艺术实践中去探讨审美问题，使理论体系与感性体验融为一体，并使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观相联系，从中实现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融合。[※注]宗白华是此期另一位著名的美学学者，《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年）、《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年）、《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年）、《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年）等系列文章集中呈现了他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与著译甚丰的朱光潜的大师风貌不一样，宗白华始终以一个“美学的散步”者的闲逸身姿徜徉在美与艺术的原野。[※注]他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李泽厚对朱、宗两位学者进行了比较：“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学贯中西，造诣极高。但……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注]因此，朱、宗两位学者奠基了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两种不理路，虽然两人都注重中西贯通，但朱光潜更重西方学术的逻辑性，宗白华更重中国传统艺术的直接感悟性。

综上所述，美学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观念和学科在1949年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理路，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学术的核心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美学研究同样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当中。50年代至60年代（1956—1964年）的美学论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一场持久的美学争鸣。在这场争鸣中，形成了四种不同思想观念的美学学派：（1）以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认为美是典型的，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美只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2）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美学。主张“美即观念”，认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即美感。（3）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这是朱光潜在对其以往的“美是心灵的创造”观点的反省过程中提出的，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4）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论美学。这是以“自然人化”立论的，认为实践就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是美的本源，也是美的实践基础。因此，美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注]

这场美学争鸣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型美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主导和盛行，“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这两对哲学范畴，霎时升温、变调而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根本标志，于是中国思想界及其知识分子们，便匆匆地进行那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二极性选择。因为谁都不愿意戴上‘主观’‘唯心’的‘反动’（‘反革命’）帽子，而乐于抢扛‘客观’‘唯物’的大旗”。[※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学争鸣遭到了误解和扭曲，由百家争鸣的多元化走向了一家独放的单一化；主张主观论美学论与主客观统一论的美学家遭到了批判和斗争，朱光潜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典型靶子而进行了自我批判和批判，如发表于1956年6月《文艺报》第12期上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是朱光潜对自己美学思想中的“反动方面”进行的一次自我批判。同时，“美学研究仅局限在讨论‘美的本质’及相关问题上，而许多美学研究中必须讨论的问题都成为禁区无人敢逾越，不少美学基本理论成为雷区无人敢问津”。[※注]因此，正常的美学研究中的“美”的学术性逐渐被遮蔽了，而庸俗化的政治批判却被无限放大了。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政治生活的现实写照，也是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理论根源。“美学研究完全停止，美学与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两个毫不相同的概念几乎成为同义语。”[※注]这样，“美”最终被至高无上的政治所完全遮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界和学术界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人们反省了过去，展望着未来。因为曾经的失落和禁锢，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美”的深深渴望和迫切需求。197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派人先后到广州（包括佛山市）、湘潭、长沙、武汉、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1979年1月17日又请在北京的部分美学工作者座谈，通过对美学界的老专家、中年教师、美学爱好者和老艺人的调查和座谈，了解到“美”和美学正在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

不少同志提出“要来一个美学复兴”，“来一个美学启蒙”。要加强美学教育，现在大学开美学课，中学也应开美学课。有的同志说，自然科学有个“科普”教育，美学也要来个“美普”教育。报纸杂志要介绍美学知识，刊登美学方面的文章，要宣传开展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论述美学和现实生活，和四个现代化的密切关系。[※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学研究开始得到了恢复，美学热不断升温，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大江南北不可阻挡的学术新潮。

1978年，美学研究的文章开始在报纸杂志上重新刊布。如丘明正的《试论共同美》（《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克地等人的《美、美感和艺术美、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朱光潜的《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4期）、程代熙的《试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化的自然”的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研究内容延续着“文化大革命”前美学研究的话题，如“共同美”、“人化自然”等。这是新时期“美学热”的前奏。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美学》创刊，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美学专业刊物；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也首次面世。两本美学刊物的创刊使美学研究有了自己的阵地，可视为新时期“美学热”的开端。

1980年至1981年，“美学热”进入高潮。首先，第一届全国美学大会于1980年6月在昆明召开。会议不仅得到了周扬等领导的大力支持，而且邀请到了来自全国二十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近百人的美学研究专家学者参会，其中40岁至55岁的中年学者占到了85%以上，极大地补充了美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会议收到论文33篇，举行了3次全体学术报告会，11次分组专题座谈会；同时还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下辖全国高等院校美学研究会。会议的召开引起热烈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国内哲学动态》、《美学》等著名刊物发表了长篇纪要和侧记，许多报刊纷纷因此而组织刊发美学论文。其次，1980年10月，教育部委托全国高校美学研究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以适应高等院校开设美学课的急需。进修班由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培养了大批师资。从此，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了美学课程，丰富了美学研究的群众基础。最后，作为“美学热”的重要标志是出版了许多美学研究专著。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泽厚的《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施昌东的《“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等。此时，美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注]这种“本体”的追问体现了对曾经被禁锢的人性的回归，以及对人的尊重，具有引导时代思潮的先锋意义和作用。

1982年以后，“美学热”继续保持鼎盛的势头，如陆续有《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美学述林》、《外国美学》、《美学评林》、《美学新潮》、《美学与艺术评论》等美学研究刊物创刊。但美学研究内容大多是重复此前的美学话题而较少有新的开拓。

80年代中期，美学研究开始反省和重新调整，“美学热”也随之消歇。第一，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成为美学研究的集中话题。有关文章相继涌现，如蒋冰海《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凌继尧《美学和系统方法刍议》、曹俊峰《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李丕显《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朱立元《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等等。“方法论”取代“美的哲学”而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表明美学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导向力量和作用已经明显乏力，“美学热”随之而消歇也是情理之中。第二，在“新三论”“老三论”的“新方法论”学术大氛围中，美学研究也借助于“新方法论”来开拓研究视野。如《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1984年）、《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1985年）、《信息论美学初探》（1985年）等文章都是借助于“新方法论”来探讨美学问题。美学借助“新方法论”推进学术研究，显示了美学从意识形态性向学术性转型的尝试，因而自然也就失去了那些渴望从中得到精神滋养的众多平民阶层的支撑而走上了精英化的道路。所以“美学热”也就失去了其群众基础。第三，美学研究经过反思和调整后，不再作为一种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因而回归到了一门学科研究的常态，“美学热”最终消歇。[※注]

80年代初期“美学热”的出现迅速影响到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即以美学范式来研究古代文学。由于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审美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必然要把古代文学纳入到其研究视野与对象当中，作为美学范畴、美学体系、审美思想和审美观念等研究的重要例证，因此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范式首先是由美学家们发起的。此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受此触发，也纷纷借鉴美学理论来对古代文学进行全新的观照和阐释，由此促发了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型。所以，新时期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是由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两部分组成的。前者是以美学为本位，侧重于美学理论和体系的研究和建构，古代文学研究只是其作为美学理论阐释和美学体系建构的重要佐证，因而美学家有关古代文学的美学思想和价值的研究只是其美学研究的中介和链条，但由于美学思想观念具有引领时代思潮的导向和作用，所以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开拓新视野和建构新范式的作用与意义。后者是以文学为本位，借助美学理论和范畴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审美价值、审美艺术等方面进行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虽然其研究也是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美学思想和观念进行阐释和发明，但立足点和终极目标却是古代文学研究自身。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推进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范式的建构和演进，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具有重要的先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