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热自1985年臻于高潮后，至80年代末伴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而趋于消退。自1988年后，学术界兴起了一场对于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阶段性反思活动，许多刊物，如《文学遗产》、《古典文学知识》、《文学评论》等都发表了一些反思性的文章。在这场反思活动中，学者们既肯定了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更反思了研究所存在的缺点，特别是对风头正盛的新方法热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如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就对新方法热批评道：“生硬地套用，机械地照搬，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主观武断地将中国古典文学的足往他的新理论的鞋里塞，强行套合系缚”，“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相信从《楚辞的意识流》、《〈文心雕龙〉的信息处理系统与控制程序》（附图表若干）、《韩愈散文的结构主义特色》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文章中能望见照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路的希望之光”。[※注]葛兆光《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随想》也批评道：“‘宏观研究’本身无可非议，但审视之下，许多所谓‘鸟瞰’、‘俯视’的角度、观念甚至论证方式都是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而贩来的。”新方法热“来得太快太猛，却掩盖了自身理论贫乏、概念模糊等缺陷，没有系统而周密的理论准备、没有细致而丰富的资料积累、没有严格清晰的分析程序，因此，几个建立在直觉印象上的词语便在那种情绪与热情的涌动中加班加点地使用甚至越俎代庖地使用，几个令人感到陌生得凛然生畏的新概念则大换血式地或贴标签式地取代了旧概念”，而实质上，新概念下面“掩藏的依然是那些旧面孔”。[※注]此外，如徐公持《提高研究素质是唯一出路》（《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何满子《卑之无甚高论的研究方法观》（《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郭英德《古典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王英志《基本功·传统方法·新方法——古典文学研究管见》（《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4期）等文章也都对新方法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新方法热正是在这种批评和反思下走向了消退。

新方法热消退有着多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科学的新方法论与文学的研究对象两者之间由于学科属性的异质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不能找到有效的契合点。早在新方法热高潮之时，就有研究者对此提出批评。如李心峰在1985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上批评道：“不能同意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和美学问题。这种做法错在根本无视矛盾的特殊性。”[※注]后来，何满子也指出：“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等的新发现是要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的，以生活为中介，它们也要影响以美学法则表述社会关系的文学；正如生物学、遗传学之与人类社会生活有关，通过社会关系而间接地影响于文学一样。但无视了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的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无疑将引导文学进入邪路，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应当可作‘新自然主义’的前鉴。”[※注]周来祥还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说：“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横断科学方法，是共时态的，因而缺乏一种历史感。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恰恰显示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的最大优势，相比之下，更露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弊端。当然系统论也讲动态，但不是指一个系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指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转化和发展，它缺乏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到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虽然也考察了封闭系统由有序到无序和开放系统由无序再到有序的运动过程，甚至这个过程与美和艺术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即从和谐、有序的古典美，发展到近代对立、无序的崇高，再发展到既对立又有序的新型的美）是近似的，同形同构的，但也仅止于形式上有共同性。而一谈到美和艺术三大历史形态的美学性质、社会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更替的根据、条件和规律，耗散结构理论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注]再加上人文学者对自然科学的知识缺陷，就更增加了新方法论与文学研究结合的难度。鲁枢元指出自己退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原因就“在于觉得自己心理学的底子很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注]

其次，由于新方法论是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它的广泛运用必然压缩甚至消除了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征的研究和探讨。早在1985年几次方法论的学术会议上就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在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上，吴亮指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它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直观的、审美的。纯理智、纯客观地观照审美对象，不但不能发现美，反而会破坏美感。”鲁枢元认为：“感情不能完全由理性来代替，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补偿人们的感情。把握艺术对象最好在思索、观察的基础上以顿悟的方式进行。”陈思和也认为：“方法论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一定的人生观、文学观联系在一起的；新方法的运用不是有利于文学观念的革新和进步，就不能算是好方法，也没有生命力。”[※注]在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刘小枫指出，文学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是关于人生的问题，而这是“不能靠自然科学来解决”的，急切的对自然科学的引进汲取实际上是一种饥不择食的现象。徐贲则认为新方法论的讨论中“要警惕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倾向……自然科学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不能揭示文学的价值，作不出审美判断。……因此不赞成那种附庸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文艺批评。”[※注]后来，反思者也指出：“那种生硬地、简单地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古典文学研究的做法，诸如机械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肢解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就完全离开了研究者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直觉，亦不顾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这种新方法是倒人胃口的。”[※注]参与新方法热的研究者也自我反思道：“由于缺乏对具体问题的细致研究，许多著述不是流于对已有文艺理论体系的描述和解释，就是止于对文艺心理学理论的模拟和照搬。……在应用层次上用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去套文艺心理学，尽管起初也能给人一点新意，但文艺本身却没有得到进展，因为文艺并没有真正摆在对象的位置上。”“用研究人的一般心理的普通心理学去把握属于特殊心理的文艺心理现象，其结果或者是把握不了，或者是极为粗疏，缺乏科学性。”[※注]这种与文学本质特征背道而驰的研究方法自然难以得到文学研究实践的检验和认可，因此新方法热消退是必然的。

再次，新方法论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手段并没有带给学界多少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缺乏那种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这必然会广泛引发对新方法论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与实效性的质疑。纵观80年代中期的研究趋势可知，新方法热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确曾引领时代风气，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上却没有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方面，运用新方法论的文学研究往往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自然科学的具体理论也往往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根本不懂，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因而新方法论运用起来就食而不化，或东施效颦。所以，胡明批评道：“生硬地套用，机械地照搬，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主观武断地将中国古典文学的足往他的新理论的鞋里塞，强行套合系缚。”葛兆光则认为：“几个令人感到陌生得凛然生畏的新概念则大换血式地或贴标签式地取代了旧概念。”徐公持也指出：新方法的运用“只在几个概念上绕圈子，或抛出几个新名词，与古典文学中的实际问题联系不起来”。[※注]因此，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运用，大部分是为求新而求新，并没有产生能够成为学术研究典范的重要论文和著作，与方法论兴起之际人们的预期相比，显然相去甚远。这样的事实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方法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从而打破了对新方法论的推崇和膜拜。

最后，新方法论的消退除了其自身的种种缺陷外，也与当时外在的学术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末期，学术界进行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其中检查整顿《文学评论》是其典型事件。“《文学评论》这几年在办刊物方向上存在问题，刊登的一些文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些文章论及的问题和角度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革命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成就表示轻视、冷漠，以致妄加批判和否定。相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味地兼收并蓄，奉为旗帜、法宝。这些文章以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为价值尺度，混淆了是非美丑，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注]而新方法论一直就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对立，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后果”[※注]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思潮也由张扬激进转为内敛深沉，而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又再一次得到提倡和发扬。有研究者指出：“传统方法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形成的，历史证明它仍是行之有效的，许多前辈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都是铁证，可以说，没有传统方法亦就没有今天的文化成果，这是毋庸雄辩的”，“对于传统方法，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性地运用，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不是虚无主义地抛弃”。[※注]与此同时，一些刊物也转变其用稿导向，如《文学遗产》在此后“很少再发表前些年流行的仅仅从哲学和文论的范畴、概念出发，全面解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发展规律的文章。而希望提倡一种把文学理论研究，与对文学创作、文学流派等文学史中丰富现象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新方法论自然也就缺失了其生存空间，再加上自身的学术缺陷，新方法热作为引领时代的学术思潮也该悄然退场了。

新方法热消退固然有其内外的种种原因，但作为曾经引领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潮，我们不能全盘否认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第一，新方法论作为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强调理性逻辑和科学主义，有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对于持续修正因政治取向所带来的主观随意和臆测武断的庸俗社会学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使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摆脱了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获得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地位。正如徐公持所指出的：“政治权力对学术的专横干涉总的来说已被排除，同时过去长期盛行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政治实用主义的极‘左’思想和伪理论，市场正逐渐缩小。”[※注]第二，新方法论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继美学范式之后的第二次学术研究范式转型，进一步促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多元化，使学术研究真正走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陈伯海就回顾和评述道：“八十年代‘方法热’之中，一些过于热心的提倡者所犯的一个错误，便是唯‘新’即好，其他不在话下……撇开这一点，他们的倡扬、介绍和实验自应受到欢迎，因为研究方法总是愈多愈好，多了便有选择的余地，而试验过程中的幼稚和失败本属当然，是需要精心扶植而无须严加谴责的。”[※注]第三，新方法论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对此后的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方法论虽然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上没有多少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但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拓展和学术格局拓新上却是功不可没。可以说，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包括宏观研究在内的新方法论所开拓的新格局中继续前行的，包括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文体演变研究、作家群体研究、文学现象研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等，都可以在新方法热潮中看到其先行的实践轨迹。新方法论，特别是宏观研究思潮和系统论，往往注重研究的时间贯通意识、空间拓展意识、文学与文化综合考察意识，这就大大地突破了此前只重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即便是美学范式考察的对象，也往往只注重个体性，而相对忽略整体性和系统性。总之，尽管新方法论自身的实践成果不多，但对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却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学术开拓与创新性。对此我们应予公正的评价和肯定。

新方法热消退之后，新方法论的学术研究却未完全消失，并且走向了分流。一方面，新方法论中原有的一些方法在新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如王钟陵于1993年出版的《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一书，即继续采用新方法论来探索文学史的新建构。作者明确提出“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史的研究就是理论创造；整体性的三个层次；建立一个科学的逻辑结构；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上把握文学史进程。这四项原则充分吸收和运用了新方法热中诸多方法论，诸如宏观研究、文化心理学等。又如陈伯海于1995年主编了《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钟优民于1996年出版的《文学史方法论》（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书，这些都是融合了多种新方法论的研究著作。另一方面，在新方法论的基础上逐步分流为其他的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等。特别是在宏观研究思潮开拓的整体研究格局下，由于强调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视野，新方法热转型为文化研究思潮，从此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又成为另一股“新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