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族学家卡尔·施米茨关于每个民族文化都必须藉神话解答三个基本问题的论断（详见上文），深刻揭示了宗教与哲学一同脱胎于原始神话母体的天然亲缘关系。与此相契合的是，宗教如同哲学紧密衔接并贯通于神话—原型批评，成为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第二个重点。

早在80年代中后期的神话研究中，学界亦已频频涉及神话与宗教关心研究，诸如陶思炎《试论神话与原始宗教》（《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4期），胡仲实《图腾、神、神话——读〈山海经〉》（《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力《神话、图腾及其他》（《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4期），李诚《论屈赋神话传说的图腾色彩》（《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宋兆麟《洪水神话与葫芦崇拜》（《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杨丽珍《原始祭祀与神话史诗》（《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张君《论高唐神女的原型与神性》（《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等等，皆是如此。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注]可见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学是人类文化的精粹，天然的与宗教有着复杂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都是古代文学研究考察的对象，特别是佛道宗教因其为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和核心而成为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论题。古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许地山、郑振铎等学者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宗教被视为唯心主义神学思想而遭到批判和否定，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停止。直至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兴起，宗教文化才重新为研究者所重视，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也开始得到关注，其中包括对古代文学宗教精神的整体或综合性研究以及与原始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等具体宗教形态的关系研究，其中以与道教、佛教关系研究成果最显著。

一 古代文学的宗教精神研究

关于古代文学的宗教精神研究，主要是指超越某一种具体的宗教形态而作整体性或综合性的研究，郭英德《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对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戏曲是世俗的宗教祭礼，戏曲是受宗教影响而产生的，而宗教精神则注入在戏曲艺术的躯体中，中国戏曲精神和中国宗教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全书从“中国戏曲的宗教渊源”、“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和“中国戏曲的功能”三部分来研究。周育德《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也对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内容包括原始宗教与戏曲起源、三教合流与戏曲发展、地方戏与宗教“活化石”、宗教精神与戏曲艺术、宗教哲学与戏曲美学、中国戏曲对中国宗教的逆反运动等。两书都着力于古代文学的宗教精神研究。

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的内在理路，因此古代文学与三教合一关系研究也为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其中包括特定作家作品与三教合一关系研究，诸如李谷鸣《〈西游记〉中佛道之争探原——兼评“三教合一”说》（《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1985年第2期），蔡保兴《试论苏轼三教合一的思想》（《淮北煤师院学报》 1986年第4期），吴承学《〈西游记〉的三教合一和佛道轩轾》（《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高人雄《王维三教合一思想探析》（《兰州大学学报》 2000年第2期），王振星《三教合一：论〈水浒传〉的宗教文化意识》（《济宁师专学报》 2000年第1期），兰拉成《〈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尹祚鹏《浅议〈聊斋志〉异三教合一的天道观》（《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1期），曾礼军《〈太平广记〉研究——以宗教文化为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曹瑞娟《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等等。其中曾礼军《〈太平广记〉研究——以宗教文化为视角》侧重于个案研究，作者从“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视角对《太平广记》编纂及其辑录的小说文本的宗教性进行了全面探讨。一是对《太平广记》成书的“三教合一”宗教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二是对《太平广记》类目编排的“三教合一”宗教文化特点进行了考察；三是对《太平广记》辑录的宗教小说文本进行了研究，根据类目编排特点，分别探究了《太平广记》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神鬼怪等传统信仰文化。也有侧重于特定时代文人或文学与三教合一关系的研究，诸如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陈炎、李红《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李艳《“三教合一”思想与明清戏剧》（《四川戏剧》 2004年第5期）等，皆从儒释道三教合一为切入点分别观照和探讨唐代诗歌、晚明文学思潮和明清戏剧的宗教精神，也各具特点。曹瑞娟《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则侧重于整体研究，作者认为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有异于前人的文化性格和文艺观念，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一是仕隐主题的流变；二是迁谪主题的演进；三是“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认为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而后者又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所以，本书与一般从文学批语史、文学史的纵向角度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不同，旨在开拓对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侧重于从同时代的宗教、哲学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这一横向研究，并注意文学与哲学、理学批评与创作、文人性格与审美情趣之间的结合。

也有不少研究论著同时对宗教与文学关系进行综合或专题研究。著作如孙逊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等，皆侧重于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精神、思想的整体研究。论文方面，则有陈洪《从宗教描写看中国古代小说的人文主义传统》（《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王平《古代小说与宗教文化》（《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潘建国《明清艳情小说结局模式的宗教分析》等。陈文提出宗教文化是关于宗教的最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在宗教推动和影响下形成的多层多向文化。其边缘与非宗教文化交渗,具有模糊不定的性质,从而给予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古代小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道教自东汉中叶正式产生,便对古代小说给予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随着佛道文化本身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态势,并具化为四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直接宣扬佛道教义；二是将佛道观念作为表现手段；三是将佛道观念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四是将佛道哲理作为创作的主旨。这四种方式基本上涵纳了佛道文化对古代小说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潘文认为“结构模式化”是大部分明清艳情小说的艺术通病，然而所谓“模式”我们往往能看到隐含其中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意蕴。该文即从宗教文化的视点，对艳情小说的结局模式作了富有意味的探究。

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侧重于具体名著宗教精神的综合性研究，如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对《金瓶梅》所蕴涵的佛道宗教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梅新林《〈红楼梦〉宗教精神新探》（《学术研究》1996年第1期）重点分析了《红楼梦》宗教的世俗性与超俗性双重意义。李根亮《〈红楼梦〉与宗教》（岳麓书社2009年版）所论广泛涉及《红楼梦》的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宗教信仰、僧道人物，以及叙事的宗教性、批评等内容。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齐鲁书社2005年版）从佛教、道教和自然宗教三个方面来探讨了《聊斋志异》的宗教文化。

二 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研究

原始宗教主要是指人类早期社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信仰，以及原始祭祀、巫术、占卜等。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研究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黄惠焜《祭坛就是文坛——论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的关系》（《思想战线》1981年第2期）是较早一篇探讨原始宗教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文章，认为原始宗教直接促发了原始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继之又有杨知勇《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的精神纽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从原始宗教的内涵和神性的实体探讨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之间的精神纽带关系。后来又逐步向专题研究拓展，如赵沛霖《祖先崇拜与中国古代神话》（《天津社会科学》 1992年第6期），张德明《诗与巫术》（《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分别就古代神话与祖先崇拜、原始诗歌与巫术的关系探讨了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内在关联。

从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研究成果来看，当以《诗经》最盛。其中大致分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立足于宗教，借助《诗经》以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等问题；二是立足于《诗》，借助宗教学知识观念来解读《诗经》。两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曹建国《回眸百年〈诗经〉宗教学研究》[※注]认为传统的《诗经》宗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诗经》中祭祀诗研究方面，涉及周人的祭祀观念、神灵观念以及祭祀诗的题旨、作者、写作时间以及有关祭祀典章制度的考证等方面。20世纪的《诗经》宗教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1916—1949）以王国维、闻一多为代表，可以看作传统《诗经》宗教学研究的余绪和现代《诗经》宗教学研究的发端。王国维《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上》、《说商颂下》、《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等（见《观堂集林》卷二）都是对传统《诗经》宗教学研究的延续。而闻一多倡导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诗经》，著有《说鱼》、《诗经的性欲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螈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一）等著名文章，则是现代《诗经》宗教学研究的发端。第二时期（1949—1977），《诗经》研究重心由《雅》、《颂》转向《风》，《诗经》的宗教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是关于《大武》组诗的研究。有高亨《周颂考释》，孙作云《周初大武乐章考实》等文；二是对《商颂》的探讨。有杨公骥、张松如《论商颂》，杨公骥《商颂考》等；三是周祖先图腾研究，如孙作云《周祖先以熊为图腾考》。第三时期（1978—2009），《诗经》的宗教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传统的《诗经》宗教学研究命题，如祭祀诗研究在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命题也在不断被提出，如“兴”的宗教学背景。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单篇论文，也有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问世。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诗经》所反映的商周时期天帝观念研究。褚斌杰、章必功《〈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 年第6 期）通过《诗经》探讨了周代天命观的确立、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从周初至春秋中叶，对上帝崇拜与怀疑、坚定与动摇等对立的观念此消彼长。蒋立甫《〈诗经〉中“天”“帝”名义述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考察了《诗经》中“天”、“帝”以及诸如“皇天”、“上帝”之类称谓的内涵，认为这些称谓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特征就是将天命思想引进人伦道德内容，这便是对德的强调。相关的论文还有华锋《试论〈诗经〉中的宗教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强、耿纪平《〈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吴瑞裘《〈伊利亚特〉和〈诗经〉中的至上神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等，吴文比较了《伊利亚特》和《诗经》中的至上神观念，借以探讨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

二是周人的祖先崇拜与《诗经》中祭祖诗的研究。刘雨亭《从农耕信仰到祖先崇拜——〈诗经〉周人祭歌中文化流变的探源性阐释》[※注]从周人祭祖诗对后稷的溯源以及祖灵信仰的社会功能两方面，阐释了《诗经》中祭祖诗深蕴的农耕文化内涵。梅新林《〈诗经〉中的祭祖乐歌与周代宗庙文化》[※注]从宗庙文化的角度解读周代的祭祖诗，其内容以颂祖与祈福为主，其风格则庄重质朴。赵沛霖《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注]通过《诗经》中祭祀诗及祭祖诗的统计分析，认为祖先崇拜以及祭祖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既是血缘政治的象征，也是强化民族凝聚力和种族观念的需要。陈筱芳《周代祖先崇拜的世俗化》[※注]认为周人的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次变革，因为周人的祭祖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而具备宗法和孝德的意义，标志着祖先崇拜世俗化。张树国《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注]从西周初年礼制变革的角度切入，探讨了《诗经》祭享诗的礼乐文化特质。而沈鸿《历史传说与殷周祭祖诗的诗学变迁》[※注]则从广义祭祀诗的角度，探讨了商、周祭祖诗中提到的历史传说在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原始生命力和生殖崇拜以及反映本族祖先的神秘色彩、早期战争的壮烈和残酷等方面的异同，认为这是不同的时代特征和部族属性在祭祖诗中的体现。

三是《诗经》与图腾崇拜研究。郭丹《〈诗经〉中的图腾崇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诗经》中鸟兴象、鱼兴象、龙凤兴象都是先民的图腾物，而《诗经》中的恋歌也和图腾崇拜有关。杨述《原始宗教与诗经兴象建构》（《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也认为《诗经》中的鸟、鱼、植物等和图腾崇拜有关。张岩《原始社会的收获祭礼与〈诗经〉中的有关篇章》（《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从作为图腾祭祀孑遗的收获祭礼角度解读了《诗经》中的《小雅·谷风》、《魏风·园有桃》、《王风·黍离》、《唐风·椒聊》，认为这些都是收获祭礼中的礼辞。朱炳祥《中国诗歌发生史》（武汉出版社2000 年版）从诗歌发生论的角度探讨了诗歌兴象与所咏之词之间的图腾关系。樊树云《诗经宗教文化探微》（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还讨论了《诗经》中军旗与图腾旗之间的关系。

四是《诗经》与生殖崇拜研究。除了赵沛霖《兴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著作外，还有张连举《〈诗经〉生殖崇拜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徐燕平《诗经中动植物崇拜与情爱意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第1期）、李湘《〈诗经〉与中国葫芦文化》（《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侯敏《（易）与（诗）中的鸟》（《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等文，重点对《诗经》生殖崇拜现象、意识与兴象进行了溯源和辨析。杨树森《宗教礼仪·爱情图画·坡命赞歌——对〈国风〉“东门”的文化人类学臆解》（《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刘信芳《楚简〈诗论〉苑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则对高禖的生殖崇拜观念进行了探讨。

五是《诗经》与言灵信仰。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言灵信仰的角度讨论了《诗经》与咒语的关系，如将《驺虞》解释为狩猎咒、《诗经》的“采摘”母题是爱情咒的表现，而《巧言》、《何人斯》等则是反咒与反谗。江绍原《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专文论述了《诗经·云汉》与求雨的关系，《大雅·荡》、《小雅·何人斯》与祝诅的关系。臧克和《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学林出版社1998 年版）认为《魏风·硕鼠》是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祈鼠祝祷辞。张树国《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齐鲁学刊》2005 年第4 期）则讨论了《诗经》中祝辞系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其消亡的原因。

六是关于《诗》之兴的宗教背景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赵沛霖和朱炳祥从图腾等宗教崇拜意义上探讨“兴”与“兴象”外，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认为兴起源于原始思维，因为引譬连类正是原始思维的特征。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注]则专门讨论了《诗经》中的鸟意象与上古鸟占术之间的关系。

七是对《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的研究。这是《诗经》中两首极富宗教意味的诗歌，讨论文章不少，结论也是见仁见智。

除上述提及的这些方面，《诗经》内容还涉及生活禁忌、先兆迷信、天文星象、人生礼俗，以及中国传统的龙凤文化、龟卜文化、酒文化和药文化等多面的内容。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此多有论述。总之，《诗经》是一部宗教文化的“义之府”，透过某一词语或某一物象去还原原始宗教生活的风貌，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秘密，便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切地触摸到先民的宗教信仰脉搏。[※注]

与《诗经》双峰对峙的《楚辞》也同样具有丰富的原始宗教内涵，是古代文学与原始宗教研究的另一重点所在。其中郑杰文《诗、骚精神与原始宗教》（《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以诗、骚一并追溯和探讨原始宗教的精神之源。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则在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从原始宗教的特定角度出发，系统而全面地对楚辞的文体生成、文本形态和文化功能作了积极的探索。比如结合《天问》的内容、形式，认为它是一部巫史文献；指出《离骚》的诞生和它独特的结构方式都与某种巫祭仪式有关。其他重要论文尚有赵辉《原始宗教与楚辞》（《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张国荣《汉墓帛画天神与〈九歌〉天神的比较》（《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第1期）、《从〈司少命〉、〈东君〉看南楚巫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林河《〈九歌〉与南方民族傩文化的比较》（《文艺研究》1990年第6期），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李家欣《楚文学与“巫”》（《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4期），李炳海《楚辞与东夷族的龙凤图腾》（《求索》1992年第5期），梅琼林《楚国的原始宗教对楚辞文学浪漫主义倾向的影响》（《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6期），刘信芳《包山楚简神话与〈九歌〉神祇》（《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潘啸龙《论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李中华的《“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其中李中华的《“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着重对楚辞中的宗教学内容与意义作了宏观思考，认为《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此外，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巫文化视野考察和观照了中国古代小说，对古代小说家笔下的巫师、巫术观念与古代小说创作思维、古代小说中的巫术主题结构形态的类型、古代小说中巫术内容的文化等几方面内容进行了解读和探讨。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唐代精怪类、鬼神类和梦幻类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三 古代文学与道教关系研究

古代文学与道教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兴起后，一直得以持续发展。道教与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涉及所有朝代，但以唐代道教与文学研究最为突出；在道教与古代文学分体研究中，道教与诗词研究主要侧重于金元以前，道教与小说戏曲研究则主要侧重于元明清时期。道教文学的概念提出及其史的大量梳理与研究是古代文学与道教关系研究所取得的另一个突出成就。

1.道教与古代文学研究。道教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较早以葛兆光用力最勤。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从想象力的刺激、欲望的追求和意象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沿着此观点，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从楚文化精神与道教关系说起，一方面描述了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诗、小说、词三个角度论述了道教对唐代文学的渗透，指出正是由于道教的影响，使唐代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示了人追求自由的情欲，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学家的想象力。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注]则另辟蹊径，不是从文学观念和文学体裁出发，而是从炼丹术、神仙术和“三教调和”思潮等道教文化观念出发，来探讨道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元明清道教与文学》（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三部著作，从古代文人、古代文学体裁和古代文论等几方面探讨了自汉魏六朝至明清的道教与文学关系，既具有史的梳理，又具有论的研究。苟波《道教与明清文学》[※注]以道教的世俗化为基本线索，探讨道教与明清文学的关系，重点在于从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从“道教神仙境界”、“道教神仙体系”、“神仙人物形象”、“道教法术体系”和“道教伦理”等方面去考察道教宗教观念在明清时期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宗教意义，以及这种变化及其意义对文学的影响。姚圣良《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注]在梳理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从孕育、生成，到成熟、发展整个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实际，研究和回答了在不同阶段，作为神仙思想是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介入到了文学的创作，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及于先秦两汉文学的浪漫风格的。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注]在研究六朝南方神仙道教及其上清系的历史源流与宗教特色的基础上，探讨了六朝神仙传记的宗教性与文学性，神仙道教对于小说的兴起作用以及对于诗歌发展的文学意义。

此外，黄保真《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伍伟民《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刍议》（《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张成权《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对道教对古代文学的整体影响进行过探讨。张成权《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把道家与道教并列而论，按照散文、辞赋、诗歌、小说、戏剧、文论等文体分类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道家道教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中所呈现的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

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党芳莉《八仙信仰与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八仙信仰与文学关系进行了探讨，两书都结合道教、民俗、文学等多角度对八仙信仰文学与文化进行了综合考察。前者侧重于文献考辨，从大量的文献梳理中展示八仙中每一个神仙故事的源流演变；后者侧重于文化探析，在考辨八仙原型及其仙事演变的基础上，还对其形成的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索。

上述研究论著大部分是着眼于文学分体来探讨道教与文学关系的，实际上就单独以某种文体与道教关系研究的论文论著也不少。

一是道教与诗词研究。最早受到关注的是游仙诗研究，陈飞之、何若熊《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 1980年第5期），陈飞之《应当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文学评论》 1983年第1期）、《再论曹植的游仙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2期），张士骢《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它——与陈飞之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张平《有关曹植游仙诗的几个问题——与陈飞之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李乃龙《论唐代艳情游仙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第3期），李永平《游仙诗死亡的再生母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第4期）等，都是探讨游仙诗与道教关系的文章。葛兆光《道教与唐诗》（《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黄世忠《唐诗与道教》（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田晓膺《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巴蜀书社2008年版）等论文论著对道教与唐诗关系进行了探讨。黄世忠《唐诗与道教》一书围绕着唐诗与道教分专题论述了道士、女冠及崇道诗人，探讨他们的诗心、诗意、诗境；论述了山水诗、恋情诗和醉酒诗，揭示诗中的道意、道韵、道味；论述了唐人道蕴诗的审美情趣。田晓膺《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从道教审美文化的视角，探讨了道教游仙体道诗、山水悟道诗、丹术证道诗、女性向道诗与道教思想的渊源，同时重点研究与探讨了这四类诗歌在不同角度与层面上凸显出来的道教审美文化及特质。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以全真王重阳和全真七子诗词为中心》[※注]在研究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基础上，对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教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词史地位进行重点探讨，并对全真教祖王重阳的词作进行了个案探究。桑宝靖的《仙歌考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通过对《道藏》等典籍的文献梳理，对以表达道教情感信仰的女仙诗、游仙诗和宗教仪式诗歌——步虚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二是道教与小说研究。其中属于整体研究的如：詹石窗《道教小说略论》[※注]对道教小说的形成及其流变进行了史的梳理，并对小说中蕴含的道教生存观及艺术形式进行了分析。刘敏《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道教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整体观照和研究，上编从史的角度梳理了不同时期的道教发展与小说的形态流变，下编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思想主题进行分类探讨。苟波《仙境 仙人 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巴蜀书社2008年版）借用主题研究方法讨论了仙境、仙人、仙梦等主题的神话传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及道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属于专题研究的有：苟波《道教与神魔小说》（巴蜀书社1999年版）从明清神魔小说的“济世”与“修道”主题、“天—地—人”的空间结构和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探讨了道教与神魔小说的关系。黄景春、李纪《道心人情——中国小说中的神仙道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黄景春《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神仙道士、仙道人物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黄勇《道教笔记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道教笔记小说概念，即表现道教题材的中短篇文言小说，按济世体、修道体、游仙体、谪仙体和辅教体等类型进行了分析。程丽芳《神仙思想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探讨了神仙思想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属于个案的有：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对杜光庭的道教小说进行了全面研究。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郑宣景《神仙的时空——〈太平广记〉神仙故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太平广记》的神仙小说及其文化进行了探讨。陈洪《〈列仙传〉的道教意蕴与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对作为神仙志怪小说的开山之作的《列仙传》的辅教意图，以及受此影响的六朝小说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叙事的模式化和题材的类型化作了深入的探讨。

三是道教与戏剧研究。么书仪《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吴新雷《也谈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华戏曲》第1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振国《论马致远与朱有敦神仙道化戏异同辨》（《青岛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等论文对元代神仙道化戏进行了探讨。詹石窗《道教与戏剧》[※注]是第一部对道教与戏剧关系作了重点研究的著作，全书分析了道教与戏剧关系的原因、媒体及渊源，探讨了元杂剧的神仙道化题材、神仙道化剧的艺术特征、沿袭与嬗变、道情弹词对传奇戏曲的影响等问题，全面探讨了道教与戏剧的关系。李艳《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对道教与明清戏剧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明清神仙道化剧、道教与明清传奇、明末清初的道情戏、八仙戏剧等内容。王汉民《道教神仙戏曲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先是从史的角度对道教神仙戏曲的起源、发展、兴盛和式微进行探析，然后按神仙度脱剧、驱邪除魔剧、庆寿喜庆剧和神仙爱情剧四大类来研究道教神仙戏曲的题材内容和宗教文化意蕴，最后分析了神仙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童翊汉《中国道教与戏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从纵横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戏曲与中国道教之间的关系，梳理了从汉唐到元明清以至现代的道教戏曲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从道教文学入手，揭示道教文化与传统戏曲之间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

2.道教文学研究。道教文学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文学研究首先体现在仙话研究上。罗永麟较早关注这一学术领域，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论文，后结集为《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首篇《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通过横向比较与纵向历史透视，比较客观地阐释了仙话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影响。郑土有《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的演变轨迹》（《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1期）对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探讨，认为神话仙话化始于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达到高峰期，至唐宋已臻完成。梅新林《仙话——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为首部系统研究仙话的学术专著，书中重点就仙话所包含的生命意识、产生的历史条件、神话仙话化以及发展历程、仙界体系之构成、其故事的演化与整合、主体类型及文化效应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道教文学的概念由古存云在其《道教文学》（《宗教学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作者认为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出世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题材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是道教文学。这显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但此后所有的道教文学研究基本上也是以这一概念为根基。如詹石窗《道教文学史》指出：所谓道教文学“是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其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创造都是以道教活动为本原”[※注]。詹石窗《道教文学史》是第一部道教文学通史，这部论著论述了汉代至北宋的道教文学发展脉络，对于汉魏时期道教的炼丹诗、咒语诗、游仙诗、步虚词、玄歌、仙传、志怪和隋唐五代时期的道人诗、神仙传记以及北宋的道人诗词、名山志、宫观碑志等道教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均有论述。其后《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大致延循了《道教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对南宋至元代的道教文学做了逐一的概述，特别是对以王重阳和全真七子为代表的全真道的诗词、以白玉蟾为代表的南宋元代金丹派南宗的诗词、南宋金元的道教散文、元代神仙道化剧进行重点研究。詹氏的这两部道教文学史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尚未完备，然而作为道教文学研究中率先出现的文学通史，无疑是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的。杨建波《道教文学史论稿》（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是另一部重要的道教文学史，该书以史为线索论述了从汉代直至明代的道教文学，对游仙诗、神仙传记、道教诗词、神仙道化剧、道教黄冠散曲、道教名山宫观志等道教文学的内容均有概述，就时间跨度而言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其体例与詹氏著作差不多，但在阐述过程中更重个案的详细分析。伍伟民、蒋见元《道教文学三十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论文集，该书分藏内文学与藏外文学两部分来探讨道教文学相关问题。杨光文、甘绍成《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道教文学的各类文体及其艺术性进行概述。此外，李小荣《敦煌道教文学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对敦煌藏经洞所出的与道教思想、行仪有关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包括道教经典、道教行仪（实用文书）以及相关的宣教作品、道士女冠与普通信士的文学作品等方面的研究。

道教文学和美学思想研究也是道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蒋振华《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研究，包括早期道教典籍所反映的文学观、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与文学思想、陆修静与灵宝经系的文学思想、陶弘景与上清经系的文学思想等研究。蒋振华《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岳麓书社2009年版）接续前一著作，对唐宋时期的道教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按初盛唐、中晚唐五代、北宋和南宋四个时期进行史的梳理与探讨，指出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体现了唐宋文化中具有开明包容性的儒、道、释三教调和的发展趋势。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第一部论述道教美学思想的著作，全书从本质论、辨证论、趣味论、文艺美论四个角度筛选出十六个关键性子目，构建了道教美学思想范畴体系，进而提出了道教美学思想的三大民族特色，即神性美的“此岸化”特点，多源性与民族伦理化，以及人性的“内省”要求特点。李裴《隋唐五代道教美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申喜萍《南宋金元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中华书局2007年版）分别对隋唐五代和南宋金元时期的道教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两者都是断代道教美学思想研究著作。潘显一、李裴、申喜萍等《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首次对道教美学思想进行通史的梳理与研究，把道教美学思想史分为前道教时期的美学思想（先秦两汉）、道教美学思想的形成期（魏晋）、道教美学思想的兴盛期（隋唐）、三教融合时期（北宋）、道教美学思想深入及分化期（南宋金元）和道教美学思想世俗化及提升期（明清）。该书重新认识和评价道教美学思想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填补了道教思想史中道教审美思维和美学思想史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蒋艳萍《道教修炼与古代文艺创作思想论》（岳麓书社2006年版）从道教修炼心态与创作心态、道教想象与文学想象、道教理想与文学创作理想等几方面，探讨道教修炼与中国文艺创作思想的关系。

四 古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

古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佛教与古代文学整体研究、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佛教与唐代文学研究、佛教与古代小说研究、禅宗与古代诗歌研究、诗僧的专题研究等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1.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1984年，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该著作虽然是一部只有5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却涵盖了此后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全部论题。全书分为三章，分别是“汉译的佛典文学”、“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和“佛教与中国俗文学”，前者实际上就是后来纯粹的佛教文学研究，后两者则是古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涉及诗、文、小说、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各类体裁。此后，孙昌武和陈允吉两位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用力甚勤，成就甚多，对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90年代起，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了繁荣阶段，无论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还是佛教与诗歌、小说等特定的文体研究，都有不俗的成果。

一是佛教与文学整体研究。继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之后，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作了全面深化，涉及汉译佛典文学、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其重点在于探讨佛教思想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则从文体入手，探讨佛教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关系。胡遂《中国佛学与文学》（岳麓书社1998年版）分为“渊源篇——从印度佛学到中国佛学”、“创作篇——中国佛学与文学创作”、“理论篇——中国佛学与文学理论”，以中国佛学的思想发展与流变为主线，探讨佛理禅意对文人的思想、信仰实践、文学理论、文学表现技巧等方面的影响。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影响广泛的著作，该书通过对中国文学中的维摩诘与观世音的接受与描写进行史的梳理，从而揭示了佛教对于中国上层文人与普通民众的不同影响。蒋述卓《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岳麓书社2008年版）对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深入地探析了佛教概念如何被中国文艺美学所吸收、转换和融会。此外，孙昌武《文坛佛影》（中华书局2001年版）、罗伟国《花雨缤纷：佛教与文学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和论文集，也对佛教与文学关系进行了探讨。

此外，陈引驰编著的《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大千世界——佛教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龙晦《灵尘化境——佛教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弘学编著《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巴蜀书社2006年版）等把佛教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来加以研究。但佛教文学的所指较为复杂和混乱，一种是从文学表现内容来看，凡是表现佛教内容的文学都视为佛教文学，如陈引驰所著；另一种是从文学创作主体来看，认为只有佛教信仰者所写作的表现佛教内容的文学才是佛教文学，如龙晦所著；还有一种认为只有佛教经典中的文学才算是佛教文学，如弘学所著。其中，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专门从汉译佛典文学来探讨其文体类型及其文学影响，涉及汉译佛典的“契经”、“偈颂”、“本事”、“本生”、“譬喻”、“因缘”、“论议”、“未曾有”、“授记”等文体。

二是佛教与断代文学研究。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是两部关于唐代文学与佛教研究的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特别是后者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前者探讨了佛教与唐代散文、唐代诗歌、唐代文学理论的关系，涉及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皎然等唐代作家。后者收录了作者写作的12篇重要论文，涉及王维、杜甫、韩愈、李贺、刘禹锡等唐代诗人以及《梦天》、《长恨歌》等文学作品，作者从佛学影响的角度，分析了唐代文学思想及艺术特色上的佛教因子。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对隋唐佛学与文学进行全面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对晋隋文学的佛影、佛道关系中的诗人、禅学流变中的诗人、古文运动与儒佛关系、唐民间佛教诗歌传统、敦煌变文的佛教因缘、志怪传奇的佛教渊源都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深刻地描绘了佛教与中国文学从最初的冲撞到交流、融会的过程。胡遂《佛教与晚唐诗》（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对佛教与晚唐诗歌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萧驰《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2005年版）历史地考察了东晋至晚唐五代之间佛教对中国诗学的影响。

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首次对佛教与中古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进行了全面考察，该书首先以佛典翻译质文演变的理论研究为宏观导向，然后分别论述了佛经故事与志怪小说、玄佛奥旨与山水诗、四声与佛经转读、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北朝质朴悲凉文风与佛教等内容。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版）对佛教与南朝文学进行了专门的观照和探讨，论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思想的演变对南朝文人和南朝文学创作、文学现象的影响和作用。刘艳芬《佛教与六朝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佛教对六朝诗学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重点选择了主体、意象和范畴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从总体上探析佛教影响六朝诗学的原因、方式、过程和表现。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立足于永明文学批评的整体性来考察它与佛教的关系，先从整体上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特征，然后具体论述了新变观、“三易”说、声律论与佛教的关系。此外，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分别对佛教与宋代文学、佛教与晚明文学进行了探讨。

三是佛教与古代小说研究。张毕来《红楼佛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是新时期最早的佛教与小说研究著作，该书对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比较学视野探讨了汉译佛经、志怪小说及日本物语三者之间的比较，贯穿全书的线索是“主题学研究”。1998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黄子平主编《中国小说与宗教》一书，该书是香港浸会大学首届“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中，有不少是大陆学者的发言稿，大部分论文是探讨佛教与小说的关系。80年代至90年代，佛教与古代小说研究的成果很少，直到21世纪才得到繁荣发展。

2000年，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得到出版，论著由专题论文组成，其中也有不少佛教与小说研究的论文。由此揭开了21世纪的佛教与古代小说研究帷幕。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是由探讨古代小说与佛教关系的文章组成。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从蓝本、教义、信仰、仪式四个方面探讨佛教基本要素的诸种规定性以及变异性与中古小说的关系。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主要考察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西域文化如何影响中土作家的思维方式（重点在于想象力）和观念模式（包括小说本体观、生命观、时空观和世界观），然后从题材内容、情节与形式三大部分探讨西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对中古汉译佛经的叙事文学进行了探讨。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隋唐五代小说中的佛教因子，展示出梵汉文化交融对隋唐五代小说的深层影响。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形成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对佛教与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题材来源、观念世界等关系进行了重点探析。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叙事学角度探讨了佛经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唐代小说的影响。陈开勇《宋元俗文学叙事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主要探讨了佛教对宋元俗文学叙事的影响，即宋元俗文学叙事受到佛教影响的总体特征是什么，这一总体特征如何表现在文学叙事中。宋珂君《明代宗教小说中的佛教“修行”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修行”这一宗教观念出发探讨了佛教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影响。此外，王立《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从主题学角度探讨了佛教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从中梳理了大量来源于佛教文化中的小说母题。刘惠卿的《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也是从小说主题学来探讨佛教与小说关系。

除上述外，还出现了一些有关佛教与古代文学的专题研究著作。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巴蜀书社2006年版）对宣扬佛教信仰证明灵验实有的灵验故事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具体分析某种类型的灵验记和灵验现象，下篇分别从文学、历史、宗教学的角度探讨灵验记的价值。周秋良《观音故事与观音信仰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对灵验故事中的观音信仰故事进行专题研究，将观音故事的演变与宗教接受相结合，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观音形象与观音信仰及其文学生成，注重从宗教信仰与文学生成的互动性研究。陈洪《元杂剧与佛教》（《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认为元代杂剧与佛教的存在形态有着特别的关系，包含着十分丰厚复杂的精神文化内容。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关注，作者尝试对此做一次梳理和探索，以俟更深层次的掘进。

一些博士论文也值得关注，如东方乔《论佛教对唐宋词的影响》（河北大学，2003年），梁银林《苏轼与佛学》（四川大学，2005年），李志强《刘禹锡与佛教关系原论》（复旦大学，2005年），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邹婷《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中国佛学》（苏州大学，2008年），孙海燕《黄庭坚的佛禅思想与诗学实践》（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宋寒冰《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王早娟《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河北大学，2004年），戴丽琴《〈世说新语〉与佛教》（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等都有各自不同的亮点和新意。

2.禅宗与古代文学研究。禅宗是影响最大、本土化最彻底的汉传佛教，其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中晚唐起，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禅宗与文学的研究在建国前就有一些，但是成果不多。自80年代中后期起，禅宗与古代文学研究也得到很大的进展。如陶林（陶东风、梅新林）《王维山水诗的禅宗审美观及其空灵风格》（《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吴惠娟《试论禅宗对宋诗的影响》（《学术月刊》1985年第11期），周义敢《北宋的禅宗与文学》（《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王琦珍《禅宗与宋代江西作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毛炳身、毛小雨《禅宗与元杂剧》（《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等论文，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论著，都涉及禅宗与中国文学的研究。程亚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第一部探讨禅与文学研究的专著，该书侧重于从理论上阐述禅的形成及其与诗的相通性，但论述还不够深入。

90年代，禅宗与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禅宗与诗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理论篇与创作篇，理论篇探讨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禅学与诗话、禅学与宋代论诗、禅宗思维方式与意象批评，创作篇探讨佛禅与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寒山诗的关系，对于禅宗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禅宗与诗歌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探讨了诗人和禅、禅僧和诗的联系，追寻了偈颂的诗化过程，描述了不同禅风影响下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诗歌风格特点，揭示了诗禅契合的各个层面，阐释了以禅喻诗的各种形态及其美学内涵，进而展示了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选取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唐宋时期重要诗人为案例，论述禅宗思想对社会文化及文人心理、创作的影响，总结唐宋以来禅宗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研究内容侧重于诗人的禅宗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探讨。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也是选取唐宋诗人个案来探讨禅宗与诗歌的关系，其突出特点就是深入地研究了禅与诗的相互影响。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从禅宗语言上探讨禅与宋代诗学的关系，认为宋代禅学与诗学同时出现了语言上的新变，“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是禅学与诗学融合的最佳范本。周裕锴另一部著作《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则对禅宗史上语言观念与实践的历时性变化、禅宗语言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此外，此期的相关著作还有张锡坤、吴作桥等合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李淼《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王敏华《中国诗禅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卢燕平《唐代诗禅关系探赜》（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对禅宗与文学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21世纪，禅宗与古代文学研究持续发展，仍然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并且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李壮鹰《禅与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通过对禅宗机缘语录的产生及其思想内容的研究，进而探讨诗与禅的共通性、古代诗学中的以禅论诗等内容，本书突出特点就是从禅宗机缘语切入来研究诗与禅的关系。张晶《禅与唐宋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通过探讨唐宋时期禅宗思想对一些重要诗人心态的影响，进而寻绎禅对唐宋诗的渗透，讨论经过诗人心态（主要是审美心理）的中介，禅使诗歌创作形成了怎样的特点，本书的特点是从文人心态的独特视角来研究禅与诗的关系。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分别对佛禅与唐宋诗风变迁、佛禅与唐代诗风演变、佛禅与初盛唐诗歌发展等情况进行了史的梳理与个案探析，也有自己的新见和特点。张海沙《曹溪禅学与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着重探讨了曹溪禅学与岭南地域关系以及岭南地域内的禅学与诗学关系，是一部融禅学思想、地域文化与诗学探究为一体的著作。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版）则对禅宗各派的禅诗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各派禅宗诗歌的审美意境、感悟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和分析，从而弥补了过去对禅宗诗歌本身研究的缺失。此外，张培锋《宋诗与禅》（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宋诗与禅的关系进行了随笔式的分析和探讨，带有普及性作用。刘晓珍《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宋词与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开创了词与禅的研究新领域。梁归智《禅在红楼第几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清华《禅解红楼》（崇文书局2010年版）对《红楼梦》中的禅学思想进行了解读。

总之，禅宗与文学的关系是古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唐宋诗歌，侧重于禅宗对诗歌的影响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于诗歌与禅宗的互动性研究还未得到充分展开，大多数研究只重禅宗对诗歌的影响研究。

3.诗僧的专题研究。诗僧是一群特殊的诗歌创作群体，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诗僧研究包括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

先看宏观研究。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诗僧的重要著作，对于诗僧的崛起、诗僧的成因、诗僧与自然、诗僧与世俗、诗僧的生命意志、诗僧的伦常意识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张石《中国诗僧艺术》[※注]为张锡坤等合著《禅与中国文学》中第四编，该编对中国诗僧的滥觞与发展、诗僧创作的基本主题、诗僧与历代文人及文学等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从朝代来看，以唐代诗僧的宏观研究较多。如程裕祯《唐代的诗僧和僧诗》（《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蒋寅《大历诗僧漫议》（《广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孙昌武《唐五代的诗僧》[※注]，周先民《自然·空灵·简淡·幽静——唐代僧诗的艺术风格管窥》（《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胡大浚《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论文。专著有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王氏著作对晚唐五代时期的诗僧群体崛起的历史文化背景、亚群体的划分、群体的心态特征、僧诗的创作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查氏著作则对唐五代的宫廷诗僧群体、江左诗僧群体、敦煌诗僧群体、还俗应举诗僧群体、通俗诗僧群体、朝鲜和日本来华诗僧群体、中国赴印僧人群体与西域入唐胡僧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此外，杨芬霞的博士论文《中唐诗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以个案研究为主体对中唐诗僧进行了研究。其他朝代诗僧研究，宋代的如张福勋《宋代的诗僧与僧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高慎涛《北宋诗僧地域、宗派分布的不平衡及原因分析》（《前沿》2009年第8期），许红霞的博士论文《南宋诗僧丛考》（北京大学，2003年）等；元代的如李舜臣、欧阳江琳《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晋代的如李谟润《东晋诗僧现象解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

个案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唐代几个诗僧上。

一是王梵志研究：主要是对王梵志诗作辑校，以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两书为代表，围绕这两部辑校还有许多增补校勘的论文。此外还有不少探讨王梵志诗思想艺术的论文，如张锡厚《唐初白话诗僧王梵志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0第4期），刘瑞明《王梵志诗歌宗旨探求》（《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1989年），高国藩《论王梵志及其诗的思想》（《东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等等。

二是寒山研究：主要论著有陈耀东《寒山诗集版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和崔小敬《寒山：一种文化现象的探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者侧重寒山诗集版本考辨，后者侧重于寒山其人其诗的文化视野考察。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论文，主要有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2期）、《寒山子与寒山诗》（《深圳大学学报》 1987年第3期）、《寒山诗的流传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8年第3期）、《寒山诗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中国文化研究》 1998年02期），戴诚、沈剑文《由道入佛亦道亦佛的寒山子》（《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05期），王庆云《论寒山诗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金英镇《论寒山诗对韩国禅师与文人的影响》（《宗教学研究》 2002年第4期），区鉷、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张海沙《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东南大学学报》 2001年第3期），岳珍《论寒山的俗体诗》（《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罗时进《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江海学刊》 2005年第2期），钟明立《寒山诗歌用韵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2期），陆永峰《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 1999年第1期），谭伟《论寒山与庞居士诗歌中的宗教精神》（《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等等。

三是皎然研究：论著有陈云琴《一代诗僧皎然》（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论文主要有孙昌武《论皎然〈诗式〉》（《文学评论》 1986年第1期），赵盛德《论皎然的境界说》（1988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8年第4期），王运熙《皎然诗学述评》（《贵州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漆绪邦《皎然生平及交游考》（《北京社会科学》 1991年第3期），杨芬霞《论释皎然的世俗诗和中唐佛教的世俗化》（《宗教学研究》 2006年第4期），张晶《皎然诗论与佛教的中道观》（《文学遗产》 2007年第6期），赵昌平《从王维至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之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2、3辑，1987年），梅新林《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等，以及吴定泫的博士论文《诗僧皎然》（复旦大学，2003年），许连军的博士论文《皎然〈诗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

此外，唐代诗僧齐己、贯休，宋代诗僧惠洪、道潜、道璨等都有研究。张勇《傅大士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谭伟《庞居士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则对居士进行了探讨。

最后简略讨论一下有关古代文学与民间宗教关系研究，民间宗教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有时甚至合二为一，同时也受到佛教、道教深刻的影响。但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成果不多。重要的论文如周新国《天地会与清代通俗文化》（《江海学刊》1987年第6期）探讨了天地会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王学钧《〈老残游记〉的太谷学派观》（1993 《江苏社会科学》 1993年第4期）、《〈老残游记〉悟道诗释证——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论片》（《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1997年第4期）对太谷学派与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关系作了探讨。齐学东《描写妈祖和林兆恩“三一教”的两部古代长篇小说》（《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4年第4期）简述了三一教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的关系。孙逊、周君文《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值——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文学遗产》 2005年第5期）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对象，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做了初步考察，同时对民间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也进行了探讨。侯会《疑〈水浒传〉与摩尼教信仰有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探讨了《水浒传》与摩尼教的可能性。段春旭《〈平妖传〉与民间宗教》（2008《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分析了《平妖传》与弘阳教的关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英烈传》等通俗小说与游民文化的关系，进而指出游民往往是民间教派帮会的领袖人物或组织主体。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古代文学与民间宗教关系研究较为全面而突出的著作，该书对古代小说中所反映的教门和帮会的生态环境与组织信仰、民间教门和帮会与古代小说关系、古代小说对教门和帮会的影响、古代小说中的教门和帮会史影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尤为重视民间宗教与古代小说的双向互动性研究，既探讨了民间宗教对古代小说的影响，也注意到了古代小说对民间宗教的反作用。

在原始宗教、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四个版块中，以佛道宗教为中心，原始宗教次之，民间宗教成果最少。这是因为佛道宗教是中国古代宗教的主体和核心，原始宗教则是中国古代宗教也是中国早期文学的渊源所在，它们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