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宗教与艺术关系研究四大重点之后，再简要评述一下古代文学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一 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

政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在学理上不如历史、哲学、宗教、艺术与文学关系密切，其边界也不如这四个学科清晰。但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政治对文学以及文学的创作主体——文人的影响无处不在。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研究泛政治化的沉痛教训，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即是在有意矫正和惯性延续的矛盾冲突中呈现新旧混合由旧趋新的转型特点。问世于80年代的诸多相关论文，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矫正与转型的学术取向。90年代之后，基于对西方文学政治学理论的借鉴与应用，文艺理论界率先开始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反思，[※注]至本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对古代文学界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庸俗政治学的牢笼而回归于学术研究本身，以及通过借鉴西方文学政治学理论而实现学术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有关政治制度——包括门阀制度、迁谪制度、幕府制度、谏议制度等已见于上文论述，这里拟归纳为古代文学政治观研究、古代文学的政治释义研究、古代文人政治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述。

1.古代文学政治观研究。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首先集中体现在源远流长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政治观。

一是儒家“诗教”政治内涵研究。1987年，王启兴发表《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提出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的观点，于是引发了学界的争议，毛毓松《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历史地看，学界对于儒家诗教的探讨与争论一直未曾停止，[※注]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多重内涵的分析，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历史演变的梳理，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深远影响的辨析。也许李世桥《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与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分别以历史和系统的眼光所提出的意见较为可取，李文认为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彭著则将文治文化之“文”、文治文学理念、斯文为道等统一纳入于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性文化话语系统之中，使其自身的理论含义与内在的文化逻辑真实可信地呈现出来，不仅以此展现了为西方和现代文学理念所忽略的许多独特理论义域，而且依然可以作为解释现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资源。

二是“诗教”—“文统”时代嬗变研究。在儒家“诗教”—“政教”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点是儒家“道统”—“文统”说的建构与衍变。学界对此作出的反应，一方面是关注儒家“诗教”—“政教”观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杨兴华、马婧《汉代政治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嬗变》（《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梁锡锋《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等文重在论述汉代文学观与政治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到颜廷亮《维新变法运动和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的正式开端》（《社科纵横》1993年第1期），郭长保《论近代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等关注近代文学观与政治关系的时代嬗变，借此可以将历代儒家“诗教”—“政教”观的时代内涵及其承变流程链接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对儒家“道统”—“文统”说的建构与衍变的研究，罗立刚《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等论著从不同的维度对此作出了新的阐释。祝文认为在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愈初步构建起被后人称作“道统”与“文统”的体系，显出了他“文”、“道”分离、各有其统的思想。宋代理学家主张“文”、“道”一元，否定韩愈独立于“道统”之外的“文统”。朱熹在构建“新道统”的同时，又力图在“道之文”的框架中，构建起符合理学文学观的诗文统绪，明代学者也称之为“文统”，可以称之为“新文统”。

三是文禁政策及相关问题研究。历代统治者在倡导儒家“诗教”—“政教”观与“道统”—“文统”说的同时，几乎都会采取另外一手的“文禁政策”。所谓“文禁”，意即文化禁令，也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和法律手段，对部分文化产品予以强行禁毁的活动。历代统治者所禁毁者，其一是以为在政治上有异端思想或违碍语而危及王朝统治者；其二是以为有淫秽色情内容及过分荒诞者。中国文禁的历史很长，从秦代到清代乃至民国，历朝皆有（甚至包括最为开明的唐朝），时间跨度达两千余年。其中尤以清朝文禁最为酷烈。[※注]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从文禁政策、文字狱与禁书三个层面展开，其中禁书研究与文学作品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集中地反映一代文学观。关于禁书的整体研究，由蔡国良编著《中外禁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率先开启了禁毁小说研究之门。随后，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平夫、黎之编著《中国古代的禁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的出版，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禁书的热切关注和全面研究。与此相关的重要论著还有：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曹之《唐代禁书考略》（《图书情报知识》2004年第5期），林平《宋代禁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璇《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刘孝平《明代禁书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5期），师曾志《清代乾隆时期之禁书研究》（《编辑之友》1993年第4期），等等。再就禁毁小说研究而言[※注]，除了敖堃《清代禁毁小说述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石昌渝《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之外，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时人主编《中国禁毁小说大全》（黄山书社1992年），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李时人、魏崇新等《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版）等多为关于禁毁小说内容的简介性书籍，在以散论或漫话形式的介绍中也不乏新见。禁毁戏剧研究方面，则以《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代表。作者从戏剧史学的角度，全面发掘清理禁毁戏剧史料，具体考察了禁毁戏剧的历史过程、特质规律及其对中国古代戏剧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响。

2.古代文学的政治意涵研究。覃召文、刘晟《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曾径直提出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的问题，并从中国文学政治观的发生和发展、中国文学政治观的思想学说、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链发展的规律与路径、中国文学政治的感性显现、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评估等方面作了探讨。姚雪亮《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界》2011年第3期）则进而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有一种与他国不同的特殊之处，那便是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政治性。无论是覃、刘所说的政治情结，还是姚文所说的政治性，都是旨在凸显古代文学政治意涵的普遍性、强烈性和持续性，此即后人持续不断、孜孜以求地进行政治解读的内在动因和文本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古代文学政治解读的范围所及，上自先秦时代富有政治蕴含的《诗经》、《楚辞》，下至承担政治变革使命的晚清小说，主要以朝政、文人、文体的三位一体尝试建构政治解读模式。

先秦时代文学的政治解读，重点仍落在《诗经》，同时兼及《楚辞》。总的来看，《诗经》的政治解读具有相当的典范性，不妨略略解剖一下：一是赵宗来《〈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提出《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三种：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强调政治解读应与文学解读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该文具有探讨《诗经》政治解读路径的方法论意义；二是雒三桂《〈诗经〉祭祀诗与周代贵族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朱宏胜、金普《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对文学的影响——以〈诗经〉的创作和接受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等重在从贵族政治模式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朝政”相对应；三是徐柏青《从〈诗经〉中政治讽喻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重在从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人”相对应；四是何春雷《〈诗经〉政治怨刺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舒大清《政治民谣与〈诗经〉的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郭翠《〈诗经〉祭祀诗及其政治内涵》（《剑南文学》2009年第7期）等重在从怨刺诗、祭祀诗、民谣等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体”相对应。有关《楚辞》的政治解读，则以张元生《〈离骚〉是我国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曹庆鸿《论〈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与屈原政治理想的意象追求》（《中国楚辞学（第六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2000年）两文为代表，后文的“曲线”解读也同样富有启示意义。

汉代以降，直至唐代，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的运用不仅一以贯之，而且也都相当成功。一是关于“朝政”的要素。从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卫绍生、闵虹《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俊《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硏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萧瑞峰、方坚铭、彭万隆《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重要著作，到谢思炜《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唐代文学研究》，2002年），傅绍良《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意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陈冠明《论唐代文学创作的政治环境》（《唐代文学研究》，2006年）等重要论文，都具有致力于综合研究的总论性质，也都涉及了各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及其演变历程。此即与三大要素中的“朝政”相对应。二是关于“文人”的要素。从涉及汉代文人的王凤霞《创作主体的自励与现实政治的批判——汉代诗人用世之志的文学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于迎春《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的增强》（《先秦两汉文学论集》，2004年），王洪军《“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到涉及六朝的苏利嫦《六朝政治变化与世族家学家风的关系——对清河崔氏、阳翟褚氏的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年），郭英蕾《魏晋南北朝政治背景下文人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以阮籍、左思、陶渊明诗歌为例》（《剑南文学》2011年第6期），曹道衡《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等，再到涉及唐代的谭冠著《唐代文人的政治苦旅带给我们的两点启示》（《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8期），林宜青《论十八学士对初唐政治、文学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康震《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都突出强调了历代文人群体的政治意识及其表现形态与嬗变轨迹，比如汉文人的博士身份与“天下”意识，六朝文人的世族背景与乱世境遇，唐朝文人的文馆经历与盛世理想，皆见各代文人的政治命运与政治意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此即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人”相对应。三是关于“文体”的要素。其中汉代聚焦于汉赋文体，诸如刘泽华、胡学常《汉赋的政治神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郑明璋《论汉代道家的政治观在汉赋中的表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王继训《从汉赋的历史层面看知识分子与皇朝政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刘利侠、霍有明《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等；魏晋南北朝聚焦于诗歌文体，诸如郭英蕾《魏晋南北朝政治背景下文人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以阮籍、左思、陶渊明诗歌为例》（《剑南文学》2011年第6期），洪伟《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玄言诗》（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骆玉明《色情与阴谋——关于“宫体诗”事件，兼谈古代文学与政治》（《书城》2007年第6期）等；唐代聚焦于诗歌和小说文体，诸如汤贵仁《唐代的政治生活和唐代诗歌》（《文史哲》1979年第2期），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夏旭颉《唐代政治诗研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等。由上述对汉—唐文学政治解读的分析可见，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是一以贯之的，其中的研究重心同样是在唐代。

唐代之后，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虽然还在延续，但已缺少唐代的密度与强势。然后至明清时段尤其是到了近代时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相关研究论文，诸如：王晓光《文人角色的变化与近代文学的转变》（《东方论坛》2003年第3期），杜松柏《中国近代文人生存状态与小说研究》（金版电子出版社2010年版），赵宇华《文学与政治的交融：晚清政治小说论》（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李文倩《论晚清政治小说》（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赵连昌、戴激光《清末政治小说中民族国家想象的迷失》（《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谢兆树《论晚清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差异》（《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李亚娟《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1902—1911）》（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刘莹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官员形象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鲁毅《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汕头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等，颇见衰而复兴之势。[※注]

3.古代文人政治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在政治制度安排（详见上文）之外，最需关注的是易代、党争、避世等与古代文人政治命运的密切关系，三者分别催生了遗民、流人和隐士群体，且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被动型、被动兼主动型、主动型的差异。

一是易代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王朝兴替，或长或短，无法为文人所左右，但都会改变文人群体的命运：或为新朝文臣，或为旧朝遗民，这两种结果都会对文人群体心里产生重大冲击，因而也都会对文人群体创作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从魏晋六朝之际到宋元之际，再到明清之际的易代，研究成果呈依次上升之势。其中涉及魏晋六朝的主要有：陈赓平《论阮籍〈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向彪《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马晓坤《晋宋易代之际士人心态探析》（《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总体成果不够丰厚。宋元之际，少数民族首次入主中原，由此带给文人群体的是易代之叹和华夷之辨的双重冲击和痛苦。史伟《宋元之际的“诗史”与“崇雅”》（《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李成文《宋元之际诗歌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杨亮《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等文都涉及了这一核心问题。史文强调宋元易代之际社会、历史、文化的亟变，引发了诗歌内容、风格，以至诗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极大变化。杨文指出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群体在夷夏观念的摇摆之中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诗歌中所表达的遗民色彩、故国情结的虚幻性。明清易代之际，亦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同时交织着华夷之辨，但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强度皆非宋元易代之可比，可以说是三个易代之际的重中之重，相关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其中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晖《试论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薙发令”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薛娟《清初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与义利取舍》（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陈宝良《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等皆从文人主体方面切入，旨在探讨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群体的政治命运与心理巨变；还有更多的论文则主要是从文学作品切入，涵盖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类文体[※注]。其中彭利芝《试论易代小说与易代时局之关系》（《温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中国古代易代小说类型论略》（《学术交流》2007年第11期）、《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易代小说“分合论”发微》（《学术交流》2009年第7期）、《试论易代小说中的“英雄史观”》（《求是学刊》2010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的重心也落在明清易代之际。

易代之际的重要结果是产生诸多旧朝遗民及其文学作品，因而学界对于易代之际文人命运与文学效应的研究，主要也是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易代”与“遗民”两个关键词入手，关于前者，上文已作简要论述；再就后者而言，尽管中国古代易代频繁，出于易代之际的遗民代不乏人，但因元初与清初的宋、明遗民都是面对异族统治，易代之叹与华夷之辨的两相结合，一同塑造了中国遗民史上前后呼应的两大高潮。所以，在有关遗民研究的诸多论著中，即以明清、宋元易代为两大重点，同时也囊括了诗人群体与词人群体研究。[※注]

二是党争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研究。追溯党争源流，始于东汉党锢，但因与文学关系较远，故而学界多偏于史学研究，文学研究方面仅有杜建锋《党锢之祸与汉末文学》（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少量论文问世。就党争与文学本身关联度以及研究成果而言，则相继形成了的唐代牛李党之争、宋代新旧党之争、明代东林党之争三大研究重点。关于唐代牛李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坚铭《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政治与文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围绕牛李党争、文士、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重点阐述了牛李党争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历程；牛李党争对文士的政治命运、生存境遇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变与中晚唐文学的演变，代表了有关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注]宋代新旧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面，以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萧庆伟《北宋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沈著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北宋党争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及其对北宋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影响，着重剖析了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朋党交讦中集官僚、学者、文人三重社会属性于一身的北宋士大夫们的心灵历程，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他们性格深层所蕴涵的文化底蕴，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内在脉络及深层动力。[※注]论文方面，较早问世的有程千帆、周勋初、巩本栋《北宋党争与文学》（《文献》1991年第4期），王水照《论洛蜀党争的性质和意义》（《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等，而刘成国《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则从学术和文学的多元视角探讨了其与北宋党争的关系。明代东林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是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在逐层观照东林党议对晚明文学活动（诸如流派更迭、社团演变、思潮沿革）全方位影响的同时，兼及地域空间的关涉，面对复杂多变的晚明文学，提出了富有新意的“两期说”：即以天启四年为界，前期的性灵文学与后期的社团文学形成递嬗的局面。[※注]

党争对于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大批流放文人群体及相关文学作品的出现。诚然，流贬不只出于党争，但党争多伴随着流贬。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导论》中重点阐述了贬谪的概念、性质、渊源、成因、类型、文学表现、贬谪士人的心态变化等，认为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即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如屈原、贾谊）；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如柳宗元、刘禹锡）；直言强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如阳城、韩愈）；党争激烈，因政敌打击而被贬（如李德裕、苏轼）。其中因党争而贬谪者成为四大类型之一。因此，在文人群体处于党争—流贬的政治命运链条中，党争是因，流贬是果，而由此引发的文学效应，又是以上因、果之果，需要将此三者一并加以考察和研究。[※注]

三是避世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研究。避世而隐是文人的一种基于现实和理想的主观选择，充分体现了人文的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对于古代士人或广义的文人来说，或仕或隐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出仕则显，不仕则隐，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其他选择。历史地看，在从先秦到清末的漫长岁月中，隐士群体代代相续，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是致力于文化创造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而且，每当易代之乱世或失政之衰世，往往会出现周期性的兴替之势。[※注]学界对此的研究已有丰厚的积累。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有：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生龙《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卢晓河《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霍建波《宋前隐逸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清之《唐前隐逸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前三书是对中国隐逸文化与文学的整体研究。蒋著中有对中国历代隐士地域分布的统计，庐山居首，嵩山次之，武夷山又次之，天台、青城再次之，余则依次为衡山、华山、太白……以鹿门山、大滌山居后。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隐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趋势之大致轮廓。后两书则分别论述了唐前、宋前隐逸文学的起源、发展历程与成就。此外，还有诸多论文尤其是硕博士论文在研究时空上作了新的拓展，诸如肖玉峰《先秦隐逸思想及先秦两汉隐逸文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许晓晴《中古隐逸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周银凤《东晋隐逸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王圣《六朝隐士与政治、学术文化之关系》（安徽师范大硕士论文，2007年），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谭钒《南唐诗歌隐逸情怀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鲁冰《宋代隐逸审美文化》（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徐拥军《唐宋隐逸词史论》（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郝凤彩《元代文人之隐逸思想及其在元散曲创作中的表现》（《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德建《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这些论文的相互衔接和配合，便使中国隐逸文学的研究更为丰满和厚重。

二 古代文学与经济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与文学研究论著中，经济往往是作为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加以描述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古代文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最初始于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商业文化的研究，然后逐步走向古代文学与经济多重关系的纵深拓展，以及相关问题的学理思考与讨论。这里重点围绕“商业文学”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古代“商业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古代商人文学形象研究、古代士商互动及与文学关系研究、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研究五个方面的学术成果作一简要梳理和评述。

1.“商业文学”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学界对于古代反映商业经济的文学作品的概括五花八门，没有通行或相近的名称。大致而言,一是着眼于“商业”，集中体现在提出“商业文学”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学理阐释；二是着眼于“经济”，旨在重新思考和定位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一是“商业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炯在《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格局——论近年我国文学发展态势》（《当代文坛》1989年第1期）即已提出和使用“商业文学”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商业文学”仅是一种比喻性说法，意指文学的商业化或商业化的文学。据萧湘《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中国商业文学研究评述》（《光明日报》2007年7月6日）所述，以陈书良为代表的湖南商学院学者于2001年首倡“商业文学”研究，以此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拓展新领域，催生新成果。此后，湖南商学院相继于2005年4月、2007年6月召开了第一、二届中国商业文学研讨会，就“商业文学”的义界、中国商业文学发展的规律及走向、各个不同时期的商业文学作家及作品以及中西商业文学比较研究、商业文学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呼应。据陈金刚《“商业文学”范畴之批评》（《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一文归纳，目前学界有关“商业文学”的界定大致有八种观点。其中陈书良认为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文学作品或典籍都可称为“商业文学”，主要包括描写商业都市、贸易活动、商人形象的诗文作品；反映文人与商界交往，相互影响的有关篇章；渗入商品经营，为商业经济服务的各种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记载文人商业经济思想的典籍等四个方面，[※注]概括较为全面。徐良、郭茂楠提出广义和狭义的“商业文学”说，认为广义的“商业文学”意指一切跟商业活动和商业经济有关的文学创作；狭义的“商业文学”应该是以商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活动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对商业经济和商业市场本质规律的审美反映，是特定历史阶段与历史环境中社会本质特征的审美表达[※注]，显得比较中肯。此外，还有邱绍雄采用“商贾小说”[※注]，潘沅汶采用“商界小说”概念[※注]，也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二是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论，“经济”大于“商业”，“经济”可以涵盖“商业”。然而，许多学者转而以“经济与文学关系”为论题，则不仅意味着“商业文学”概念还存在着某种接受与通行障碍，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映了他们对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注]其中李桂奎《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一文所使用的“经济叙述”概念，尚有进一步加以阐发和建构的可能和必要。

学界关于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正式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沈端民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书旨在突破文学研究的传统而别开蹊径，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研究文学，深入揭示了文学、经济、历史三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由此重新确定了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富有启示意义。[※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更加自觉地臻于文学与经济的学理思考。2005年10月29日至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于上海—浙江南北湖联合举办全国“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学术研讨会”[※注]，会后出版了由许建平、祁志祥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此相呼应，《学术月刊》则于同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以“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为题的重要论文，包括章培恒《经济与文学之关系》，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董乃斌《经济视角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许建平《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等。章文认为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通过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演化而影响文学的发展。胡明进而提出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四条途径：其一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其二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其三是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其四是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这些都具有超越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学理建构之意义。次年，《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另行组织了一次以《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为题的专题讨论，刊载了黄霖《作为文学研究新起点的经济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王兆鹏《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王毅《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张兵《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李桂奎《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等文。此外，祁志祥《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学与经济的关系重新加以探讨，可望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许建平《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和视角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二，寻求经济利益与文学表现在情感层面的共振关系；其三，寻找利益情感与精神情感在美感层面的交融转换关系；其四，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此与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提出的四条研究途径相参看。

2.古代“商业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无论是“商业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讨论，还是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思考，一方面需要前沿性的理论引领，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唯此，才能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总体而言，学界有关“商业文学”（或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历时性研究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尤其需要加强整体设计和推进力度。从既有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体现在通代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周柳燕等《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潘沅汶、陈书良《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晓云《古代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作家》2009年第2期），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等。潘沅汶、陈书良《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在对“商业文学”作出自己的界说（详见上文）之后，提出研究中国商业文学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商业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然后将中国商业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与西汉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的迟滞期、隋唐至宋元的初步发展期、明清的成熟期、近现代的稳定发展期与新时期的空前繁荣期。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旨在探录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讨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郑晓云《古代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独特线索，认为随着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需要有不同的文学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精神生活。就中国古代市井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而言，主要经历了从汉乐府、南朝民歌、唐宋传奇、元杂剧到明清小说的变迁，由此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强。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作了历时性考察，认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中唐以后，文学作品逐步变成特殊商品，进入由买卖双方构成的交易市场，使得作品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宋时已形成初步成熟的图书市场，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表征之一。

断代研究方面，六朝以降至于清代，重心是在唐代。卢华语《六朝商人诗及所反映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朱艳艳《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文集中体现了六朝“商业文学”的研究成果。唐代作为“商业文学”以及文学与经济关系研究的重心所在，出现了徐勇《论唐代商业题材诗歌》（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张卫婷《唐代商贾诗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蔡燕《唐宋城市商业功能的发展与诗词爱情抒写新变》（《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徐文从唐代商业题材诗歌即唐诗中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作品切入，在肯定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独特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表现商业活动和塑造商人形象上的局限。张文重点对唐代商贾诗产生的原因、背景，诗歌本体以及唐代商贾诗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由此说明唐代商贾诗承上启下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塑造商贾形象的影响。蔡文指出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古典爱情理想光辉在商业化的酒宴歌楼觥筹交错的声色调笑中逐渐暗淡，审美趣味以富艳为美，文学中女性形象非伦理化，脱离了现实人伦的束缚，成为“被看”对象，爱情抒写的托喻色彩渐趋淡化。有关宋代“商业文学”的研究，除了陈书良《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易静《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看笔记小说的繁荣》（《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5期）等论著外，2007年第2期《河北大学学报》还曾专门组织了一次以“宋代文学与经济”为题的笔谈，刊发了韩田鹿《宋代文学与经济——宋代文人与文化娱乐市场》，孙彩霞《宋代城市经济与城市中的瓦子勾栏》，李占稳《梨园经济两不分——宋代戏曲及其商业特征》，赵秋棉《宋代的绘画市场——对年画的考察》等文。明清时段“商业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首推周柳燕《明清文学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一部贯通明清两代、致力于综合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他如刘铁峰《论商业题材的参与对明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金孝真《从明清话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徐明《晚清商业小说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陈大康《论晚清小说的书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则都重在小说与商业关系的专题研究。

3.古代商人文学形象研究。这是古代文学商业经济视角研究的重中之重。大致以小说为主体，兼及戏剧、散文和诗歌。

一是经典名著的商人形象研究。大致在1987年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后迅速升温。毫无疑问，卢文关于《金瓶梅》旨在表现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这一论点的重新提起，对后来《金瓶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商人文学形象研究之先河。随后相继发表的系列论文[※注]，或承续卢兴基的基本观点作进一步发挥，或对其提出商榷意见，充分显示了学界对于这一论题的持续关注度，同时也由此带动其他名著乃至整个商人文学形象研究，所以具有学术标界的意义。此后，有关经典名著的商人形象研究同时向前后延展。往前延展的重要论文有：谢季祥《论〈史记〉中的商贾形象》（《福建论坛》1994年第1期），张雯《简论〈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昌庆志《论柳文商人形象塑造》（《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陈建华《〈东堂老〉与古典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等；往后延展的主要成果有：廖云前《聊斋志异中的商人世界》（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王清溪《论〈儒林外史〉中的商贾形象》（《时代文学》2012年第2期），袁细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商人形象的新变》（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但整个研究重心则是在“三言”、“二拍”，大致以“三言”、“二拍”合论者为主体，[※注]同时兼有“三言”、[※注]“二拍”[※注]各自商人形象的独立研究。

二是历代商人形象的贯通性研究。关注通代及早期商人形象研究的仅有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郑瑞侠《取舍得失见美丑，商贩店主风貌异——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商贾形象的塑造》（《天府新论》2004年第1期）等少数论文，总体成果不著。重点是在唐代与明代。在有关唐代的重要论著中，除了李菁《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中华《唐代文学中的商贾形象》（《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贯通文体之外，李菁《论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的转变》（《唐代文学研究》，2004年），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颖、徐勇《唐诗中的商贾形象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侧重于唐诗商人形象的研究；杨雅芳《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高志忠《“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阴山学刊》2009年第3期），陈洪英《唐五代商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代文学》2010年第6期）等则侧重于唐代小说商人形象的研究。而在明代的研究重点中，已明显向小说领域倾斜，主要见于：高昂《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刘艳琴《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李小荣《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与徽商》（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周柳燕《论明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马晓玲《明代拟话本中北方商人形象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等。[※注]此外，作为对商人形象的补充，也有一些论文拓展至“商人妇”研究，比如宋军风《唐代商人妇家庭生活探微》（《齐鲁学刊》2006年第1期），陈书录《唐宋小说与诗歌中商人妇形象的异同及其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查清华《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田欣《养家与守家：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及解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苗侠《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妇研究》（《科学大众》2007年第3期），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的丰富了商人形象研究的内涵。田欣《宋代商人家庭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进而延伸至则商人家庭，旨在从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这一视角出发，努力探究趋于真实的宋代商人家庭生活状态。

三是各类商人形象的专题研究。以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学术著作为代表。前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文学专题史著作，作者尝试运用形象学、母题学等研究方法，在一个悠久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阐述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商人形象的演变史，并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商人的理念，以回应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启示与冲击。后书依次从“历来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士商关系”、“商人、女人和士人”、“商人的社会处境”、“商人的危险”、“商人的理念和实践”、“商人的拜金主义”、“理想的商业原则”、“商人之爱”、“商人的女人们”、“商人的幻想”、“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等十二个侧面，勾勒出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的全貌。论文方面，昌庆志《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韩晓莉《晋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杨虹《论传统商人文学形象中竞争精神的缺失》（《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陈金刚《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等文的论题都富有特色和意义。其中陈金刚《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饶有意味地揭示了女商人作为一般商人之一的共性特征，以及作为一般商人中特殊的女商人群体的个性特征。

4.古代士商互动及与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古代士商互动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逐渐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明代。

一是士商互动研究。即重在士商两大群体的彼此互动关系而未尝对其具体影响于文学的效应展开研究，但士商互动本身同样会对文学产生间接的影响，所以依然比较重要。就既有研究成果与趋势来看，由通代直贯于明清，重心仍在明代。卢昌德《“士”“商”观念变迁论》（《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提出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士”“商”观念的变迁，是一篇带有宏观的历时性研究性质的论文。然后由陈秀宏《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程民生、白连仲《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王朝阳《宋代士人经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等文贯通唐宋元代的士商互动研究，使之连为一线。在明代这一研究重心中，以陈大康《明代商贾与士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两书为代表，同时兼有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徐林、杨琦《士商相混，蝇聚一膻——明代中后期江南商人与士人社会交往活动》（《江苏商论》2005年第3期），原祖杰《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史林》2009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而王振忠《袁枚与淮、扬盐商——十八世纪士、商关系的一个考察》（《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4期），毛名勇《浅论明清士商关系之变化》（《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等文，则明清并重，或重在清代，涵盖了“士”“商”观念变迁、明清士商渗透现象、士商关系变化以及特定区域、阶层的士商互动等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视野和深度都有了新的拓展。

二是士商互动与文学关系研究。一方面，是文学中的士商互动研究，即从文学作品透视士商关系，其中如王德明《中国古典文学中士商关系透视》（《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5期）具有贯通历代的通论性质，但多数论文集中于明清小说领域，除了唐林轩《明清时期小说弃儒从商现象》（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高娟《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对士商关系的整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文通观明代或明清之外，李桂奎《论“三言”“二拍”角色设计的士商互渗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桂清《士商联姻背后折射的求官心理——析“三言”“二拍”关于士商联姻的小说》（《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王永《“士商合流”与“贾而好儒”——从“三言”、“二拍”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邹壮云《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求索》2011年第8期）等皆聚焦于“三言”“二拍”。此外，如陈大康《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邱江宁《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等文，则分别以笔记和传记为范本而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是士商互动的文学效应研究，重在探索和论述士商互动关系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有：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陈书录《俚俗与性灵：王世贞的文学创作在士商契合中的转向》（《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士商契合与文学思想的演变——以中唐至明清为考察重点》（《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韩实《中国古代士商关系与文学演变浅论》（《考试周刊》2011年第6期）等。郑文指出到了明中期，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这必然导致政治思想上的嬗变,士改变了轻商思想,商对士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政治、家族伦理观念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世俗以纵欲为高、人情以放荡为快,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韩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士商关系的梳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士人阶层文学观与商业文明交互影响、两相砥砺的进程。陈书录三文则都从士商互动及其文学效应的崭新视角提出了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新见，由此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

5.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研究。实际上，上述所论各个方面，比如高志忠《“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阴山学刊》2009年第3期），李菁《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韩田鹿《宋代文人与文化娱乐市场》（《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裴香玉《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发家故事及其文化意蕴》（湘潭大学文学硕士论文，2006年），王瑞雪《“三言”商人形象的文化解读》（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都已至为明显的蕴含着文化意涵研究。而在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的专题研究中，也大体从文学作品与文学形态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上自《诗经》[※注]，下至《聊斋志异》[※注]，但重心则落在明代，而且同样聚焦于“三言”、“二拍”[※注]。后者则以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昌庆志《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黄山书社2010年版），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三书为代表。陈、昌两书涵盖各体文学，陈著注重考察儒士与商贾心灵的契合处，致力于儒商精神及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在贴近历史真实中更新研究视角，从深层次上发掘古代文学演变的动因，探究其历史价值（真）、道德价值（善）、美学价值（美）、经济价值（利）。王著侧重于唐宋词之文体，旨在考察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论文方面则主要有：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伍光辉《元杂剧与商业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昌庆志《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高志忠《唐人小说商业文化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崔晓莉《唐诗与商业文化》（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全贤淑《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的多重文化价值取向》（《福建论坛》2006年第5期），陈金刚《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等等。陈金刚《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发展的衍射，对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历史结构以及对文学作品中商人个人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商贾文学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商贾文学中对商业及商人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商贾文学中大肆渲染了“利”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思想构建的传统义利观，商贾文学中对商人集团色欲膨胀的正面描写具有反抗和解构封建理学的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商贾文学与儒家思想互动视野中的理论重构，是建立在扬弃基础上的重构，而非一种对儒家思想的重述。以上成果显示了有关文学与商业文化的专题研究向纵深拓展的趋势。

三 古代文学与军事关系研究

古代文学与军事的关系同样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对于古代反映和涉及军事或战争的文学，学界曾以边塞诗、战争诗、战争叙事以及“战争文学”或“军事文学”名之。1931年，胡云翼所著《唐代的战争文学》由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即名之为“战争文学”。90年代，林凌《中国军事文学史（古代部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任昭坤《中国军事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相继出版，两书皆名之为“军事文学”。任昭坤认为军事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占比重很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对军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及战争传说进行纵横研究，理出其产生、发展的脉络，总结各个时期的成就和特点，古典文学的研究无疑会受很大影响。但总的来说，此类综合性研究在古代文学与军事关系研究中毕竟为数不多。除了林凌《中国军事文学史（古代部分）》，任昭坤《中国军事文学史》两部“史”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属于“论”的成果，比如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战争描写》（《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兰草《永远的武魂——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与武侠军事文化探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等。但据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以及既有成果来看，则集中体现在以诗歌为载体的边塞诗词研究与以史传、小说为载体的战争叙事研究两个方面。

1.边塞诗词研究。首先聚焦于唐代边塞诗研究，然后分别向上下作历时性延伸和拓展。关于边塞诗研究，邹广《关于唐朝边塞诗评价问题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82年第10期），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张晓明《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均对唐朝边塞诗研究历程与成果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胡大浚、马兰州《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认为边塞诗作为唐诗苑囿中的一个大宗，几乎从其产生起就有品评出现，但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该文对80年边塞诗的研究归结为几大争论或讨论：一是关于战争性质的争论；二是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讨论；三是关于边塞诗本身的讨论；四是关于边塞诗繁荣原因的讨论。期间新的增长点是从重在盛唐向中晚唐拓展，结束了过度集中于盛唐的研究格局。进入90年代之后，边塞诗的美学批评与文本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张晓明《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则主要从边塞诗的界说和源流、边塞诗性质和繁盛的原因、边塞诗人诗作研究、边塞诗歌美学特征四个方面，对20世纪边塞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重新审视，文中的重点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成果的评述。现拟综合以上两文的核心观点，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然后延续于21世纪初的多元拓展，作如下简要归纳和评述。

一是边塞诗理论研究。主要涉及边塞诗的概念界定、性质及评价、繁荣原因等问题。关于边塞诗的概念界定问题，1984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对边塞诗概念展开了热烈争论与辨析，阎福玲综合广义边塞诗[※注]与狭义边塞诗[※注]两种概念对边塞诗作出了新的界定：“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注]关于边塞诗的性质及评价问题。吴学恒、王绶青于1980年发表了《边塞诗派评价质疑》一文，认为唐代的边塞诗是压迫侵凌少数民族的不义的罪恶战争，歌颂边战的诗是侵略者的赞歌，仅有少数诗作幸免。[※注]此论甫出，犹如巨石破冰，引起了不少震动，也受到诸多学者的批评。[※注]其后，战争性质和诗歌价值之间人为的简单逻辑关系被抛弃，学者在重视文本的同时，致力于对边塞诗多元意义与价值的实事求是的还原和阐释。[※注]关于边塞诗兴盛原因问题。黄刚《边塞诗论稿》从盛唐经济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言路的开通和思想的活跃，边地外患的严重和边塞战争的繁荣，得体的民族政策和比较密切的民族交流，唐代诗歌整体的繁荣和边塞诗长期自身发展成熟六个方面对盛唐边塞诗的诸多因素做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戴伟华《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扬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曲琨《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等等。这些论著密集聚焦于唐代，而且呈现逐渐深入的态势，同时也涉及唐前和唐后时代。

二是边塞诗史研究。以处于高峰时期的唐代边塞诗为基点，或往前追溯，或往后延展，由此走向历时性的边塞诗研究，先后出现了薛宗正《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佘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任文京《中国古代边塞诗史（先秦—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等跨代研究论著。所憾迄今尚无边塞诗歌通史问世。现拟从唐前、唐代、唐后边塞诗研究三个方面分述于下。

唐前边塞诗研究。佘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先秦至隋唐）》，任文京《中国古代边塞诗史（先秦—唐）》在时段上与此正相吻合，彼此都加强了对边塞诗发生学与成长史的研究。就边塞诗的起源而论，石云涛《古代边塞诗探源》（《许昌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王开元《边塞诗探源》（《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都不约而同地远溯至《诗经》。邓启华《绵绵烽火边关情——〈诗经〉边塞诗简论》（《思茅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更是直接冠名为“《诗经》边塞诗”。以上对于《诗经》作为边塞诗源头的追溯，同时也激发和推动了对《诗经》战争诗的研究。秦汉以降直至隋代的边塞诗史研究，按所论时段排序，依次为：雒海宁、许慧茹《南北朝及之前的边塞诗》（《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郑虹霓《双峰并峙，声气相求——初探建安诗歌对唐边塞诗的影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于海峰《南北朝边塞诗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樊荣《梁陈边塞诗试析》（《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李炳海《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高学德《隋代战争诗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等。以上论文的相互衔接，大致可以将唐前边塞诗史连接起来。

唐代边塞诗研究。对边塞诗的高峰——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是学界倾力所在。其中又以盛唐为轴心，然后向初唐和中晚唐拓展。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史”的连接，依次为：金涛声《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谈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边塞诗》（《广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童嘉新《试论初唐四杰的边塞诗》（《重庆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汪爱武《试论边塞诗在初唐的发展》（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吴逢箴《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雒海宁《“盛唐气象”与盛唐边塞诗》（《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朱安女《〈南诒德化碑〉和唐代天宝战争诗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姚皓华《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兰翠《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陈健《试论中唐边塞诗在唐宋边塞诗风演变中的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周建军《论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胡大浚《贯休的边塞诗作与晚唐边塞诗》（《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等。二是“论”的深化。从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的禹克坤《如何评价唐代边塞诗》（《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葛培岭《论晚唐边塞诗的萧飒风格》（《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蔡厚示《论唐代边塞词》（《中州学刊》1986年第4期），周小立《试论中唐边塞诗》（《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到出现于21世纪的一批硕博士论文，诸如黄小妹《中唐边塞诗简论》（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卓若望《中晚唐乐府题边塞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应晓琴《唐代边塞诗综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赵岩《论中唐乐府题边塞诗》（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王福栋《论唐代战争诗》（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彭飞《隋唐东北边塞诗研究》（吉林大学博生论文，2011年），蔡厚示《论唐代边塞词》（《中州学刊》1986年第4期），卢红军《唐宋边塞诗词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等，在史论结合的统筹和深化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其中蔡厚示《论唐代边塞词》，卢红军《唐宋边塞诗词的比较研究》从边塞诗延展于边塞词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唐后边塞诗研究。连接宋元明清的主要论著有：吴逢箴《论北宋边塞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吴彤英《宋代乐府题边塞诗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曾宪森《论元代少数民族边塞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赵宗福《明代青海边塞诗》（《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吕靖波《明代布衣文人的边塞之游与诗歌创作》（《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黄刚《论清代西域边塞诗之特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夏宁《康熙帝战争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等。其中吴彤英《宋代乐府题边塞诗研究》与吴逢箴《论北宋边塞词》分别侧重于宋代边塞诗、词研究，可以相互参看。阎、曾二文重点关注元代边塞诗新变的两个特征，即少数民族诗人的出现和抒情重点的转移。赵文以明军与蒙古王公贵族部队的西北战场——青海湖一带作为特定地域的视角对明代边塞诗进行了富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吕文从布衣文人的边塞之游与诗歌创作的独特视镜展现了明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侧面。黄文认为清朝又一次生机勃发，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有清近三百年，实可谓我国古代边塞诗之中兴时期，不仅诗作之多远轶唐代，诗歌质量也有了新的提高。

三是边塞诗文化意涵研究。此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学研究的推动密切相关，尤其是文化心理理论的运用，有力突破了原先单一的社会学主题思想分析方法，为边塞诗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意义重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与前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其一是多维度的横向拓展。将边塞诗研究的视野延伸到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使边塞诗的整体人文背景渐渐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诸如牟臣益《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胡大浚《唐代社会文化心理与唐代边塞诗》（《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炳海《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任文京《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毛德胜《唐代边塞诗的生死命题》（《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路云亭《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薛天纬《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应晓琴《北方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唐红《唐代西域边塞诗中的边愁与作者文化心理探微》（《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等，都鲜明的反映了这一变化。其二是深层次的纵向开掘。此与上文所述多维度的横向拓展形成紧密呼应，主要体现在对边塞诗深层意义的开掘与重释上，而且普遍体现了上下通观的历史感。徐晓敬《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人对战争的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唐人对战争的态度是：初唐人渴望从军边塞，盛唐人充满着勇赴疆场，视死如归的斗志，中唐人有着心念家园却不得不守边戍防的无奈，晚唐人有着反战的心理。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重点论述了时代精神，即进取精神、尚武精神和游侠精神对边塞诗人的影响。认为边塞诗的发展脉络体现了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心理变化，初盛唐边塞诗人的昂扬奋发，中晚唐边塞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反思，在边塞诗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反映，尤其是唐代边塞诗中曲闺怨诗形象地再现了闺妇的孤独生活和痛苦情感，以及她们对边塞战争的态度。任文京另一论文《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认为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四是边塞诗审美特征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向诗歌本体特征的研究。其中对边塞诗的美学批评更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一是边塞诗的总体美学特征研究。比如阎福玲《中国古代边塞诗的三重境界》（《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经历了由模拟到表现，又发展到再现的三种表现手法的嬗变，从而呈现出特点鲜明的三重艺术境界。边塞诗的三重境界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边塞诗创作的三种审美境界，而且标示出了中国古代边塞诗的发展演进的规律。其二是唐代边塞诗的美学特征研究。既有重在唐代边塞诗总体美学特征研究的，如杨子怡《高贵·崇高·感伤——试论唐代边塞诗审美情绪的嬗变》（《娄底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韩玉珠《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崔志勇《都道大漠塞垣事悲凉豪放各不同——谈谈唐代几种不同风格、主题的边塞诗》（《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艳军、朱富铭《谈唐代边塞诗中的意象群》（《唐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也有分别侧重于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美学特征研究的，如葛培岭《论初唐边塞诗的郁愤特色》（《中州学刊》1984年第6期），曹立波《盛唐文人的从军热与诗歌意象之开拓》（《北方论丛》1991第3期），佘正松《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略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倪培翔《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俊敏《论盛唐边塞诗的风骨美》（《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陈芒《试论中唐边塞诗风的审美嬗变》（《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葛培岭《论晚唐边塞诗的萧飒风格》（《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等，分别探讨了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段边塞诗的美学特征。其中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研究是重点所在。其三是边塞诗人个体及诗作的美学特征研究。诸如王志清《王维边塞诗：雄悍逸放的人格塑型——兼论所受鲍照诗的影响》（《晋阳学刊》1994年第2期），李岩《岑参边塞诗的阳刚之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杨光祖《从王昌龄西北边塞诗看“盛唐之音”》（《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4期），吕庆端《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等，都侧重于或涉及边塞诗人个体及诗作的美学特征研究。

2.战争叙事研究。在有关古代军事或战争的叙事文学系统中，集中于史传与小说两种文体，也偶尔涉及戏剧。[※注]

一是史传的战争叙事研究。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史传战争叙事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左传》。颇有意味的是，早期如严国八《从邲之战看〈左传〉战争描写》（《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5年第1期）、《〈左传〉战争描写综论》（陕西师范大学1986年版）等多称之为战争描写，后逐步纳入叙事学研究的视野，形成战争文学叙事研究序列，主要有：倪天祥《试论〈左传〉战争篇章的结构艺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王庆民《宏大、精深、洗练、典雅——从〈晋楚城濮之战〉看〈左传〉的叙事特点》（《辽宁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陶运清《〈左传〉的叙事特色——以战争为中心的考察》（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韩再峰、黄儒敏《〈左传〉的战争叙事策略》（《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陈辽《〈左传〉的军事文学价值》（《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陈瑶《〈左传〉战争叙事与齐地尚勇风气》（《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等。彼此的不同点在于后者借鉴叙事学理论对《左传》战争文学进行叙事性解读与重构。比如韩再峰、黄儒敏《左传的战争叙事策略》从叙事学理论出发，选取情节、视角、人物等角度，探讨《左传》的战争叙事策略，探讨叙事策略所蕴含的道德评判倾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左传》以外，也有一些论文对《史记》战争叙事展开研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大小凡数百次战争，彼此虽详略不同，但大都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成为《史记》最精彩的笔墨之一。因此，战争描写、战争叙事，不仅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史记》对军事文学的重要贡献。早期的相关研究诸如陈辽《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艺谭》1982年第3期），徐传武《史记军事描写篇章的几个特点》（《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等文都侧重于《史记》战争描及其对古代军事文学的重要贡献，同样也是后来才逐步被纳入战争叙事研究的轨道，可以陈曦《游走于“崇儒”与“爱奇”之间——〈史记〉战争叙述探索》（《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丁万武、王俊杰《司马迁在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两文为代表，前文重点探讨了司马迁“崇儒”与“爱奇”之间的矛盾之于战争叙述的影响，后文专注于司马迁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认为《史记》通过写战争人物的死亡临界而使生命定格，战争人物最后的“亮相”变为永恒的雕塑屹立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其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和人性深刻的体悟与感慨。此外，王俊杰《〈史记〉战争文学研究》（《长江学术》2009年第4期）是一篇比较系统研究《史记》战争文学的论文，作者认为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非后代书生所能及。《史记》是形象生动的战争谋略教科书，是先秦两汉战争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已趋于成熟形态。

二是小说的战争叙事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是《三国演义》，重要论文有：任昭坤《〈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文化》（《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6期），梅显懋《〈左传〉战争描写对〈三国演义〉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刘贵华《从〈左传〉〈史记〉〈三国演义〉看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徐剑凌《〈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手法》（《攀枝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熊笃《论〈三国演义〉的军事战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周松英《〈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广西教育》2004年第18期），陈景云《从三大战役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等等。刘文认为古代军事文学源远流长，其中有三部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分别是《左传》、《史记》和《三国演义》。前二者是正史，而《三国演义》则吸收、融合了二者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的长处，将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的发展推向高峰。于是将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战争叙事和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小说战争叙事连为一体。

进入21世纪以来，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更为系统的历时性研究论著，比如陈颖《中国战争小说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高天《中西古典文献中的战争叙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陈著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战争小说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审美与文化相交融的研究。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流变论”着重对中国战争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分析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战争小说作品，探寻中国古今战争小说的发展继承关系。下篇“文化论”从文化学的视角观照中国战争小说，分别以中华民族的政治伦理观、英雄崇拜意识的演进、中国兵学文化等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小说与上述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塑造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高文立足于先秦中国（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约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古典文献中的战争叙事，解析叙事文本和叙事理论的文化背景，通过对战争书写下具体战争元素的文本分析，研究国家意识形成初期中国的战争形态，探寻其中蕴含的战争观念与文化取向，对照比较同时期古希腊的战争文化现象，了解、梳理并解释中国军事文化的某些征象。

跨学科研究既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与文化批评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推动文化批评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上文所论古代文学与诸多学科的学术连接，集中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心所在和发展趋势。然而，从文学本位立场出发，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同样需要直面学术限度或效度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始终坚守以文学为核心，为主导，否则就会由跨学科研究走向非文学研究。得失之间，学界对此不能不有所警醒和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