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虽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就得到兴起，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处于低谷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复苏并走向繁荣，同时也由此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多种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而推进的，大致可以分五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萌芽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是兴起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是低谷时期，改革开放后至1985年是复苏时期，自80年代中期以来是繁荣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由此产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萌芽。林纾、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沈祖芬等人，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的号召，“以译书为实业”，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在文学翻译中比较了中西文学，如林纾在翻译狄更斯《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时就与《红楼梦》进行了比较（《孝女耐儿传》卷首）。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屈子文学精神》（1906），以西方哲学、美学与悲剧理论来观照阐释中国文学。鲁迅《摩罗诗力说》（1907）从纵横两个维度探讨了中西文学范畴。

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比较文学由此而兴起。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得到了重要发展。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和中国》（1920），胡适《西游记考证》（1923），许地山《中国文学所受印度伊斯兰文学的影响》（1925），冰心《中西戏剧之比较》（1926），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1926），查士之《中日神话之比较》（1927），钟敬文《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1928），沈雁冰《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29），《〈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1930），《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1930），《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1931），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朱光潜《中西诗情趣上的比较》（1934），《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1934），霍世休《唐传奇与印度故事》（1934），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诗与真》（1935），《诗与真二集》（1936），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936），季羡林《〈儒林外史〉取材考》（1948），《柳宗元〈黔之驴〉取材考》（1948），钱钟书《谈艺录》（1948）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论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左”倾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研究总体上处于低谷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苏现当代文学的比较，并且有着较浓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其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很少，只有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范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1958），钱钟书《读〈拉奥孔〉》和《论通感》（1960）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整个文学研究都处于停滞状态，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入和拓展，比较文学研究开始走向复苏。1979年，钱钟书《管锥编》和《旧文四篇》、杨绛《春泥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研究开始进入复苏阶段。

自1980年至1985年，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重新走上了正轨。第一，比较文学课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1980年，赵毅衡提出《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读书》1980年第1期）。自此，许多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还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一批比较文学教材得到出版，先后有卢康华、孙景尧合著《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挺编《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惇等著《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教材得到出版。第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纷纷成立。1981年，北京大学首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此后，复旦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广西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则成立了研究室与教研室。第三，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1981年，北京大学创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通讯》；1982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出版刊物《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1983年，暨南大学出版刊物《文学比较研究通讯》，辽宁省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与资料》；1984年，广西大学创刊英文版刊物《文贝》，第一本公开发行的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创刊。第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在深圳大学成立。[※注]

伴随着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高涨，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潮水般地大量涌入，比较文学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由此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期。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注]收录比较文学论文篇目一万条，唐建清、詹悦兰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注]收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成果。这些数据表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空前盛况。

比较文学研究的兴盛繁荣，必然带动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开拓和深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文学研究也因借鉴比较文学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而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二 比较文学的启示与借鉴

比较文学的比较理念和方法论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以重要借鉴，虽然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多种多样，但就古代文学研究受其启示和借鉴而言，主要有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所谓渊源研究，就是从当下文学文本着手，探求外来影响的可能渊源，以揭示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文学关系史的一部分，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注]古代文学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和艺术形式等的外来源头进行考证和分析。如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故事源于北魏吉迦夜、昙曜所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有关称象的记载；人们心目中的神医华佗形象，又与佛经中所载神医耆域之事颇为相似。[※注]胡适《西游记考证》作出“大胆假设”，推测孙行者“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舶来品”；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则“小心求证”，指出《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原型来自《贤愚经》，“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原型出自义净译《根本记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流沙河收沙和尚为徒”故事源于《慈恩法师传》卷一。[※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对章回小说与弹词等文体的艺术形式的外来渊源进行了探讨：“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便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

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即是探究其在域外的命运与成就，或遭遇之影响以及接受的历史境况之研究。如果说渊源学研究的焦点在于放送者，那么影响研究则是把研究引向接受者。[※注]如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注]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力作，全书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在德国的翻译、改编与仿效，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该书还着力介绍评介了歌德受中国纯文学影响的情况，指出他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小说价值者，也是第一个深入中国文化精华者；他对中国戏剧也颇感兴趣，曾试图改编《赵氏孤儿》；他的诗作《中德季日即景》即受到中国抒情诗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中国精神贯注其中。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注]认为中国唐代诗歌很可能影响到了欧亚地区的诗歌形式，如欧洲十四行诗与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作者认为，李白的古风体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意大利十四行诗体规律，因此李白可以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四行”诗体裁的鼻祖。唐代的绝句体与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在形式内容上也有相似处。因此，唐代诗歌可能对欧亚诗歌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西亚、中东、阿拉伯地区而传入欧洲（自然包括了波斯）。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实质上都是探讨中外文学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不过渊源研究探讨的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影响研究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两者只是施受关系的不同。平行研究则不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施受关系，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或者是兼而有之。因此，平行研究是对研究对象之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形式、创作思维、审美内涵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异同解读和比较，表面看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拉郎配”，实际上是在这种“拉郎配”的表象下寻找内在的异同本质，探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共通性及异质性。如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注]把中国作家马中锡、康海、王九思的作品中的忘恩负义的狼形象，与欧洲列娜狐故事中的“蛇”、高丽故事中的“虎”、西伯利亚故事中的“蛇”作了对比，在忘恩负义的同一主题下对不同的艺术表达进行了探讨，是同中探异。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以“艺术手腕”、“宇宙意识”为中心，指出李白和歌德的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的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呈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常常展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注]这是异中探同。当然，由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同关系错综复杂，平行研究实质上就是无规律的表象下寻找有规律的本质。

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与运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使古代文学研究得到了纵深的拓展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就是方法论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从新中国成立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改革开放后的美学研究、“新方法”热、文化研究等多元化取向，把古代文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比较研究方法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其次，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视阈内得到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引入，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可以探讨其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和影响，又可以比较其与外国文学的异同性，从而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下进行文学的横向比较与研究。最后，延伸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学术研究的意义，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化交流的潮流中。当今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具体承载体，其研究理应承担起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在比较研究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