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外来渊源进行探讨和研究，包括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及艺术形式等渊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渊源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印文学关系上，虽然如杨宪益在其《译余偶拾》中考证出不少中国古代文学的非印度渊源《幻异志》里的板桥三娘子故事源于希腊的《奥德修纪》（Odysseia）史诗第十卷里面巫女竭吉（Kirke）的故事，该故事又见于罗马阿蒲流（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作者认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显然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同来自非洲东岸，是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来的。当时有大食商人由板桥经过，为行路人述说故事，所以故事在板桥传流下来。再如《中国的扫灰娘故事》则考证出《酉阳杂俎·支诺皋》里的扫灰娘来自西方，由南海传入中国（《译余偶拾》，第70页）。">[※注]，但“在过去上千年中唯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注]。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由陈寅恪等人开其端绪，季羡林等学者继承并深入，此后有不少研究者加盟其中。研究内容包括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前者是从史的纵向或作品的横向上进行渊源探讨，还包括佛教和佛典文学渊源探讨；后者重点探讨了《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和印度《罗摩衍那》的中国影响。总体上看，20世纪80—90年代初期是渊源研究的高潮期，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有些落寞。

一 中国文学印度渊源的整体研究

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注]从史的纵向上探讨了历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渊源典型。如屈原的著作里就有印度寓言和神话，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传说虽然在中国由来久远，但是季羡林认为这种说法极可能是来自印度；三国时代，“曹冲称象”的事故也源自印度；六朝时代的鬼神志怪里有不少的印度成分，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连中国的阎王爷也是印度来的舶来品，而《宣验记》里的鹦鹉灭火故事，更明显地抄自翻译过来的印度佛经；唐代《古镜记》以一个主要故事作骨干并穿插许多小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对来自印度古代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模仿；元代曲剧中也有印度的影响；明代《西游记》的渊源应该就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哈奴曼，等等。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注]按年代顺序编撰，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宋金辽元、明清、近代现代、民族民间共分六大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心，并以广博的文献、宏富的资料，论述中国文学的印度的渊源。

郁龙余《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注]从横向上重点论述了印度文学对我国汉族文学在体裁、题材、形象、语言诸方面的影响，同时还评介了藏族、蒙族、傣族等三个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文学接受印度文学影响的不同情况，并分析其原因。郁龙余等人所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注]一书以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五卷书》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心，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印度渊源，该书多引用前人研究成果，讨论较为全面。

佛教和佛典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渊源，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苏渊雷《论汉唐佛学及其对于古典哲学与文学影响》（《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敏泽《论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学输入对于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钱钟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朱维之《禅与诗人的宗教——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比较文学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阳春《印度佛经故事与中国古典文学》（《衡阳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周密《印度文学与唐代传奇——立足于佛典影响的管窥》（《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欧宗启《印度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建构》（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是这类研究的重要论著。如钱钟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一文指出印度佛教的佛理渗入东晋以来的诗歌创作，志怪小说的渊源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印度的故事，而文论中神韵说等理论源自印度佛教的顿悟说与言语道断说，境界说则源自佛经的《大毗婆沙论》等书。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一书论述了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故事与志怪小说、玄佛并起与山水诗的兴起的关系。

二 《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

《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自胡适、陈寅恪等学者提出和初步探讨后，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分析。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注]一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列举了更多的例子，如《西游记》里的东海龙王与孙悟空的相斗故事与萧齐时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高僧末阐提同恶龙斗法的故事相近；而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九僧魔斗法的故事，在《西游记》里俯拾皆是；《西游记》中孙猴子大闹天宫时同杨二郎斗法的故事，与失译人《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中的故事细节都一样；《西游记》第九十九回通天河里老鼋渡河的故事，与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五、《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一的故事极为相近。因此，季羡林认为《西游记》吸收了不少印度故事。曹仕邦《〈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三探》[※注]一文也考证了《西游记》中一些故事情节的印度渊源。

除了从故事情节上来考察《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外，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更是研究的焦点。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张强和周业菊《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徐奋奋《孙悟空原型研究综述》（《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1期）三文对这一焦点作了综述研究。有关孙悟空的渊源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进口说”，认为孙悟空本自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或那罗（Nala），还有就是佛教中的“听经猴”的形象。早期以胡适、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等学者为代表，后来季羡林一直持此说，如《〈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此后，顾子欣《孙悟空与印度史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朱采荻《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陈邵群、连文光《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暨南学报》1986年第1期）等都持此说。

二是“国货说”，认为孙悟空产生于中国自身古老的神话传说系统。鲁迅首先否定孙悟空形象源自印度，新中国成立后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也否定了《西游记》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我们祖先从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孙悟空虽然和《罗摩延书》里的大颔猴王哈奴曼有些相似之处，但决不能说他是印度猴子的化身，我们的猴子自有他的长成的历史”[※注]。刘毓忱《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作品和争鸣》1981年第5期）和《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萧相恺《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龚维英《孙悟空与夏启》（《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石霏《大禹神话与孙悟空形象》（《寻根》2005年第4期）等都持此说。

三是“中外混血说”，即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结合中印两国神话及宗教中的相关元素创造出来的形象，它并非单纯地来自中国或印度。蔡国梁《孙悟空的血统》（《学林漫录》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赵国华《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和《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巴人《印度神话对〈西游记〉的影响》（《晋阳学刊》1984年第3期）等论文持此观点。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论述最为全面，此文详细考索了前人提到各种孙悟空的渊源，指出：“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并不像许多专家说的那样和哈奴曼毫无关系，也不是说这个独特的典型全然是抄袭的舶来品。一个伟大的文化即令是在心情吸收移植其他文化的因素之时，也会显示出其强大的鉴别力、消化力和改造作用。……孙悟空身上果然有哈奴曼色彩、但这色彩已被融化、改变、调谐，重新焕发出绚丽和辉煌。”

三 《罗摩衍那》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印度的《罗摩衍那》作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不仅表现在《西游记》中，也表现在其他的文学中。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1984）一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包括傣、藏、蒙和新疆的古和阗文、吐火罗文等，有关《罗摩衍那》的记述和踪迹。降边嘉措《〈罗摩衍那〉在中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索代《〈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王传〉》（《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星金成《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和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瓦其尔《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蒙古民间文学》（《民间文学》1985年第3期），史习成《印度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傅光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李沅《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马坚〉和傣族的〈拉嘎西贺〉》（《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栾文华《〈罗摩衍那〉和〈拉玛坚〉》（《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等，分别论述了《罗摩衍那》对我国的藏族、蒙族、傣族文学影响的轨迹。

此外，还有刘守华《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萧兵《“凤凰涅槃”故事的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等论文。郁龙余所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两书分别辑录了80年代中期前后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则辑录了他自己一些相关研究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