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勃兴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位回归，是对当时学术研究日趋严重的诸多困境与困惑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之所以产生这些困境与困惑，既与学术本身有关，也有非学术的缘由。从学术本身来看，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新方法热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开创了崭新的研究格局。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传播与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某种新的理论与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以当时思想界与文论界的新型话语清理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扬弃了非此即彼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使古代文学研究终于由单一的社会—政治批评走向多元化的文学—文化批评。然而另一方面，也由此逐步积累了两大问题: 一是理论话语的西化，二是文化批评的泛化。从非学术的因由探究，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而导致人文精神的退化，这是较之理论话语西化与文化批评泛化重要得多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能否坚守学术研究精神根基的关键问题。

一 人文精神的退化

人文精神的退化是商品经济高涨初期的必然结果，而且几乎呈剪刀差趋势而越演越烈。1993 年，王晓明等人在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注]的笔谈中即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文学的商品化。主持人王晓明这样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我过去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明白了，这是个错觉。即使在文学最有“轰动效应”的那些时候，公众真正关注的也并非文学，而是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可惜我们被那些“轰动”迷住了眼，直到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经对文学失去兴趣了。

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

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

在王晓明看来，正是“这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从而引发了“文学的危机”，而“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所以是“一个触目的标志”。王晓明特别强调了“普遍下降”、“持续恶化”，以及以“旷野上的废墟”作为座谈会记录的标题，都旨在凸显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从历史角度看，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既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学术发展的巨大意义不容置疑，但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以及对于社会转型的不同思考与批判也同样不可避免。从80年代起，关于市场化与文学发展的讨论与争鸣一直在持续。至1993 年王晓明等人发起“人文精神”讨论后，进而成为全国学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所聚焦的首先是文学的危机，即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危机，同时也是人文精神的危机，但进而言之，则是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中精神萎缩的直接反映，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危机。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人（知识分子）作为“四民”之首，一般处于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与责任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士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的这种价值定位和责任期许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半叶，“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虽有从中心到边缘的颠倒错乱，但经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重返中心地位，并再次得到社会的确认与尊重。然而，随着90年代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知识分子被快速和无情地边缘化，其勃发于80年代的参与社会的激情与热潮迅速退却。在《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对话中，许纪霖首先描述了近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前后两次自我反思的心路历程：“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刚刚从社会的边缘重返中心的知识分子们在一场‘文化热’中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救国救心的使命。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经过一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国开始了急速的社会世俗化过程，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刚刚确立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被俗世无情地颠覆、嘲弄。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令知识分子自己也惶惑起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又恰恰是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注]蔡翔认为：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导引并启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的确，某种思想运动如果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实践，那么它的现世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可是，一旦它转化成某种粗鄙化的社会实践，我们面对的就是一颗苦涩的果实。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和个人的浪漫想象在现实的境遇中面目全非。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注]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艰难地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群体分化与精神裂变的痛苦。陶东风从城市消费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

中国城市消费主义的出现有特殊的社会原因，简单说就是肇始于80 年代末、随后逐渐强化的中国知识界与老百姓政治热情的冷漠、消费热情的高涨。在20世纪80 年代，以启蒙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带有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到90 年代，中国的文化—审美风尚出现了由启蒙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换，人们往往会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寻求现实生活的感性满足。在这种转型中，知识分子中的“新型媒介人”既是生活方式的追求者也是其打造者，他们往往通过制造时尚或消费偶像来引导日常生活。笔者认为，90 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是从广场回到书斋，而是从广场回到市场和身体（ 以及以身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钱袋和身体，身体成了消费的主体也成了消费的对象。这样一种对身体的极度的、甚至变态的迷恋，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与之相伴的是政治热情的退却。今天的公共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图像与话语，美容院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呵护、打造、形塑自己的身体。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一个糟糕的状况: 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身体、生活方式。这很有点滑稽与悲哀。[※注]

如果说基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是导致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客观原因，那么，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仅仅是导致其自身人文精神退化的部分原因，并非全部，因为未能坚守，才选择了退却；一旦失去了精神根基，就会出现这样“很有点滑稽与悲哀”的局面。

二 理论话语的西化

进入新时期以后，伴随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的转型进程，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理论、多元范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语境。在此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步进行着对过去单一化研究体系的解构与重构，逐步丰富和完善着自身的知识谱系建设。经历转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传统知人论世的传记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乃至政治学批评拓展至美学、心理学、文化学、宗教学、哲学、人类学等新的视野和领域，扩大了古代文学的阐释空间，形成了诸如美学研究、新方法论、文化研究等一系列新的学术范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用于解构的还是用于建构的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由西方引入的，由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反思和批评。至1995年,大致与“人文精神”讨论相衔接，终于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文论“失语”的讨论与争鸣，进一步将此问题凸显为全国学界所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注]

1995年，曹顺庆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发表于此年《东方丛刊》第3期。此文的关切核心与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 21世纪将是中西方文化多元对话的世纪，然而中国文论话语近代以来却“全盘西化”，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 曹顺庆指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 表达、沟通（交流） 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曹顺庆又发表了系列论文，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注]中进一步强调了当今文论失语症的严重性，认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期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论界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

也许曹顺庆采取了一种比较激进的话语方式以凸显当今文论失语症的普遍性、严重性与危害性，所以由此引发的争鸣在所难免。然而就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进程与趋势而论，尤其是在“新方法热”的刺激与启发下，除了极少数学者仍坚持传统研究思路与方法外，绝大多数学者都开始采用新理论新观念进行研究，一时间，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美学、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知识考古学、女性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叙事学、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类形式主义批评，无不在文学研究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一显身手，的确激发了文学研究的空前活力，但同时却未能更好地完成本土文学理论的建构。对于其中的得失，需要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加以把握和分析。

同样，即便在相对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曾成为各类美学家、思想家、新潮方法论专家、文学史家都来一试牛刀的实验室和竞技场。在各种新方法“你未唱罢我登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食洋不化”的现象，简化甚至肢解丰富的古代文学实际而迎合某种外来的理论框架，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甚至是“从事先设定的某种框框出发，然后从古代作品中找一些东西来印证”[※注]。对此，来自古代文学界本身的质疑和批评时而激烈，时而平和，但一直在延续之中。王筱芸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之我见》一文中发出这样的质问和反思：“这些当年我们借助来用以清理、解构旧的僵化的研究模式的西方批评话语，它们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象？对它们的接纳与应用，究竟是一种策略、一种视阈的补充和启发，还是盲目地按照东方语码重组西方中心话语，陷入挪用西方话语而最终难以超越的学术处境？假如它是一种策略，一种视阈的启发和补充，它们将如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象进行对接？”[※注]郭英德则将诸多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斥为“伪理论形态”：盲目地进口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生搬硬套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中，伪饰出种种莫测高深的“理论”和百试不爽的“方法”，或者陶醉于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证，为西方的某种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或哲学理论作注解，从而证明这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满足于以西方某种理论为工具，来剖析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削足适履或伤筋动骨，也置若罔闻，视若无睹；或者醉心于把西方某种理论作为望远镜或显微镜，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藏中寻找契合于这种理论的残瓦碎片，从而说明这种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注]。陈厚诚等在批评英美新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时也说：“英美新批评派的批评实践大抵是以其张力诗学、反讽理论之属细读某一特定的单篇作品，但这套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却大多表现为以某一理论概念为纲同时评论多个作品。也就是说，持新批评工具的中国批评家大多是以理论为本的，让作品就理论，而不是以作品为中心，让理论就作品。”[※注]这虽然是针对英美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而言的，但其他西方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践情况也有类似现象。当代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依附与盲从，不管哪一种倾向，实际上都是甘愿以源远流长、绚烂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实绩为某种外来的西方理论做嫁衣，在有意无意中漠视甚至无视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文体形式、语义内涵、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

张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运用》[※注]中从学术史的视角提出了这样一个不无争议的学术判断：“回顾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在不经意中建构起了一个以西方话语（西方理论）为中心的批评框架。”当然，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之所以形成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并非某个人或某类人的刻意而为，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其一，国人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本身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摧毁阻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文化，人文知识分子用西方的言说方式来批判封建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其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需要清算和否定已有的研究秩序，其批判的武器只能是西方现成的人文理论，即用西化的言说方式进行人文学科研究是人文工作者的必然选择；其三，西方人文理论从话语边缘走向中心贯穿于20世纪国人对人文科学研究的始终，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对西方人文理论构成了批判的势态，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西方三大批评理论中的一种，作为认同西方人文理论的中介，人们选择西方的言说方式是因为有社会学的批评方式作为话语的言说基础。[※注]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时期采用西方的言说方式虽然情有可原甚至是必由之路，却终究是以丧失中国古代文学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价值体系为代价的。

三 文化批评的泛化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西化固然让学者忧虑重重，而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批评现象同样令人不安。在各类新方法中，文化学研究可以说后来居上一枝独秀，再加上自80年代开始，“文化热”席卷中华大地，而古典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积淀最丰厚的一个领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学家们分析的重点和中心，一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类似“××中的××文化”或“××与××文化”等论题成为最时尚的话语和研究前沿。不可否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曾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催生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罗宗强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辩思录》等，都是从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方面来展开古代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其观点之新颖，材料之扎实，论证之充分，迄今都是后来者在论及相关问题时称引的典范和“绕不过的存在”，同时这一实绩也昭示着文化学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巨大可能与广阔前景。然而物极必反，文化学研究的热潮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过犹不及的弊端。一方面，随着文化学各种理论引进高潮的回落，机械盲目、生搬硬套西方话语的隐患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一些研究者既缺乏对西方理论的深入了解，又未能把西方理论与古典文学进行有效的结合，更有甚者，个别学者本身的国学素养就相对缺乏，谈论问题信口开河，观点貌似新颖而立论空疏，标新立异之意大于推陈出新之心。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过度关注古代文学的文化内涵，甚至将文学作品仅仅视为某种文化的载体，而忽视了文学首先是语言与文字的审美化、情感化、意象化组合，使得古典文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变相为古代文化研究。而在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大框架下，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所谓的宏观把握、整体观照、理论升华，以抽象的理论去概括丰富多变、面貌各异的文学现象，结果造成一大批观点正确、逻辑清楚却内容空洞、论述粗疏的文章。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时代的文学现象总是与特定的语言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乃至种族文化密切相关，对文学的研究本来就不能完全脱离文化的视野与维度。而且在比较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单一精英文化视野所造成的选择单向性，往往使得文学研究仅仅成为少数人审美体验的一种证明，而忽视了更广泛、更深厚的民间传统的广阔沃野，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恰好构成对这一偏颇的纠正与补充。虽然从文化角度来论述文学应该算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古老的一种方式，如孔子对《诗经》“思无邪”的性质认定和价值要求、对风雅颂的体格分类等，实际上都体现了批评主体对特定时代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乃至民俗文化等的看法，然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学研究则是始自西方，它给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强烈而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它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视野、方法，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疆界，使古老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异常广阔的前景；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本身界限的模糊性与延展性，它又可能使得古代文学研究逐渐离开文学本身，渐行渐远，迷失在新开辟的无限领地之中，而有意无意遮蔽了文学的主体地位。因而，如何保证形形色色的文化学研究最终回归于文学的原点上，如何保证古代文学研究经历了种种新方法的垦拓之后依然坚守文学的阵地，就成为困扰9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症结。

穷则变，变则通，当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批评已经泛滥到“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注]的时候，对泛文化批评的冷静审视与理智批评就“应劫而生”了。回顾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进展，很多学者都承认，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发生、发展，以及成就和失误的过程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将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寻二者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揭示古典文学的文化内蕴和本质，由此从文化深层上认识和把握古典文学的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嬗变的规律”。[※注]大家实际上都肯定这样一个前提，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应置之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抓住其古典性文化特征，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梳理并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与当时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宗教情绪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便全面真实地揭示中国古典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生存状态和发展规律”。[※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批评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唯一，也不意味着文化批评将一统古代文学研究之天下。且不论学者们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在运用文化批评的具体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即便单纯以方法论本身而言，文化学研究也并非万能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化史方法的长处在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面貌作出因果解释，当这种解释同时揭示了特定对象的审美特征及其人文内涵时，文化史方法的潜力就被充分发挥出来了。至于对文学作品和现象的评价，则是这种方法力所不及的。[※注]如果一味以文化学批评的眼光来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难免造成“文学研究中的非文学化倾向”[※注]，以至于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工具和手段。

正如英国学者E.F.舒马赫所言，“每门学科都是在它的专属范围内有益，一旦越过这个范围就成为有害的，甚至起破坏作用”[※注]，也正所谓“过犹不及”，文化学批评在带给古代文学研究新理念、新视野的同时，也使古代文学研究逐渐丧失了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陷入了为人做嫁衣的尴尬与迷失之中，因而如何区分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与纯粹的文化研究，如何回归文学批评，立足于古代文学本身，揭橥与展示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人文内涵、审美特质与艺术魅力，成为90年代以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反思的问题与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