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1993年、持续至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直接回应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人文精神”退化和失落的一次精神重建，是塑铸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想潮流竞相登场、彼此对话、相互交锋的多元格局中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当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1993 年第 6 期所载《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中率先发出“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呼喊之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和规模引起了广大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就此拉开了持续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论争的帷幕。一时之间，以《读书》、《上海文学》、《作家报》、《东方》、《文艺争鸣》等杂志期刊为阵地，以现当代文学批评者、研究者、作家为核心的人文社科界学者纷纷参与到这场后来被命名为“人文精神讨论”的论争之中，并波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各个学术领域。至1996年，随着王晓明选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和丁东选编的《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在京、沪两地的同时出版，这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自发的讨论基本宣告结束。然而对于人文精神的追寻并没有因为讨论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持续地对90年代以及之后的整个思想界、文化界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回顾和评价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似有必要简略辨析一下1993 年促发“人文精神”讨论兴起的特定“语境”与“语义”。正如陶东风所指出的，“要想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语境化，1993 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1993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更快速度发展的一年（其直接动力是1992年年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转型加深加剧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年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等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等文化领域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倾向。以为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原因。这一语境的锚定启示我们：‘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的出场，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纯自律的结果，不能只在思想史、学术史的范式内部加以解释；毋宁说它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等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是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文化现实时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言说方式的一次努力”[※注]。关于“语义”问题，陶东风则作了这样的辨析：

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比，中国的“人文精神”因其完全相反的出场语境而有了完全不同的批判对象与价值诉求：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与宗教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堂”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俗化，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以上的语境分析中可以总结出这样两点：（1）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做了对立的两极。（2）寻找“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判话语，一方面是针对着被认为由世俗化、市场化引发的所谓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价值失落（这种批判尤其集中在文化的市场化与部分作家的写作活动的市场化）而出场的；但另一方面，从深层的利益驱动上说，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处境的焦虑、不满与抗争。[※注]

人文精神讨论虽然肇端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直指当代文学创作，但因其问题的敏感性与普泛性，却迅速扩展到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科界，极大地影响和促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与探寻。实际上，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古代文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问题，如吴调公的《关于〈文心雕龙〉弘扬人文精神的思考》（《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提出《文心雕龙》并不只是研究文学现象中的具体问题，而是处处表示作者对“人文”的看法，旨在强调、发扬人类的性灵，刘勰对文学、文章的研究是服务于这个中心目标的，刘勰以“望今”、“参古”的慧眼，融会了魏晋以来广为流行的儒、道、玄的思潮以及佛家的“因明学”，为民族思维开拓了科学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道路；再如胡晓明的《论中国怀乡诗的人文精神》（《文史哲》1990年第4期）提出中国怀乡诗凝聚着中国文化的特性，抒发了中国诗人共通的文化情怀，深具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和平安静的生活向往、家国通一的志士情怀、温馨淳美的人伦情味。也有学者使用了“人文主义精神”一词，如童凤畅的《略论古代诗歌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提出中国古代诗歌始终处在儒家思想文化的规范之中，并沿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脉络发展。儒家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诗人把人生忧郁和政治愤懑融于诗歌的内容中，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高洁、深沉、热烈又充满博爱精神的优良传统。这些早期的研究都说明了古代文学研究界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前瞻意识。

随着“人文精神讨论”的热烈展开，这场讨论本身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尤其当讨论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学者开始意识到作为讨论核心的“人文精神”一词，其界定极其模糊，其内涵极其含混，其外延又似无比广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从未拥有过人文精神，“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注]于是很多学者开始追问究竟“何谓‘人文精神’”[※注]，并试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溯人文精神的历史资源、话语形成及建立方式。除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外，很多学者都承认，“回顾中国历史中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轨迹”[※注]。这不仅引起了现当代文学学者、文化学者的思考，更对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即使“人文精神讨论”已经尘埃落定，但有关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思索却更加深入。一方面，一些学者宏观梳理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化背景，对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因素作更具体细致的分析。如唐先田等提出，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这几点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民生关怀；尊重自然规律、顺应宇宙秩序，追求“相看两不厌”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自古驱民在诚信”的执政理念和“言必信、行必果”的君子之德；以及一元主体、多元格局的大一统观和中央政权处理周边关系的羁縻方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人公意识和“一生报国有万死”的献身精神；“王道荡荡、不偏不废”的社会公正和“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自我警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进退原则和“不食嗟来之食”的道德底线；“人非圣贤，孰能无惑”、“学然后知不足”等对后天教育的强调以及“尊师重教”的伦理规范；“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的义利观和“舍生以取义，杀身以成仁”的生死观，等等。[※注]另一方面，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内部，对两千年古典文学所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内涵的挖掘也越来越深细，既有对古典文学之中的人文精神的整体观照[※注]，也有针对不同体式或文类而作的探讨，如中国古典诗（山水诗、田园诗等）、词、戏剧等[※注]；也有对某一文学现象或文学理论而作的研究，如唐宋古文运动、迁谪文学、性灵论等[※注]；也有对断代分体文学而作的思考，如汉赋、宋词、晚明小品、清代诗歌等[※注]；当然，最多的还是对古代文学中那些经典性、代表性的专人专著所作的专题探讨，如《诗经》、《论语》、《左传》、《孟子》、《庄子》、屈原、《史记》、古诗十九首、《世说新语》、陶渊明、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张籍、李商隐、李贺、杜牧、贾岛、柳永、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关汉卿、刘基、《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李渔、《长生殿》、《聊斋志异》、赵翼等，[※注]对其中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神，均有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研究，一时之间，“××中的人文精神”这样的标题举目可见。就已有的成果而言，并不尽如人意，正如王晓明评价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一样，它“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注]。很明显，在对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进行探讨时，由于不同学者对于“人文精神”一词的界定与认识不同，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提炼与归纳也有所不同，如有的学者提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国古典文学的关注民生、天人合一和中和之美一直发射出人文精神的流光溢彩；[※注]也有的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人伦情怀体验、人性生命意识、人格精神魅力及人生价值追求等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内涵；[※注]还有的认为古典诗歌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博大深沉的生命意识与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强烈的忧患心理和浓郁的悲悯情怀、民胞物与的人生态度与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等方面。[※注]而且，在已有的各种论述中，难免有一些甚至多数失于浅显，往往泛泛而论，像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家国天下等类似词语随意套用，缺少对具体研究对象的独到的发掘与提炼，也缺少研究主体独特的理性体悟与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扩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疆域，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众声喧哗中，中国古典文学所蕴含的丰富而复杂的人文精神才逐渐得以呈现，虽然不免零乱，但毕竟是一种新的开端，它不仅意味着一种研究关注点的转变，也意味着古代文学将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化生活。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必须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必须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才是‘文学’，否则就是‘历史’，是‘文献’，是文学的‘材料’。”[※注]因而有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往停留在庸俗社会学、纯艺术论和文化背景等三个层面的浅表认识上，而其精髓则在于对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自然宇宙观作最高妙、最厚重、最含蓄的深层思考。因此，只有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才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进而真正提高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注]所论虽有过激之嫌，未免矫枉过正，但是警示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精准细密的考证，不仅仅是社会文化背景的寻绎，不仅仅是审美的艺术享受，还应该有着对研究对象人文精神内涵的揭橥、提炼与呈现。而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传承角度来说，一些身在高校等教育机构的研究者提出，当前的古代文学教育必须注重人文精神导向，将古代文学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爱国主义教育、新型社会主义伦理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与实践等紧密结合起来。[※注]可以说，追溯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探讨其人文精神的种种内涵及其价值，其目的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其合理内核进行价值重构，找到其与今天的现实接入点，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