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回首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因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这场持续二十多年、涉及古代文学研究各个方面的世纪反思中，包含的不仅是学者们对于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与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纪反思内在地包含了回顾与前瞻的双重聚焦。

一 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学者对数千年的传统文学有了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认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的研究成果。赵敏俐、杨树增指出在20世纪划时代的历史变革期里，古代文学研究紧跟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成功地完成了学术转型，把它由具有封建文化色彩的传统式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独立学科，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确立了研究对象，创造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规范，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创新几乎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如把《诗经》从传统“经”学中解放出来，从民俗学、文化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拓宽对于楚辞的研究，对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对唐诗、宋词研究的全方位展开，对戏曲、小说的空前重视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更是成就辉煌，“《诗经》学”、“楚辞学”的继续发展，对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等大文学家的研究，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尤其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自20世纪初由王国维撰写出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专著《红楼梦评论》、由胡适第一次考证出作者曹雪芹后，至今已发展为有《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辑刊》两个学术刊物、人大复印资料特辟专题《红楼梦研究》、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红楼梦学会”、有千百人参与的专门学问“红学”，把《红楼梦》研究推到了历史的高峰，足可以把它看做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还造就了一大批开创时代新学风的优秀学者，产生了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等学界泰斗，还有许多学术大师和前辈师长、同代学人，都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或大或小的成就。[※注]对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作系统、深入的梳理是一个庞大、艰巨的课题，不管是以学术会议的形式群策群力，还是以个人论著的形式次第展开，都必然需要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从世纪反思的实际情况来看，学者们的反思大致立足于以下四大基点：或着眼于整体格局的构成，或着眼于研究的现代转型，或着眼于分体文学研究的成就，或着眼于研究方法的嬗变与更替，下面分叙之。

1.整体格局。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临近世纪末，学者们不仅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纷纷展开研究回顾，也力图在总体上、全局上把握之，因而对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的评判就显得尤为重要，葛景春依据研究方法到研究观念的转型将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渐变期、突变期、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时间断限分别为20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初（1919—1949）、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1978）、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78—1999），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各阶段的研究状况，指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走了一个之字形的路，简单地说来就是从一元化格局到多元化格局，从多元化格局又走向一元化格局，又从一元化格局走向多元化格局。经历了一个由旧学到新学，由兴盛到衰微又重新繁荣昌盛的漫长道路。[※注]也有的学者从整体上对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如冯保善指出了四个方面：第一，古代文学研究走上现代化道路；第二，文学史学科从无到有的创建；第三，作家作品研究的丰硕成果；第四，古籍整理的实绩。[※注]孙琴安指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传统的正统文学受到挑战，而小说、戏剧、词曲等非正统的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地位迅速上升，出现了四个新的增长点，即戏剧、小说、词曲、文学史。[※注]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切实而中肯的，基本勾勒出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图景。

2.现代转型。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均面临着一个由古典型向近代型或现代型转向的问题，因而有学者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历程。有的立足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如郭英德、过常宝的《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依附性特征，使它在成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要比哲学和历史学更为艰难。20世纪前期的学者为了实现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变，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实用性、独立性和新的表达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数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畛域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确认，涵咏赏叹、训诂考据的传统研究方法削弱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再现历史现象的认知性要求凌驾于发掘文学精神的文化性要求之上，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注]再如王铁仙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回顾》[※注]，谢超凡的《现代性、相对性与民族性——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注]也都是从研究转型的角度来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

有的则立足于某一具体对象，尤以词学的发展为最，杨海明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就从这一角度梳理了20世纪词学理论与词学批评的进展，指出在20世纪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新变”过程中第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首推王国维，其词论一是突破了以政治功利主义论词的老框框，而改从更加广泛的“人生”和“人性”角度；二是标举“境界”之说，建立了一种重在探视词的艺术本体的批评标准，将词学批评推进到纯艺术的美学批评的新层次上；三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树立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并进而对词、曲、戏剧等通俗文体作出全新的评价。另一位在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新变”过程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是胡适，其功绩有三：一是以“活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词体，真正为词争得了“一代文学”的崇高地位；二是以文体演进论作为理论基础，第一次建立了具现代意识的词史观和词史框架；三是从提倡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的文学理念出发，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词学批评新标准。由此，词学研究完成了它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蜕变。[※注]此外，曹辛华的《词史的编撰与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陈水云与周云的《20世纪清词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以现代化进程为中心来梳理20世纪的词学研究的。[※注]

3.分体文学。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各体文学研究，因而在世纪反思中也以这一部分的成果最为厚重。在分体文学研究回顾中，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对某一文体的总体概述与反思，如蒋寅的《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胡明的《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赵义山的《二十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李昌集的《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彭家扬的《百年散文和赋研究略论》，宁俊红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文化审视》，许建平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刘海燕的《二十世纪古典小说研究的理性思考》，徐朔方、孙秋克的《二十世纪南戏与传奇研究回顾》，李玫的《百年戏曲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贺学君的《中国神话研究百年》[※注]等，都是全景式地回顾古代诗、词、曲、文、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神话等的百年研究历程，具有全局性，往往立意深远，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如蒋寅的《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将中国诗学自20世纪初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以来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主导下的诗歌史研究、80年代以来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诗学研究；并从中国诗学所包含的五个方面：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学比较等分别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述得者少，述失者多”，以批判性的眼光梳理了20世纪中国诗学的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诗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另一种思路则是取断代或文体或专题以及断代与文体或专题交叉的思路切入，断代文学研究回顾涉及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等，[※注]专题如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女性文学、诗词意象、文人社团流派、文学地域性、文人心态等，[※注]覆盖面非常广阔，下面以唐诗研究反思为例，简述断代与文体或专题相交叉的学术史理路。在唐诗研究反思中，有对一个世纪以来唐诗研究的总体回顾，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许总《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唐诗学史稿》等都是如此，陈伯海指出唐诗学的百年行程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界，划为前后两个段落，前段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唐诗学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后段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经历曲折变化并继续出新的时期，两个阶段之间有衔接，也有断裂，而贯通其间的主线依然是观念的更新。[※注]另外，有对不同分期唐诗的研究回顾，如唐诗分期问题及初、盛、中、晚唐诗研究等；[※注]有对唐诗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回顾，如李西林《唐诗与音乐繁荣问题研究现状述评》，王立增《唐代乐工歌伎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注]有对某一主题唐诗的研究回顾，涉及唐代的边塞诗、田园诗、宫（闺）怨诗、送（离）别诗、艳诗、咏侠诗、咏史怀古诗、商贾诗、游仙诗、西域诗等；[※注]有对唐诗风格及诗论问题的研究回顾；[※注]有从创作主体角度进行的唐诗研究的回顾，如唐代女性诗歌、诗僧文学的研究回顾等；[※注]有对著名唐诗研究家研究个性及成就的总结，如闻一多、陈寅恪、林庚、裴斐、卞孝萱、莫砺锋等；[※注]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对唐诗大家的研究回顾，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等；[※注]可以说，已经涉及了唐诗研究从外围到内部、从主体到对象、从风格到内容、从唐代诗人到当今唐诗学者等的方方面面。诸如其他断代诗歌研究的回顾还有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莫砺锋《关于近50年中国宋诗研究的几点思考》、钟祥《南唐诗研究述评》、查洪德《二十世纪元诗研究概说》、张仲谋《二十世纪清诗研究的历史回顾》等，[※注]大都从整体的、全局的视野回顾某一断代诗歌研究的历史，总结其成就与经验，但很多时候这种反思也是与专题研究回顾结合在一起的，或涉及诗歌的内容类型如玄言诗、宫体诗、隐逸诗、山水诗、田园诗、咏史诗、西域诗等，[※注]或涉及诗歌体式如六言诗、乐府诗、楚辞，[※注]或涉及诗歌流派如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茶陵诗派，[※注]或涉及诗学理论如唐宋诗之争、论诗诗、诗学名家名著、神韵、情景、意象及其他诗学问题等，[※注]或涉及诗歌大家如陶渊明、苏轼、黄庭坚等，[※注]从各个方面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而对其他文体如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研究的回顾虽未必如诗歌研究回顾那么细致、全面，但对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如名篇、名家、专题、类型、流派等均有涉及，此不赘述。

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既是工具，同时又带有时代性，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由于中西文化交融中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而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进行回顾与总结，如刘天振《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检讨》指出20世纪《水浒传》研究方法的递嬗演变走过了一个从多元拓展到一元独尊再到理性自觉、多元并驰的曲折历程，20世纪初《水浒传》曾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选作宣传革命的工具，虽对封建社会长期歧视小说的观念是一种反拨，但这种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却为60年代至70年代《水浒传》研究的政治化开了先河。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水浒传》研究方法中西并用、多元拓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水浒传》研究完成了向现代型的转型，逐步形成了以西方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传统考据学三种理论方法为主，兼有其他多种方法的研究格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水浒传》研究方法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主导地位。50年代初《水浒传》的研究方法还基本上延续了40年代的传统，例如文献考证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5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变成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并逐步排斥其他的理论方法。70年代末至90年代是《水浒传》研究方法从一元独尊到理性自觉、多元竞争的时期，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二十几年，《水浒传》研究从开始拨乱反正，到重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全方位地参照和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的合理内核，使《水浒传》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注]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回顾，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阶段性特征特别鲜明，其学术演进的意义也特别突出，不失为世纪反思的一个好视角，其他如戴云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张毅《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之变迁》，李灵年《老方法与新成果：近二十年古代小说研究方法散札》，郭英德、王丽娟《2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顾祖钊《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王群丽《唐代省试诗研究思路述评》，宁宗一《我对近年〈金瓶梅〉研究方法之反思》等文章均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进行的回顾与反思。[※注]

面向未来，回望历史，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和思考，因而需要“从宏观上阐述发生在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重大革命和发生在研究者头脑中的深刻思想变化的历史轨迹，指明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鲜明时代特征和它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并为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研究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借鉴”[※注]，换言之，世纪反思本身即包含了前瞻的内容，前瞻是回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

在回顾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提出了对于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或趋势的前瞻性设想或看法，或针对具体研究对象，如《诗经》、词、赋、小说等，[※注]或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情况，就其性质而言，除了一般所论及的外部条件的改善、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建设、学术规范的强化外，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的突破，即扩大研究领域与更新研究方法。

1.扩大研究领域。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较之传统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宽，但并不是说古代文学已被一网打尽，实际上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往往仅限于名家名著，对许多二三流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关注不够。以唐代诗人为例，《全唐诗》收唐代诗人2200余家，有研究价值的至少百人，而现在获得研究的唐代诗人不足30人。[※注]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明清小说研究中，关于《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七部名著的研究占了88.45%，而且几乎每两篇论文中，就有一篇是关于《红楼梦》的。[※注]这种研究现状说明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亟待扩大研究领域、吸纳更多研究对象：

一是继续强化作家群体研究（包括流派、社团等），群体研究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也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创作风貌。诸如山水派、边塞派、田园派、江西诗派、豪放派、婉约派、竟陵派、公安派、前后七子、桐城派等虽都已有专题研究，但还远远不够。即以清词而论，除去我们常提到的浙派、阳羡派、常州派之外，还有许多词派（如云间派、嘉善地区的柳洲词派、临桂派）、词人群（如毗陵词人群、广陵词人群、宛陵词人群、西泠十子、吴中七子、后吴中七子）均缺乏总体性的综合研究。

二是加深女性作家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清代之后异常繁荣，才女辈出，诗文集数以千计，但古代文学史提及的女作家充其量不超过10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清代江浙女作家群、近代南社女作家群、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作家群、女性翻译家群，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状态。[※注]

三是关注非主流文学研究。非主流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其内涵非常复杂，有古今不同语境中的非主流文学，有作家创作的非主流文学，有内容题材的非主流文学，有文体样式的非主流文学，有历史朝代的非主流文学等，主要指某一时代、某种文体、某一作家及某种题材内容中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或作品。非主流文学是整个古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主流文学相辅相成，互为影响，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之“全景”。但是，在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中非主流文学所占的份额太少，这一疏漏不应在21世纪继续延续。研究非主流文学对于全面把握古代文学之价值、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及弥合“话语文学史”与“文学实况史”之差距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注]

四是继续加强“缺段”研究的弥补。20世纪前80年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段文学的研究是不平衡的，新时期以来学者注意到了过去研究较为薄弱的“缺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北朝文学、辽金元文学、明清诗文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等，[※注]但与已有较成熟、深入研究的唐宋文学、先秦汉魏文学等相比，这些“缺段”研究仍显得较为薄弱，有待加强，如在词学研究中，金元词的研究著作直到最近才出现寥寥数本，且多通论性质，深入细致的研究尚未展开；明词研究依旧一片荒漠，只有几篇鸟瞰式的论文，差可谓荒漠中的几片绿洲；清词研究近来稍见升温，已出和将出的专著有十数部，但论词侧重于前清和中叶，论词学批评集中于晚清，实则“逮乎晚清，词家极盛”，词人和词作数量远迈唐宋元明任何一朝，亦抵清前期及其中叶的总和，且流派纷呈，佳作层出，更有细加测评的必要。除却义理及艺术批评，词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如词律学、词谱学、词韵学、词乐学等，有待突破的空白点更多，而从事这类研究的专业人员甚鲜。[※注]

2.更新研究方法。在有关前瞻的讨论中，理论、观念、方法的重要意义是学者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及学科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在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不仅要吸纳与借鉴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观念与方法，在理论上要有所突破，在方法上要有所创新，同时还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2001年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部分新闻出版单位“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就古代文学的理论建设、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献考评与理论思维的结合展开了热烈讨论。许逸民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发展的余地很大，用新的理论阐述古代文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文学的，特点是古代的，所以今后的研究中，史料考证不能抛弃，而文艺理论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注]具体说来，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应包含研究者素养、理论与文本的融合、学科视野三个层面：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者要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时代意识，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古代文学研究在充实其理论性的同时，要具备全球意识，用新的眼光去观照古代文学，结合世界先进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吸收国际上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完善自身，进而推动和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

其次，研究方法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实际上对文本的感悟与把握本身就带有理性的色彩，某种理论方法的运用必须要与生动鲜活的文学现象相融合，新方法的“他山之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研究文本上，而不能生搬硬套。而且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走向深入，必须将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与新方法参融结合，“既可延续考据的传统，又可在理论体系方面有所建树。既可做文学本体的微观探索，寻绎文学的内在规律，又可以文化的宏观视野审视作家与文本，研究文学与社会的血肉联系”[※注]，如张晶就提出训诂方法与西方阐释学、现象学、美学方法的结合，考据学和“原型批评”方法的结合。[※注]

最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交叉学科视野将成为21世纪古代文学的重要前提。戴伟华多次强调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他在《在新世纪应加强交叉学科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指出，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解决的，交叉学科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第一，由于学术视野的拓宽，研究者必然关注事物本质的整体性探讨，追求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不仅强调整体性研究，而且注重整体思想指导下的分类研究。因此，在交叉学科中研究古代文学，具有系统全面观望和局部深入研究的双重优势。第二，交叉学科研究有利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之间孰因孰果的问题，正是用史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方法解决的。因此，交叉研究不仅是工作思路，而且要通过交叉研究得出新颖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才是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第三，方法的尝试和工作规范的建立。为使交叉研究更具科学性，学者们应有意识地从事多学科方法和知识的结合研究，并且应当像自然科学倡导宽容试验失败那样，为社会学科营造适当进行实验研究的学术气氛。[※注]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在这个充满希望光芒的十年里，古代文学研究以更快的势头进一步深入发展着，许多年轻的研究者、新的研究成果小荷初露，已可想象其日后风姿。在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对这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回顾，掀起了一个21世纪十年研究反思的小高潮，从这些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世纪反思中对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设计大多数落到了实处，并在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汉魏六朝乐府研究，在以往研究的积淀上，研究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视野更加宏观、方法更加多元，在乐府歌辞的音乐类型、乐府歌辞的生态、文人拟乐府歌辞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注]而原先未得到学界充分重视、研究相对薄弱的明杂剧研究，则无论是研究方法、角度，还是研究成果，都出现了新的局面，不仅出现了戚世隽《明代杂剧研究》（2001），徐子方《明杂剧史》（2003）这样系统性的研究专著，而且单篇论文数量大增，研究对象涉及杂剧的文本内容、体制、创作等各个方面，研究方法与角度既有对以前的研究模式的继承延续，也有新的突破：如在比较中把握明杂剧，联系社会大背景对明杂剧进行研究，将明杂剧的研究从文本研究层面渗入到表演层面的研究，等等；[※注]再如宋代话本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话本小说的起源和家数研究、话本小说的篇目考证、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等方面，而近十年来学界开始尝试多角度——从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新的方向研究宋话本，并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宋话本这一文学样式的产生和兴盛进行深入探讨，宋话本走出了“宋元话本”及明清拟话本视阈而成为独立研究对象，宋话本的城市经济背景研究、宋话本与市民阶层的关系研究以及宋话本作为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和自身美学特征研究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注]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沐浴着21世纪的晨光，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第一个十年已逝，我们相信，在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第十个十年中，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的古代文学研究不仅能够更充分、更全面地汲取以往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也能够在新的世纪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面向未来的勇气，更紧密、更融通地与民族文化、时代精神相结合，开创出新的局面，谱写出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