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重史，学术之有史自先秦已滥觞，至宋朱熹《伊洛渊源录》而成熟，而“在科研工作中重视‘学术史’的清理和分析，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该问题‘学术史’全面透彻的把握上，是学术规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注]，也就是说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是学者从事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前提，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一基本规范。在世纪之交的古代文学研究反思热潮中，对以往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深入思考催生出了一大批具有学术史意味或意义的论著，笔者在前面“世纪反思的双重聚焦”、“世纪反思的三大理念”中所引用的诸多文章均属此类，实际上都具有学术史的意味，而笔者未加引述的则更多，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1—2000年十年间收入索引的综述类及学术史类论文就达600多篇。但就某一问题而作的单篇（或系列）反思性论文与有意识地建构学术史完整框架的专著毕竟在体例安排、思想深度、资料多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需要更明确的意识、更宏阔的视野、更渊博的学识、更理性的判断和更大胆的魄力，因此本节的古代文学学术史论著主要指专著而言，兼及个别重要论文。

现代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的书写始自新时期的“红学”，20世纪80年代，郭豫适率先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其初衷为“批判地总结《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经验教训”，认为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和古典文学，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可惜我们对这个课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注]；之后，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编撰延及其他领域，如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叙述了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马茂元“楚辞研究集成”六种中多数带有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的性质[※注]。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首次对源远流长的史记研究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将唐诗研究上升到理论化、学科化的高度，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以宏观专题的形式描述了杜甫诗歌的研究历史，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总结和评价了宋词研究的古代史与现代史。所有这些，都是体现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实绩的重要成果。不过从理论层面上看，虽然傅璇琮等学者已明确提出“对学科现状的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是学科本身趋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应当开展对研究的研究”，“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的研究史”，“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注]，但就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古代文学学术史基本处于初创阶段，仅有少数论文倡导学术史清理工作的意义并付诸实践，但大多数学者依然缺乏明确地对某一对象研究历史进行总结的自觉意识。直到90年代世纪反思热潮的兴起之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下面拟分别从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理论探讨、进程及成果两个层面，对世纪之交的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作一简要的梳理和总结。

一 古代文学研究史的理论探讨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纪反思的情绪日见浓厚，构成了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骤然升温的文化氛围和原动力，正如1988年傅璇琮所预言的：学术史的研究“过去是被人们忽视的，今后可能会提到日程上来”[※注]。90年代之后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从自发和半自觉状态走向真正的理性的自觉，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绩的学术史著作，而且突出体现在学界对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理论倡导与学理探讨上，涉及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对象、方法、学术范型等。

学术史的总结意味着该学科自我反思能力的增强，是学科走向成熟与进步的标志，20世纪末古代文学研究界对学术史的呼声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迫切需要总结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以及解决当前与未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困境与问题的双重焦虑。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更给关心它的发展的学者们留下许多问题和思考：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如何？它的根本性变革意义在哪里？它的研究中心是什么？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要点是什么？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主要的突出成绩是什么？它开创了哪些新领域？采用了哪些新的先进的科学方法？如何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体系？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向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注]这些关系到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只有进行系统的学术史的梳理才能得到解答。而进入新时期之后，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繁荣背后却又潜藏着危机，[※注]尤其是各种学术失范现象，如研究的低水平重复、新瓶装旧酒、缺少创见乃至抄袭等不良学风的流行，更是让有良知、有远见的古代文学学者忧心忡忡，因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呼吁还具有针砭现实、寻觅药方的良苦用心。正如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三位先生在具有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宣言书”性质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中指出的：“就古典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开展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克服近几年来颇为流行的各种不良学风，这对整个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注]

就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学术成果非常丰富而又芜杂。谭邦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认为学术史的研究至少要进行下列工作：首先，是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尽可能详尽地了解百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论著、古籍整理成果、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学术团体、学术机构、专门出版社等各种有关情况。其次，进入研究过程之后，可以以分类研究为主体，至少应有以下基本研究方向：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名家名著研究成果的个案研究，二是各种文体之研究成果的分类研究，三是风格流派及社团研究情况的整理研究，四是20世纪各种古代文学史著作的分别评析与比较研究，五是20世纪若干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及其学术个性的研究，六是港台及外籍华人学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学术特色和著名学者的研究，七是20世纪海外汉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及其学术特色和著名学者的研究。最后，在前两项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其中应该包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学术规范、学术方法的历史情况及其理论意义的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方法、西方现代各派文学研究方法的情况描述与比较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分期的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学术特色的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验、教训、规律的总结与反思，以及在反思的基础上展望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新学术的建设。[※注]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个工作量大，学术难度高然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顾名思义，古代文学学术史就是要对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作研究，也就是“研究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自古迄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它旨在描绘和评述历代文学研究家对古典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所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活动，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体现的思想和观念”[※注]。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和总体的界定，因为现实中很少有学者的才力能雄俊到将“自古迄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一网打尽，即使采取集体协作的形式，依然可能会存在着个体之间的观念相左、取舍各异、臧否不一等问题，更遑论立论高下、视野广狭、论述深浅乃至文笔文风的差异了。因而在学术史的实际撰述中，学者们大多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依据一定的研究理念，遵循一定的逻辑线索，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学术范式。董乃斌梳理了中国古代学术史撰写的传统，从学术范型的角度提出学术史的撰述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以“书”为主的学术史、以“人”为主的学术史和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所谓以“书”为主的学术史，即如历代《艺文志》、《经籍志》，带类序、提要、评议的目录书乃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书为纲”的学术史；所谓以“人”为主的学术史，即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以学术家（即以人）为单位和主体来排列和叙述的学术史；而以“问题”为主的即如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绪论”所言：“抓住每一个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相对集中的一些领域、方法和问题，作专题性的描绘和评述”，[※注]因而也可以称为专题性的学术史。就当前古代文学学术史论著的情况来看，以上三种范型大致都已具备：以“书”为主的学术史，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蒋见元、朱杰人《诗经要籍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中华书局2002年版），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等；以“人”为主的学术史，如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选取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吴梅、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郭绍虞、孙楷第、朱自清、郑振铎、游国恩、闻一多、俞平伯、夏承焘、吴世昌、王元化等17位学者加以研究，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选取了刘师培、黄侃、顾颉刚、朱东润、任中敏、罗根泽、周贻白、阿英、唐圭璋、刘大杰、钱钟书、林庚、程千帆、李长之、王瑶等15位学者（另有唐弢、冯沅君、姜亮夫、钟敬文、王季思、钱仲联等因故未收入）加以研究，通过这些学者的治学之路及成败得失来“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并且“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及研究领域的开拓”（“后记”）；董乃斌的《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也是选取郭绍虞、刘大杰、闻一多、吴世昌、傅璇琮等近世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论述其研究风格、方法及贡献等。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在当今的学术史撰述中最为普遍，除上述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外，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以《诗经》“经学研究的持续与衰变”到“文学研究的崛起与繁荣”的转变纵贯明代《诗经》学的发展历程，指出明代《诗经》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这个时代第一次用艺术心态面对这部圣人的经典，把它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自序”）；赵敏俐、杨树增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从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四个方面通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二 古代文学研究史的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学术史编纂的热情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四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涌现出诸多学术史著述，其数量难以确切统计，但总数无虑已有百部以上。如果说，80年代出现的学术史均为“单打独斗”，未成气候，可谓星星之火；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史的编纂成为学界迫切的愿望，因而一时之间既有个体学者的独力钻研，也出现了集体合作的项目，前者多见于专类史（包括专题、专人、专书）研究，如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曾枣庄《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忠明、吴波、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如曾枣庄《苏轼研究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苏轼研究史，不仅涉及苏轼创作的诗、词、文等文体，还延及苏轼的书、画乃至经学等；不仅对国内的苏轼研究进行了评述，还延及日、韩、欧、美等国的苏轼接受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填补了以往苏轼研究史的空白。[※注]陈维昭《红学通史》将1754年至2003年间中国大陆及海外《红楼梦》研究通史分为四编，力求在整个学术史背景上分析各种红学现象，重视对红学各分支和古今流变的全面考察，强调学术史的当代阐释性，而不是采取旁观式的描述，力图真正把握《红楼梦》研究史的内在律动。

集体合作项目则多见于通代学术史研究，如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前者从“先秦的文学阐释”叙述至“清后期的文学研究”，纵贯自孔子至刘师培、章炳麟、康有为、王国维，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是古典文学学科第一部综合性的研究史，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很有特色的学术史”[※注]，不仅选题具有开创性，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的自觉意识”，而且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性质有着准确、清醒的认识，并在论述中突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点。[※注]后者重点从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四个方面，通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始终坚持以学术为本位和坐标，理性地评判古代文学学术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探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和成果上取得的巨大进步。

进入21世纪后，团体合作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性、跨高校的合作研究课题频繁进行，因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整体性归纳的大型学术成果。代表性论著如吕薇芬、张燕瑾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陈友冰主编的四卷本《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吕薇芬、张燕瑾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共10卷12分册，其中古代文学（含近代文学）部分有8卷10分册，该丛书自项目规划到正式出版历时六年之久，“为了确保丛书的客观性、学术性、权威性，丛书主编及各卷主编、作者及全体编辑人员付出了数年艰苦的努力”（“出版说明”），其“客观性、学术性与权威性”从各卷主编就可略窥一斑：费振纲主编先秦两汉部分，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部分，杜晓勤主编隋唐五代部分，张毅主编宋代部分，李修生主编辽金元部分，邓绍基主编明代部分，段启明主编清代部分，裴效维主编近代部分，可以说主编均为该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包括周兴陆著《总论卷》，羊列荣著《诗歌卷》，曹辛华著《词学卷》，宁俊红著《散文卷》，黄霖与许建平著《小说卷》，陈维昭著《戏曲卷》，黄念然著《文论卷》，其中《总论卷》分20世纪上半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新时期以来三个阶段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研究进行了总体上的梳理，侧重文化影响下学术范式的演进，其余各卷均属分体学术史。黄霖在“总前言”中提出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编写的总原则：“从实际出发，博观在先，征实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有问题的意识；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研究，更致力于梳理研究大势的轨迹；不作资料长编，以期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史”，并分析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认识分歧而又非常重要的九对问题：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社会的需要；二、研究的基本理路：承续传统与面向开放；三、研究的课题选择：“热点”与“冷门”；四、研究的理论指导：“阶级论”与“人性论”；五、研究的基本方法：实证性与阐释性；六、研究对象的界定：杂文学与纯文学；七、研究的主要视点：文学性与社会性；八、研究的视阈覆盖：“专攻”与“通识”；九、研究的立场追求：“变”与“不变”；指出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本系列丛书一推出，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认为是一套开拓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既有理论深度又有个人见解的学术史丛书，也是一套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前瞻性的学术史力作。[※注]陈友冰主编的四卷本《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一卷先秦至六朝由刘运好编著，第二卷隋唐五代和第三卷宋辽金由陈友冰编著，第四卷元明清近代由吴微编著。全书对自1978年至20世纪末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行了梳理。

此外，还有陈平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开始陆续推出），已出版的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关的有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张宏生主编《古代女诗人研究》，王小盾主编《词曲研究》，吴国钦主编《元杂剧研究》，徐朔方主编《南戏与传奇研究》，吴承学主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夏晓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等，以“文存”而非“通史”的形式问世，其意在“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总序”）。又有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2005），由傅璇琮担任其中文学专辑的主编，包括齐裕焜、王子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叶长海《中国戏剧研究》，曹辛华《中国词学研究》，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等。又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2006年），文学卷中古代文学部分由费振刚、韩兆琦主编，包括易鑫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辩》，李修生《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辩》，陈曦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李修生《中国古代戏剧研究论辩》4种。[※注]

21世纪前十年以来，这些集体性、整合性、集束性的大型学术史成果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代学人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强烈意识与迫切愿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学界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学术史清理的巨大实绩，显示出古代文学学科进一步走向自觉、理性与成熟的良好发展势头。当然，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书写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撇开诸多具体问题不论，即在总体上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当代学术史的对象与书写者都共同生存于20世纪，古人所谓隔代编史，正是惧于身在庐山，迷于真相，而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显然还无法拥有足够遥远的距离来完全客观地审视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史。诚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学术史工作不能进行下去，即使粗陈梗概，即使不完全客观，也同样具有总结过去、启示未来的重要意义。更何况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理所当然应该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勇于自我剖析、自我审视、自我批评、自我纠正、自我更新，以宽广的胸襟、开放的姿态迈进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正如胡明所言：“研究20世纪的学术史是为21世纪的学术发展铺开一条新路，我们更应意识到,改造我们的学术的同时，也在重铸我们的精神。”[※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