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一般都重视自上古周秦至晚清的通代史书写，如林传甲（1904）、黄人（1905）、王梦曾（1914）、曾毅（1915）、谢无量（1918）等著的《中国文学史》都是如此；后来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3），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等则以晚清为文学史叙述起点，下至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初步萌发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构建；王哲甫《中国新文学史运动史》（1933），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等则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河。这样，中国文学史被初步分割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几个板块。但中国文学史真正被划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大板块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学科调整和分类的深化而完成。古代文学史自上古周秦到1840年鸦片战争止，现代文学史自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840年至1949年的中间部分称为近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领域后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封闭或半封闭研究状态，古代文学研究不涉及“下趋”的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研究也不了解“上溯”的古代文学，其结果是古代文学研究“缺乏现代意识、现代思维和现代方法，造成古代文学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和现代话语中无所适从”；现代文学研究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关系层面”，“过分强调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新质’，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文学史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史的传承特点”，使现代文学研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注]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章培恒于世纪之交提出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课题，要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局面，树立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溯源”观念，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发展历程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20世纪文学史”（1985）和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1988）观念下逐渐萌生的。“20世纪文学史”虽然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贯穿其中的内在理念却是“现代性”，是以“现代性”来沟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使20世纪文学成为一个整体。早在80年代初期，捷克学者米列娜编著《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为《剑桥中国近代史》写作的《文学潮流：现代性探索，1895—1927》就从“现代性”视角出发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提前到晚清。1988年陈平原出版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起止时间定于1902年至1927年；1989年陈平原又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后改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把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又由1902年向前推进到1897年。这些著作都是把现代文学向前推进到晚清时期，初步贯通了近代与现代文学的研究，但其立足还不在于古今文学的演变。

90年代，向前“溯源”到晚清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流行的做法，更有甚者向前“溯源”到晚明，如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1997）就是由下向上溯源到晚明。尽管把文学的现代性不断往前推进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客观上却进一步贯通了古代、近代与现代文学的研究。陈伯海说：“近四百年文学思潮的演进，尽管头绪纷繁，事象庞杂，总体上却构成了统一的流程，其实质便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注]因此90年代古今贯通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也成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较早的有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1991），该书把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从古代沿流而下一直写到当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该著作首次打通古今，对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做统一编排著述，并且涵盖了中华各民族和台、港、澳等地区的文学。[※注]又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齐裕焜、欧阳健主编“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包括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陈节《中国人情小说通史》（1998），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1998），游友基《中国社会小说通史》（1999），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2000）等都是贯通古今。这种贯通古今的文学史写法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

章培恒首次提出并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早在1999年，章培恒就撰文指出，把中国文学分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因而强调“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注]21世纪之初，章培恒明确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并且在他的倡导下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于2001年11月、2004年4月、2006年8月、2008年11月和2010年12月五次共同举办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会议。此后，会议论文集相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2002）、《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200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三编》（2010）。古今文学演变研究也由此成为21世纪新的学术生长点，并在学科建构、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也包括经教育部批准首次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以二级学科招生的硕士、博士点，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了重要突破。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术刊物开辟了相关专栏，组织学者开展专题研究，如《复旦学报》先是于2001—2002年由章培恒、陈思和作为主持人开辟了“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与古今文学演变密切相关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这些文章结集为《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于200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复旦学报》又开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实证研究”专栏，不定期发表相关研究文章。《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开辟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专栏，刊有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胡明《贯通古今，寻索真知》，黄曼君《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关爱和《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廖可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梅新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等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文章。《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又由梅新林作为主持人开辟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范式与方法”专题讨论，刊载梅新林《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演变研究》，陈广宏《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本土与西方维度》，陈文新和甘宏伟《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葛永海《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等研究文章。再到2011年，《河北学刊》又于第2期以黄霖为主持人，刊发黄霖《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梅新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几个关键问题的学理思考》，高玉《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李桂奎《“互文性”与中国古今小说演变中的文本仿拟》。这些专栏的开辟进一步促进了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发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几经修订，一直在致力于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以人性为中心线索贯穿全书，取得了“石破天惊”的效果；因“史”与“论”结合得还不够完美，又有了1998年版《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卷）；后因章培恒生病原因，直到2007年才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增订本“新著”贯穿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理念，“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不仅在近来新写的本书下卷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中努力贯彻这种意图，而且还力图显示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这些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对上、中二卷及下卷中原已写成的部分也相应有所修改。也正因此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注]

总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经20世纪80年代孕育，90年代萌生，至21世纪终于正式登场亮相，并因逐步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学研究方向与范式而令人瞩目。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注]，其中“文学卷”已将“2001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学科的延伸与拓展”列入30年中国文学研究大事记（古代文学领域共计9件），足见其在学科贯通与学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学术范式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关键词是“古今演变”，因此其研究的核心是“从‘古’观‘今’或从‘今’溯‘古’的内在关系的研究上，并非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而以整个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观念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上，从‘古’观‘今’”；“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上，以‘今’溯‘古’”；“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上，‘古’‘今’连通”；此外还有“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注]据此，古今文学演变的学术范式有以下几种：

1.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中“下趋”的文学现代流向意识，知道古代文学发展的流向所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由于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不仅与现代文学被分割成两个“断裂”的阵地，而且由于古代文学史所涉及的时间长，往往以朝代为界，其内部也被分割成为以朝代为时间段的文学史研究，不同朝代文学史之间也通常缺乏有效的学术沟通，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往往造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弊端。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演变研究则纠正了这种封闭的孤立的学术研究机制，使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不仅在其内部能够前后照应，而且更能树立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流向意识。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把文学史划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和近世文学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分为发轫期、拓展期和分化期，第三个阶段又分为萌生期、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这不仅使古代文学史内部有机的构成一体，探索了古代文学本身的嬗变规律，而且勾勒出了“从中国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历程”。[※注]陈文新、甘宏伟《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重点探讨了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关系，认为“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一是‘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二是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撰写；三是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四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2.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演变研究的对象虽然还是现代文学，但现代文学研究的“溯源”意识得到了强化，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史的传承特点，从而扭转了现代文学研究割裂古代而过分以西方文化和文学作为参照物而凸显其“现代性”和“新质”的片面性。黄曼君《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针对古今文学怎样贯通、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何以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问题，提出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当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倡导和探索多元化的学术路径，比如王洪岳《当代文学对传统文本或文类的戏仿》[※注]是就整体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如何“戏仿”传统文本或文类问题展开研究，提出“戏仿”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已经由一种创作方法转变成了一种创作原则。特别是现代派文学，更是将创作转向了对文本的戏仿。当代文学创作不单对经典小说，而且试图对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经典文本、文体或文类进行戏仿，戏仿成为一种颇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审美类型甚或美学创作原则。洪本健《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看我国古代散文的现代影响》[※注]则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的个案研究切入，以古今文学演变的视角探索朱自清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的古典传承和现代新变，体现了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文学演变研究的范式。这对过去研究者往往从西方文学理论出发谈论朱自清如何创作出与传统文学不一样的散文，可谓是一种具有某种纠偏意义的学术矫正。谈蓓芳《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的学术理路更为独特，作者首先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征——“自我的发现”入手，探讨龚自珍思想与其相通之处；接着由《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比较，揭示二者在反对个性束缚上的近似性；然后辨析龚自珍与鲁迅悲壮而执著追求独立人格方面的异同；最后则对龚自珍爱情诗中的新因素进行剖析。由以上所论归结全文的主旨，即在于证明龚自珍作品中已含有五四新文学的若干萌芽。

3.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之间，往往“被看做是古代文学的‘黄昏’和现代文学的‘前夜’”[※注]，或者说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和现代文学的“前奏”或“序曲”[※注]，因而缺乏其学科的独立性和研究应有的重要性。然而从古今演变的维度视之，则别有一种独特而独立的意义和价值。高玉、梅新林《论中国近代文学本位观》重点强调了树立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就是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这种本位观是“打通中国文学史，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衔接起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注]关爱和则力图将原先所从事的近代文学领域与古今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诸如《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瞩望》（《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等等。其中《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一文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这是由学术新视角得出的新结论。

因为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既具有同质的特性，又具有异质的特征，所以集中体现了近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连通作用。例如《海上花列传》过去被认为是古代狭邪小说的“溢恶”之作，而栾梅健《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文汇报》2006年5月2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等文则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以其问世的1892年为标示现代文学出发的起点的界碑。这些观点后经《新华文摘》等报刊的摘要转载，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同的评价，是因为过去看到的是与古代文学同质的地方，如今看到的是与现代文学同质的地方。而事实上，它既有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同质的地方，还有不同质的地方，这就是近代文学作为连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特性和作用，由此亦可见树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和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

4.超越古今观念的通观研究范式。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贯通古今，寻索真知》（《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既是一个鲜活的科学命题，也是一个严谨的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正是学术界迫在眉睫的时代要求。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李桂奎《“互文性”与中国古今小说演变中的文本仿拟》（《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借鉴西方“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有可能成为其后文本的范本，后期文本总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效仿先期文本，从而在相互参照、彼此牵连中形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古今互动的演变过程。然后以此为独特视角，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今小说“互文性”演变的立体图景。概而言之，所谓通观研究范式就是要超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不同本位的文学研究范式，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观察和研究，因此特别需要研究者应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当然，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尝试从一些母题、形象演变之类的较小专题切入，相对容易把握，也往往能出新意，如黄仕忠《负心婚变母题在古今文学中的演变》[※注]，张勇《悍妻与弱夫：从一种经久不息的婚姻模式看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注]即是如此。

三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重要成果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成果最初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但主要是在章培恒明确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概念之后出现的，主要包括文学整体演变研究、分体文学演变研究、文学个案演变研究和文学演变理论研究。

1.文学整体演变的研究。文学整体演变研究是从文学的全局来探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情况。文学整体演变研究最早的著作是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1997），首次以贯通古今的方式来编著中国文学史，但这种贯通还只是形式上把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编在一起。2003年张炯又主编了3卷本《中华文学发展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文学史不仅从形式上把古今文学合著在一起，而且有着较为明晰的文学古今演变观念贯穿其中，它“根据主要着眼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同历史特点，同时也参照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把从古到今的文学史分为三段，即唐五代以前为上世文学史、宋元明清为中世文学史、鸦片战争之后至今为近世文学史。[※注]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堪称目前贯穿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精神最为自觉、最为强烈、最为明显的一部文学史，这与作者特别重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是息息相关的。[※注]

关于文学整体演变的研究，还需重点关注两部论文集：一是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2002年版），为2001年至2002年《复旦学报》专门所辟“现代文学史分期”专栏研究论文的结集。主要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有关20世纪文学的内在分期问题；有关台湾文学或港澳文学的分期的讨论；有关文学史分期观念和方法更新的探讨。这些论文所侧重探讨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也都关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核心论题；二是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作者1989—2006年间公开发表的18篇论文，从“考”、“论”两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作者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理论思考与实证成果以及独特的研究理路。贾植芳在《序言》中指出论集的基本思路是从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来观察、研究现代文学，因而往往能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不曾留意之处；又因为不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处境较为超脱，有时倒反而能较早地说出行内的若干研究者的同感。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所最看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问题。无论是对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是一度成为现当代文学指导思想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都努力寻求其与古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并加以阐发。[※注]张业松在评述谈蓓芳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及其在这基础上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的论断时说：“谈教授的论文明显建基于一部囊括有史以来迄于当前的中国文学通史的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断代处理，存在一种将20世纪以来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迫切感。”[※注]都对论集的特点与价值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总之，谈蓓芳此书首先基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宏观的思考，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都以这一目标为中心。而在兼顾“考”、“论”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时，也都具有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热切意图，考证性论文则是为这一意图服务的。与此同时，正因为作者将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是植基于扎实的实证性的微观研究的，所以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这也是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之所在。[※注]

此外，还出现了诸多以古今文学演变精神来探讨中国文学史观的论文。比如唐金海《文学史观：“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要有“整体观”、“源流观”和“分期观”的“长河意识”，以及“历史属性”和“主体属性”的“博物馆意识”。黄霖《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提出了“通变”说统率下的“三变说”，即一是“变”与“通”，要关注“通”的研究；二是“突变”与“渐变”，要关注“渐变”的研究；三是“文学史书上的变”与“文学史事实的变”，要关注“文学史事实的变”。作者最后强调在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临界演变”问题时，务必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尊重传统，努力关注、认知、发扬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不要将“新变”都归功于“今”，归功于“西”，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始终是一个贯通古今、中外交融的过程，在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精神的血液。

2.分体文学演变的研究。从文学古今演变来探讨不同文体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古今一体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诗歌方面：骆寒超、陈玉兰著《中国诗学》（第1部）从结构论、语言论和体式论三方面探讨中国旧诗、新诗的演变发展以及未来新诗走向的思考。[※注]相关论文则有：高小康《重新审视诗歌发展史》，赵山林《试论词曲与新诗创作的关系》，[※注]曾大兴《古今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蒋寅《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因子》，杨景龙《古典诗歌传统与20世纪新诗》，[※注]赵松元《传统诗歌在现代的新发展》，骆寒超、陈玉兰《论反传统的新诗传统》，[※注]马大勇《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注]等，都重在探讨诗歌古今演变或古今关系。小说方面：诸如曹亦冰《论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朱文华《文学观念与古今文学演变问题——以白话小说的彻底白话形态问题为例》，[※注]王平《论古今“自叙传”小说的演变》[※注]，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等，都重在探讨小说古今演变或古今关系。其中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这方面研究学术成就较为突出的著作，该著以“小说界革命”为聚焦点，从“小说界革命”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作家群体、文学成就等几方面探讨了中国小说由古而今的发展演变，突出了“小说界革命”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所起到的贯通性、承续性和临界性的独特作用和历史价值。戏剧方面：程华平《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中国小说戏曲的近代转型。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1840—1949年晚清民国时期的传奇杂剧的演变情况进行了梳理。文赋方面：王嘉良《晚明小品与语丝文体：古今散文文体的传承与流变》，[※注]程章灿《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以二十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注]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注]等，都重在文赋的古今演变研究。

3.文学个案演变研究。文学个案演变研究的成果最多，因为相对文学整体演变和分体文学演变研究来说，个案涉及的研究对象相对来说较容易掌握。举其要者：黄仕忠《负心婚变母题在古今文学中的演变》，吴兆路《清代廖燕之与二十世纪的鲁迅》，陈书录《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转向性灵——兼论王世贞对明代与现代散文小品接轨的作用》，石玲《论袁枚诗歌的历史过渡意义》，谈蓓芳《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罗宗强《论海子诗中潜流的民族血脉》，[※注]高旭东《论鲁迅与屈原的深层精神联系》，陈书录《徐渭诗文和鲁迅的〈野草〉——现当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一例》，杜贵晨《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以〈狂人日记〉为例》，刘卫东《〈金瓶梅〉、〈红楼梦〉与现代“家族小说”叙事模式的关联》，袁进《连接古今的过渡小说——论〈花月痕〉的影响》，黄霖、李桂奎《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姚小鸥《传统戏剧〈赵氏孤儿〉的主脑与话剧〈赵氏孤儿〉的戏剧发展动机》，洪本健《欧阳修、朱自清散文的柔性美》，董乃斌《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赵山林《试论于右任诗歌的艺术渊源》，马宇辉、陈洪《一部续写不已的“名著”——唐伯虎》，[※注]张勇《悍妻与弱夫：从一种经久不息的婚姻模式看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注]等。

4.文学演变的理论研究。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提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互为“坐标”说，以此克服长期以来彼此“孤立”研究的弊端，从总体上深化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并对双方作出更加准确的价值判断。廖可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梅新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认为应当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以“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的“三重维度”，作为探索与建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此后，又在《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的思考》（《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进而就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的一些重要论题，包括意涵辨析、学科定位、理论引领、范式建构、方法整合等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学理思考。陈广宏《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本土与西方维度》（《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高玉《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皆以古今演变与中西维度的内在关系为论题。其中陈文提出了富有学理建构与解释意义的日本“中介说”，认为要考察中国文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它以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而展开。而在空间维度的本土与西方两极之间，日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洗礼的。[※注]这种中介影响的存在，固然使得中国文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演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具体的文化接触史的解析，恰好可以让我们在厘清外来知识体系传播形式与途径的同时，更好的在西方各国、明治以来日本以及同期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空间关系上，理解与把握所谓“思想链”的构成，从而能够更为切实而清晰地描绘出在对他者观照中建立的中国文学复杂的演变轨迹与图景。葛永海《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的新意在于提出“临界点”的概念，以此探讨了古今文学史分期上的临界点相关问题，认为文学史分期临界点存在争议是由于演变主体的“文化转型”与“文学演变”、演变时段的“文学演变”与“文学革命”、演变过程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不同所引起的，因此如何处理好文学演变的临界点是古代文学演变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最后，还要重点关注一下黄仁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这是一篇对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问题提出诸多思考的重要论文，主要涉及古今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中通变说的联系、文学史的分期、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其中第五部分“如何进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重在阐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从研究对象或领域上着眼，可以考虑从这样三方面切入：一是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则可以采用三种最基本的方法：一是溯源探流式（水经研究）。这是指从古今文学相互联系的视角出发，把中国文学的发展看做是一条大河，从古代（源头）一直探讨到当代（汇入世界的大海大洋）；二是溯源式（DNA检测）。这是站在后世的立场上，对作家作品所受古代文学传统基因的影响进行检测；三是探流式（影响研究）。这往往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位伟大作家乃至一部经典作品为例，重点探讨其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有关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作为21世纪文学研究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开辟了文学研究的全新视野，不仅使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下趋”的现代意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上溯”的文化“寻根”的观念，而且在新的视野下过去一些为人忽视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同时不少中青年研究者还能够尝试跨学科研究，开拓出新的研究境界。但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课题，无论是研究实践还是理论建构都处于一种初步的阶段，还需要花大力气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