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有悠久的文体传统，从《尚书》八体开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论文述笔、文体讨论大兴，开始形成文体研讨的第一次热潮；嗣后唐宋骈散之争，促进了对文章学的体认；明清时期辨体之风盛行，构成了文体讨论的集成与演变大局。可以说，整个文学史的进展，就是不同文体的萌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文体在文学进程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正如钱志熙所言：“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古代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古代的文体学；非但如此，整个古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传统，也是以文体问题为核心的”[※注]。不过，文体内涵的复杂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但传统文学的体裁多达数百种，而且风格、语体等范畴往往与“文体”形成密切的勾连关系，造成理解与研究的困难。宇文所安提出：“‘体’这个词，它既指风格（style），也指文类（genres）以及各种各样的形式（forms），或许因为它的指涉范围如此之广，西方读者听起来很不习惯”。[※注]这一困难与其悠久传统共同构成了研究中的悖论：积淀如此丰厚，但是规模性的研究却非常缺失。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对文学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文学所反映的现象本身，突出了文学的社会性、认识性甚至是政治性功能，而相对忽略与形式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学反映现象的方式，文体研究甚至被视为形式主义而遭受打压。所以王蒙在为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作序时还感慨：“我甚至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现在终于有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这个题目，有出版社可以出这样的书了。”

古代文学对文体的研究虽然一直没有断绝过，但多集中于具体的文体规律探讨，而缺乏宏观层面的学术探讨。真正从学科层面对文体学进行研究，是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自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于1984年出版后，80年代还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等著作。90年代，由于对西方形式美学及语言学的借鉴，文体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4年童庆炳主编“文体学丛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却为古代文体学研究拓展了理论视野，并且有许多内容也涉及古代文体学的研究。此后，古代文体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一 古代文学与文体学理论建构

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其中童庆炳、陶东风、蒋原伦等人的专著都关涉古典文学中的文体研究。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集中探讨了文体的本体特征及其创造过程，体现了沟通中西观念、内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努力。作者提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中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这一界定在突出形式特点的同时，强化了文体包蕴的文化意味，从而将文体作为作家、读者、世界沟通的中间环节，实现了视野的开拓与深化。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探讨了文体与文化的关系，认为文体不仅具有形式意义，更是一种文化表征，同时也映射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他指出：“文体的演变是文体现象的一个方面，因而与文体现象相关的一切，也都与文体的演变相关，也就是说，文体演变既有文学话语自身的规律，也受作家心理、接受者心理以及文化背景相关。”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是从语言学的视野中透视文体的演变，把文体演变看作文学话语的结构方式的转换；中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文体演变与作家的精神结构，尤其是他的文体意识的关系；以及文体演变与读者的文体期待的关系。下篇则将视角扩大到文体演变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阐释文化史对文体史的制约性以及文体史在文化史中的地位。”蒋原伦、潘凯雄合著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是对特殊的文体即批评自身的文体展开的专门研究，具有理论开创性。作者将批评文体界定为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在考察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的立场、批评的焦点（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的注意力所在）以及批评文体的分野之后，将批评文体归纳成演绎型、总归型、隐喻型、对话型和经验实证型等五类。在正文中对前四类进行了具体阐述。作为对批评文体所展开的带有本体研究性质的探讨，此书从文体的视角引发了对于批评本身的关注。这些论著的剖析带有明显的西学背景，在阐释中国文体的同时改变了过去研究当中只重现象罗列而忽略理论发掘的缺失，在学理的深度方面多有拓展。因而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理论导向作用。

在文体学理论建构方面，吴承学、钱志熙、姚爱斌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指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问题，但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很不够。从侧重于语体功能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侧重于体裁功能的文学文体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问题有其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文体学是整个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传统的文体学内涵与方法，正是包括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学的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两方面的内涵，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文体学。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充分汲取这一传统与方法。其《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进而强调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将风格问题包含在内，同时提出现阶段文体学研究有两个大的课题亟待展开：一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二是中国古代的文体意识、文体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发展历史。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提出所谓中国古代文体论，具体说是指中国古代描述文体现象、辨析文体类别、品评文体特征、分析文体结构、探寻文体源流、指导文体创作的文章理论。作者的研究重心和目的是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及其现代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本体论、方法论）进行反思，并在与西方文类学、文体学的比较中，同时反思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罗宗强《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认为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连的第二步是辨体。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相比之下，吴承学则对文体学研究更具强烈的学科意识。他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注]一文中提出文体学研究应当包括：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这种文体学研究还应该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西方文体学等学科之间保持良性互动，以开放性的姿态进行学科构建。这一构想体系宏富，虽难免仍有讨论的余地，但在学科层面上，文体学的研究样貌以此为标志开始形成。

二 古代文学文体学的整体研究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出版标志着在学科层面上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此书198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90年出版增订本，首次对古典文学领域中文体的类别、起源与特点系统地展开梳理与研究。相对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薛凤昌《文体学》，此书在统系、深度诸方面皆体现了学术的进益。褚斌杰的贡献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此书在文体的包容面上进行了极大扩充，努力将文学史上的文体皆纳入论述范畴，从而在研究域度上使得“文体概述”具有了学科层面的意义。从章节划分上来看，论述了二言诗与四言诗、楚辞、赋、乐府体诗、古体诗、骈文、近体律诗、词、曲、文章。可以看出，大致是依据文学史的脉络对各体裁进行概述。而不大为人关注的文体，如三言、六言、杂言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笔记文、语录体、八股文、联珠体等，都分别加以阐述，突出了其文体意义。二是对文体渊源、体制特点、风格规范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丰富了文体学的内涵。如对赋体的起源，即否定了赋源于诗的传统说法，提出“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大约正取上述的两种意思。即在表现手法上铺陈写物，在体制上与诗不同，不属于歌唱文学”；并就文体关系作出综合论断，认为“汉赋，就是在荀赋、主要是宋赋基础上，广泛吸收、综合了‘楚辞’、《诗经》、先秦散文的一些文体特点和创作手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这已然表现出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独立判断。接下来作者还对赋体的流变进行了具体剖析，论述了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的体制特点与演变历程，从而使赋体的历史面貌与样类特征获得了立体表述。三是在文体名目方面提出新见解。如笔记与语录，前此辨体类文体著述鲜见将之列为文体，而作者则表现出理论方面的新创性。另如八股文，由于对其价值的否定，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作者却独立一节，论述其名称来由、体制特点，表现出文体本位的观点，值得重视。另外，书末所附“古代文体分类”，将重要典籍之中的类目详尽罗列，颇便于检阅。就规模与理论性而言，此书可称为文体学研究展开阶段的典范作品。

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提出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之前，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在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已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大中心。其本人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注]皆为文体学研究的力作。前书强调立足于古典文学现实来考察文体，重点考述了多种“非文学”的文体，如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等，既拓展了学术视野，又以其实绩丰富了文体研究。作者对文体的体制、渊源、流变与相互影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材料翔实，考述精当。所论文体学源流、评点源流、辨体与破体、破体的通例等，则对重要的文体现象作出了阐释，见解深刻，其观点已多为学界接受。后书进而从学科论纲、文体学考察、文体功能、人品与文品、地域对文体的影响、文体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各时期学者对文体学的研究著作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宏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吴承学、何诗海《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论文集，内容包括《两汉的“歌诗”与“诗”——再论五言诗的起源》，《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南朝的文体分类与“文笔之辨”》，《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唐前七体讽谏功能发微》，《敦煌诗赞体讲唱文学探论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北宋“话”体诗学论辨》，《歌行之“行”考——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行”的本义》，《“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辑考——以唐宋元明时期作为考察范围》，《道教文献中的颂及其文体学意义》，《八股文的源流》，《关于兴起时章回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批评》，《中国古代历险记小说论纲——以〈西游记〉为中心》，《从咏剧诗看诗歌与戏曲文体表现的宽度与限度》，《贺复徵与〈文章辨体汇选〉》，《清人忆语体的来源与定位》，《集成与开新——清末民初文体论著述评》等。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注]和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注]是另两部重要的文体学研究著作。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对文体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文体分类的考察，尤为细致。而在所论及的诸多问题上，也都体现了独到的见解，比如认为文体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与体性；文类的生成方式包括：行为方式、文本方式以及文章体系内的分类；文体的命名方式主要有功能命名法、篇章命名法、类同命名法与形态命名法。作者还以《文选》类总集为主要观照对象，考察其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分体归类、体类排序以及分类的体式与原则。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对古代文体分类进行了历时梳理，将汉前、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分别定位为形成、成熟、发展与总结时期；对文类的命名方式、分类方面以及分类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综述；并以两部重要的文体学专书《文心雕龙》与《文选》为例，详细考察了其分类特点及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变化。

此外，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注]提出中国古代文体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众多文体因自身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乃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这个价值序列从属于正统文化，其中所渗透和包含的价值评判对文人及文体具有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人心态和文体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三年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注]再就中国古代文体功能作了系统的探讨。此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功能角度对中国古代文体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关文体价值序列的讨论，与上文内容向衔接。下编的内容主要是对汉代部分文体进行实证性研究，包括隐语与赋体、赋与颂、人物像赞、俳谐文、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等。各种文体的讨论，既遵循了从功能着手进入文体的基本精神，又充分利用了既有的文物考古成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由先秦延续至明清的各代文体学研究，以处于文学自觉时代和转型时代的魏晋与宋代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涉及唐代以前的主要有：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以先秦两汉时期《周易》《尚书》两部经典本身及相关散文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为研究范围，力图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纵向观照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横向考察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深入追索促使文体产生及嬗变的复杂因素，包括时代风尚、文艺思潮、学术氛围、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与审美偏好、题材内容及读者对文体的心理期待等。吕逸新《汉代文体问题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依据汉代文体问题的整体性和有机性，顺理成章地逐次深入论析了汉代文体的内涵，汉代主要文体的体制特征，汉代精神文化对文体发展的影响，汉代拟作与文体惯例的生成、定型及与文体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汉代文体创作和理论的地位和价值。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文体与文化的互动中，截取若干独特视角来考察汉魏六朝文学，如从两汉文学观念的觉醒与文吏制度的发达探讨汉代文体的繁荣及文体学的兴起，从汉魏之际儒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探讨建安体的形成，从六朝清谈活动中的审美意趣分析六朝体和文学创作唯美之风的盛行，从文学集团的活跃考量公宴、咏物、赠答和边塞诗的繁兴，从南朝统治阶层的出身考论民间俗乐在上层社会的接受传播及其与永明新体诗的关系，从察举考试的复兴揭示齐梁之际隶事活动对文学创作中用典之风和文体新变的影响。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作了深入的研讨，全书分为体裁、篇体、风格三部分。体裁部分主要考述体裁观念的发展过程与特点，揭示不同体裁的发展特点，对体裁分类的方法与原则、体裁规范、流变有详细分析，并对此期文体论的中心问题“文笔之辨”进行了专门论述。篇体部分主要着眼于篇章体式，论述了词法、句法、用典等问题，并就篇法瑕疵进行专门探讨。风格部分考察了此期的文学风格审美观念，对风格流派的区划方法加以详细探析。全书材料丰富，论述精密，在系统的建构与文体分析方面皆有可观。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注]则对趋于成熟的六朝文体批评进行研究。全书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在文体批评史上六朝的地位与意义，重点强调了此期文体批评中的规范意识，介绍了创作论、鉴赏论与风格论的范式。第二部分为专题论述，就体类与体貌、文的含义、小说文体以及古今文体之争等具体问题加以探讨。第三部分为文体批评的文化学研究，考察了文体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文源五经”的文体意义及拟作、名实之辨、才性之辨与文体的关系。可以看出，其论述既有对此期文体批评的总体把握，又有对关注焦点的释读，同时其阐释能结合文化场域加以深化，在理论构架上颇有建设性。

涉及唐代之后的文体研究著作则主要有：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重点选取唐宋文学中最重要的五种文体——诗、词、文、小说、批评进行讨论。作者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唐宋文学的繁荣和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各种文体专史研究的简单综合，而是融入了近几十年文学史和文体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成果力求对光辉灿烂的唐宋文学史作出新的更趋科学、公允、全面的理解和评价。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文体问题在宋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被提到一个显著的突出地位。其时诗、词、文、小说、戏曲这五种主要文学样式，具有互不相同而又彼此融贯的发展样态。确定各文体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考察其具体特点、价值、功能及其变异、换位诸问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获得新的把握。该文首先从辨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流行说法入手，在与宋诗、宋文的比较中，重新估定宋词适当的历史地位；其次从雅俗之辨着眼，指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以及宋人忌俗尚雅、雅俗互摄的审美趋向；最后论述尊体与破体之间相反相成的矛盾机制，破体为文是宋代一大文学景观，参与造就宋代文学的时代新貌。朱迎平《宋文文体演变论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谷、杨两文都涉及宋代文体研究的学术路径和方法问题。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一些问题，思考了两宋文体学的研究路径，探讨了断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杨旭《“文体”的含义和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研究宋代的文体及文体学，首先要确定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该文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范畴内“文体”一词含义的探讨，来分析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出进行宋代文体学研究不仅要从文类划分角度对宋代的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学样式进行分体研究，还要对宋人留下的丰富的文体学著作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宋人文体观念的演进，掌握各文体的发展脉络并因之窥见宋代文学发展的面貌。任竞泽《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提出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次年，任竞泽《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专著出版。此书力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由此透视和揭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此外，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则从文章学的视角确立了宋代在中国文章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三 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分体研究

文体学的分体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传奇戏曲等文体的研究。其中以诗歌、散文文体研究最早，以小说成果最丰富，戏曲最薄弱。

1.诗歌文体研究。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是较早的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1989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不绝如缕的歌声”，1992年中华书局推出简体字本时改为今名。全书共分十个小节。引言部分“什么是诗”强调了诗歌的体式特点，认为讨论诗首先只能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因而诗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分别地研究了各个时代的诗体，才能综合研究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问题，可能也有助于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主体部分则从国风、楚歌与楚辞、五言诗、七言诗、近体诗、古体诗、词、曲等不同时期的诗歌样式出发，对诗体特征、诗体发展、源流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余话部分则突出了诗歌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认为诗与歌具有密切的关系，押韵是诗歌的基本条件，诗歌的语言是最精练的艺术语言，要进行熔裁与锤炼。全书清晰地勾勒了诗歌体式的演变过程，并对各时期的诗歌体式特征作出了精要的概括，语言浅易，是具有很高学术性的“大家小书”。如书中对楚辞体式的揭橥，认为它更接近于散文；提出楚歌中大量出现的七言句，为七言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三字节奏的出现等，都甚具启发性。《中国古代诗体简论》[※注]是另一部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分为总论、流变论与读解论三个部分。总论从激情、韵律、词采、语序、修辞与意境方面对诗体特征进行剖析；流变论关注诗体的演变过程；读解论则倾向于提供不同诗体的阅读方法。吴晟《中国古代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浙江社会科学》 2009年第7期）在梳理古代学者对诗歌体用的几种主要认识之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诗歌在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的体用现象，深入探讨了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分析了诗歌为用对于构成一种新文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即可歌可诵的韵文性质、丰富多样的体式及其自由灵活的配置方式、多重并用的表现手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至于各代诗歌文体研究方面，以葛晓音成果最著，主要有：《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先唐杂言诗的节奏特征和发展趋向——兼论六言和杂言的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江鲍与沈谢看宋齐五言诗的沿革》（《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等等。大体沿着唐诗文体往前追溯，至于先秦，然后贯而通之，对古代诗歌尤其是唐代及此前诗歌文体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他陆续问世的重要论著还有：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对《诗经》进行分类辨体，立足分类，重在辨体。张海鸥《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认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考察这些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有助于考镜诗歌之原初样相。朱光宝《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上编“诗体流变”主要探讨了诗饰之论、乐府璀璨、三言之衰、四言中兴、五言腾踊、七言勃兴、格律肇始等论题。张国星《永明体“新变”说》（《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讲求乃至整个“新变”，与佛教发展构成双方互动关系。“委自天机，参之史传”之说，体现着佛教中观新说促成的、诗歌审美意识和艺术时空建构的内在深层“新变”。这正是它在社会、文化历史演进中，从美学精神和审美理想上收结中古波澜、滥觞唐代的重要转关意义所在。钱志熙《论绝句体的发生历史和盛唐绝句艺术》（《中国诗歌研究》，2008年）系统论述从汉魏到盛唐绝句体及绝句艺术的发展历史，着重阐述六朝时期乐府体绝句与徒诗体绝句两大系统的关系，并指出这种传统的绝句体类分野对盛唐绝句作者的深刻影响。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选取了文体互动这一独特角度，考察唐代文学繁荣的成因，依次探讨了赋、文、传奇小说、词等各体文学与诗歌之间的互动情况。对于一系列前人留意不多的唐代文学现象，加以描述与解释，以进一步探讨“尊体”与“变体”、继承与创新，对于文体本身及整个时代之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性。合而观之，则又可见诸体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对成就一代文学繁荣所起的巨大作用。曹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文体学为视角，对古典诗词作家、作品、文体等进行多维观照，对唐宋诗词进行多维观照，探讨了诗词自身体式、创作以及与其他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问题。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提出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演进史,常常是彼此分离与融合的历史。词与诗始终是有合有离，从诗词的离合过程可以考察唐宋词的演进轨迹。唐宋词与诗的离合，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初唐至中唐，词变于诗，诗词混合；二是晚唐五代，词体独立，词别于诗；三是北宋，词体转型，诗词初步融合；四是南宋，词的诗化，诗词深度融合。李树军《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认为明代的文体批评是古代文体研究的“集大成”时代，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古代文体批评的内容和方法，对建立现代的文体学有重要意义。该文依次探讨了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文献形态，文体批评文献的选本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理论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概念与要素，前后七子文体论与其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明末复古派诗论家的文体批评等重要问题。尤其是重点研究了胡应麟和许学夷的文体批评和理论，认为他们的文体观念与理想是建立在对诗歌文体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的文体理论可以说是格调说文体理论的最终完善。同时，他们对诗歌文体源流变化、发展谱系的描述和研究对我们认识古代诗歌文体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2.散文文体研究。主要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姜涛《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中山大学博士后论文，2007年）等。陈著分为绪论、分论与附论三个部分，对古代散文的体式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作了梳理。在概念的界定方面，此书突出了文学性与散体性，认为“古代散文，应该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体文章。它不包括那些虽用散体写成，却毫无文学性的文章”。又因为辞赋与骈文的文体特殊性，“辞赋和骈文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文体。从文学性上论，它们可归入散文，从散体性说，它们也可归入韵文”，故将其纳入附论。在绪论中，作者还对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概述，并总结出散文的文体特色：题材特别广泛、语言朴素简洁、具有音乐性、形式与风格多样、重视章法技巧。作者对历代散文的分类进行了回顾，指出这些分类有文学与非文学不分、多标准、时代局限、由简到繁及由繁到简等特点，难免互有得失。其分论部分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散文分类的思考，他将古代散文分为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可以看出在姚鼐的分类基础之上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大致依据记叙、议论、实用排列。各类之中又对其产生、发展及艺术特征加以介绍。文类论述时突出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于那些仅在古代流行，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文体（如奏议、诏令、檄移等），只作简要叙述；对于今天阅读、鉴赏和进行散文习作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文体（如叙事、传记、游记、论辩、讽喻等），则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剖析”。附论则对辞赋、骈文的产生、特点、演变、类别等进行阐述。作为专门对古代散文进行的文体研究，此书有一定贡献。但将叙事、讽喻等表现手法也列为文体，似仍有待商榷。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为其在中山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工作计划《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的核心内容，作者在对古代散文文体史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校勘、注释的基础上，以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为依托，将纷繁复杂的古代散文文体分为十一大类，大类之下各系若干小类，一一探讨其分类、释名、体例、语体、风格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结构、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古代文体的基本理论及发展演变等，从而使史料整理和研究具有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层学术意义。此外，张峰屹《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两个问题》（《励耘学刊》2010年第2期）认为散文文体的研究，学界多用力于某些文类的文体特征及其流变的探讨，并且更多集中于六朝以后的时段。而对于散文文体的来源、发生，散文文体的分类（类属），以及散文文体在文学之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该文重点就古代散文文体的来源及其义类之研究提出自己思考，认为关于古代散文文体来源的研究，不可忽视其与儒家经典之源流关系的思想维度；关于古代散文的义类（名义和体式类别），则应该抛弃当下流行的大散文观念，坚决把辞赋和骈文剥离出去。谌东飙《传播决定文体论——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则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探讨了文学传播与文体的密切关系。

关于散文文体研究，还广泛涉及各代以及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前者如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旨在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力求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是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是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后者如徐公持《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所谓“制式文章”，是指主要被制度所决定的、体现制度精神的格式化文章。制式文章本质上是皇权话语权力的外化形式，它随着皇权体制的绵延而生长了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和文学领域一种主流形态和特色景观，直到清末民初，帝制消亡，朝政制式文章才随之结束其历史使命。制式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学形成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文章制式的存在,也对文学的自由创造本性构成限制。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制式文章中也产生过一些突破制式限制和束缚的文学精品，呈现出“创作就是克服困难”的魅力。由于散文文体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广泛涉及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等各种散文文体，以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与骈文两种文体，恕不一一赘述。

3.小说文体研究。最早进行小说文体研究的是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结合古典文学中小说发展的实际，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抓住小说文体的根本特征——叙事，通过对小说前史、正史与旁史的综观考察，抉发文学创作思维的规律，为唐传奇在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立定了坐标。作者指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也具有基本规范，而这一规范在唐传奇中正式形成与确立，因而唐传奇实际上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独立。此书视野通达，论述畅达，作者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概括：“一、小国古典小说的文体，有一个从曲并、孕育到诞生的过程，因而也就必然有一个脱离母胎走向独立的过程；二、小说文体的形成，固然与一系列社会的、文化的原因有关，但其深刻的根源足在于人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之中。小说走向文体独立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艺术思维和表达能力生长发育的过程；三、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唐以后，无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甚至戏剧之中，都可以看到唐传奇叙事方式的影响。”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则从中国小说源流的崭新视角与开阔视野，拓展了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新路径。事实上，传统的中国小说史论著，主要是小说的题材史，亦即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这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却非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史。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有着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现方法。只有以文体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揭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才能揭示小说作为特定审美形态其生成、发展和演化变易的规律。此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以古代小说的文本结构和语体形式为研究对象，从而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的新体系。[※注]此外，石昌渝还发表了《“小说”界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等小说文体研究论文。在石、董二书之后，相继有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纪德君《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章回体制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及一批分体小说史专著，如《笔记小说史》，《传奇小说史》，《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等。其中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属于对由先秦至近代的小说体制演变、规律及特征的整体研究。作者将唐前小说分为杂史小说与笔记小说，前者又区划为传奇体与演义体；后者则析为杂记体与世说体。唐传奇之后的小说则以话本为重点分析对象，考述了话本的体制渊源、入话的体式特点、正话的类别与发展等。同时又结合《三国》、《水浒》、《金瓶梅》与《红楼梦》，探讨了章回体小说的体制特点。此书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阐述，对小说文体的历时演变之迹进行了宏观的勾勒。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小说起源与文体形成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书—小说。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从故事到小说，中间存在着史书这一过渡环节，这是和史书的分化密切相关的。故事向小说独立文体的过渡，存在于史书的分流过程中，当史书分离出一种合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本时，那便意味着小说的诞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从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其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认为古代小说文本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和记录，不仅大大扩增了作品的社会文化含量，也是其作为通俗叙事文学之文体特征及文体优势的重要体现；古代小说对“文学边缘人物”的艺术处理，丰富了小说家在结构设置、形象塑造等领域的创作技巧和经验；而“社会边缘人物”、“文学边缘人物”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动态变化，又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小说史演进的若干轨迹。事实上，该文所探讨的话题，亦可转化为对“社会空间”与“文学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所谓“社会边缘人物”，关注的是古代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所谓“文学边缘人物”，关注的则是古代小说人物的文本面貌及其在文学空间中的位置变化。

谭帆在“小说学”建构中的有关古典小说文体研究的系列成果，显然更具理论思辨色彩，其《“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在深入把握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在与王庆华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中，进而提出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为出发点，对“小说”、“文体”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理论研究、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与描述、小说文体流变综合融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力图从文体的角度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谭帆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研究项目的成果也已陆续推出，比如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皆以具体小说体式为研究对象。李著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全面梳理了“传奇小说文体渊源”、“唐五代传奇小说文体”、“宋代传奇小说文体”和“元明清传奇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轨迹，并以唐宋传奇小说为中心，揭示了传奇小说文体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同时，力求将文体研究与理论观念研究相结合，把传奇小说与相关文体观念、范畴的发生、演进相结合，揭示出传奇小说相关的文体理论观念，探求其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变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将传奇小说文体流变与雅俗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把传奇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中考索其流变轨迹。（谭帆：《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序二》）王著通过对话本文体源流的追溯，从名称演变、概念确立的层面对这一文体进行了详尽的考述。结合具体时段，对话本文体的演变史进行了阐述。在进行形式研究的同时，抓住雅俗、传播、接受等外部因素，将话本与章回、笔记、传奇体小说加以对照，梳理它们在文体类型方面的区别，同时就话本对其他样式小说的影响加以分析。研究中既重视以文体形式的研究为中心，又强调形式的文化背景，从而使文体研究具有纵深感，有别于单一的体式研究。刘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了章回小说文体的流变史，下编论述了“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题材类型与章回小说的叙事模式、图文互补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诗词在章回小说文体中的功能、“递入”和“互见”与《儒林外史》结构的生成、报刊连载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嬗变等专题。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小说文体研究的特别关注，还可从2005年8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得到印证。此次会议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史，以推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展。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的潘建国表示：“目前国内在这个领域的总体研究状况还比较薄弱。通过自由交流，讨论的重点渐渐集中到了文体的古今演变和小说的界定上。我们意识到，这是整个古代小说研究的未来走向和趋势。”与会学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的文体问题。诸如常森《先秦寓言的虚假想象》，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程毅中《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马振方《论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潘建国《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传奇的文体渗透》等文，重在对小说的若干历史形态重新加以审视，辨析了文体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力图还原小说史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二是对于特定的小说文体与具体作品文体特征的研究。主要有谭帆、刘晓军《说“章回体”》，杨绪容、黄霖《“公案”辨略》，侯会《试论水浒传的小说类型定位》，钱志熙《论说岳全传的通俗小说性质及其在文体上的表现》，李简《从“看钱奴”故事的改编看小说、戏曲两种文体的异同》等文，重点就中国古代众多小说体式展开讨论。三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理论问题的反思。以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沈伯俊《“世代累积型集创作”说商兑》，张国风《雅俗对立之文化意义的确立》，陈文新《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等文为代表，或对过去的一些富有影响的观点进行理论澄清和辨析，或就今后的研究方向与理路提出意见和建议。前者如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指出胡适的两种体裁论忽略了文学名著在演变过程中质的飞跃。胡适所说的两种题材实际上是长篇小说文体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后者如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指出以往的文体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文体外在形式的研究即所谓“辨体”上，比如何为小说、传奇与志怪的区别、话本的体制、小说叙述方式的韵散结合，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很重要，需要探讨；但文体研究如果仅局限于单纯的外在形式而不更充分地考虑其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恐怕是无法实现上面预期的目的的。为此，需要重新确认文体研究的内涵与指向。有关古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了小说的功能、发展、背景乃至本体等问题，可以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同时，这四个层面不是孤立的，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应重视文体构成方式形成的动态过程与运用的实践特性，而文体研究也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只有从不同角度审视古代小说的文体，才能使文体研究成为统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总之，本次会议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探讨。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尽管古代小说文体非常复杂，但正因其复杂而具有不断深入研究的可能，并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一个极具价值的生长点。[※注]

4.戏曲文体研究。有关古代戏曲文体的整体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代表性论著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之声》第6辑，1989年），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主要从“文体”的角度考察戏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质，并较系统全面介绍了古代戏曲在体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概况及其不同戏曲形式的不同特点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提出综合性、抒情性、叙事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文体特征。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则提出代言体、叙事体和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根本特征，它们三者的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戏曲既有别于小说、诗歌，又有别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戏剧。

在分体研究方面，以传奇文体研究成果为著，代表作是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注]为代表。此书以六章的篇幅对传奇戏曲文体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第一章以文化权利下移为切入点，论述了传奇戏曲兴起发展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考察传奇戏曲剧本体制逐渐规范化（明）与解构化（清）的过程。第三章关注传奇戏曲的语言风格由俗变雅、由雅趋俗、由俗返雅、变雅为俗的演化历程。第四章通过与诗词、散曲、剧曲、杂剧等其他文体的比较，揭示传奇戏曲的抒情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第五章探讨其叙事方式所导致的务虚、尚实、寓言三种审美倾向。第六章阐述叙事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在对文体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同时，注重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左右勾连；同时以文化分析为切入方向，在形式分析中蕴涵了文化意味，加深了分析的理论深度。汪超《尊体与辨体》（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在郭著的基础上，通过尊体与辨体的特殊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演变历程。即不仅在于展现尊体与辨体命题的主旨特征，而且更重要在于揭示二者如何影响和推动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发展，以期审视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发展的整体风貌。杂剧文体研究方面，则主要有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戏剧艺术》1998年第3期），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吕效平《试论元杂剧的抒情诗本质》（《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宋若云《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易勤华《略论元杂剧文体的诗化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文。其中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认为中国戏曲作为文学与唱念做打结合的综合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元杂剧之所以被视为“杂”，恰好是戏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留下的充满特色的烙印。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重点强调了元杂剧相对于诗词及散曲而言所具有的叙事性特点；相对于汉魏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而言所具有的抒情色彩，认为它是一种融合了叙事艺术与抒情艺术的文学体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而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分体研究成果极不平衡，尤其是诗歌、散文、戏曲的分体研究亟待加强。与此同时，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四分法所依据的是西方的文体分类，亦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分类的结果，其中往往在“名”与“实”上存在着古今中西的差异，如何在共性下把握异性，或者在异性上总结出共性，也就成为分体研究的一个普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