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是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与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一门新兴交叉学科，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80） 首创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成为传播学学科最为重要的奠基者。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相继输入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于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但总体成果不多。进入21世纪后，才逐步走上了繁荣和深化的新阶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传播学旨在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而传播又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都与传播学相关，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因为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离不开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只有通过传播并为读者所接受，文学生产流程才算最终完成。因此，以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身的固有局限以及一些本土学者的应用失当，也在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这就警示学界在本土化与内化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 古代文学与传播—接受理论建构

传播与接受，是基于不同施受关系的不同定位。就理论渊源而言，古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兼容了来自西方的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理论，然后逐步进入本土化的建构历程。这里一并纳入广义的传播学范围之中。

自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的四要素以来，把文学活动视为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而接受美学又特别强调了接受活动对艺术本文的意义生成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得文学研究的视野更进一步超越了艺术本文的限制，成为对整个文学活动系统的研究。然而无论是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还是接受美学理论，尽管揭示了文学活动的系统性质，但对文学活动系统中各个环节的研究仍然是偏于静态的研究。而文学活动从艺术本文创作的完成到接受乃至回归、反作用于世界，这个过程的发生、运作就是文学的传播。文学传播在文学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传播方式在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同时在微观上制约着对既有艺术本文的阐释。传播方式的演变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性格的引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新时期将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1978年7月，该刊发表了郑北渭教授撰写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文虽然只是介绍性的文章，却迅速打开了人们的新视野，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内地引进并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历程。再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中国内地出版，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传播学概论》（198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等，标志着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从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到 1986年第二次研讨会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以及以此为宗旨的一批教材与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并且开始尝试传播学本土化的体系建构。[※注]

随着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与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应用于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早期如张可礼《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一文发表于1984年第5期《文史哲》，可谓开风气之先。但在当时，传播学只是作为诸多从新方法论到文化研究中的一员，几乎被淹没在新方法热与文化热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传播学开始广泛应用于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注]并开始了本土化的理论探索。1996—1997年，张荣翼、李郁相继发表了《古代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论文学活动中传播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文从文学传播作为一种评价、一种阐释、一种说明描述三个方面重点讨论了古代文学传播的批评特性与职能。李文则重点讨论了古代文学传播的含义、意义，认为文学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整个生存活动而发展，对文学活动的认识与研究也在不断地展开、深入和丰富化。以上三文都着力于古代文学传播方面的理论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创建文学传播学分支学科，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柯卓英《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新闻知识》2008年第1期）、《文学研究领域中传播学理论运用探析——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李永平《文学传播学论纲》（《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等论著都是以此为学术宗旨。这些论著首先是借鉴传播学对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定位，柯文的定位是：文学传播学是文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学信息系统及其嬗变规律的科学。李文的定位是：文学传播学是从媒介文化的视阈来研究文学的话语体系，研究传媒的文学特性、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流传和影响的特征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其次是创建文学传播学的学术构架，《文学传播学引论》的总体框架采用了传播学的传统模式，从“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的“五W理论”出发，构成了包括文学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文学传播的内容分析、文学传播的媒介分析、文学传播的受众分析、文学传播的效果分析五个研究层面。另一方面，是建构中国文学传播学理论体系。在此，拟重点介绍一下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该文以创建文学传播学为宗旨而倡导开展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指出：“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典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价值,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作者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思路、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方式、类型、传播思想及辅助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要素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路向、价值，首次较为全面地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进行理论探讨和初步构架，是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论纲。曹萌规划出了古典文学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这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促进文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成熟，促进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学科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此外，需要关注一下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要探讨的六个层面问题；后者试图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或者说研究体系，比较系统地分类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轨迹，但在处理理论建构与历史描述之间还存在一些缺陷。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也是在引进和消化西方接受美学的过程中兴起的，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接受史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初接受美学的引进和消化；二是与之同时接受史研究的酝酿和尝试；三是90年代以来接受史研究的多元发展。1983年，《文学理论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相继发表了冯汉津译意大利学者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受》、张隆溪的比较诗学论文《诗无达诂》以及张黎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注]。此外，钱钟书完成于1983年的《谈艺录》（补订本）也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1987年，德国H.R.尧斯、美国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西方学者有关论著的相继译介与出版，接受美学和接受史日益受到我国学界重视，为中西文论的“互相照明”提供了新视野，也直接开启了接受史研究的新领域。就在尧斯、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出版的次年，李延《从接受美学看〈金瓶梅〉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刘绍智《接受中的〈三国演义〉》（《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小元《从接受美学看意境》（《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等文相继发表，成为从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转向尝试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重要标志。1989年，朱立元、杨明发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指出“读者反应”对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意义在于：“除现行的文学史、批评史之外，还可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文学作品（包括许多作家作品），考察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中窥探社会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现在已有人写的《诗经研究史》、《鲁迅研究史》或许即可归入这一类。已经出版和正在编撰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则是为此类研究提供资料。这一类‘研究史’，从广义来说，似亦属于批评史的范畴，但其体例、写法又与现行的批评史不同。我们姑称之为‘接受史’或‘效果史’。”这是大陆学者对接受史特质及研究方法认知的首次表达，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

90年代至世纪之交，文学接受研究在呈多元发展之势中相继出现了一批富有学术含量的要研究论著（详后），并在本土化的宏观建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文学传播研究一样，其中也是文学接受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学理思考与理论建构的双向并进。前者如王金山、王青山《文学接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00年版）从文学接受构成论、文学接受的主体、文学接受的客体、文学接受方法、视角论等几个重要方面初步搭建学术构架。后者则主要体现在陈文忠《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等重要论著中。1996年，陈文忠发表《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首次对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宏观探讨，提出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由此结揭示了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学理路径。此后，陈文忠又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理论和实践上更深入地探讨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其中第一编“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从中国诗史的实际出发，探讨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在此前的观点上作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而后至2003年，陈文忠发表了《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该文在总结接受史研究20年历程与成果的同时，就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一些重要论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第二部分“接受史模式新探索”中探讨了微观接受史的多元深化、作家接受史模式的尝试、宏观接受史的大胆尝试、宏观接受史的大胆尝试等问题，还重点辨析了常常容易令人混淆不清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的内在区别。

21世纪以来，致力于理论建构的重要著作还有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邬国平《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两书，邓著旨在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和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古典文论所蕴涵的丰富的有关读者文学接受反应的材料进行清理、挖掘、研究和阐发，勾勒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理论发展的过程，揭示中国古代文学接受方式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借此想建构起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体系（绪论）。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发展篇”，对自先秦至明清的接受诗学进行史的梳理，指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经历了先秦的早熟、两汉的异化、魏晋南北朝的自觉、唐宋的深化和明清的拓展几个阶段；下编“方式篇”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三种典型方式——“玩味”、“品评”和“释义”进行了深入阐释。邬著则从读者接受视野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批评，探寻文学评价和审美差异源自读者的原因，并发掘和总结古代接受文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及批评实践的经验。

在对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理论进行分别独立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将来两者融合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建构之中。1998年，王兆鹏在一组笔谈中发表了《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一文，开始把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提高到文学史研究的高度，进而促发了人们对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视以及彼此的交融与贯通。文中写道：

本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接受美学理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阐释后，才能发挥和实现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作品的增值或减值，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研究文学史，不仅要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过程，还必须注意到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

2006年，王兆鹏、尚永亮主编《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前期成果的结集，内容涉及文学传播与接受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外文学相互传播与接受研究等。基本囊括了世纪之交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后，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进入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研究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成为硕博论文的重要选题。其中部分学者踵武钱钟书的学术路径，尝试以中国古代本土文论与西方传播—接受理论的对接与互释。邓新华《唐代“意境”论所蕴含的文学接受思想》（《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试图通过对唐代殷璠的“兴象”说、皎然的“诗境”说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诸说的考察和分析，阐明唐代理论家提出的“意境”论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读者的文学接受进入文学本体的审美范畴，这也就是唐代“意境”论所包含的接受美学意蕴之所在。尚永亮尚永亮、王蕾《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则是借鉴接受理论反思传统文论的不足，认为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之法有扭转“断章取义”之风的功效，但它将对作者之“志”的理解当做阅读的唯一目的，忽视了接受主体及其阐释能力，忽视了文学文本丰富多元的意义内涵和审美价值，从而形成单一化、平面化、狭隘化等弊端，给中国阐释学带来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总的来看，此类对比和互释当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总体成果相当有限，说明文学传播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还任重道远。

二 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

盘点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成果，大体按总体研究与分体研究两个方向推进。在此，先论述整体研究，然后按各类文体展开，以诗、词、小说、戏曲的传播研究为主体，其他文体的传播研究则较少，最后归结于域外传播研究。

1.古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兹分总体与断代研究展开论述。

一是古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有关古代文学传播的通论式论著，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媒介、模式与方式的研究。早期论文如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吴承学《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重在特定时代与文体的传播方式的探讨，后来逐步扩大至对中国古典文学内部传播模式的整体性思考，代表作有孙民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内部传播模式的思考》（《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张次第《略论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与方式》（《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林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现代情报》2004年第10期），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曹萌、张次第《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媒介》（《陇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通论式的整体研究，还涉及其他相关的重要论题，既有比较宏观的论说，如王金寿《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王玉琦《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征》（《江西财政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晓光《论中国文学传播的三种历史形态》（《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刘晓琴《现代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等；也有一些专题或交叉性的研究，如曹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目的与功能》（《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6期）、王运涛《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动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论古典文学传播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理论界》2008年第4期）、《略论创造性模仿和古代文学传播》（《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版）、毛峰《准古酌今：经典性生成的传播机制》（《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傅宁《试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传播的法律理念》（《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广泛涉及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主体、目的、功能、特点以及一些交叉或专题性研究等重要论题。

二是各代文学传播总体研究。主要体现在有关各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论著之中。其中较早问世的是张可礼的《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文史哲》1985年第5期），而后逐步往各代拓展。但从建安时代向上追溯，只有罗家湘《论先秦时代的文学传播活动》（《语文知识》2011年第2期）等少量论文，表明上古时代的整体传播研究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往下通观唐宋两代，成果相对比较丰富，是为古代文学传播历时性整体研究的重点所在。唐代文学传播研究方面，以柯卓英《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为代表。此书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唐代的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结合考古学、史料学、历史学、版本学等学科知识，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的繁荣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等。王兆鹏《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两文集中于宋代文学传播研究，前文重点探讨了宋代文学的书面传播方式，认为宋代较之唐代文学，在传播方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宋代以降的元明清三代文学传播的整体研究比较冷落。至于近代，则有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版），周怡《中国形象在近代文学与传媒里的几个主要意象》（《文史知识》2011年第2期）等。

2.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一：诗。[※注]大致分总体研究断代研究与个案研究三个层面展开，重心是在断代研究与个案研究。

一是诗传播的总体研究。如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即是从整体上探讨了诗歌的传播情况，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再如白贵、李世前《翻新、累积与传播——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杨志学《诗歌传播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以及相关论文，诸如《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年第1期）、《诗歌：从自我传播到人际传播》（《岁月》2006年第3期）、《集结与呼应——简论诗歌的群体传播》（《扬子江诗刊》2007年第2期）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古典诗歌传播现象、规律及本质、特征等。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则是从个案上升至整体研究。

二是诗传播的断代研究。先秦仅有曹建国《春秋燕飨赋诗的成因及其传播功能》等少量论文，受到学界重点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与唐代两大时段。前者有吴大顺《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徐习文《南朝诗歌的传播方式与特点》（《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南朝诗风的影响》（《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传播过程对南朝诗歌创作形态的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翟景运《南朝皇族与吴声西曲的创作与传播》（《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等文。后者出现了陶涛《唐诗传播方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著作以及诸多论文。陶著在厘清唐诗传播的文化原因后，重点探讨了唐诗的书写、演唱、诵读等传播方式及其传播效果。彭著上编“唐诗与社会信息传播”对唐诗的传播条件、传播内容和传播价值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诸多单篇论文，诸如陈岳芬《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2004年第3期），程建虎《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传播学视界中的唐代逐臣别诗》（《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吴淑玲《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等，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唐诗传播研究。

三是诗传播的个案研究。包括特定诗人个体、流派、诗集或选本传播的个案研究，重点集中于先秦《诗经》以及唐宋两代的一些著名诗人与流派。其余各代个案研究的重要论文尚有徐明《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李剑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陶渊明诗在南北朝的传播》（《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李红霞《论陶诗在唐宋的传播机制》（《江汉论坛》2006年第9期），张静《论金元时期遗山诗歌的即时传播》（《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

《诗经》传播个案研究的早期论文主要有张可礼《〈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4年第2期），王秀臣《〈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郭持华《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瑞《从〈关雎〉看〈诗经〉在传播中的两个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梁振杰《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所引〈诗经〉异文看先秦至汉的〈诗经〉传播》（《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李树军《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新疆社科论坛》2004年第4期）、《周代礼仪用乐与〈诗经〉的传播》（《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何如月《从传播学视角看〈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第1期）,赵琳《春秋时期〈诗〉的传播及〈诗〉学观念的变化》（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孙东华《春秋中叶以前诗之传播途径研究》（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马银琴《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战国时代〈诗〉的传播特点》（《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王泽强《〈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刘毓庆、郭万金《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文史哲》2005年第1期）、《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于淑娟《论西汉初期〈诗经〉传播的特征》（《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对《诗经》的传播进行了各种角度不同的探讨。

唐诗个案研究中侧重于重要流派的有葛琳《论岑参边塞诗的传播意义》（《湖南社会科学》 2004年第6期），董弟林《啼血画梦傲骨诗魂——文化传播视域中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的内核结构》（《东南传播》2009年第1期）等；侧重于著名诗人个体的则有胡振龙《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徐明《杜甫题画诗的传播学观照》（《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沈文凡《试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新闻传播性》（《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段微微《杜甫以诗论诗的文学传播倾向》（《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吴淑玲《唐人选唐诗及敦煌写卷中少见杜诗的传播学因素》（《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分类与传播》（《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卫亚浩、唐林轩《从白居易的诗到柳永的词——白诗与柳词传播现象比较》（《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1期），吴淑玲《元、白诗歌的传播学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韩瑜《韩偓诗歌在后世的传播及影响》（《中国韵文学刊》 2006年第2期）等。

宋诗个案研究中侧重于选本的有向以鲜《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侧重于著名诗人的有王友胜的《苏诗早期流播研究》（《阴山学刊》2000年第3期），赵丽《试论雕版印刷的盛行与苏轼诗歌的传播》（《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周迎《传播学视野中的苏轼题画诗》（《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郑永晓《黄庭坚诗歌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南都学坛》2006年第3期），张毅《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等。

3.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二：词。词的传播研究集中在唐宋词的传播研究上，其中焦宝、兴越《唐宋词文学传播的重要转捩——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对词体文学的影响》的研究角度相当独特。此外，陈水云《词籍出版与词学中兴——论清代词体文学的传播及表现方式》、李世前《清代词话与词的传播关系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则从词籍与词话的视角对清代的词作传播进行了研究，开拓了词的传播研究新领域。概而言之，以唐宋词为主体的传播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以钱锡生《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著作为代表。前者认为唐宋词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声音传播为主的“乐人之词”，以文字传播为主的“诗人之词”，以印刷传播为主的“词人之词”。因此作者从歌舞传播、吟诵传播、手写传播、题壁传播、石刻传播、印刷传播等几方面来考察唐宋词的传播方式。后者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方面对宋词的传播方式进行详细研究。谭新红还有《宋词传播中的男声演唱》一文，为其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系列成果。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下编“宋词与社会信息传播”对宋词的传播条件、传播内容和传播价值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部分相关研究论文，如刘光裕、郭术兵《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朱惠国《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朱伟杰《宋代女性词人词作传播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

二是唐宋词与歌伎媒介传播研究。即从歌伎这个特定的媒介来探讨唐宋词的传播，主要论文有蒋晓城《歌妓：宋词的传播媒介》（《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徐枫《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2期），赵晓、孙国烈《试述歌妓传播宋词的特点》（《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曹明升《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2004），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陈中胜、徐胜利《论歌妓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2005），李克《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于宏《宋词传播中歌妓的角色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黄旭《论宋词歌妓传播的媒介生态》（《南都学坛》2011年第5期）等。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尤为突出，该书第七章专论了歌妓与词的传播关系，对于歌妓动态传播词作作了独特分析。

三是唐宋词传播个案研究。以柳永词传播研究为重点，主要论文有曹志平《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邓建《20世纪柳永词传播的定量分析》（《学术交流》2006年第2期），黄旭《论柳永词在北宋的传播动力》（《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陈水云《尊柳与抑柳——论清初对柳永词的接受之争》（《武汉大学学报》2002第4期）等。此外，温庭筠、花间派、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张孝祥等人的词作传播也有相关研究论文。

4.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三：小说。以明代为界，呈现为前冷后热的总体趋势，重心在明清小说的传播研究，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小说传播的整体研究。通代之作主要有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郭志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纪德君《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等。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是兼具白话小说与戏曲的跨文体研究，以元明清小说戏剧两种文体为范本，运用现代传播理论，并从传播者与媒介渠道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现象与特点。郭文按宋前、宋元、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等几个阶段探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情况。断代之作则有袁书会《从传播方式上看唐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差异》（《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04年第2期），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王平《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文史哲》 2003年第6期），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文学遗产》 2000年第4期）、《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程国赋、蔡亚平《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为考察中心》（《文史知识》 2010年第4期），姜子龙《禁毁与传播——关于明清小说的一种另类传播方式》（《理论界》 2005年第9期），林小燕《明代后期小说传播对朝廷禁令的突破》（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蔡亚平《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革红《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蔡之国《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 2006年第6期）等论著，大多同时具有鲜明的交叉与专题研究特点。

二是小说传播的个案研究。几乎都集中于经典名著。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是较早的小说传播个案研究，对《金瓶梅》的传播进行了研究。21世纪以来的主要成果有：甄静《元明清时期〈世说新语〉传播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借鉴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从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新的视角揭示《世说新语》在元明清时期的传播流布情况及特色。牛景丽《〈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太平广记》历时性传播与影响进行了探讨。王瑾《〈夷坚志〉新论——以故事类型和传播为中心》（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从续作、仿作、选本、话本改编、戏曲改编、对章回小说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夷坚志》的传播情况。程国赋《三言二拍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版本流传、选本、改编现象、传播主体、传播地域、传播环境等对“三言”“二拍”传播进行详细探讨。王平主编《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杨家将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十几部小说的传播进行了个案研究。舒媛媛《水浒故事之流变与传播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水浒故事的明清传播、近现代传播、当代传播进行历时性考察。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年）则就影视改编这一特殊传播现象对《红楼梦》现代传播进行了详细研究。此外，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探讨了书商出版推动古代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作用，是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刘永文、王景龙《〈申报〉与晚清小说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刘颖慧《插图与晚清小说的传播——以晚清〈申报〉小说广告为例》（《理论导刊》2006年第11期）则都是以《申报》为案例的个案研究。

5.古代文学传播分体研究之四：戏曲。戏曲的传播研究同样包括整体与个案研究。

先说戏曲传播的整体研究。通代研究之作中，上文已述及的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同时涉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与戏曲传播现象与特点研究。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虽然以传播命名，但主要是对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进行探讨，传播内容只有一章。张静《元代文人与戏曲传播初探》（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3年）探讨了元代文人对于元代戏曲传播的作用与影响。宋波《昆曲的传播流布》（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尝试运用传播学的观点解读昆曲的文化传播意义和影响，探讨了昆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字传播和口语传播的对立统一，同时还涉及了口语传播和地方宫廷行为模式的关系、传统文化传播模式的巨变与昆曲兴衰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焦福民《后戏台时期戏曲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探讨了近现代以来戏曲电影、戏曲电视、戏曲互联网等后戏台时期的戏曲传播情况及其生存传播的展望。

再看戏曲传播的个案研究。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为重点，分别以赵春宁《〈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燕飞《〈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为代表。此外，高明《琵琶记》、徐渭《四声猿》、张凤翼剧作、孔尚任《桃花扇》等剧作也有相关研究论文。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是以特定戏剧文学形象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作者以传播的控制、内容、媒介、受众、效果、情境、动机等分析模式，探讨包公获得成功传播的文化心理动因。

诗、词、小说、戏曲四体传播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探讨散文、变文、文论、诗话传播研究的论著，谌东飚《中国古代散文的传播与散文文体之关系论纲》（《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重在探讨散文传播与文体演变的关系；胡连利《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拜石《敦煌说唱文学与古代信息传播》（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皆以敦煌变文传播为论题，但彼此视角有所不同。前者重点探讨了敦煌变文的传播背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和传播意义。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等讨论了《文心雕龙》的传播意义和影响。

6.古代文学域外传播研究。古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了不少论著，21世纪除论著外，还有不少深入研究的文章。由于域外传播研究涉及到中外文学交流，因此这种研究有不少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域外传播研究可以从世界视域和国别视域两方面来考察。

一是世界视域的传播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在整个域外的传播情况。其一，综合性的介绍与研究。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探讨了每个朝代的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情况，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域外传播尤作了重点分析。顾伟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分诗、词、散文、戏曲、神话与小说五编，从先秦到清代，全面介绍了20世纪英、美、法、德、俄、日、韩等国汉学家传播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按文学综合、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工具书等几方面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情况。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对古代与近现代文学在域外传播情况都作了简略介绍。其二，对某一文体的介绍与研究。早期有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以大量文献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域外的传播情况。相比之下，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一文更具学术含量，该文从传播所在国的文化传统来讨论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情况，注意到了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随意性、偶然性和非经典性等独特现象。此外，林一、马萱主编《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自中国戏曲起源以来在不同时期特别是20世纪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的传播作了系统介绍与研究。

二是国别视域的传播研究。即按国别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大致而言，90年代侧重于欧美国家的传播情况研究，21世纪则侧重于亚洲国家的传播情况研究。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阮洁卿《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史》（《法国研究》2007年第1期）、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分别对中国古代文学在法、英、德等国的传播进行了介绍。亚洲以在韩国、朝鲜的传播研究论文最多，如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学报》 1998年第6期），韩梅《论金圣叹文学评点在韩国的传播》（《东岳论丛》 2004年第3期），杨昭全《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及影响》（《社会科学战线》 2001年第5期），谭帆和郑沃根《中国小说评点本在朝鲜时期的传播与影响》（《常熟高专学报》 2002年第5期），聂付生《中国神魔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南开学报》 2005年第3期），吴秀卿《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2009），韩梅《论金圣叹文学评点在韩国的传播》（《东岳论丛》 2004年第3期）等。[※注]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有宋红《黄庭坚诗在日本》（《九江师专学报》 1986年第1期），区鉷、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衷尔钜《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0年第6期），张爱民《〈庄子〉在日本的传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李时人、杨彬《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周以量《〈夷坚志〉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研究》 2006年第2期）等。在泰国的传播研究有泰国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泰国赵美玲《中国古典诗歌在泰国当代的传播与影响》（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此外，还有夏露《〈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期），张玉安《中国神话传说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 1999年第3期），莫嘉丽《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年第3期）等文章。

三 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

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个案研究。在早期论文中，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第6期）是大陆学者最先以“接受史”为标题的论文之一。跨入21世纪后，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致呈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路向前推进，尤其以经典作家作品接受的个案研究为主体，主要集中在唐诗和宋词上，其次是先唐文学，宋以后的成果很少。

1.古代文学接受整体研究。从接受的对象来看，古代文学接受的宏观研究包括通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和断代文学的接受研究。

先说通代文学接受研究。代表作有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者为最先问世的中国文学分体接受史——中国诗歌接受史的研究专著，在中国文学接受史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作者旨在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以作为接受史料的历代诗话为学术基础，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其诗学意义。后者是综合性的通代文学接受史研究著作，全书“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代不同类型的文学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既理清了‘史’的线索，又把握了‘论’的重点。在此基础上，书中着重探讨了各时代的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总结了各时代的接受理论”。

再看断代文学接受研究。以唐宋为界，呈前热后冷之势。先秦文学接受研究，仅有邓新华《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江苏社会科学》 2000年第5期）等少量论文，汉魏六朝与唐代是断代文学接受研究的两大重点。

汉魏六朝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涉及汉乐府与建安文学以及中古诗歌的接受研究。代表作有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以及她与赵红合作撰写的《论沈约对汉乐府的接受》（《求索》2007年第4期），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接受与批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

唐代文学接受研究主要有张浩逊《唐诗接受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和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点带面，古今贯通，选取一些接受者对典型诗人的接受情况；后者侧重于史的梳理，把明代唐诗接受史分为六个阶段，著者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唐诗接受观念与方法进行细致的比较与分析，对各种接受形态也加以具体而翔实的考察。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两部以唐诗选本为考察对象的特殊断代文学接受研究，两者都是探讨清代的唐诗选本研究，前者侧重于共时分析，后者侧重于历时梳理。

2.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一：唐前时期。主要集中于《诗经》、《楚辞》、《庄子》、《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

《诗经》接受研究有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龙向洋《从“圣”到“凡”的跌落——魏晋南北朝〈诗经〉的文学接受》（《琼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等。

《楚辞》接受研究较之《诗经》成果更多。如高曼霞《接受过程中的〈湘君〉、〈湘夫人〉》（《求是学刊》1994年第5期），盛树屏《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邓新华《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江西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年第2期），郭建勋、毛锦裙《论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求索》 2006年第10期），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云梦学刊》 2002年第5期）、《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第5期），《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求索》 2004年第6期），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云梦学刊》 2005年第4期），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中国韵文学刊》 2005年第4期），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西华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陈淑杰《李贺对楚辞的接受和创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郭建勋 《论词对楚辞的接受》（《求索》 2002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汉魏至唐代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庄子》接受研究除了单篇论文之外，还出现了研究专著。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对明代的《庄子》接受进行了研究，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

《史记》接受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对唐宋时期的《史记》接受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唐代史学、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方面探讨了唐代《史记》接受情况，下编则从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三个层面研究了宋代《史记》接受情况。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进而上溯于唐前，分别探讨了唐代以前的史书、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学者的《史记》接受情况，并对唐代以前的班马优劣论演化轨迹、《史记》传播与接受中的儒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赵洪梅《〈史记〉在元词中的接受研究》（《社会科学论坛》 2010年第4期）则将《史记》的接受研究延伸于元词。此外，韦爱萍《史实与诗美的完整结合——论李白对〈史记〉思想的接受》（《理论导刊》2007年第11期）、《史实和诗美的完美结合——再论李白对〈史记〉的接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为李白与《史记》两个个案的互释。

陶渊明接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李著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著通过对唐代各种史料的爬梳与辨析，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把唐代陶渊明接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的博士论文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

此外，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3.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二：唐五代。主要有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以及《花间集》的接受研究。

盛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集中于李白、杜甫、王维三大诗人。李白接受研究的代表性研成果[※注]有：伏涤修《李白诗歌作为唐诗最高典范的被接受与遭贬抑》（《烟台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朱易安《试论唐诗学建构的主流与非主流——以李白接受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因素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唐斌和王红霞《试论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西华大学学报》 2010年第5期）等。杜诗接受研究方面，较早问世的论文有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社会科学辑刊》 1995年第1期）等，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后有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注]专注于整个唐代对杜诗的接受研究。梁桂芳《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3期）则将杜诗接受研究延伸于宋代，并从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比较的视野加以探讨。王维接受研究方面，主要有：周嵬《盛唐和中唐对王维诗歌的接受》（《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年第2期），张进《宋金元王维接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孙武军、张进《明代前中期唐诗选评中的王维接受》（《宁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清初王维接受研究——从“自然”论窥探王夫之对王维接受》（《陕西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第3期），袁晓薇《解读一个“全面的典型”——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汪苹芳《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王维田园诗汉译英对比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

中唐文学个案的接受研究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等为重点。韩愈、柳宗元在文学史上以“韩柳”并称于世，前者的接受研究主要有：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熊礼汇《从选本看南宋古文家接受韩文的期待视野——兼论南宋古文选本评点内容的理论意义》（《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全华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重在韩愈散文接受研究。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2年第2期），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重在韩愈诗歌接受研究。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进而对韩孟诗派中的贾岛、姚合并称接受作了史的梳理和研究。有关柳宗元的接受研究主要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莫军苗《金元柳宗元文章接受史》（《柳州师专学报》 2011年第2期），莫山洪《论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柳州师专学报》 2010年第1期）等，杨文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然后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莫军苗一文延伸于金元，在时段上正好与杨文衔接。白居易是中唐文学接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一是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的整体性研究，如沈文凡、李文玉《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认为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二是特定时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如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社会科学辑刊》 2009年第4期）、文佳的《白居易诗歌在南宋的传播与接受》（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三是经典之作的接受研究，如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文学遗产》 1998年第4期），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0年第3期）等。四是由白居易进而拓展至元白诗派的接受研究，如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还有如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广西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等的个案研究。李贺也是中唐文学接受研究的一个热点，早期研究论文有高洪奎《李贺诗歌的接受史研究：中唐至五代》（《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99年第1期），后有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历代接受现象及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研究》 2004年第1期）、《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文学评论 2008年第1期），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南开学报》 2004年第3期），何新所《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中州学刊》 2012年第1期）等。

晚唐五代以李商隐与《花间集》的接受研究成果较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清代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花间集》接受研究主要有：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一书从《花间集》的版本流传、批评、接受三个章节来研究，实际上只有第三章是接受史研究，对宋代、金元、明代、清代的《花间集》接受进行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东岳论丛》 2010年第12期），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年第4期）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此外，李春桃《〈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在各代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4.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三：宋金元。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

北宋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苏轼最盛，早期论文如王水照的《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词史地位的评定》（《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南昌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侧重于特定时代的接受研究；王友胜《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等侧重于对苏诗接受研究的学理思考。后来如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则趋于通代研究，前者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各个时代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者先按从时间纵向上论述了苏词在宋元明清的接受情况，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对苏词与柳永词、辛弃疾词、姜夔词的比较，以及苏词的本事、风格的接受研究，最后通过对几首经典词作的阐释史的梳理进一步分析苏词接受的个案情况。黄庭坚与苏轼并称“苏黄”，但其接受研究成果无法与苏轼相比，值得关注的是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该文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从选本中的柳、周词，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以及柳、周词对词人创作的影响等几方面来研究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

南宋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辛弃疾最盛，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分上下两编，上编“近八百年重点读者的辛词接受与消费调查”，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其中20世纪以前和20世纪的选本各9种，通过调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历代稼轩词批评史论”，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从理论接受、创作接受和社会接受三个层面来研究宋元时期的稼轩词接受情况。

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重点。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5.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之四：明清。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经典名著的论文是李延《从接受美学看〈金瓶梅〉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8年第4期）、刘绍智《接受中的〈三国演义〉》（《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最早问世的学术专著则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与重在文学接受研究的理路有所不同。后有喻晓、闻钟《〈红楼梦〉接受史研究：21世纪红学新路径之一》（《红楼梦学刊》 2000年第3期），提出以接收史研究作为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探讨其接受情况。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6.古代文学域外接受研究。古代文学的域外接受也有少量研究成果。马金科《朝鲜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首次对朝鲜诗学接受中国江西诗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书从朝鲜诗学的接受语境出发，分析了朝鲜诗学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在对接受中介的分析中探讨了接受的途径，通过对朝鲜诗话文本的深入解读，研究了朝鲜诗学对江西诗派的代表作家及其诗学理论接受的实际，并且与中国诗学的比较分析中，总结了朝鲜诗学接受江西诗派的特点和意义。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论述了日本江户时代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特别重点研究了江户时代汉诗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的接受情况。

四 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

除了以上以传播或接受的不同视角展开论述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合传播与接受而一并加以研究的论著。总的来看，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双向研究，也同样贯穿历代，但成果不如上述单向研究丰富。

1.古代文学传播—接受整体研究。通代研究成果有限，断代研究以建安与唐宋文学为重点。

先说传播—接受的通代研究。以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为代表，此书首次以中国戏曲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以“观众与作者”、“演员与作者”、“观众与演员”、“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等五条主要线索，系统地梳理了自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深入探讨了其中的规律。内容不仅涉及作家、演员、观众、批评家、戏班主人和出版商等多个层面，还涉及各种声腔剧种的传播与交流，多种演剧形态和场所的交叉与竞争，多种传播方式的共存与兴替，为中国戏曲构建了一部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传播接受史，是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要拓展。

再看传播—接受的断代研究。唐前建安文学是一个研究重点，主要有王玫《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建安文学在唐代的接受与传播》（《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3年第2期）、《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邓义兰的《建安文学在南朝的传播接受》（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马丽娅《先唐俗赋传播接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以传播学和接受美学视角研究俗赋，重点探讨了先唐俗赋的传播情况，包括俗赋的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的历史记录、传播的外在文化影响等。唐宋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主要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尚著对元和诗自中晚唐五代至明清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陈著以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接受情况。唐宋之后的接受研究，主要有郭英德《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 1999年第2期），重点对元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作了简要的论述。

2.古代文学传播—接受个案研究。以先秦与唐宋为两大重点，介于其中的汉魏六朝时段，仅有马丽娅《西汉〈楚辞〉传播接受的途径与方式》（《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张敏、肖伟《〈古诗十九首〉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等少量论文出现。唐宋之后则呈逐步递减效应，值得关注的是李根亮《〈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拓展《红楼梦》研究的视界与领域具有一定的意义。

重点之一是先秦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主要有王秀臣《〈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北方论丛》2006年第1期），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龙剑梅《〈山鬼〉主题的多元接受及其对文学传播的启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等。王文认为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此文主要从《诗》的礼典属性论述其传播与接受的发生机制。尚著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庄子论、中篇屈原论皆非传播接受研究，下篇庄骚传播接受论结合社会文化思潮，对《庄子》《楚辞》在先秦两汉时期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及其特点进行了详细探讨，是先秦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

重点之二是唐宋文学接受个案研究，其中唐代主要有胡振龙《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2003），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东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陈文忠 《 从“手抄本”到“印刷本”的文化旅程——〈寻隐者不遇〉传播接受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2011年第12期），张春媚、刘尊明《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齐鲁学刊》 2003年第1期）。宋代个案研究主要有白贵、高献红《西昆体诗之传播与接受》（《河北大学学报》 2009年第3期），陈岳芬《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 2006年第3期），余敏先、米学华《试论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2期），邓建《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渤海大学学报》 2006年第1期），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李静《朱淑真诗词在宋代传播与接受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5期）等，仍然集中于柳永。

3.古代文学域外传播—接受研究。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一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文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

五 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评价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梳理与分析上面来看，传播学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运用和开拓，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侧重于文学的分体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文体有唐诗、宋词、元剧和明清小说。这体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经典性，体现了经典文学因其突出的艺术生命力受到阅读者重视而得到广泛传播的文学现象。因此这种时代经典作品的传播研究有着特别突出的学术价值和典范意义。但是这种经典传播研究所涉及的文学对象又是较为狭隘的：一是表现在只集中在“一代文学”中的一种经典文体上，而未重视“一代文学”同时并存的其他文体作品的传播情况；二是表现在“一代文学”的时段选择主要分布在唐代以后，而对于唐代以前的许多经典文学的传播情况未予以重视，实际上唐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传播时间更久远，影响力更持久，它们对唐代及其以后的经典作品有着重要影响；三是表现在一种文体的作品选择也往往是极为有限的几种经典作品，在作品选择上还不具有广泛性。由于研究对象狭隘化，因而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展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传播的真实性和全貌性。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文学传播的方式和媒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这就抓住了文学传播研究的核心和本质，因为不同文体的文学传播需要依凭不同的传播媒介和方式，如词的最初传播与歌伎唱诵、小说的传播与出版印刷是有密切关联的。然而文学传播的研究内容又不局限于此，王兆鹏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有六个层面，包括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注]因此古代文学传播研究除了从传播方式和媒介来探讨外，还应广泛研究其他相关内容，虽然有些论著和文章对其他内容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总体上是关注不够，特别是从六个层面的综合上来探讨文学传播的研究更是乏见，这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从研究的理论探讨来看，虽然断续有一些文学传播方面的理论文章发表，甚至有人提出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注]但总的来说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较为缺乏理论探讨的，因而研究实践也缺少具体的理论指导。即便是文学传播最基本的概念范畴，其内涵也含混不清的，诸如“传播与接受”、“传播与影响”、“传播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没有十分明晰的阐释与界定，因此在研究实践上往往是各唱各的调。有些虽能够给予它们一定的界定和区分，但理论与实践脱节，最终是“接受”、“影响”和“研究”往往也成了“传播”的另一种代名词。

正如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一样，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所考察的对象也主要是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这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的艺术成就和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但同时这也显示出接受研究所涉及的面较为狭窄。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接受往往是与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同时，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特殊的接受，因此接受史研究与研究史或曰学术史研究又作如何的区分也是研究中必须面临的难题。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所以在文学接受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不少研究者往往把传播与接受混杂在一起，把接受史研究等同于研究史或学术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是对文学接受的文献资料（也可以看做是传播资料或学术研究资料）进行排比梳理，而没有考虑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和独特性。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

实际上，存在于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的以上问题，既有实践层面的问题，更是学理本身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听取和借鉴一些学者对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之言，以便从中获得多重启示意义。比如李永平《古典文学传播研究刍议》（《光明日报》2005年7月29日）、熊柱《关于当前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现状的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袁晓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与突围》（《学术界》2010年第11期）等文，分别就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李永平《古典文学传播研究刍议》对近几年来有关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多有批评，认为其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传播接受状况；二是某一文学体裁、题材、流派或艺术形象的传播方式或传播者考释；三是跨地区、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交流情况。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从事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学者对源于西方的传播学传播学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独立的研究方法还不甚熟悉，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把握多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该文甚至认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运用传播理论、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范例，学者间也没有实现视界交融和对话。关于什么是“文学传播研究”认识上还不统一。基于此，对文学传播研究本身的性质、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方法、意义的探讨亟待展开，为建立文学传播学做准备。

陈文忠《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袁晓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与突围》两文则主要是针对古代文学接受研究而言的。陈文提出当前的接受史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观念上，“接受史”与“学术史”常混而不分；在操作中，有的往往流于接受文本的罗列排比。只有在理论上真正搞清接受史的学术特质，才能在操作中避免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因此，有必要辨明接受史与学术史的异同。接受者包含研究者，“接受文本”同样包容“学术文本”，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体系中，接受史与学术史确是紧邻。但是，既不应把二者简单等同，也并非单纯角度的不同。所谓接受史实质是作家作品与历代接受者的多元审美对话史，是本文的召唤结构在期待视野不同的历代接受者审美经验中具体化的历史，也是古典作家的创作声誉史和经典作品的艺术生命史；它通常体现为不同时期的接受史包括普通读者、评论研究者以及作家艺术家，对作为接受对象的作家作品作出的理解、阐释及在创作中接受影响和借鉴等。接受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古今的审美经验，让古典走向现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史作为与创作史前后衔接的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新维度，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更紧邻文学史料学的学术研究史，在主体范围、对象性质、功能任务和研究态度等方面，均有实质区别。袁晓薇文进而指出：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在接受史研究广受瞩目、成果纷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混淆了接受史研究和史料学、学术史研究等的区别，以简单化的模式对不同接受对象进行统一操作等。这些倾向均为接受史研究学术特质的“变异”，若不加以澄清和纠正，将导致接受史研究学术意义的丧失。富含学术思考的“问题意识”是接受史研究成功突围的关键。

总之，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学术前景是喜人的，但对于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单向研究或传播—接受的双向研究及其与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之间的异同关系，还是应该作进一步的区分与辨析，力求避免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不断泛化之弊。与此同时，要努力通过贯通传播学—接受理论与方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传播学学术体系，然后在此坚实的根基上展开富有学术个性的高质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