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中译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古代文学翻译基础上进行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很早就有了，但译介的主体多为外籍人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译者才逐渐参与到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当中，而古代文学译介学的观念和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译介学兴起而出现的。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的学科领域，但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交叉性研究。限于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古代文学译介学研究多由比较文学研究者承担，但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开始涉足这一新兴学术领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一 古代文学与译介学理论建构

“译介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阈而展开的异质文学翻译互动研究。”[※注]它是以文学翻译为基础，从比较文学的媒介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问，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发展和繁荣。

谢天振对我国译介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先后出版了《译介学》（1999）、《翻译研究新视野》（2003）和《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对译介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谢天振认为：“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注]也就是说，译介学“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把翻译文本作为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不是外语教学研究的对象加以审视和考察”。[※注]因此，译介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揭示它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二是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三是关于翻译文学史的方面。[※注]

谢天振的观点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呼应。如查明建也指出，译介学不是一般的翻译研究，“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研究；其次，它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译介和翻译文学，即它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必须符合比较文学的学科规定性，是‘跨语言、跨文学、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离不开比较文学学科的规定性和研究目的。它由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乃至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区分开来”。由于强调译介学的比较文学属性，所以查明建认为译介学的本质“是文学关系研究：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译介学关注的是译语文化对文学译介的操纵，以及由此建构起的文学、文化关系”。“因此，一般的翻译理论，如翻译的语言哲学、直译、意译、等值等理论，不能应对译介学所要讨论的问题；非文学的翻译研究，即使是从文化层面来研究，也不属于译介学范畴；即使是文学翻译研究，如果不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出发点，论述仅止于翻译作品本身，也没有从文化层面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纯粹翻译问题，那么，这样的研究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译介学。”[※注]

显然，谢天振、查明建等人的译介学理论强调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隔绝性，有意对两者作了区分。虽然译介学是在文学翻译基础上而形成的，但是译介学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翻译研究对于语言转换层面的探讨，而是由语言转换的语言学研究延展到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层面，突出了研究的“文化转向”。因此，译介学研究深化和延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内涵，但同时也与传统翻译作了“自我了断”。从比较文学的学科属性规范来说，这种理论阐释固然有其需求性和合理性，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毕竟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所以也有不少研究者对谢、查的译介学理论提出了批评。

有研究者就指出：“译介学研究尽管不是一种语言研究，但离不开语言，因为语言与文学本身就是不可分的。只要不是专门探讨指导具体的语言翻译技巧，就不能不说是属于译介学研究。”“目前对于译介学的界定基本上就是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前面两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本来就是翻译学所研究的内容，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传统的翻译研究现在也涉及了翻译的文化层面。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样，一般的翻译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所以，“译介学的研究范围‘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可能把二者很明确地区分开来，就像译介学这个术语本身的意义一样，‘译’就是翻译；‘介’就是介绍，而翻译本身就是介绍的作用，用一种语言（目标语言）来介绍另一种语言（源语言）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注]这里，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渊源关系得到了重新的重视和认可。

相对于谢、查等把语言转换层面的研究排除于译介学之外，有研究者则重新界定了译介学的研究对象。“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注]这里，既有译介技术的研究，也有译介文学和译介文化的研究。

尽管译介学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译介学的理论探讨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和译介批评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和促进作用，并且包含了古代文学的译介学研究。强调译介学的文学比较和文化比较，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批评的比较视野拓展，提升古代文学译介研究的当下意义；重新正视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渊源性，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实践对于译介质量的重视和提高，促进古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和繁荣，使得古代文学译介基础做得更为扎实。

二 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

古代文学的译介成果在马祖毅和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03年修订版）、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过介绍。如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一书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在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俄苏、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丹麦、挪威、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蒙古、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家的翻译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张海惠、曾英姿、周珞编的《中国古典诗歌英文及其他西文语种译作及索引》[※注]收录自1990年以来近百种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著作和翻译作品集，包括200余首先秦至唐五代中国著名诗词的整篇英文原译作，以及约2500个英、法、德、俄、意、西等文种的译作出处。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工作，大部分是由国外的汉学家来承担的，对此有人指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注]。这从《汉籍外译史》中所列举的外译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绝大部分外译作品是由外国学者所翻译。

不过随着对外交流的深化和中国本土翻译者的培养，由中国人自己对外译介的古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如英译方面：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有《红楼梦》、《楚辞》、《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史记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长生殿传奇》、《聊斋选》、《老残游记》、《古代寓言选》等，孙瑜译有《唐诗宋词》，孙大雨译有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陶潜《归去来辞》，宋玉《高唐赋》，潘岳《秋兴赋》，刘伶《酒德颂》，韩愈《石鼓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许渊冲译有《唐宋词一百首》、《英汉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苏东坡诗词新译》、《中国古代诗词六百首》等，赖恬昌译有《西厢记》、《中国诗歌》等，翁显良译有《古诗英译》，吴锡陶译有《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主编和翻译《唐诗三百首英译》，黄新渠译有《唐宋诗词选》，黄龙译有《庄子英译》、《孔雀东南飞英译》、《中国古典名诗选译》、《牡丹亭英译》、《聊斋故事选英译》等。法译方面：郭麟阁译有《红楼梦》前五十回，徐仲年译有《杜甫诗选》、《中国诗文选》，何如译有《木兰辞》、《十五贯》、《文心雕龙五篇》、《杜甫诗十四首》《屈原赋》等，罗大冈译有《唐人绝句百首》、《古镜记》，许渊冲译有《唐宋词一百首》等。[※注]

另有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其首批约100种选目中，也以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用多种语言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再如湖南人民出版社《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家经典译丛》、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工程浩大，也出版了几十种古代文学的翻译本。

此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也有了对外译本。如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英、西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英、法、德、西等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古典文学史》等。[※注]

古代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程度各有不同，但主要关注的是名家名篇。如《红楼梦》的译作就显得要多一些。有人统计过，《红楼梦》的外文译本至少有23种文字、79种译本。其中摘译本有7种文字，23种译本；节译本15种文字，31种译本，全译本13种文字，25种译本。[※注]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译本为：1927年王良志节译的《红楼梦》，此译本首次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呈现给西方读者；王际真于1929年在美国出版的节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于1980年出齐了120回的全译本（杨译本）；英国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全译本1986年全部出版完成（霍译本）。[※注]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古代文学的译介实践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于传播和宣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外国民众和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与外译汉相比，无论是所译的作品数量还是译文质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因此，古代文学的译介工作是今后翻译工作者和古代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必须花大力气去翻译更多的古代文学作品，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交流，使中国古老的文明为世人更为广泛地了解和研究。

三 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

古代文学译介实践本身就内含着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指向，因为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的转换，其中由于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构成因素，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必然有文化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原文与译文的或得或失或增或损，或屈从于新语，化入异类文化中，或不失其本，表达原文异趣，总之，是一种语义和词语形式的同一与差异的辩证发展”。[※注]因此，古代文学译介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和文化的比较过程。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则是对古代文学译介行为的再批评，包括古代文学的译介技巧、译介文本和译介文化背景等方面的批评和研究。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代文学的译介史研究。上面提到的施建业《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曹为东《中国文学在德国》等著作虽然主要着眼于古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但也对古代文学的译介情况有过介绍和初步研究。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虽然着眼于整个汉籍的外译史研究，但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史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对于古代文学的译介史也有过介绍。不过目前完全以古代文学译介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尚缺乏，是一个待研的领域。但一些作品个案的译介史研究则出现了，如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具体考察了《红楼梦》在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的翻译、流布情况，特别是附录中包含了世界上各个语种的《红楼梦》译本一览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部文学巨著在国外的流传和接受情况。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注]对《红楼梦》的英译历程进行了划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30—1893年，此时期的翻译仅为提供语言资料，发表形式不正规；第二个阶段为1927—1958年，译本为译者意图和书商意愿折中的产物，以王际真译本影响最大；第三个阶段为1973—2000年，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代表，这两个全译本吸收了当代红学的研究成果，为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第二，古代小说的译介批评。这以《红楼梦》的译介批评为代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自1980年以来，《红楼梦》译介批评大约有五六十篇以上的论文发表。[※注]因此，有人提出了“红楼梦翻译学”，[※注]以期更深入讨论这些译本的翻译问题。2002年，“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红楼梦》译介研究走向新的高潮。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论文集主要涉及两方面研究：一是《红楼梦》译介文化研究，“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研究《红楼梦》翻译和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同时还涉及《红楼梦》翻译的体制、策略、翻译倾向和补偿策略等研究问题”；二是《红楼梦》译本研究，“主要包括文化和语言层面的问题，对译作和原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对译作进行审美的和其他方面的价值判断等”。[※注]前者如魏芳《翻译策略：译者在特定翻译情境下的选择——〈红楼梦〉两种译本文化内容的翻译策略比较》从翻译策略上看，指出杨译本采用“异化”策略，重直译，更忠实于原著，霍译本采用“归化”策略，重意译，更多考虑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后者如夏廷德《〈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人物姓名的翻译策略》探讨了《红楼梦》中人物姓名的翻译；洪涛《〈红楼梦〉中的语言禁忌及其英译问题》探讨了《红楼梦》中语言禁忌的翻译问题。此外，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注]是《红楼梦》译介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统计手段，并参照英国国家语料库的词频数据，对杨译本、霍译本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指出母语文化对译者的翻译文化观和翻译思维有着极大的影响。除《红楼梦》的译介批评外，其他小说译介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徐珺《古典小说英译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儒林外史〉汉英语篇对比与翻译研究》（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05年版）、孙建成《〈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书分别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的译介进行了批评和研究。

第三，古代诗歌的译介批评。诗歌译介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译介的技巧问题。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论稿》（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视角》（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部书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诗歌的翻译技巧，包括诗词曲中的标题、专有名词、时令节气、典故、数字、曲牌、双关、文化背景、美学特点等诸多方面的翻译技巧都作了详细地研究。穆诗雄《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注]一书从对比中英诗歌的诗体形式、诗歌理论、诗歌审美情趣入手，分析、比较、评判了各种译例的得失，并从中归纳出切实可行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王方路《中国古诗词的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注]一书的“理论篇”介绍了各种翻译理论，并在其“实践篇”中专论中国古诗词中的女性隐喻对译诗的影响。二是诗歌译介的“误译”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论者，如黄新渠《中国诗词英译的几点看法》（《翻译通讯》1981年第5期），余德予《略谈古汉诗英译的理解与表达》（《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童养性、徐永藻《浅谈英译唐诗之误》（《外语教学》1985年第4期），丰华瞻《略谈汉诗英译》（《外国语》1986年第2期），吴景荣《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等论文，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字词、句法、典故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误读”理论的大兴，论者对这些失误也似乎有了更多的理解。如汪榕培《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注]一书通过不同译文的比读，说明了“误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贾卉的博士论文《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注]认为对不同译本应摒弃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观念，用宽容、学习的心态去发掘这种翻译现象背后的理据，重视“误译”的合理性。三是诗歌译介的标准问题。如许渊冲《如何翻译诗词：〈唐宋词选〉英、法译本代序》（《外国语》1982年第4期）、《谈唐诗的英译》（《翻译通讯》1983年第3期）两文中提出了译汉诗的标准为“三美”：首先要传达原文的“意美”；其次要以押韵、重复、节奏等方法传达原诗的“音美”；最后要传达汉诗整饬的“形美”。

第四，古代诸子散文的译介批评。曹惇《〈论语〉英译本初探》（《翻译通讯》1985年第8期）、王勇《20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求索》2006年第5期）、杨平《〈论语〉的英译研究——总结与评价》（《东方丛刊》2008年第2期）等论文探讨了《论语》的英译情况。王平《比较〈老子〉的三种英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增刊），崔长青《谈〈道德经〉的英译》（《读书》2000年第1期），陈国华、轩治峰《〈老子〉的版本与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张小钢、包通法《〈道德经〉英译版本的归类及思考》（《江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论文和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对《老子》的译介进行了研究。汪榕培《〈庄子〉十译本选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4期）、《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的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6期），陆钦《〈庄子〉在日本》（《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张爱民《〈庄子〉在日本的传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庄子〉在国外的版本注本及译本》（《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等论文和徐来《英译〈庄子〉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著对《庄子》的译介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其他一些诸子散文的译介情况也有所研究。

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一方面促进了古代文学译介实践的发展和繁荣，有助于古代文学译介的质量提高；另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外文化交流。因此，古代文学的译介批评是古代文学译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化研究有助于古代文学及其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