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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第三节 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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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研究是古代文学研讨的基础,作为研究进展的一个标尺,其深入程度直接决定了古代文学研究成就的高下。从大量总集与别集的整理校订中可以看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已有丰厚的积淀,特别是相关的整理说明中,往往都有对作家生平较为细致的考订,有对版本的精细的对勘与别择,这自然应属于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此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相关专题论文,从版本、曲文、插图等方面对《西厢记》展开研究,对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皆加以考察论述,阐明各版本的特点与源流系统,并对其评点、刊刻、改编情况加以梳理,评析各种版本的价值,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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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代文学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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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是古代文学研讨的基础,作为研究进展的一个标尺,其深入程度直接决定了古代文学研究成就的高下。在6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进程中,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从大量总集与别集的整理校订中可以看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已有丰厚的积淀,特别是相关的整理说明中,往往都有对作家生平较为细致的考订,有对版本的精细的对勘与别择,这自然应属于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相关的专门研究也颇为发达,对专人专书的探讨、对专门问题的关注,都有大量成果问世。

一 作家生平研究

作家生平研究并非仅指关于其事迹履历的细致考辨,而是主要指向于对其文学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或者本身就构成文学史活动的言行动止。往往可以借此见到作家文学观念、行为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深入研讨其文学活动。这其中如作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生平交游、师友渊源等,都具有考辨的现实意义。举例而言,李白入长安的经历对于他的创作与心态影响极大,以前学界多以为李白只是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但这无法解释其部分作品中暗现的行迹及悲愁干谒心态;而稗山、郭沫若、郁贤皓等先后论定李白曾两入长安,就解决了这一疑案,也为进一步研究李白的作品提供了史实基础。由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达,优秀作家数量众多,相应的生平研究也极为纷繁,如以单篇论文而论之,是指不胜屈的,此处只能择要言之。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生平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屈原家世与生平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作者有感于日本学界的“屈原否定论”,对屈原的家世、生平、创作活动以及他所处的楚国的政治、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从根本上廓清了这一问题,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此书为多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心在于“研究屈原(包括家世、生平、思想、政治主张、创作、朋好、政敌)和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政治情况、军事情况、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文学创作者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等)”。作者钩稽文献,指出“朕皇考曰伯庸”之“伯庸”就是《楚世家》中的句亶王熊伯庸;《橘颂》一篇学界多认为是屈原早期作品,实由作品风格推断,作者则结合《仪礼》与《孔子家语》的记载,认为此文为屈原行冠礼时明志之作;《大招》一篇,作者认定为楚威王逝世时屈原招魂之作,其时屈原任职兰台;作者又结合考古发现,论述了“左徒”、“征尹”、“行人”诸官职的职掌与关系,否定了视屈原为职业宗教工作者的看法,确定了屈原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形象;并进一步论述了屈原的具体外交思想,指出了传统“联齐抗秦”说的简略;同时考述了屈原在《哀郢》中表现出的心态,对屈原在江南的行迹与卒年进行了考察。书中大量论断发前人所未发,新颖独到,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古时段的作家考辨可以曹道衡、沈玉成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为代表。此书在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的基础上续有推进,分汉魏、两晋、宋齐、梁陈、北朝隋五卷,对中古文学中大量问题进行了考证。此书范围大致包括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辩证,如干宝、刘孝绰、陆法言的生平,李谔请正文体的具体时间,都有裨于加强对文学史的新认识;考察作家生卒年,如杨修、庾信的卒年,郦道元的生年等,都在现有结论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辨析作品的写作年代,如论定《典论》、《颜氏家训》的成书时间。此外对于相关文学事件的考证,对前人已有结论的商榷等,都体现了作者立足文献、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学术眼光。

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对多位唐代诗人生平作出了考辨。全书共收录了27篇文稿,对杨炯、杜审言、王翰、王之涣、崔颢、常建、高适、贾至、张谓、张继、李嘉祐、刘长卿、韦应物、刘方平、戎昱以及大历十才子等近三十位诗人的事迹与作品进行了考证。后记部分又对杜审言、王翰等十一位作家的事迹作了补订。全书突出了群体研究意识,对多位同时代的诗人生平进行了整合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多为中小作家,从而丰富了对诗坛生态的多样化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启示作用。

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作为带有作家生平考证专著性质的著作,更对唐代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核考。辛文房所撰的《唐才子传》共10卷,收录诗人278人,附见120人,采辑丰富,保留了大量人物材料。但其撰书本意不在考史而在于评论诗歌,故而史实记载多有疏略之处。校笺则以此书为基础,力图通过对其记载的考证与补订,达到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较全面把握,所进行工作大抵以探讨材料出处、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备事迹为主。校笺工作集中了唐诗研究的多位专家,皆能结合各自所长进行详考,因而在整体质量方面值得高度肯定。而此书的编撰也显然并不局限于单纯事迹考订,作者“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笺证,而是想通过现在那样的笺证的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线索,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使书中的笺证既是现有研究的成果,又是无限的学术进程中一个新的起跑点”。在此书四册出齐之后,傅璇琮又约请陶敏与陈尚君对全书所作考证进行补正,并作为第五册出版。第五册对此前考辨多有更为细致的辨析,并突出了出土文献的应用,强调材料的前后贯通,多有发明。进入21世纪后,傅璇琮另行主编的《宋才子传校笺》于2011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此书于2008年3月正式启动,分为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五个分卷,分别由祝尚书、张剑、辛更儒、程章灿、王兆鹏五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至2010年下半年全部成稿,凡280万字。主编傅璇琮在《〈宋才子传笺证〉编纂心得》中对唐、宋《才子传校笺》作了简要的比较:第一,《唐才子传校笺》列专传者为278人,而《宋才子传笺证》中《北宋前期卷》为73人、《北宋后期卷》为81人、《南宋前期卷》为60余人、《南宋后期卷》为87人、《词人卷》为80人,总数为380余人,全面地体现了宋代文学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情况;第二,《唐才子传校笺》参与笺证者有22位学者,而参与撰写《宋才子传笺证》的,仅《北宋前期卷》就有26人,再加上其他分卷,其撰写者人数当为《唐才子传校笺》的好几倍,这也体现出这部书集体协作的一大特色;第三,《唐才子传校笺》由元人辛文房作传,当代学者作笺,《宋才子传笺证》则因前人并无作传,故每篇传、笺皆为当代学者同一人所作。这似乎有“自我作古”之嫌,实则为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结合的一种体例创新探索。[※注]

此外郁贤皓的《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结合正史、诗文、类书、姓氏书、笔记、杂史、方志、碑刻、佛藏等材料,对唐代各州刺史的任职情况与相关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全书按照十五道分卷,各卷下以州分列,资料翔实丰富,不仅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对地理、官制、军事等方面皆有价值。作者在此书出版后又不断进行增补,相应成果以《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名出版。郁贤皓又与胡克先合作,对唐代九卿制度及九寺正卿与少卿的正员官任职情况进行考辨,撰成《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细致的文献基础。

王兆鹏等《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着重考证两宋时期历来生平事迹不清楚的42位词人的生平事迹、创作经历及其交游人物的相关事迹,厘清了多件词史公案,可以为两宋词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扎实可信的史料。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潘阆考》、《王观考》、《刘焘考》等21篇,主要考证潘阆、王观等22位词人的生平仕履和作品系年;第二部分是《两宋十八家词人生卒年小考》,主要考证王居安、王赏、刘清之等18位词人的生年或卒年;第三部分是《邓肃年谱》、《张元干年谱》,详尽考证南渡词人邓肃和张元干的生平事迹及其创作历程。词史研究的进展,既有赖于理论方法的更新,更有赖于实证成果的扩大和积累。此书通过对历来生平事迹不清楚的若干词人行实的考订,有助于了解和还原宋代词人诗客的生存状态、创作历程、创作背景和文坛风尚,对研究词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景深、张增元编纂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根据方志的记载,收录元代戏曲作家20人,明代戏曲作家155人,清代戏曲作家258人,元明清散曲家240人、戏曲理论家等85人,其中多有未见著录者,从而为研究元明清曲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传记材料。庄一拂的《明清散曲作家汇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汇录了460余位明清散曲作家的生平资料,分为明清两编,凡有散曲专集或曲学论著、材料较多者入正录,其余入附编,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戏曲家资料集。

萧相恺主编的《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共收两汉至清代文言小说家近160家,按传主生活的年代先后编排。由于文献所限,其中多数为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都感到陌生的小说家,编者通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在文献和评述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各篇分传和评两部分,并尽量将两者融为一体,尤其注重将每位作家放诸文言小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坐标上进行考察,以传和评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文言小说史图景。同时,不少条目后面还附有注释,有些还列出参考书目,提供了更进一步了解的线索,保证了全书的信息量,使此书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关于作家的生平研究,还有两套丛书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1985年推出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6卷,收录周秦至清末较为重要的文学家共159位,在体例方面,“它不同于作家年谱,采用了以传为主、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体例。即以作家生平系年和作品系年为主线,对每个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作品都有较为详细的述评”。1997年又出版续编3卷,扩大了作家的收录范围,主要收录了一些“二三流作家以及重点不在文学方面的大家(如孔子、孟子)”,共计183人。这套丛书各传作者皆为此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评传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凡是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基本已经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齐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计200册,收录自孔子开始至孙中山为止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有杰出成就的人物270余人,其中不乏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陶潜、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杨万里、陆游、关汉卿、杨慎、公安三袁、李渔、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孔尚任、曹雪芹、袁枚、龚自珍这样在文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评传虽不以生平研究为主体,但对传主思想的揭示与阐发,必然要联系生平展开,因而这套丛书对相应作家生平研究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品版本研究

探析版本源流、辨明版本特征是进行文本研究的前提,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作品版本研究一直是基础性工作,版本梳理的重要性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关于作品版本的研究,除了各类总集、别集的出版说明中会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外,各类书目叙录类著作中更有广泛而专门的探讨,此外单篇讨论某书版本的文章也不胜其烦。此处按诗文(含词)、小说、戏曲等文体顺序对一些专门探讨作品版本的专著进行简要介绍。

专门就诗文作品版本研究的著作不多,因为诗文是古代的精英文学,其传播刊刻普遍受到文人的重视,刊刻程序较为规范,版本传承相对简单,因此可供研究的空间较小,无须大篇幅的容量,在典籍整理、书目叙录和单篇论文中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唐前不少优秀文学作品多赖此以传,在科举时代具有重要地位,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而其版本也较为纷繁复杂,傅刚的《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此展开了专门研究。全书共分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文选》版本叙录与《文选》版本考论三个部分。上篇对史志目录、官修目录与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进行考述,并论及宋元本《文选》在明清时代的存藏和流传;中篇分写本、抄本与刻本三个系统,对《文选》重要版本加以论述;下篇则是针对版本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作者对《文选》版本详加搜罗,细加比勘,首次理清了《文选》版本刻、存与流传的历史线索,指出李善注本并非自六臣本抄出,后人所据尤袤刻本与单行的李善注本并非同一系统,而尤刻本虽然参考了五臣或六臣本,但仍然是以李善注本作为底本。作者还指出现存两种宋刊五臣注本非同一系统,在详细比对李善注本与五臣本的基础上,一反旧说充分肯定了五臣本的价值。在六家本方面,则指出第一个李善与五臣合并注本为元祐九年的秀州州学本。在《文选》的文体分类方面,则论定了五臣本与李善注本皆为三十九类,推翻了旧有的“三十七类”陈说。可以说,此书的考辨将《文选》的版本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崇高,在宋代即有千家注杜之称,其诗集之笺注评点本众多,版本中真伪羼杂,颇难条理。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历代有关杜诗的著作进行汇集,分为内外两编,内编注重现存之书的著录,而外编则为存目与参考资料。其中内编又分为全集校刊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及其他杂著类;外编除全集校刊笺注类、选本律注类之外,又增加谱录类与集杜、和杜、戏曲类。各书条目下标明著录与存佚情况,介绍版本,详载序跋,并加按语对全书作一评价。全书收录杜集相关著作近千种,为杜甫诗集版本提供了详细的参考线索,是杜集版本与杜诗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蔡锦芳《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是关于杜甫诗歌版本及注家方面的研究,澄清了杜诗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问。如郭知达的《新刊校订集注杜诗》,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与原宋本之间有多大的出入?神秘的杜修可、杜定功、杜立之等人是何许人也?《钱注杜诗》的底本是不是他所自称的吴若本?朱鹤龄辑注杜诗的成就究竟如何?杨伦的《杜诗镜铨》是否存在着以蒋金式的批朱本为底本但又不欲明告读者的嫌疑?等等。

刘真伦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韩愈文集在宋元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清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编为集本,对韩愈文集现存者、已佚但有佚文传世者及已佚且无佚文者进行了深入述考;第二编为选本,分诗文专选、类书与杂选三类进行论述;第三编为诗文评,从诗话、笔记、杂说中探察韩文传承情况;第四编为石本,逐一探讨韩愈诗文的石刻著录情况;第五编则是对《顺宗实录》的专门考察。全书的中心分为两个方面:“具体考察现存的韩愈集宋元刻本的编次、文字、校勘、注释以及版本源流、刊刻与流传,为韩集的文本研究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工作平台;钩稽已经失传的宋代韩文传本,通过对这批失传的韩学著述的考察,勾画韩文在宋代流传的历史轨迹,进而为韩学以及宋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谢思炜的《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白居易集的版本与白居易的创作、生平进行了论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版本,收录七篇文章,其中论及白居易集的“淆乱”问题,指出这一问题实际上得到了不恰当的夸大,今存白居易文集与其原本的差异并不太大,而且其中只是有百余篇文章散佚,实无伪作羼入的问题;又对敦煌本与日藏白居易集的流传与校勘价值进行了讨论;还对《白氏讽谏》、《白氏策林》、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等白集别本进行了论述。下编则结合文献考辨,对白居易的生平、家世、学术、人生思想、文学思想、叙事诗创作等展开讨论。

陈耀东的《寒山诗集版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分研究编、版本编和资料编三部分,对《寒山诗集》的版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刘尚荣的《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对苏轼诗、文、词集的版本进行了考述。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对宋刻全集、集注本前集、百家注分类本、顾注苏轼、明代苏轼文集选本、词集、外集等进行了专门论列,同时评价了中华书局新出的苏轼文集、苏轼诗集的整理得失。在“各书的版本源流、刊刻时地、行格款识、编纂体例、收藏存佚、内容真伪”等方面,详加介绍与考辨,对苏轼著作的版本清理起到了较大作用。

相对于诗文,小说的版本研究专著要丰富得多。这是因为小说尤其是明清白话小说是通俗文学,一方面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不为精英文人所重视,在商业利润的驱逐下,小说的传播刊刻既粗糙又复杂,这无疑为其版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需要容量大的专著来进行详细考证和细微阐释。

白话小说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典名著上。刘世德《三国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对《三国演义》的残页、嘉靖刊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四郑刊本、杨美生刊本等版本进行了全面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研究。该书是目前《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罗尔纲的《〈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七篇考证文章,对《水浒传》的成书、作者以及原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水浒传》原本是“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在明洪武年间撰著的,结束于梁山伯大聚义之后的惊噩梦,其后的二十九回半实为后人续加,并对前书进行了追改。作者还结合《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论证了罗贯中的“著作权”问题,并考订金圣叹的《贯华堂水浒传》并非古本,对《水浒传》的成书与著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学界影响甚大。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 2005年第2期)以《水浒传》作为例证,论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的现象、文本“原貌”的追寻、不同版本的价值等问题。认为一书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甚至巨大的差异,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难点。因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

李时人的《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对世德堂本、朱鼎臣本和杨志和本三种《西游记》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今见明刊最早的世德堂本之前,社会上曾流传过一种抄本或刻本,此是最接近吴承恩原作的一种本子,可视为吴氏原作,此本含有唐僧出世故事,世本把这部分刊落了,而朱本前七卷抄自吴氏原本,保留了这段故事,以后各卷则抄自杨志和本。张锦池的《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作者着重从内证着手,揭示了世德堂本内在的一些前后脱节的现象,据以探索其祖本的残迹,认为世本的祖本可能是词话。

刘辉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结集出版了作者关于《金瓶梅》版本研究的相关论文。作者细致梳理了《金瓶梅》的成书过程,谈论了其作者问题,并对所见主要版本加以叙录,考证其版本源流,同时重点考察了张竹坡与文龙对《金瓶梅》的评点与整理。李时人的《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也涉及《金瓶梅》的版本研究,自鲁迅提出《金瓶梅》初刻本应是万历庚戌(1610)年,此后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等均持此说,作者经过一系列考证,认为所谓的庚戌初刻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红楼梦》版本版系统最为复杂难辨,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谈论的主要是“现代”的版本,对亚东本、“有正本”的底本进行了探讨,并对《红楼梦》的脂本、程本、译本作了简单的梳理。郑庆山《〈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各种版本的特点进行讨论,下编则是综合研究《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并着重于此书的校勘,作者提出了“存真为准,恢复原文。通顺为度,补遗订讹。避繁就简,返璞归真。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的整理原则。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了郑庆山的《〈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续篇》,对相关问题续有讨论,其中《石头记版本异文统计表》对勘异文,颇有助于对各版本关系的了解。刘世德的《〈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强调了小说版本学的独特性,因为小说主要是以通俗的白话创作的有首有尾的作品,有些篇幅很大,在当时属于通俗读物,并不享有经史子集同等的地位,存世版本不易获见,因而研究起来困难很大。这就要求研究者广泛搜罗版本,比较其文字、情节的异同,并借此揭示作家创作、作品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贯通于多个版本中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书即以此为中心,通过对秦钟之死、薛蟠之闹、彩云与彩霞的分合、迎春的身世、贾琮的身份、周姨娘角色的变化、贾兰人物角色的变动、三春的住处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对曹雪芹构思的变化、小说情节的修改、各版本的时序、归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杨传镛的《〈红楼梦〉版本辨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对《红楼梦》甲戌、己卯、庚辰三种早期钞本的关系与版本流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甲戌本的写定成书在现有各钞本之前,为其祖本;己卯与庚辰本则属于同一版本的两种形态;在版本源流判断方面,作者以为自甲戌本成为己卯·庚辰底本后,其演变可分为己卯、庚辰、蒙府、戚序(第一百四十回)一支及梦觉、舒序、库氏、杨藏一支。林冠夫的《红楼梦版本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系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版本之总结。全书分十章,对《红楼梦》现存的十一个版本分别从其收藏始末、研究状况、文字特点等方面加以阐述论证,并对每一版本作出有力分析。每一章节看似独立介绍,实则兼具对各版本之间脉络联系的把握,深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壸奥。另有一百余张图片,于版本研究著作中,实属难得佳制。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八十回抄本系统的版本,对各本的流传与差别进行了详细论述,并考述诸本的底本面貌以及流传过程。中篇对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的版本样态、成书年代等进行分析,认为该书并非根据程本校改,而是程本之前的过渡版本,虽非程本底稿,但其中亦有部分为程本所取用。下篇是对刻本的研究。对程本的刊刻次数、刻书地点等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判别程本版别的方法。

文言小说的版本研究专著以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为突出代表,该书对《太平广记》的现存版本、版本演变、分类和体例、引书、佚文和异文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考证和分析,是《太平广记》版本研究集大者。其《太平广记会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以谈恺刻本为底本,参校孙潜校宋本、沈与文野竹斋钞本、陈鳣校宋本、韩国《太平广记详节》本、活字本、许自昌刻本、黄晟巾箱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同时参校《搜神记》、《法苑珠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相关古籍。纠正了大量疏漏,包括进书表、正文、出处、篇名等;补充了佚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异文,并且凡改动谈本处必有校记。

此外,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程毅中《程毅中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萧相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付建舟和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对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版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提出不少新证和新论。

戏曲版本研究的专著最少。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元杂剧《西厢记》版本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相关专题论文,从版本、曲文、插图等方面对《西厢记》展开研究,对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皆加以考察论述,阐明各版本的特点与源流系统,并对其评点、刊刻、改编情况加以梳理,评析各种版本的价值,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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