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为题刊载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指导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讲话》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新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讲话》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反映论的理论基础上揭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从文艺社会本质进行学术批评的新导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又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指出了社会存在的第一性，社会意识的第二性，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观点，《讲话》对文艺与社会生活作了如下判断：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注]

社会生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文艺作品则是人类头脑主观意识反映的产物，两者是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社会生活作为文艺作品反映的对象，不仅具有丰富性，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样，便从存在与意识、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层面上揭示了文艺的社会本质，既强调了社会生活对文艺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又突出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力。

虽然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绝不是机械被动的反映，而是主观能动的反映。对此，《讲话》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注]文艺作品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体现的正是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

《讲话》一方面强调了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的源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能动反映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具体体现，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揭示了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的社会本质的揭示确立了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来进行学术批评的导向，这种批评导向有助于深刻分析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动性，避免了离开社会生活内容孤立地片面地批评文艺作品。

其次，《讲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了阶级社会中文艺的社会属性，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而确立了从文艺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学术批评的新导向。

《讲话》认为阶级性是文艺的最基本的社会属性，“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站在不同阶级立场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就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由于文艺具有阶级的社会属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注]

这样，从文艺的阶级社会属性出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讲话》说：“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艺能反转过来给予政治影响，所以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也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注]

文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述揭示了文艺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文艺的政治功用目的。文艺的政治属性和功用的揭示确立了从文艺与阶级和政治的关系上来进行学术批评的导向，这种批评导向有助于深刻分析文艺作品所呈现的阶级观念和政治立场，从而更好地指导文艺和文艺批评为现实政治服务。

最后，《讲话》基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阐述了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学术批评新导向。

《讲话》从文艺作品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出发，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讲话》对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地位和作用是有不同侧重的：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突出政治标准的第一位性是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讲话》在阐释政治标准时说：“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注]这种政治标准内涵的界定又是从当时抗战的政治实际出发所作出的。因此，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位的文艺批评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文艺对于现实政治的功用性，强调文艺对于政治的服务功能。

当然，《讲话》在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位的同时，也没有否定艺术标准的重要性。《讲话》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注]这样，《讲话》便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深刻地揭示了文艺批评两种标准的关系。

文艺批评两种标准的规定和政治标准的侧重规范了马克思主义核心指导下的学术批评新标准，这种批评标准的规范有助于深化文艺作品的政治内容的分析和对艺术形式的重视。

1949年7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议一致确认《讲话》是指导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由此正式确立了以《讲话》为基石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文艺创作和学术批评中的指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文艺创作和学术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学术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讲话》过于强调政治对于文艺的主导作用，也潜藏着新中国成立后学术批评的种种缺陷和不足，概而言之，就是过于强调社会生活对文艺的决定性而相对忽视文艺反映的能动性，导致批评的机械性；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而相对忽视文艺独立性，导致批评的教条性；过于强调政治标准而相对忽视艺术标准，导致批评的泛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