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俞平伯在对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增删的基础上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后两年间作者陆续地发表了一系列的红学研究文章，如《红楼梦与天齐庙》、《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论》等，[※注]其中《红楼梦简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虽然对“自传”说作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仍然继续坚持新中国成立前所形成的“钗黛合一”说、“色空”观和“怨而不怒”风格说等红学观点，于是引来了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等人的严厉批判。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先是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先投给《文艺报》，被拒后转刊于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与此同时，两人又在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不仅充分肯定了李、蓝的批判行为，而且还给他们的批判定性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开火。”“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拦阻‘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袁水拍《责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对容忍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屈服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了严厉的责问。

由于毛泽东亲自过问，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54年12月8日召开了扩大联席会。会上，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作了《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些发言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而展开的。从此，一场由学术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运动便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些批俞文章结集为《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发表的批俞文章129篇。这场由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发起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其批判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集中批判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研究。

李希凡、蓝翎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因此，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注]此后，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又进一步归纳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原则性错误：“首先，俞平伯先生以主观主义变形客观主义态度批评了《红楼梦》，把《红楼梦》看成一部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因而否定了它的现实价值，歪曲了作者的创作方法。其次，正因为俞平伯先生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地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地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以部分偏概全面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地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再次，由于俞平伯先生离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因而在批评作者的态度时，就只能从形式上把它总结成：‘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注]

对于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在毛泽东批示之后的批判中更加突出。如何其芳指出：“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把文学艺术看作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注]程千帆指出：“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意见，不论是表现在其旧著作《红楼梦辨》或其新著作《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中的，都彻头彻尾地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就文艺的范畴来说，则是力图抹煞文学艺术本身及其美学思想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唯物论，而代之以披着客观主义外衣的主观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论。”[※注]王瑶则从政治高度分析了对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的必要性：“俞平伯先生的错误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重视，除了问题的本身以外，就因为它表现出了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阶级斗争的面貌是非常复杂和尖锐的，它必然也会反映到我们研究工作的领域中。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次的讨论，结合对于自己工作和思想的检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我们的思想和研究工作都提高一步。”[※注]

二是在具体问题上重点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自叙说”、“色空”观、“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等沿用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方法的错误观点。

1.批判“自叙说”。李、蓝认为“自叙说”的根本错误是“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像贾氏衰败这样“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问题。俞平伯从“抄家、自残、枯干”三个原因解释贾氏衰败，“只能是形式主义的结论”。事实上，“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注]

2.批判“色空”观。李、蓝认为：“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现，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注]毛星则认为俞平伯的“色空”观念含混，“有时指的是色欲，有时又指的是爱情，有时又泛指人生”，如果把“色空”观解释为这样的含义，那么《红楼梦》“就变成了一部劝善戒淫、反对恋爱或主张逃世的‘善书’、‘道书’，和‘太上感应篇’一类书的‘思想价值’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而《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红楼梦》的人民性也就几乎可以化为乌有了”。[※注]

3.批判“钗黛合一”说。李、蓝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作者所创造的肯定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恰好相反，她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俞平伯主张“钗黛合一”说“便调和了其中尖锐的矛盾，抹煞了每个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否定了二者本质上的界限和差别，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注]聂绀弩也认为“钗黛合一论”“就是说钗黛两人之间没有矛盾。但钗黛之间的矛盾是《红楼梦》中的关键性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主峰”，因此“钗黛合一”说“是直接、干脆、全部、彻底地否定《红楼梦》的”。[※注]

4.批判“怨而不怒”说。李、蓝认为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实质上“是他对红楼梦创作的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这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特色及其反封建主义意义是截然相反的。[※注]徐嘉瑞也认为俞平伯的“怨而不怒”风格说抹杀了《红楼梦》作者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注]

通过一番批判后，俞平伯在1955年第5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认识到“对《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不能局限地意味着这只是对某一特定文学名著理解的分歧，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对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并且检讨了自己“前后断续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主要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是多端的，无论是属于大胆的假设也好，猜谜式的梦呓也好，烦琐的所谓考据也好……基本上只是主观主义在作祟”。[※注]